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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6-0062-06
1938年《立国之道》出版后的几年间，张君劢主要致力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宪政运动，甚少再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1944年年底，张君劢因出席太平洋学术会议的机缘，生平第一次赴美。会议结束后，张君劢居留美国近一年，主要是经由其时美国副总统杜鲁门的介绍，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研究宪法政治。在此期间，张君劢亦有不少在美国各地参访、会议、演讲的行程安排。特别是在1945年4月至6月间，张君劢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赴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会外拜会了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等各国政要。1945年岁末1946年岁首，张君劢应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之邀离美返国，途中他曾先后在伦敦和巴黎做短暂停留，拜会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的政要。历时一年的外游经历给张君劢带来了新的思想刺激。①1946年8月，张君劢出任国家社会党与北美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的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党魁，此后两三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民主与反民主——中国民主社会党政纲释义之一》、《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民主社会党的任务》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张君劢主要通过对“民主”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分别界定，阐发了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②
一 “民主”的内涵
张君劢对于民主问题有着丰富的阐释，在不同的论述脉络下亦有不同的侧重点。不过，大致而言，其民主观念的基调是“宪政民主”：即强调民主首先是宪法、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投票选举等一系列制度性、形式性的设置。③1944年之后，人权保障问题在张君劢思想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回到康德关于人的基本价值的确认，成为其政治与社会思考的出发点，亦成为其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轴。在此基本前提之下，张君劢的民主观念俨然已经具有了三重的丰富内涵，即：作为“人权保障”的政治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和作为“方法”的民主。
1.民主的“人权保障”内涵
“人权保障”对于张君劢民主观念的影响，首先反映在张君劢对其时的两种民主之争——英美的政治民主和苏联的经济民主的辨析和判分上。二战之后，同为战胜国的英美与苏联，不仅在现实政治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都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峙，这直接造成了一种对于民主涵义解释的分歧和混乱——一边是英美的“政治民主”，一边是苏联的“经济民主”。张君劢认为，这两种民主解释总有一边不对，应该选择其一。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分判、如何选择呢？张君劢指出，只要不存“以伪乱真”之心，民主的涵义其实并不混乱、并不费解。“所谓民主，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国家一切重要决定”，或者说，“国家重要政策的决定，如果人民有权参加，就叫做民主，不然，就不是民主”。民主的要点，简单地说，一是保障人权，二是议会监督政府，三是选举决定人心向背——其中最根本的是人权的保障。张君劢认为，归根结底，民主是以人民各种不容转让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的，“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1](p202～203)
从上述这种以人权保障为基调的民主立场出发，张君劢亦对“经济民主”与“经济安全”做了明确的区隔。其时，苏联攻击英美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是富人民主，导致工人失业、市场动荡，并认为在其经济民主之下，工人的就业与工资均有保障，是真正的民主。张君劢认为，经济民主与经济安全是两件事，有经济安全，不见得就有自由与民主；而从根本而言，“人民如果无法以自己的意见影响政治，不论生活是如何安全，不能说是民主”。他多次以穿鞋来比喻民主——鞋子的宽紧，只有穿鞋人自己知道，不能由他人代为断定，也不能由国家发下一样大小的标准鞋子。他更用人类赖以维生的空气来比喻人权——“无论把肚子如何装饱了，如果没有这种空气，人类是不能活命的”。[1](p202～203)正是从这种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出发，张君劢明确地将英美的“政治民主”和苏联的“经济民主”视为是“民主”与“反民主”、“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人权论之立场”与非人权论之“立场”的根本分野。他说：
民主的根本，在乎人权。英美的民主与苏联的民主，我们只有拿这个尺度来衡量。譬如说，英美承认反对党的存在和地位，谁上台下台，由人民投票选举来决定，这好像足球时分甲乙两队，而竞赛时，有规则为两方的准绳。给予人民以决定权，就是尊重人权，也就是民主。然而在苏联，不承认反对党的存在与地位，也不给予人民以自由意志的表示机会，一切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等，集中在少数统治者的手里，国家一切重要事情只由这批少数人来判断。前者是民主政治，苏联是极权政治。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并不是有两种民主。[1](p204)
最新史料表明：张君劢上述对英美的政治民主和苏联的经济民主的辨析，很有可能是受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哲学讲座教授麦几浮的影响④。据《张君劢日记手稿》所记：1945年2月16日，张君劢与吴文藻一起拜会了麦几浮，在张君劢记录的双方问答要点中，麦几浮告诉张君劢，民主就是人民之同意，民主只有一种，不能分之为二——如所谓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之分，决不能因为苏联所谓的经济民主而忽略其在政治上的不民主。不过，张君劢一方面接受了麦几浮基于政治民主的立场对于苏联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其实并没有像麦几浮那样仅仅将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形式，在人权保障和“消极自由”基础之上，张君劢的民主观念还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内涵，这与张君劢对于人权的社会经济内涵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
2.民主的“社会主义”内涵
张君劢认为，人权是随着时代而发展、进步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人权观念和人权运动较为偏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人们力争的是财产保障、营业自由和放任政策，至于社会财富之公平分配，全体人民是否都享受自由与幸福，则疏于顾及；及至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造成了少数的资产阶级和多数的工人阶级的贫富分化和对立，人们认识到，除了个人自由，尚要顾及社会公道的大目标，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劳动权、工作权、休息权、生活平等权才日益受到重视[2](p248)。张君劢认为，这两个时代的人权之意义实是一以贯之的：
十九世纪之人权论，以信仰、结社、宗教、财产为重，现在则推广到劳动权、生产权，可以说从前为个人主义，现在为社会主义。同一人权，其中意义一贯，决无冲突。[3](p95)
基于这样一种乐观的见解，张君劢主张，中国既不能仅以昔日人权思想为鹄的，也不能以今日人权思想为唯一依归，而应该“合此二者而毕其功于一役”，将两个时代的人权要求结合在一起，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调和[4](p7)。在这种人权观念基础上，张君劢亦将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一并视为民主的应有内涵。他说：
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制的方法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惟有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其生活程度、教育机会、求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向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为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2](p248)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张君劢将社会公道视为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亦相当关注社会经济条件对于人民获享各项基本自由和实现自我之充分发展的制约，他的民主观念含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的内涵。基于此，张君劢指出：在现时代，仅仅有英美的政治民主是不够的，还必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和经济民主，这一点英美自身也认识到了，故此乃有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提出，乃有英国工党的上台执政，乃有二战之后英美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施行；而社会主义也将是中国的理想[2](p248)。
3.民主的“方法”内涵
张君劢认为，一方面，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内涵、民主的理想，另一方面，民主则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公道的和平方法”。他说：
我们还有一个意思，社会应使其变动。谁使他变动？应该由人民自由表示其意思。这只有尊重人权，因为没有人权是不能如此的。而民主方法，正是最公道的和平方法……
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是尊重人权，是由人民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所谓选举权，议会，与责任内阁等等，都是这个出发点的表现。日子虽慢，但总有一天可以达到经济民主，使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1](p204～205)
据此，张君劢亦对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亦即“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先后次序问题，做了一个分判。他认为：即使假定欧美没有经济民主，但是只要人民能投票、能表达意见，能有政治民主，就很容易过渡到经济民主；反之如苏联，虽有经济民主，但是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很难实现政治民主⑤。因此，张君劢指出，虽然英美的政治民主对于中国而言还不足够，希望能够兼而走上经济民主之路，“但我们宁采上梯的慢的方法，而不取跳墙（指暴力革命——引者）的方法”。[1](p204～205)
以渐进的民主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基调，张君劢在五四时期就已奠定了。不同的是，当时他主要是受到了德国魏玛的宪政自由主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现在张君劢更多是从英国工党和费边社的理论主张中获取灵感和启发。张君劢将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威尔士(H.G.Wells)在1940年代初提出的应将社会主义、法律（人权保障）和智识三者结为同盟的论断引为理论奥援，并指出威尔士之所以特别强调“智识”，乃是主张以耐心地摸索和冷静的研究，取代以往喜谈的社会革命和直接行动[1](p230)。张君劢亦多次引用麦克唐纳(Ramsay J.MacDonald)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对于“暴力革命”的批评：革命永远不能使社会主义实现，因为社会主义所希望的变动是一种有机的历程，它的目的是要在服务与报酬之间确立一种公道关系，这并非暴力革命所能为力；但是鉴于“革命”已是惯用的名词，费边社会主义者依然沿用它，不过指的乃是理想和目标的彻底——希望社会改造是根本的而不是浮面的，而不再指作为一种手段的“暴力革命”——麦克唐纳为此特别使用了“进化式的革命”的观念，以和“暴力革命”相区隔。张君劢对此也非常赞赏，他认为，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要靠目的的彻底，而不能靠手段的彻底，民主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枪杆子和暴力革命根本无济于事，革命复革命，只会令人民越来越贫苦，遑论社会主义和贫富的平衡，惟有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和教育程度，方能一步一步地走上民主社会主义之路。[1](p205～206;226)
二 社会主义的内涵
在《民主社会党的任务》这篇长文中，张君劢还从“社会主义是什么”和“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正反两个角度，对于社会主义的内涵做出了阐释。我们先概略地看看其要点。从反面而言，张君劢指出，首先，“社会主义不是唯物史观”，唯物与唯心是哲学问题，与社会主义没有必然关系；其次，“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求得社会的康乐，不能以阶级的偏见甚至仇恨为出发点；第三，“社会主义不是必定要废除私有财产”，小财产的私人所有，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的实行。从正面而言，首先，张君劢指出，“社会主义是以全社会各得其所为目的，不是以个人牟利为目的”。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经济生活的大变化表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放任学说无法应付将来，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今后的社会改造“惟有以全社会合作作打算，而统筹生产消费分配信用等等制度”。第二，“社会主义是非采取计划经济不行”。第三，在国家计划之下，社会主义是在劳工、土地、资本三方面有一番公道的调整方法。[1](p222～230)
从以上要点看，张君劢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观念与1930年代大体一贯：所有权和经营权上仍然取混合经济的主张；同时，“计划经济”在他的社会主义思考中仍然占有相当的分量，特别是在上述对于社会主义的三点正面阐释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国家计划的强调。
不过，在具体的讨论中，张君劢这一时期对“计划经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他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与革命无关”的命题，换言之，一个国家无须经过暴力革命的过程，同样可以采行计划经济；同时，他也正面论及了民主政治对于计划经济的先决性——强调计划机关的决策必须经过国会立法的授权⑥。而且，纵观这一时期张君劢关于计划经济的论述，绝大篇幅的理论资源竟然来自麦几浮以英美和北欧国家的宏观调控或社会福利计划为例对“民主政治与若干度之集体主义自能兼容”的论证。由此可见：此时张君劢心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大概更为趋近英美国家的“民主集体主义”，而与他在1930年代非常倾慕的苏联模式渐行渐远——尽管他仍不时赞许苏联计划经济的建设成就⑦。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张君劢的民主社会主义思考的重心，是前文所详细梳理的“民主”问题，“计划经济”的论述比重较1930年代已呈大幅下降，这与二战后期以降欧美思潮的变动和张君劢所受到的新的思想刺激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1950年代以后，这种影响更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⑧。
三 “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
二战之后，特别是进入195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51年6～7月，重建的“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通过了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原则声明，开始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明确地以“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的奋斗目标；1959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进一步确认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伦理价值和多元主义的哲学基础。⑨在这些新的思想刺激下，晚年由于其所认为的“国土失陷”以及丧失实际政治舞台而一度对社会主义甚为冷淡、心灰的张君劢，撰写了《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等论著，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这种“方向转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中我们亦可窥见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在晚年的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向。⑩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转向和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张君劢这样总结德国社民党“哥德斯堡纲领”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张：
草案(11)结论，归于三种人之自由，一曰消费者自由选择，二曰劳动者自由寻业，三曰厂主自由企业，此三者合成为自由经济之自由竞争。工主有工主协会，工人有工联，双方之集体订约，为自由经济之主要成分。极权主义下，强迫经济为自由之破坏。至于排除自由竞争，而代之以国营事业，维限于真正为公众利益时乃许为之。由上所言观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没收生产工具为打倒资本家之唯一方针者，至于今日各国社会党渐认识其为害多于利而弃之。此为社会主义运动或思想史上转变之者一。[5](p406～407)
从上述要点看，不仅“国有”、“国营”在严格限制之列，即便是“社会所有”的字样也不再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核心特征是“自由”，是“明白承认自由消费、自由劳动、自由企业三者为经济政策之基础”。在这种经济政策的视角之下，计划经济实不足取，张君劢说：
关于计划经济，德社会党不羡慕苏俄之集中设计，但规定其原则为“可能范围内自由竞争，必要范围内，依计划行之”。良以集中计划，便于一党垄断经济大权。草案中令人注目之一句云，“关键不在乎计划之应有应无，而在乎谁为计划者，且为谁利益而计划。”此乃对于共产党（指苏联——引者）为自己张牙舞爪之设计一语破的的批评。[5](p406)
上述言论可见，张君劢一度颇为倾心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已被视为一种极权主义之下一党垄断大权、破坏自由的“强迫经济”。可以说，晚年张君劢的社会主义经济观念已经摆脱了“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其“保留自由企业而加以去泰去甚的限制”和将国营事业与国家计划限于“必要范围”之内的基本倾向，已经较为趋近于英美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加以适量国家调控和福利政策的“福利国家”的主张。
第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哲学基础的重新确认与伦理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张君劢看来，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方向，是以人为出发点，是回到康德关于人的基本价值的确认。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开宗明义，清晰陈明“社会主义之基本价值”：
社会主义者之所求，为一个社会，其中各人生活自由，对全体负责，与其它个人，在公共团体中，形成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之社会生活。
自由与公道相互依存。人之尊严在自己负责之中，同时承认其它同胞之权利，发展其人格，各以同等地位参加于社会活动。自由、正义、互助与共同生活中之互负义务，乃社会主义的意志中之基本价值。[5](p403)
同时，“纲领”确认了民主社会主义多元主义的哲学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植根于耶教伦理，人文主义与古典哲学中，不愿宣告所谓最后真理。此点不起于理智之不及与对于宗教与人生观之淡漠，乃起于对于人类信仰决定之尊敬。此项信仰决定，非一个政党，亦非国家所应越俎代谋。[5](p403)
对于这一重大的转向，张君劢评论道：
百年前马氏恩氏但知有物质，但知有生产关系。今日新政纲中，以自由、公道、负责、互助、信仰决定等之精神价值或曰道德名词充塞其间。马氏列氏史氏之宣传，称社会革命后将有无阶级社会出现……西方社会民主党拆穿此西洋镜，明告世人曰最后真理如何，为人智所不及。更有当注意者，十九世纪人类视理智为万能，以为赖此可以尽穷宇宙之秘奥。今则理智之外，推崇对人之信仰决定之尊敬，几于同于宗教家之立论。此为社会主义运动或思想史上转变之者一。[5](p404)
五四时期，张君劢就已提出了工商发展必须与社会伦理相调和、个人自由必须与社会公道相调和的观点，初步确立了伦理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二战之后，他即以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出发点；而上述的评介性文字则显示，晚年张君劢追随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将“自由、平等、公道、互助”标示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他对于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也更趋成熟和圆融(12)——可以说，伦理社会主义的内涵在张君劢晚年思想中已经相当清晰和彰显。在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上，张君劢的价值多元主义立场，对于人类理智之外之信仰决定的尊敬的体认——这些思想因子尽管并未获得充分的伸展，但还是令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暮年触及到了另一个的境域。
收稿日期 2007-05-10
注释：
①上述外游经历，可以参考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以及程文熙编《张君劢先生年谱初稿》第54～55页；而我新近在台北“中研院”文哲所阅读的《张君劢日记手稿》，则为了解张君劢的这段海外历程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文献依据。
②张君劢虽然分别界定“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涵，但是在阐释上也有交迭，即关于“民主”的讨论中也包含有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反之亦然。比较而言，他这一时期对于“民主”内涵的讨论较为丰富，所以本文以下对于“民主”部分的梳理和讨论亦较为详细。
③参考拙著《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研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论文，2006）第二章，特别是第三、四两节。
④麦几浮（Robert M.Maclver,1882～1970，今多译为麦基弗），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麦几浮认为，民主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形式，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他不赞成将民主与任何形式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形式发生直接联系，并认为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无论是选择集体主义经济还是不选择集体主义经济，都不失为民主，而通常与集体主义等同起来的“经济民主”，则是一个错误的名称。麦几浮认为，如果一定要给“经济民主”以恰当的内涵规定，那么它意味的是在具体的工厂企业中，工人有权选举经理和董事会，并参加决定业务上的重大问题——这事实上与张君劢在五四时期曾经论及的“工业民主”的内涵是一致的，相关研究可以参考拙著《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关于麦几浮的民主思想，参考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25～26页。
⑤应该说，关于苏联经济民主的论述，与张君劢此前关于“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即英美民主），以及苏联虽有经济安全但有无经济民主大为可疑的论述，略有歧义和矛盾。如果将本段论述中的苏联经济民主加以引号特示，意思或会较为一贯。但不管怎样，综合整篇演讲来看，张君劢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他并不否认经济民主，但是他认为经济民主必须以政治民主为前提，否则像苏联那样，根本就是与自由民主的本义背道而驰的。他前面那段关于“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的言论，则显然是针对苏联自诩的“经济民主”而发。
⑥尽管上述这两点思想张君劢在1930年代或多或少已有涉及或暗示——但是并不明确。关于张君劢193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近研究，可参翁贺凯，《“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张君劢193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论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8期。
⑦张君劢大段翻译征引了麦几浮在1947年出版的The Web of Government（张译为《政府机梭》）关于民主与集体主义的关系的讨论，麦几浮质疑民主与“充分集体主义”的兼容性，但是认为民主可以与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兼容，而且“各时代各国家中无处没有集体主义之存在”。应该指出的是，集体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张君劢以麦几浮的上述论点来证明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逻辑上是有瑕疵的；但无论论证是否合理，重要的是，它透露了张君劢在社会主义师法取向上的变化。参考〈民主社会党的任务〉，第227～228页。经我查证比对，张君劢翻译引用的麦几浮的两段话，取自Robert M.Maclver,The Web of Government(New York,Macmillan,1947),p355.关于“民主集体主义”，可以参考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167～197页。
⑧除了我在本文一开始据张君劢日记所揭示的张君劢留美一年和短期访问英、法所接受的新的思想刺激，根据李璜的回忆，1945年9月，张君劢于访美期间阅读了海耶克(F.Von Hayek)1944年出版的激烈批评社会主义的专著《到奴役之路》，连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是否兼容的问题都曾与他讨论。参考李璜，《关于统制经济问题研讨的回忆》，载《张君劢先生七十寿庆纪念论文集》，（台北：张君劢先生七十寿庆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1956年）第33页。不过，讨论归讨论，如我前面所论，在张君劢战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方略的思考中，计划经济仍然具有比较显著的地位；要到1950年代之后，他才对计划经济做出进一步的反思和批评。而直到张君劢逝世，他对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兼容性问题都持肯定的态度。另外，从张君劢一贯的思想倾向看，他几乎不可能接受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一书的基本论点——因为该书攻击的不仅是苏联式的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连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也一并在攻击之列，海耶克甚至从根本上就质疑人类的“理性计划”和所谓的“建构理性主义”。
⑨关于张君劢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张君劢与奥伦霍华(Erich Ollenhauer)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交往，参考张君劢：《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为“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作》，原刊《自由中国》21卷10期（1959年11月16日），收入薛化元编，《1949年以后张君劢言论集（五）》，第401～409页，特别注意第401～402页。
⑩如张君劢自言：“……社会主义与1848年马氏所草成之《共产党宣言》，绝然不同，此为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亦即现代世界各国人心之表现，与十九世纪中但争劳动阶级之利益者迥然各别。此种中正和平之社会主义，值得吾人向往。”参考《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第402页。尽管《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一文系以译介“哥德斯堡纲领”为主，但由于张君劢认为“此种中正和平之社会主义，值得吾人向往”，所以此文仍能反映张君劢这一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新的理解。此外，《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第一讲也有一些相关论述。
(11)此“草案”即指“哥德斯堡纲领”，奥伦霍华在纲领未通过之前，就寄与张君劢，故张君劢称为“草案”。参考《社会主义之方向转变》，第402页。
(12)关于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张君劢对“法兰克福宣言”的转译为：“社会主义者以民主的方法，争取一个社会能生活于自由之中。无自由，则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唯有由民主而实现，民主由社会主义而完成。”参考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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