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领先性与滞后性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论文,新石器时代论文,滞后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论及的华南，主要指广东、广西和江西地区。这些地区早在十余万年前，就有广东曲江“马坝人”，四万年前有封开“峒中岩人”，广西的百色盆地和江西赣江流域的乐平、义安等地，均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广西的“柳江人”、“麒麟山人”也早已露面。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华南地区有着人类祖先活动的漫长历史。至距今一万年前后，地质学上的全新世时期，从这里率先开始新石器时代“革命”，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新石器时代是继旧石器时代之后，人类从完全依赖自然的攫取经济向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转化时期，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在1928年初版的《远东东方的新线索》一书中，称之为“新石器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自学会控制火以来的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因此，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研究它的发生、发展和特点，对阐明中华文明起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纵观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将华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早、发展慢、结束晚，即具有早—慢—晚的特点。这种特点以致影响到这一地区先秦社会历史的发展。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和形成的原因何在？本文拟作初步的探讨。
一、十年前的疑惑与预见
十年前，笔者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考古学、民族学和先秦史学，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较多接触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材料，它们是七十年代以前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赖以旋转的轴心。至七十年代中后期，学术上才有新的突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上千年，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①和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②。主持裴李岗遗址发掘的郑州大学历史系李友谋先生坚持认为，裴李岗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笔者不敢苟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还有陶窑、各类陶器和猪骨骼、猪羊陶塑，特别是墓葬中有男女社会劳动分工现象，男人随葬石斧、石铲、石镰等农业劳动工具，女人随葬磨盘、磨棒、纺轮、陶鼎等家庭劳动工具。由此判断，当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其原始农业、制陶业、畜牧业和定居生活，已达相当的发展水平，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所及，应视作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为宜。
反观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有山西沁水下川遗址，C[,14]测定年代距今23900-16400年之间(ZK417、385)，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距今18865±420(ZK136-0)，河南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距今13075±220年(ZK170-0)等。换句话说，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下限至距今13000年左右，与裴李岗文化之间还有五、六千年的空白，这就是孕育中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年代。可惜盼望至今，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此类文化遗址，岂不令人疑惑与遗憾！
笔者1985年冒昧草就“试论‘磁山·裴李岗文化’的时代与社会性质——兼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一文，依据广东封开黄岩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的材料，提出在距今近万年左右的时期，随着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地球由更新世转入全新世，大部分地区变得更为温暖湿润，正是原始农业发生的理想时期。从旧石器时代发展至新石器时代，新的社会变革的到来，是合乎规律和可以预料的。“南方洞穴遗址的材料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存，应到全新世初期一万年以上的地层中去寻找。”③
当时笔者已预见到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领先性。但因长期在北方工作，对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缓慢问题不甚了了。近年回广东工作，接触到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材料，对其滞后性问题，才有所醒悟。
二、早期的领先性
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尚未发现超过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存在明显的缺环。目前对这一情况只能作两种假想：其一是工功未到，未及发现，寄希望於未来；其二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确实不存在，成为永久缺陷。无论如何，只能等待历史的检验。
国内外学者，一般都把磨制石器、发明陶器、原始农耕和饲养家畜，作为新石器时代开端的四大条件和标志。其中原始农业的产生，是根本条件和基本动力。
结合我国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我们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具有如下特征：一、遗址范围较小，文化层较薄，内涵较简单。人们或居近水山洞，或住靠河山岗。文化遗存或单独存在，或叠压在早期之上，晚期之下。二、生产力水平较低。原始农业处于萌芽状态，园圃式地种植薯芋，或刀耕火种生产谷物，采集和狩猎仍有重要经济地位。畜牧业处于早期野牧或人畜同居阶段，家畜有猪、狗、羊等少数品种。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残余较多。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较少，只磨刃口，少见通体磨光者。主要器形有适于发掘和刀耕农业的砍砸器、石斧、磨盘和骨蚌器之类，不见较大型的石锄、石铲、石镢和骨之类的锄耕农工具。渔猎工具大量存在，有兽骨和贝壳等堆积。四、陶器较原始。制陶技术处于手制陶坯和露天烧造阶段，不见陶窑。器形较简单，多为夹砂圜底釜、罐类器以及手捏的杯、盘、碗等小容器，少平底、圈足、带把、带流等复杂器形。多素面或施绳纹、划纹、篮纹等简单纹饰。陶器色泽不匀，厚薄不均，火候较低，质松易碎。也有不见陶器，只见磨制石器的“前陶新石器文化”。五、居住条件简陋。人们住在山洞、半地穴式小房子、窝棚或干栏式木房。这是与群婚家庭或带群婚残余的早期对偶婚家庭相适应的。六、墓葬较整齐单一。随葬品较少，不见贫富分化和男女社会劳动分工现象。死者葬在室内或室外，不见成年男女合葬墓。这些特征互为条件，互相联系，要全面考察，忌孤立分割。
根据上述特征，华南地区已发现多处可靠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文化遗址。其中年代最早者为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上文化层，出土贝壳经C[,14]测定年代距今14900±300年④，突破了一万年大关，令人瞩目。与之年代相近的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⑤，广东英德（原属翁源）青塘圩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黄门岩等遗址⑥。还有广西柳州白莲洞遗址上文化层，经C[,14]测定年代距今12900±150年（树轮校正为11400±15年）⑦，亦在万年以上。这些遗址的共同点是叠压在旧石器晚期文化层之上，打制砍砸器与磨制石斧、石锛并存，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蚌壳和兽骨堆积。其中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和柳州白莲洞遗址均发现穿孔砾石，英德青塘遗址还发现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片，手制，施绳纹、编织纹等。可见当时人们在继承旧石器时代采集和狩猎经济生活的同时，已开始栽种块根植物薯芋之类，并可能从事刀耕农业。砍砸器、石斧、石锛可用于砍伐树木，穿孔砾石可安在掘土棒上当“重石”，方便刀耕农业中挖土点种，如南非布须曼人耕作方法然⑧。至于陶片的发现，更是用于炊煮粮食作物的佐证，陶器是伴随农业产生而出现的，古书中关于“神农氏耕而作陶”（《太平御览》卷833引《周书》）的记载，决非偶然。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再往前发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⑨和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⑩。该两遗址相距几千里，但文化内涵却颇多相似之处，如打制与磨制石器并存，有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片，有穿孔砾石，有螺蚌堆积等，唯甑皮岩遗址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发现有墓葬和猪骨骼等。
上述广东、广西、江西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可以说明在全新世之初，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已从旧石器时代迈进新石器时代的门坎。而中原地区至今仍未见这一时期的遗迹，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领先性，就不言而喻了。
三、中晚期的滞后性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相同或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也是不平衡的。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向前，当进入中、晚期锄耕农业之后，一度领先的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则放慢了步伐，与中原地区的七、八千年至四、五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比较，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河南发现的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11)，具有分布广、内涵丰富、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这类文化遗址比较集中于河南中部，豫南、豫西、豫北也有发现，有五、六十处之多。经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北岗(12)，舞阳贾湖(13)等七、八处。其中贾湖遗址时代比裴李岗遗址更早，距今8000年左右，面积达55000平方米，有相当的村落定居规模。发现有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房基30多座（单间、双间至三、四间相连），陶窑10座，墓葬300余座。石器以磨制为主（有些通体磨光），有斧、锛、铲、镰、磨盘、磨棒等典型的锄耕农业工具，有猪、狗、鹿等动物骨骼。陶器有夹砂和泥质的罐、鼎、壶、钵等。骨器有镖、镞、针、锥和笛等。骨笛有七孔，经专家测试最少有六声音阶，也可能是七声俱全，这是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在龟甲、兽骨和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如“曰”，等，符号有单个也有几个相连，或一个符号多次重复的，如有五个“乙”形符号在两个探方内出现。发掘者认为这与商代甲骨文和中国的文字起源有一定的关系，“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由此可见随着农业定居而来的中原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一斑。至于距今五、六千年的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比之裴李岗文化更为进步。经发掘的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14)和临潼姜寨遗址(15)，均已形成五万平方米以上的固定村落，村里分居住区、陶窑区和墓葬区，大、小房子排列有序，小房子里有石器（斧、铲等）、骨器、陶器、火塘和储粮窖穴，有粟和蔬菜等农作物，颇有对偶婚家庭的气息。它尤以大量轮制的精美的彩陶器称著于世，故又有“彩陶文化”之称。值得注意的是，村落周围绕以壕沟和哨所，活现出血缘氏族、部落聚族而居的繁荣景象。
华南地区同一时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无论是山岗、台地、贝丘或沙丘遗址，其发展规模和水平均落后于中原地区。深圳的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分散在海湾靠近山岗和溪流的沙丘上，规模较小，文化层较薄，内涵简单。如距今6000年左右的大黄沙文化遗址(16)，出土石器有斧、锛、拍、砺石、敲砸器等，以磨制为主，还有少量打制者。陶器有釜、罐、盆、钵、器座等，夹砂陶占80%以上，施绳纹、弦纹、划纹等简单纹饰，采用手制加慢轮修整，火候不高，色泽不均。少见住房遗迹和墓葬，似非长期定居的遗址。类似的文化遗址有深圳咸头岭、小梅沙、珠海澳湾、后沙湾，香港深湾、东湾等沙丘遗址。如果说沙丘文化遗址以渔猎经济为主，相对落后，那么，华南的山岗或台地文化遗址的状况又如何呢？
广东曲江石峡文化遗址(17)，在狮头与狮尾两山之间的峡谷地带，可以作为山岗和台地遗址的代表。该遗址可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自四、五千年前延续至二千多年前，是一部难得的华南地区原始社会晚期的历史教科书。上文化层的遗物，以广东通常所谓“夔纹、云雷纹和方格纹组合的印纹硬陶”与少量的磨光石器、青铜器（钺、镞、箅、刀）共存为特征，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文化层的遗物，以广东通常所谓“曲尺纹、长方格纹组合的印纹软陶”与较多的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下文化层的遗物，以泥质磨光陶、夹砂陶与大量的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出土有盘鼎、釜鼎、三足盘、圈足盘、豆、夹砂罐、釜等残片，还有残石镢、石锛、石铲、砺石及较完整的梯形石锛、石凿、石镞、石锤、纺轮等，以有段石锛、扁薄体铲、钺及平底盘式鼎为特色，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四至五千年。开口於下文化层的一、二、三期共64座墓葬，除出土上述下文化层的器物外，第三期墓中有一定数量制作精美的装饰品，如琮、壁、瑗、环、璜、笄、管和玉片等，还有石钺和炭化谷物。这些都表明锄耕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尽管如此，若将下文化层的“石峡文化”与中原地区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相比较，前者的滞后性就一目了然。类似石峡文化的遗址在华南地区比较罕见，而晚于中原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遗址，则遍及陕西、河南、山西以至山东、湖北等地，可见当时人类社会共同体已不断扩大，有部落联盟甚至王国的迹象。其石器、陶器、骨器等的发展水平不再赘述，而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的龙山文化城堡遗址，仅在河南目前就已经发现了四座，即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和淮阳平粮台遗址。其中距今4000年左右的淮阳平粮台城址(18)，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85米，城墙夯筑，南北各有一城门，南门侧有对称的门卫房，中间路土下埋有三条陶水管道，城内发现有房基、高台建筑基址、陶窑、墓葬、灰坑、作坊和炼铜渣等遗迹，房基上普遍用土坯作建筑材料（我国土坯建筑渊源于此）。该城址用灰坑出土的木炭作C[,14]年代测定，距今4355±175年。众所周知，城堡是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重要象征，预示着在四千多年前，中原地区将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由野蛮迈向文明。而石峡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在粤北地区石器时代的下限，一直延续到西周至春秋时代，比之中原地区滞后了一、二千年。
当中原地区于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夏王朝之后，经过商代和西周，发展成强大的奴隶制王国，创造出文字和灿烂的青铜文化。而华南地区却仍处于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度阶段，直至春秋战国才最后完成。深圳市大梅沙春秋晚期遗址(19)，发掘10座墓葬中有6座随葬青铜器共11件（剑、矛、斧），只见小型兵器，不见中原商、周墓出土的大型礼乐器和车马器。深圳市叠石山遗址(20)，在“夔纹陶类型”的文化层中，发现磨制石器（锛等）、青铜器（锸等）和铁器（斧）并存的现象，经C[,14]代测定距今2250±110年（经树轮校正），相当于战国中晚期。这大概是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尾声，也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先声。
在“百越”杂处的华南地区，至秦统一之前，由于经济落后，造成政治和文化的落后，仍处于各部落王国的纷争阶段，难于形成统一的政权，被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中原王朝，视为“蛮夷”之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发展不平衡性探源
经过与中原地区的横向比较，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领先性与中晚期文化的滞后性，发展不平衡性，便明显地反映出来。那么，产生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其根源在于原始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又在于原始农业发展的快与慢。
华南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山岗林立，河流纵横，森林茂密，为野生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和狩猎经济得以高度发展，同时也为向早期原始农业和畜牧业过渡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在原始采集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随着全新世气候的变化，最初的原始种植业便在靠近山岗和河流的地方应运而生。农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原始农业最早发生于山地。温暖湿润的华南山地得天独厚，拥有早期农业的优势，而中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却处于劣势。正如前述，在华南地区发现多处迄今我国年代最为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出现了原始农业工具和迹象，是合乎规律和可以理解的。
结合国内外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原始农业最先始于无性繁殖的块根植物的种植，即薯芋类粮食作物。它们耕作粗放，产量高，炊煮快（烧烤即熟），人们早在旧石器时代就作为采集对象，逐步积累起储存和种植经验。起初种植薯芋是园圃式的粗放耕作，在山洞或山岗的住地周围，用打制石器或木棒作工具，掘地而种，简单方便。我国台湾高山族，以及笔者曾作过调查的云南景颇族、怒族、独龙族、拉祜族还残存原始刀耕火种农业，而他们最早也栽种薯芋类作物。他们采用烧烤薯芋的办法，解决熟食问题，这大概是“前陶新石器文化”遗址存在的原因。
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逐步学会栽种稻、粟等谷物，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刀耕、锄耕和犁耕三个阶段(21)。刀耕农业起源于山地，人们将山林树木砍倒烧光，用木棒（或戴上穿孔砾石作“重石”调节掘洞深浅）点种谷物，不除草施肥，天生天养。由于农作物产量低，地力消耗快，故人们不得不外出狩猎与采集，补充食物的不足，并不时迁徙，另觅新地开发。同时发明陶器以解决谷物的炊煮问题，用于制陶坯，露天烧造。前述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与园圃式种植薯芋和早期刀耕农业的原始经济生活正相吻合。这是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成其原始农业率先发展，形成早期文化的领先地位。
当进入以使用石锄、石铲翻地种植谷物为特征的锄耕农业之后，中原的岗地和平原地区，肥沃疏松的黄土，便发挥出农业生产的新优势。由于其锄耕农业的迅速发展，便推动了村落定居、家畜饲养和制陶、纺织等原始手工业的相应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中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即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繁荣景象。这时华南山地从原来开创刀耕农业的优势，转化为发展大规模锄耕农业的劣势，直至四千多年前的石峡文化，才见到较多的石镢、石铲等锄耕农业工具。一些贝丘和沙丘文化遗址，人们似乎还过着以渔猎为主的流动生活，其文化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当然与中原地区无法伦比。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原始农业产生有先有后，发展水平有高有低，便形成了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总体上有早——慢——晚的特点。早在初期，慢在中期，晚在后期，比之中原地区落后了一、二千年，呈现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给华南先秦时期的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诚然，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发展本身也是不平衡的，江西比两广地区较先进。特别是江西新赣商代大墓出土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举世瞩目，将改写长江以南古代的局部历史。这种异军突起的复杂情况，应另作别论。
（本文为参加香港大学国际《东南亚考古讨论会》而作）
注释：
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3期。《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②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2期。《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3期。
③黄崇岳：《试论‘磁山·裴李岗文化’的时代与社会——兼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载《论仰韶文化》文集，《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④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5期。
⑤邱立诚等：《广东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1期。
⑥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11期。
⑦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1年4期。
⑧宋兆麟、周国兴：《原始掘土棒上的穿孔石》，《农业研究》第五辑1984年。
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2期。
⑩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2期。《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12期。
(11)李友谋：《裴李岗文化发现十年》，《中原文物》1989年3期。
(12)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
(1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2—6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期。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15)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6)深圳博物馆等：《广东深圳市大黄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
(17)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19)深圳博物馆：《广东深圳大梅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11期。
(20)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
(21)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