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西欧社会党的理论创新与政治归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世纪之交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号]1006-7426(2004)03-0040-04
20世纪90年代，西欧社会党(包括工党、社会民主党)开始了以摆脱困境、重建理论为内容的革新运动。各国社会党根据本国和本党的实际情况，改革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思路，力求经过重塑后以新形象成为西欧政党政治中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政党。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第三条道路”虽然是英国工党提出和全面阐述的，但是，各国社会党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其理论观点和政策框架，成了西欧社会党理论创新的新成果。经过“第三条道路”的新论证，西欧社会党从西欧政治光谱中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左翼政党，演变而成丢掉社会主义身份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化的中左翼政党，最终归入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逆流之中。
一、理论创新的四条路径
(一)从“阶级政治”过渡到“后阶级政治”
二十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的分裂，直接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运动方式的布尔什维主义和以阶级调和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因此从出身上说，民主社会主义起源于欧洲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向改良主义发展的产物。这种改良主义运动在战后演变成为西欧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左翼政治力量，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政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形成以代表不同阶级利益为政治立场的“阶级政治”。在“阶级政治”的格局中，社会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弱势的社会阶级的自由、平等与和平的愿望，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的力量决定一切的状况，因此，它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后普遍要求和平、民主与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环境中能够获得阶级政治斗争的胜利。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化，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日渐减少，社会成员经济状况和工作生活状况的改善，使以往那种贫富对立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年轻一代信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生态危机对传统政治运作方式的责难、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样式的冲击，使人们对政党的支持依据发生了转移。以阶级的对立与利益调整为核心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作，已经难以整合多元化了的政治利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一种超越于阶级矛盾模态的新政治格局。也就是说，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传统“阶级政治”的环境正在向“后阶级政治”的环境转化。在一定程度上说，“第三条道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为适应这一转化而提出的新思路。“第三条道路”的倡议者认识到：“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快速萎缩和两极世界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地位和左右的传统划分已经削弱了。”[1]为了取得新的政治支持资源，“第三条道路”主张要改革政党政治的原有理念，突破政党只为某些政治力量服务的传统，使改革后的新政党成为能凝聚各种新政治力量、社会团体和反映多方政治利益的新政治中心。因此，“第三条道路”提出要超越以阶级为基础的左右对立的政治理念，团结和吸收以中间力量为核心的各种政治力量，抛弃阶级政治，反对威权主义和排外主义，争取多阶层的支持。
(二)从全面规制转向注重实效
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在改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运用的是全面规制的方式。经济上根据凯恩斯主义采取政府全面干预的措施，社会管理上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国家制度，无论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还是国际民主的实践，传统民主社会主义都有一套具体的制度来规范。个人、企业、政府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都明确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这样的全面规制，客观上有利于聚合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分散的社会力量共同搞建设，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而且，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保障全体公民享受到共同的富裕。但是，全面规制重视的是整体的效应，却忽视了个性的发展，享受着制度安排好的优越福利的个人也容易产生对制度的依赖，企业因为承受着过重的负担而缺乏应有的竞争力和创新力。因此，当全球化向全面规制型的社会发起冲击之后，资本便以外流的形式首先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发展格局，以经济持续增长为依托的社会平衡发展模式被随后的经济危机所搅乱，缺乏经济发展活力的全面规制型体制逐渐失效。
“第三条道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变革，就是把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规制改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实效性治理。经济上不再进行全面干预，而是让必要的管理同市场本身的积极性相结合；在社会生活中政府以引导为主，鼓励公民参与，发挥民间组织作用，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将福利国家改造为“社会投资型国家”，以创造机会、强化责任意识来代替详细周到的福利措施。这些变革措施目的是为了激发资本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经济增长；将国家承受的整体压力转移和分散开，让个人和社会共担风险。通过这样的变革，社会党政策的被动性得到扭转，并在上世纪末开始出现新的活力。
(三)从注重结果平等到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并重
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由、平等和互助的基本价值内容之中，自由和互助是一个实现程度问题，都只能相比较而言其进步，但是否真的进步了，得依靠人们的思维判断来认定；平等的实现就不仅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能够用实实在在的量化标准来比较。也就是说，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最具可操作性的基本价值。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在平等社会的建构上下的功夫最大，取得的效果也最显著。可是，民主社会主义建立的平等机制是以细致的福利制度为核心的，重视的是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平等的结果，弱势群体受到保护，但强势群体承担着过高的税率和福利负担。“第三条道路”提出“没有责任便没有权利”的新福利制度原则，将机会和风险由集体和社会全部承担改为所有社会成员、集体和社会共同承担的新机制，从单纯注重结果平等转到机会平等和结果并重，以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来代替一部分福利支助。这样做虽然损害了一部分弱势成员的利益，原来呆在家里就可以得到的一部分福利收入没有了，现在需要寻找机会和努力工作才能过上和超过以前的生活水平。但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力量增加了，特别是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不断提高，必然使经济增长加快，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更为重要的是，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如果通过更多的机会平等能创造更多的物质和文化财富，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得到更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上的结果平等。因此，“第三条道路”其实是在倡导一种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的互动机制。
(四)从传统政治运作方式到关注新政治问题
新政治问题是1970年代以来，因后工业化、全球化、生态危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引发的新的政治追求，有相同追求的群体凝聚成一股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比如，绿色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反全球化运动以及极右翼民族主义运动等。它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系统，提出了竞选纲领，有的(像德国的绿党)还得到了比例不小的选票。这些政治力量参与政治活动，打破了原来左右对立的两极政党政治格局。对于社会党来说，因新政治问题而出现的选民政治支持兴趣的转移和数量的减少现象，直接威胁着它的生存和发展。“第三条道路”跳出左右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把新政治问题纳入社会党的政治视域之中，将这些问题列在同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等传统问题一样重要的位置上考虑，并把它们对新政治问题的理解和应对方式作为获得新的生命力的重要依据。
二、理论创新之后：社会主义身份特征的消失
“第三条道路”是二十世纪末民主社会主义转型的产物，表述的是世纪之交的社会党处理新问题的理论思路。作为以社会主义为关键词的政治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尽管没有超出改良主义的范围，可从它的奋斗目标、基本价值和社会改革思路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目标理想和价值理念一直都在影响着民主社会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实践方式。“第三条道路”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摆脱1980年代以来的政治困境指明了一条新路，但是，新的思维模式和理论形态在抛弃落后于时代旧思想时，也把标记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身份的特征也一起革除了。
(一)奋斗目标：从替代走向合流
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修正马克思主义为重心的理论转向虽然抛弃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它的斗争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民主主义者打出了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制定了通过改良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和原则，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了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如果说前两次转型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理想还在影响着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的《柏林纲领》就依然强调，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认识到对资本主义进行修补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那么，以“第三条道路”为旗帜的第三次转型，“主要特征则是告别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告别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2]。不管是作为“第三条道路”领头羊的英国工党，还是后来提出走“新中间道路”来附和“第三条道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转型后的理论表述中都在否定和回避“社会主义”这个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关键词及其意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是否更换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的争论，在苏东剧变后的欧洲刮起了一股将民主社会主义的称谓改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风潮；英国工党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是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对于欧洲社会党影响的终结，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开篇论述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之后”，他认定，“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3]。既然社会主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第三条道路”提出要“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重新定位社会党的目标取向。可见，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欧洲社会党的新理论中已经烟消云散，“第三条道路”最终把民主社会主义带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框架之中。
(二)运动属性：从社会主义退回民主主义
无论从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上看，还是从名称和策略原则上看，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属性都可以介定为“社会主义”，不管是整体性的制度替代还是后来推行的价值替代，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至少隐含着要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理想色彩。“第三条道路”将社会党转型后的实践前提定位为“社会主义之后”，其意义一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下左翼政党的身份再一次宣布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重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老调子；二是明确宣布社会党从社会主义运动之中退场。那么，社会主义退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之后，社会党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知道，西欧社会党的传统理论之中，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价值观混合在一起起作用的，所以，民主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纯正的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之中生长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因素已经成型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要求同资本主义分享权利。在有的西欧国家，如瑞典，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强大一些，因而社会党能够长期执政，并进行更具社会主义特征的改良主义实践；可南欧国家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力量相对较弱，社会党就需要向右翼政党作出更多的妥协，其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征也比前面那部分国家逊色得多。总体上说，西欧各国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同右翼政党推行的纯粹资本主义实践是此消彼长的，同时，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也在社会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倾向之间徘徊。因其改良主义的实质，社会党的政治属性一直呈越来越资本主义化的趋势，民主社会主义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也逐渐被资本主义同化。当各国社会党普遍认同“第三条道路”之后，它们的社会主义身份特征就完全消失了，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言：“资本主义成功地改造了民主社会主义，使它从最初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性政治运动，逐渐成为融合于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一支政治力量。这种融合是这样有效，以至于民主社会主义现在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柱之一。”[4]影响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混合型价值观只留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一点上同右翼政党的核心价值观已完全一致。如果说有不同之处的话，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的民主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党的“第三条道路”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民主主义。
(三)经济基础：公有制整体退场
一直以来，对公有制的坚持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拥有社会主义身份的重要特征之一。虽然这种坚持是有限的，同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理解差别很大，但西欧各国社会党长期以来没有抛弃公有制原则，这在它们执政时推行国有化改革的政策中有充分的体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党转型和重新定位的结果，是对公有制的全盘抛弃，各国社会党纷纷修改国有化政策并反过来进行私有化改革，最典型的而且对民主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工党对其党章第4条的修改。工党的党章是1918年通过的，其中第4条第4款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即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实现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最公平的分配。这个条款因此成为英国工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性特征。但是，在1995年4月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工党新领袖布莱尔推动了对党章的修改，放弃了实现公有制社会的目标。经过“重塑”后的工党把纲领中最后一点社会主义痕迹也抹去了。
(四)国际政策：从民主走向霸权
国际民主是社会党国际1951年成立时通过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声明中所述的四大民主目标之一，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准则和依据。其基本精神是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主张用民主的方法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对战争，力主裁军和削减核武器。在冷战初期，由于敌视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帮凶，国际民主的声明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陈述。1970年代开始，社会党国际在“新东方政策”的影响下调整了原来冷战思维，开始实际地贯彻国际民主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主张裁军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核军备竞赛；谴责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积极主张南北对话，推动南南合作，支援第三世界经济发展，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加强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主张国际社会联合努力，用全球性行动来保护全球共同环境等。”[5]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基本上也是主张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安全的，但是它们在对待俄国和东欧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上，还是没有彻底摆脱大国沙文主义的观念。走“第三条道路”之后，社会党在国际政策上的走势反而出现朝霸权主义发展的趋向。它们追随美国，提出和实行“新干涉主义”，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在人权和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动辄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末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欧社会党政权除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直接冲突之外没有发动过一场侵略战争，但1999年到现在的短短5年时间里，它们却参与了以人道主义国际干预为名的科索沃战争、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充分说明，西欧社会党已经完全背离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民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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