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地域色彩”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地域论文,色彩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6)01-0015-06 十七年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建构的最初形态。面对社会主义文学建构中的诸多问题，十七年文学批评家展现出了强烈的担当精神，他们孜孜以求地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为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地域色彩”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建构中的一个元素，也得到了批评家的关注。十七年文学批评视野中的“地域色彩”问题，也承载了非同寻常的历史意蕴。 一、建国初期的探讨与“地域色彩”界线的划定 抗战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民族形式讨论使左翼革命文学家意识到了民间形式的重要性。民间形式多以地方性的形态存在，这也使得左翼作家增进了对中国文化地域丰富性的认识，随之出现的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则深刻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走向。这些讨论兴起的背景是抗战动员所带来的文艺大众化的需要，也是因为处于战争状态，这些讨论不可能充分地展开并取得一致性意见。到了建国之后，这些讨论有了进一步展开的契机，尤其是质疑“方言文学”合理性、有效性的意见开始凸显。 最先提出应该重新评价“方言文学”问题的是语言学者邢公畹，他1950年8月撰文《谈“方言文学”》旗帜鲜明地提出：“‘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着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①。面对此前一直被革命文学阵营所提倡的“方言文学”，邢公畹敢于如此立论，是看到了方言文学与需要民族共同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冲突。所谓“走向统一”、“走向分裂”云云，确实是揭示了语言所维系的家国政治。邢公畹的论断也并非横空出世，因为不久前的1950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斯大林的长篇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此文在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的相关问题上明确指出：“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话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不成其为独立的语言，并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话能够发展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丧失历史前途和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级形式的方言、习惯语服从于自己”。②斯大林的语言学说无疑是权威的、指令性的，也符合新中国领导者对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期许。邢公畹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对“方言文学”公开发难。邢公畹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951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三卷第10期在“编辑部的话”中，特意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内容，也点明了邢公畹的意见是在阅读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之后“仔细检讨”所形成的。同期的《文艺报》还发表了周立波的《谈“方言问题”》、刘作骢的《我对“方言文学”的一点意见》和邢公畹的《关于“方言文学”的补充意见》。周立波应该说是“方言文学”的提倡者和践行者，他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采用了大量方言，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具有积极影响的尝试。在《谈“方言问题”》一文中，周立波不愿意谈论“方言文学”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正式提出‘方言文学’的口号”，他更愿意谈论“方言问题”，也即方言在文学中的表现力问题。在这个向度上，周立波依然为方言进入文学进行辩护，他表彰方言是“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人民的实际生活的土话”，因而采用方言也切合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要求。对于方言的地域局限性以及不好懂的问题，周立波则以实际例子表明“反复的使用几次以后，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理解”。刘作骢的意见则从“新形式的出现”需要“有所增益”的角度来肯定方言文学的合理性，认为方言可以为文学语言丰富词汇。邢公畹的“补充意见”则申述了“方言文学”的历史合理性，进而论证了现时期反对“方言文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过去“我们提出了‘方言文学’的口号，从那个阶段来说，并不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口号，就是作为对反动统治阶级斗争的策略之一而提出的，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的”。但到了“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并且不断走向富强的国家”的现在，“我们是应该以正在发展中的统一的民族语来创作呢(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创作中要适当地避开地方性土话)?还是应该用方言来创作呢(那就是说我们的创作中特别去使用并且强调那些地方性的土话)?”邢公畹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方言文学”和“民族共同语”建设之间的矛盾，认为我们必须“以正在发展中的统一的民族语来创作”。 邢公畹的意见自然得到了宏大话语的支持，因为它本身就处于宏大话语的内部。周立波尽管是已经获得牢固合法性的革命作家，此时面对现代民族共同语建设的强势话语，也不得不采取低调的论辩姿态，为方言进入文学保留一个合法的通道。刘作骢的意见虽然强调民族共同语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迫切性已不大可能容许渐进中的迟疑和无法保证正面结果的尝试。尽管邢公畹也认识到“统一的民族语”正在发展中，而且周立波所提出的方言转化提升为民族共同语也未尝不是发展民族共同语的一条路径，但从总体上看，文学创作中对“地方性土话”的继续使用起到的更多是对建立民族共同语的阻碍作用。不能不说，作为语言学者的邢公畹的意见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提倡“方言文学”的声音开始衰歇。即便是在运用方言方面颇有心得因而不忍放弃的周立波，也在随后的创作中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但其创作的《山乡巨变》在方言使用上也依然受到了指责。在吸收方言土语进入文学创作上得心应手的老舍，则直接表态“我以后写东西必定尽量用普通话，不乱用土语方言”③。具有卓著声望的批评家茅盾也有针对性地指出：“滥用方言和歇后语的后果，非但不能达到丰富语汇的目的，反而使文学语言流于粗糙庞杂。我们要丰富我们的语汇，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持我们祖国语文的纯洁。”④ 文学批评界对“方言文学”的重新考量，显示了文学转折的趋向，即由根据地文学形态或者说新民主主义文学形态转向社会主义文学形态。这一点，邢公畹在讨论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所谓社会主义文学形态，就是说文学必须为一个高度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其政权的现代性质，因而一个没有统一民族语、各地方言仍各行其是的国家是处于自然状态的，是谈不上现代的；而民族也是统一后的中华民族，不再是处于分化状态的自然的族群，方言的使用自然是受限制的。如果说，出于战时境况的考虑，动员群众参与抗日成为迫切需要因而大力提倡“方言文学”的话，那么当这一境况消逝，“方言文学”的生存语境就必然发生改变，面对新生的现代政权，“方言文学”的弊端开始呈现，其自身具有的疏离中央权威的力量就备受诟病。因此，在讨论中，“方言文学”的问题就转换为文学中如何使用方言的问题。在十七年文学整个历程中，经过几番讨论，主流文学界对使用方言这一创作问题仍抱以审慎甚至消极的态度。 方言是某一个地方、地域使用的语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建国初期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主流文学界对于“地域文学”或者说文学的“地域色彩”问题的定位。我们不难从中推导出，十七年文学对“地域色彩”的追求，不可能达到“方言文学”的层面，或者也可以说“地域色彩”到“方言”为止，方言成为地域文学不可逾越的界线。尽管周立波等人仍然没有放弃化用方言的努力，方言的进入也确实“在另一种意义上，表征着‘地方’或‘地方性知识’通过方言这一语言形态得以在文学中的有限度的保存”⑤，但值得强调的是，“有限度的保存”的限度其实相当严厉，纯粹的“地方性知识”或者说“地域色彩”的空间极为狭窄。 二、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繁荣证明的“地域色彩” 通览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地域色彩还是十分浓郁的。事实上，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程相比，十七年文学的地域形态更加成熟。现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以及抗战后的重庆、桂林、昆明、延安等城市，这些城市及其文化形态虽然程度不等地参与了作家的写作，但更多地是作为新文学的流通地而存在的，创作于这些城市的作品虽然也因人而异、多多少少带有“地域色彩”，但总体上看，地域色彩并不明显，色彩的种类也稍显单一。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创作潮流中，鲁迅、王鲁彦、柔石、蹇先艾对浙东、湖南、贵州等地的书写使人领略到“典妻”、“水葬”等不同地域的奇风异俗，30年代的京派中人沈从文和废名对湘西、湖北等地的书写也让人关注到不同地域中的人性形态，但总的来说，地域色彩还是比较单一，作家多来自东南地区，笔下呈现的地域也较为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地域风景多被涂抹上一层悲凉的色调，成为老旧中国封闭蒙昧的写照。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地域形态得到了很大改变，各个省区都开始拥有相应的文学机构、文学队伍和文学刊物。虽然著名作家和优质文学资源依然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但各个地方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逐渐培养出自己的青年作家，这和现代文学时期京沪之外的省区大多处于失语状态相比无疑是很大的改观。 出于乡邦建设的传统伦理惯性以及地方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需要等诸多原因，十七年时期地方省区文学事业的建设大都强调作家对于本土地域风貌和生活状态的书写，这就给文学中“地域色彩”的表现提供了动力。虽然，对“地域色彩”的表现无一例外地都指向对革命合法性的论证，但还是让人感到地域文化的魅力。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及秦牧、杨朔的散文等作品之所以风靡天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对地域风情画卷的描绘。这种描绘也得到了批评界的支持。批评界对此给予支持大体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缘于论证革命合法性、普遍性的需要。文学作品对各个地域革命状貌的描述，体现了革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具有普遍合法性的。批评家们也很注意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作品。比如对于欧阳山的《三家巷》，评论家昭彦就以“建国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反映北方革命斗争的较多，反映南方革命斗争的较少”为由，高度评价《三家巷》“在我们的文学画廊中，恰好填补了这一片空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⑥同理，关于反映革命后新中国各个地方建设的文学作品，也在这一逻辑中得到了正面评价。秦牧的写新社会建立后南国风情的《花城》、《花市》，李若冰的写西北大漠石油建设者生活的《柴达木手记》和碧野写新疆的《天山景物记》等，都得到了批评家的高度肯定。这一时期涌现的石油诗人李季、森林诗人傅仇、煤矿诗人孙友田等人的作品则把现代工业地域纳入了风景的范畴，这一具有现代性的写作行为被批评界视为可喜的现象，大量的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为之产生。 二是社会主义文学需要有一个生动多彩的肉身。在十七年文学的领导者看来，社会主义文学形态无疑是最好的文学形态，这一形态落实到具体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的肉身上，必然要求血肉丰满、魅力四射。而事实上，由于无法确认社会主义文学形态的具体面相和政治氛围过于严苛，作为十七年文学领导者同时也是权威批评家的周扬等人常常为文学作品的苍白干瘪而焦虑，他们想象中的文学繁荣景象也理所当然地包括“地域色彩”的多样化。这一时期周扬等人在批评文章及会议讲话中多次呼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其中也包括对地域文化风貌的推崇。十七年文学中初具规模的流派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也大多是由地域风情文化为基础而衍生的流派，而以柳青、王汶石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以赵树理、马烽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周立波、谢璞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以李准、段荃法为代表的河南作家群均以创作农村题材小说而闻名，他们的创作也都呈现了各自地域的乡土风貌和生活风情。批评家在阐释这些作家群体的成功时，也往往称赞他们对“地域色彩”的关注、挖掘和表现。在对一些知名作品的评价上，批评家也意识到了“地域色彩”在文本中的积极作用。比如对于当时畅行海内的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批评家侯金镜称其为“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林海雪原》的环境描写“是吸引读者、引起读者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从侧面烘托了小分队英雄战士们的革命气魄，而且给这本书平添了不少传奇色彩”，读者很容易“被那北满的深山密林莽莽雪原的壮丽景色迷住”。⑦关于杨朔的散文名篇《海市》，冰心在评论文章《〈海市〉打动了我的心》中直接说：“我喜欢杨朔的散文，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所抒写的东西，有些是我所熟悉所热爱的，比如说，渤海湾的山水人物。看到关于这些的描写，往往使我心魂颤动!”⑧古人谈论以描绘风景为内容的文学作品的成功，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是“江山之助”。在政治批判跌宕起伏的十七年文坛，之所以还存在不少成功的有特色的作品甚至是“引人入胜”之作，“江山之助”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十七年文学批评界当然也注意到了地域书写所释放出的异彩，因而充满兴味地肯定，视之为冲淡文学作品概念化、模式化的良药。 三是“地域色彩”的营造成为民族风格的重要内容。民族风格或者说民族化问题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贯穿性主题，但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程度大为不同。如前所述，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里，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调，由苏联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最高的创作原则和最佳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所秉承的文学史链条基本上是以西欧文学史为线索建立的，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处于这个链条的最前端，并且处在超越之势，其推崇的文学形态也追求社会主义世界范围内的规格同一化，但形诸实际，这一文学形态无疑是以西欧文学为基础、为参照系的。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内在地承继了五四以来西欧文学所拥有的现代性的光魅，其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这就对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的发展建构带来了压抑。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赵树理在建国初和他所提倡的“说说唱唱”的民族形式的文学处于低潮，赵树理的作品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亚文学形态的作品，赵树理本人则奉胡乔木等人之命“进步读书”，胡乔木开列给他的学习书籍则是列夫托尔斯泰等一些西方经典作家的作品。⑨到了1956年，随着“百花齐放”政策的出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有所削弱，文坛上周扬等人开始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之类的说法。主流文学界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带来的教条主义倾向，也发现了这一原则对中国文学的遮蔽。周扬在1956年《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就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反对形式主义，另外一方面又不承认别的国家的文学有可取的地方，估价很低。过去它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文学，从来没有给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评价，只说是革命的或进步的文学。”⑩从百花时代开始，文坛开始重视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到了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毛泽东提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新诗出路应到“民间”和“古典”中寻找等理论，民族风格问题得到进一步重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文学彻底摆脱了对苏联老大哥的尊崇，有意识地重建自我的主体性，批评界形成了讨论“民族风格”的热潮。在讨论中，批评家重新评价了民族化的文学形式，传奇小说《林海雪原》、评书体小说《烈火金刚》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批评界提倡民族化的语言，反对欧化西化的语言句式，方言进入文学的限度也稍微有所松动。在批评界所认定的构成民族风格的要素中，有对地域风情的描绘这一项。当时地域风情描写比较突出、比较自觉的作品，比如上述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等，都得到了民族风格较为鲜明的高度评价。著名学者王起(王季思)撰文称赞《三家巷》“表现了浓厚的民族风格”(11)，评论者高风连续撰写两篇文章赞扬《三家巷》“反映了民族的生活内容”(12)，“对当时习俗风尚的细致逼真的描写”“在全书中随处可见，它衬托了小说的时代生活背景，也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13)梁斌的《红旗谱》则被批评家认为“在创作上的显著特点是表现方法上的民族风格”(14)，其中对冀中地域生活风情的铺展描绘被许多批评文章视为民族风格的重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批评界，不少人认为书写了浓郁的地域风情或者民族生活的作品就自然地具有民族风格。对于这一逻辑尤其是其中极端的观点比如“民族形式是表现了民族生活内容的形式”等，身为批评权威的茅盾并不认同。他专门撰写了长文《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批驳了各种简单化的看法，强调民族形式的动态性以及生活内容与表现手法、语言的统一。但无论如何，茅盾还是强调“民族形式的小说必须有充分的真实的民族生活内容”(15)。“民族生活内容”落实到文学作品中总是呈现为具体地域的生活风情，地域风情虽然是内容层面的东西，但书写得淋漓尽致，会有丰富的色彩、趣味从内容中流溢出来。“地域色彩”是依托生活内容而超越生活内容的存在，因而批评家普遍感到谈论文学的民族风格无法离开具体化为地域风情的民族生活内容。这也是“地域色彩”的营造受到批评界鼓励的重要原因。 谈论十七年文学中的地域书写或地域色彩，值得注意的还有边疆地域少数民族风情的表现问题。在十七年紧张的文学空气中，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拥有相对来说较为广阔的书写空间。比如对于爱情，闻捷的反映新疆少数民族青年生活的《吐鲁番情歌》就给予了大胆的描写和歌颂，这在描写汉族生活的作品中是少有的。而且，闻捷的这类创作也得到了肯定，周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讲话中明确地说：“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和其他表现新疆各族人民新生活的作品，以它题材的新颖和艺术上的魅力获得了读者的欢迎”(16)。白桦、公刘等表现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生活的诗歌，李乔、玛拉沁夫等少数民族作家表现本民族生活的小说等作品也因为相似的原因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批评家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总体上来说是积极肯定的，大多欣赏作品中鲜明浓郁的地域色彩，理由则和以上论述的三个方面相一致。但也必须看到，少数民族题材作品拥有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同样不能逾越论证革命建设合法性、增进社会主义文学丰富性、强化民族风格这一考量范围。一旦过于专注某个题材领域，也会受到指责。比如对于闻捷的情歌，臧克家就认为“他的诗的题材范围比较狭窄，对大时代的精神反映不够”，郭小川认为情歌“表现这种新的生活、新人的思想感情还不深刻，不够强烈”，“避开了或无视了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17)对于闻捷的缺点的批评，昭示了主流文学界对于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及其地域风情的书写是有要求的，不可能容许这些作品中有异质倾向或疏离性力量的表达的存在，总体上还是要求其服从社会主义文学一体化建构的需要。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同样“赞美并力促道德的、宗教的、语言的、文化的同质性”(18)，“地域色彩”所展现的多样性、差异性只能位居于同质性内部。 三、余论：十七年文学的地域问题 十七年文学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文学，这是和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因而十七年文学的地域形态只可能是一体化内部的地域形态，不同地域文学的差异性也只可能是表面化的，甚至是形式主义的。 不过，当社会主义政权内部出现“裂隙”而且这种“裂隙”以地域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时候，文学的地域形态也相应地会出现深刻的差异。对于十七年文学而言，一个极为典型的个案是1962年的广州和上海的地域文学形态。1962年3月，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史称“广州会议”。同时召开的还有也被称为“广州会议”的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者会议。两个会议目的都是落实国民经济调整后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冕”，这极大地振奋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会议之所以选择在广州召开，和当时广东以及中南局的领导人陶铸分不开。陶铸在其主政的中南局尤其是广东一直主张实行开明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据龚育之回忆，1961年秋天，在讨论和贯彻中央关于“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过程中，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今后在中南，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因为陶铸的作用，广东的文艺风气相较其他地域较为温和宽松，文学风貌也较为多姿多彩。比如秦牧的那些小品化的散文在《羊城晚报》上频频发表，并赢得一片赞扬，就和广东的不那么严苛的文艺空气分不开，如果在其他地方，大概是难以免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之讥的。而同是在1962年，时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提出了文艺工作“大写十三年”的激进口号，认为强调只有写建国以来十三年建设生活的作品才是社会主义文学。这一激进的、狭隘的同时也是严苛的观点很明显与文艺调整的大气候不相符，和广州会议的氛围则大相径庭，因而也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邵荃麟等人的抵制。但形势很快逆转，柯庆施所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激进狭隘的文学力量迅速地发展，并取得压倒性优势。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氛围和文学生态与广东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两个地域文学形态的差异缘于主政者陶铸和柯庆施的差异，他们的差异也最终来自于中央政权内部对于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的分歧。 综上所述，在一体化的文学时代，地域文学形态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化的差异，地域文学形态差异性的起源、限度和终结都源于政治内部的“裂隙”。这是我们关注十七年文学地域形态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 注释： ①邢公畹：《谈“方言文学”》，《文艺学习》1950年第1期。 ②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人民日报》1950年7月11日。 ③老舍：《拥护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北京日报》1955年10月25日。关于周立波和老舍在建国后语言观念的调整，详情可参考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一书第十章《汉语书面语规范的确立与方言土语的规训》中的描述。本文写作，也从刘著中获益良多。 ④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9月26日。 ⑤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⑥昭彦：《革命春秋的序曲——喜读〈三家巷〉》，《文艺报》1962年第2期。 ⑦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第3期。 ⑧冰心：《〈海市〉打动了我的心》，《文艺报》1961年第6期。 ⑨关于赵树理在建国初文坛的情形，可参考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书中《老赵的进城与离城》一节的叙述。 ⑩周扬：《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 (11)王起：《我们以在文学上出现区桃、周炳这样的英雄人物形象而自豪——读〈三家巷〉》，《作品》1959年第11期。 (12)高风：《洗练而精粹的语言——二谈〈三家巷〉的民族特色》，《作品》1960年第2期。 (13)高风：《众山拱伏主山尊——一谈〈三家巷〉的民族特色》，《作品》1960年第1期。 (14)方明：《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读小说〈红旗谱〉》，《文艺报》1958年第5期。 (15)茅盾：《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人民日报》1959年2月24日。 (16)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期。 (17)臧克家和郭小川的评论均系在1956年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发言，被写进报道《沸腾的生活和诗》(《文艺报》1956年第3期)一文中。 (18)[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7页。 (19)参见龚育之：《〈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龚育之自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标签：文学论文; 方言论文; 湖北方言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林海雪原论文; 周立波论文; 三家巷论文; 作品论文; 红旗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