这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吗？——恩格斯《卡#183;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发表的前前后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法兰西论文,这是论文,马克思论文,导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5年1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理查·费舍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同意该出版社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的一组文章(共三篇)印成单行本小册子出版，还请求恩格斯为这个单行本写一篇导言。考虑到德国有可能通过所谓反颠覆法，费舍希望此书至迟能在3月出版。恩格斯在2月2日的复信中尽管抱怨费舍定的时间过于紧迫，但还是基本同意这一计划。在此后的几封信中，恩格斯建议补充一篇文章，作为该书的第4章。他为各章拟定了新的标题，并建议将书名定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从信中还可以看到，恩格斯从2月14日起已开始写《导言》(《导言》发表时落款的日期为3月6日)。
这篇著名的《导言》是恩格斯一生所写的最后一篇重要政治论文，它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作了精辟的论述，因此是一篇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如上所述，这时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讨论所谓反颠覆法草案，也就是政府在1894年12月6日提出的《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的法律草案》。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因此被社会民主党人称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党的执委会对这一形势估计得很严重，因此费舍在3月初看到恩格斯写的《导言》的手稿后，对其中的一些段落感到不安，并且立即和执委会主要成员倍倍尔、辛格尔、奥艾尔进行商量。3月6日，费舍受执委会委托写信给恩格斯，把他们取得一致的意见告诉他并请他接受随信附上的他们的修改方案。信中说，引起执委会异议的那些话很容易被敌人利用，由于反颠覆法草案有可能被通过，因此目前特别必须努力避免这一情况。
恩格斯在3月8日的复信(这封信的原件一直没有找到。1965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德国部主任维尔纳·布鲁姆贝格发现了它的一份打字副本<1924-1925年间由费舍提供的>，并在他编辑出版的《倍倍尔和恩格斯通信集》的序言中刊载了几段<该书1965年德文版第Ⅺ页注57>)中表示他“尽可能考虑到”党执委会的“严重担忧”，除了几点之外基本上接受他们的修改意见。但是恩格斯也向执委会指出，他们的担忧有些过分，使人不能理解。恩格斯还指出，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断迅速壮大，敌人十分清楚时间对社会民主党有利，迫切希望早日同党较量，因此党即使在演说中表示愿意守法，敌人也不会相信，这种做法反而只会使自己蒙受耻辱。
费舍和倍倍尔看到恩格斯的复信后都曾写信给他，为执委会进行辩解。倍倍尔在3月11日的信中指责恩格斯“以错误的前提为根据”。他说：“没有人想要说将来我们要走‘合法’的道路，我们不容置疑地表明，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会把政权交到我们手中，至于怎么个交法，我们并没有表示意见。我们只是驳斥了说我们热衷于尝试一下新的弹仓式步枪的那种看法。”(《倍倍尔和恩格斯通信集》，1965年德文版第795—796页)
倍倍尔等人的态度说明，恩格斯对德国当时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略的看法同党的执委会是存在一定距离的，尽管如此，在《导言》修改问题上双方毕竟已取得一致，争执本可以暂时结束了。但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还未出版时，3月30日的《前进报》却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其中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使恩格斯的观点大大遭到歪曲。恩格斯看到后非常气愤，立即在4月2日写信给考茨基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页)
根据恩格斯的要求，考茨基在《新时代》第13年卷第2册第27和28两期(4月出版)连载发表了这篇《导言》。恩格斯在上述两封信中所说的“全文”显然是和《前进报》的摘录相对而言的，因此《新时代》上发表的是单行本中经过删改的文本。
1895年5月，帝国国会否决了《反颠覆法草案》，但是德国政府仍旧不断向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发动进攻，处心积虑地利用一切机会和借口对社会民主党实行镇压。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领导在恩格斯逝世后仍旧没有发表《导言》的原来文本。特别是大致在1910年以后，党的领导逐渐转向中派立场，就更加不可能这样做了。1899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用隐晦的语言暗示恩格斯已在这篇《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作了“必要的修正”。(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5页)考茨基在同他论战时在《伯恩施坦和辩证法》一文中对他作了驳斥。考茨基说：“恩格斯一如既往，仍旧是一个老革命家”，恩格斯关于“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这句话就是证明。考茨基还援引恩格斯1891年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重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和同年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关于无产阶级不能顺应资产阶级的要求而绝对放弃使用革命权利的言论来论证，恩格斯在《导言》中阐述的思想和这完全一样。如果说《导言》中表现得不那么清楚，“那责任不在他，而是在于德国的朋友们，他们要求把文章的结尾(考茨基在这里把《导言》被删节的部分简单地说成是一个‘结尾’，当然是不确切的。——引者)删掉，因为它太革命了。”(《新时代》，第17年卷<1898-1899>第2册第47页)考茨基指出，既然伯恩施坦掌握恩格斯的遗稿，如果遗稿中有这段删掉的结尾，那就请伯恩施坦将它发表。对此，伯恩施坦立即在《辩证法和发展》一文中回答说，他丝毫不知道那一被删掉的结尾，他也不掌握这份手稿。伯恩施坦并不否认可能有这么一个结尾，但是他认为这个结尾同他所理解的这篇《导言》的基调不会有“原则性的对立”。他甚至认为，重提“革命权”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是“给假花浇水”。(同上，第361—362页)
尽管伯恩施坦这样歪曲恩格斯的思想，甚至使用臆测的手段来进行论战，但是在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的讨论和批判中，一些了解情况的党的领导人回避了这一问题，有关《导言》发表过程的事实始终没有得到澄清。直到1909年，考茨基才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摘要发表了恩格斯在1895年3月25日和4月2日给他的两封信，并说明了一部分情况。考茨基同时再一次援引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的言论来证明，恩格斯丝毫没有放弃一贯的革命立场(以上参看《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6—60页)。但是，也是大致从这个时候开始，考茨基逐渐走上机会主义的中派道路，日益与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在观点上趋于一致，他的关于社会革命的言论已成为与实践脱节的空话，因此他的有关恩格斯革命思想的说明也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在这以后，修正主义者继续利用《导言》的经过删节的文本进行歪曲，力图把恩格斯说成是主张无条件采取合法手段的。
在《导言》发表30年后，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5年第1期(3月出版)发表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的一篇文章：《恩格斯的〈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他根据研究院收集到的《导言》手稿和印刷校样介绍了它在1895年发表时被删节和修改的地方，这才使人们第一次了解这一重要文献的本来面目。又过了5年，1930年莫斯科出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第一次刊登了《导言》的全文。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梁赞诺夫无疑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给梁赞诺夫的文章加了一个脚注，其中对某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不够确切。编辑部指责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采取了“不诚实的策略”。它援引卢森堡在1918年12月讲的话并且补充说：“人们也充分了解，恩格斯的《导言》是由伯恩施坦以残缺不全的、经过篡改的形式发表的”。(转引自彼得·吕贝编：《考茨基反对列宁》，1981年柏林和波恩德文版第121—122页)在同一期杂志上，隆斯基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档案》一文中说：“我们现在根据文件判断，由伯恩施坦发表的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是违反作者的意志而经过重大削减和粗暴歪曲的。”
当时已移居维也纳的考茨基看到后立刻写了一篇《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在奥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斗争》月刊1925年第8期上发表，文中对上述看法作了反驳。考茨基援引已由他发表的恩格斯1895年3月25日和4月2日给他的信证明，单行本和《新时代》刊载的《导言》中的删改是经过恩格斯本人同意的，恩格斯是对党执委会的意见作了考虑的，恩格斯感到气愤的只是《前进报》的那种错误做法，正因如此，恩格斯才要求《新时代》发表《导言》的全文(当然是经过删节的文本)，等等。考茨基批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把这两种情况混为一谈了。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已足以证明，考茨基所说的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伯恩施坦当然同《导言》的发表和删节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当时在伦敦同恩格斯来往很密切，直接受到恩格斯的教导，很难设想他对恩格斯当时的观点和恩格斯对此事的态度毫不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梁赞诺夫发表了《导言》的被删节部分后，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月刊》(1926年10月号第676页)上的《纪念理查·费舍》一文中发表了1895年3月6日和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但对它们特别是对后一封信作了重大的删节(施坦因贝格在《国际社会史评论》1967年第2期181—182、185—186页发表了这两封信的全文，并详细注明被伯恩施坦删节的地方)。由于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上述恩格斯3月8日的信一直未发现，这样的删节就有可能给人造成恩格斯在修改《导言》时同党执委会的观点完全一致的印象。伯思施坦的这种做法不是偶然的，他很清楚，如果全部发表了费舍为执委会所作辩解的内容，人们就不难判断恩格斯是如何批评执委会的，这当然会对伯恩施坦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辩护不利。
另一方面，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即起初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对待《导言》发表经过和删节后的文本的看法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48年和1952年莫斯科版的俄文本两卷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以及1950年出版的德文本两卷集的第一卷对《导言》所加的题解的基本倾向和1925年时相似。它说《导言》“曾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方面粗暴地歪曲过”，接着提到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上的歪曲摘引，强调《导言》在《新时代》和单行本中都未全文发表，指出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方面的坚持，“恩格斯不得不同意删去《导言》中谈到未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的若干在政治上最尖锐的地方”。在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始终没有发表《导言》全文的时候又指责他们“企图利用这篇论文残缺不全的部分来为自己的机会主义政策辩护”。(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95页)这一题解笼统地指责1895年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为“机会主义的”和“粗暴地歪曲了”恩格斯的《导言》。196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2卷为《导言》所加的题解有了很大的变化。它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就删改《导言》一事同恩格斯磋商的过程并且全面地说明了恩格斯的态度；它对党的个别领导人及《新时代》刊载经过删节的文本这一情况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叙述，仅仅指责社会民主党领导后来一直不发表全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肯定：“即使经过删节后发表的导言，还是完整地保存了它的革命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67页)
要全面理解恩格斯这篇《导言》的丰富思想内容和伟大历史意义，必须详细分析19世纪末德国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和斗争情况、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还要广泛研究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特别是1890年以后的论文和大量书信中发表的思想和观点。
伯恩施坦把《导言》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实际上认为它是恩格斯晚年着手“修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篇代表作品，并把它看成自己的修正主义的出发点。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例如西德的克里斯蒂安·格诺伊斯在1957年的《争取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一文中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萌芽在晚年的恩格斯那里已经看得出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辑，1957年图宾根德文版第202页)我认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1890年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恩格斯曾在一系列论文(除了《导言》外主要还有《德国1890年的选举》、《今后怎样呢？》、《德国的社会主义》等，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和书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以下两点，而这两点在《导言》中都得到了详细的论述：第一，在当前形势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尽量利用普选权和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斗争，不要接受敌人的挑衅，要避免在“前哨战”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否则，社会民主党将重新走上不合法的道路，直至举行起义。(在《导言》1895年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前哨战”、“决战”和“决定性的搏战”这些提法和有关词句被删去了，但保留了关于决不放弃革命权的声明和关于德国党及其拥护者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突击队”之类的提法。)第二，根据武器技术的发展情况，只要军队的多数没有转向社会民主党，武装起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街垒战的时代已经过去，少数自觉的人带领多数不自觉的群众进行突然袭击的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但是这并不排除在革命过程中进行巷战的可能性。(在1895年发表的文本中，删去了关于将来进行巷战的可能性的整整一段和关于“流血牺牲”的词句，但是保留了关于群众应当参加改造社会制度的斗争并且应该明白自己为什么进行斗争以及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等等的论述，把这些论述同关于革命权的论述联系起来看，当然就排除了恩格斯主张无条件守法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导言》的经过删节的文本尽管在革命性方面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本质并没有改变，根本谈不上宣扬无论如何也要守法的观点，否则恩格斯也不必要求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这一文本来消除《前进报》造成的恶劣影响了。但是伯恩施坦却片面地援引《导言》中肯定议会斗争重要性的言论，声称恩格斯似乎已把普选权和议会活动看成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唯一手段，格诺伊斯等人更进一步认为恩格斯晚年的策略思想同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非常接近，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从来是主张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应当利用一切可能性参加政治斗争(包括议会斗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歧。当然，恩格斯在《导言》中并不仅仅是一般地重复这一道理，而是十分强调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作为新的武器、作为新的斗争手段的重要意义，并且很高地估计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这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策略，而恰恰是恩格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作的重大贡献。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内部已经出现迷恋合法斗争、幻想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和党内具有无政府倾向的分子又笼统地把参加选举和议会活动说成是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斗争。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把日常斗争和最终目的、当前的合法活动同将来的夺取政权的革命辩证地结合起来的革命策略。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可以说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策略思想，其革命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和如何才能为最后的决战作好准备。他的原稿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印象也正是这样。但是最后的决战应当怎样进行，从恩格斯这时的著作中还找不到具体的答案。我们只能从他的言论中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必须先争取到农业工人的多数，从而也就是争取到军队的多数支持社会主义。第二，很可能在社会民主党做到这一点以前统治者就先使用暴力镇压，这就将使社会民主党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第三，因此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积极利用合法手段并不等于放弃革命的权利。第四，工人阶级应当把选举权从“欺骗的工具”变成“解放的工具”(这是1880年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就已使用的提法，是根据马克思的口授写成的)，但这指的仍旧主要是利用选举和议会讲坛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揭露敌人，以达到争取广大群众的目的。恩格斯很重视党所取得的选票数的增长，但也只是把这当作衡量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增长的一个尺度。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已把议会斗争看成唯一的手段，认为党将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然后就取得政权。(恩格斯曾在《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中坚决驳斥了这样歪曲解释他的思想的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6—328页。)
由此可见，恩格斯仍旧认为今后必须通过一次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是应当通过长期耐心的准备工作、尽量减少决战时的牺牲，使胜利更加容易取得。这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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