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撰写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研究领域，为创建文学传播学奠定基础。
一、文学传播研究现状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
国内传播学研究已完成从介绍、消化西方传播学向探讨、建立我国自己传播学的嬗变，拓展出许多传播学分支领域，但文学传播研究尚属空白。
1980年以来，我国大陆传播学发展大体经过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引进、评析和理论探讨、应用研究阶段。该阶段以陈亮、陈韵昭翻译《传播学起源》为起点，开始系统介绍传播学在美国产生与演变情况及主要观点和流派，因此引起国内高校和部分新闻单位的注意，引发相关的评价和分析。嗣后，出现探讨建立我国传播学理论体系和模式的趋势，逐渐将传播学研究推向理论探讨层面，代表性成果是1986年黄山传播学会议的部分会议论文。同时，以运用西方传播学概率统计法为主的社会调查等应用研究也相应展开，其典型标志是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新闻事业与四个现代化调查”，以及其时成立的诸多传播学和公共关系研究机构。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是第二个发展阶段。此阶段余也鲁先生提出的传播学中国化受到高度重视，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也多层面、多角度展开，大规模研讨会的召开实现了传播学方面的对外交流，出版的百余本著作和发表的千余篇论文，标志着介绍、消化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阶段的完成，及中国传播学许多分支学科领域的出现。欧阳康《大众媒介通论》、邵培仁《艺术传播学》和《教育传播学》、苑子熙《应用传播学》、张学洪《舆论传播学》、北京医科大学《健康传播学》、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论》、徐培汀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黄旦《新闻传播学》、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孙旭培《华夏传播论》、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杜骏飞《网络新闻学》、李国正《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倪延年《知识传播学》、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等是这些论著的代表。（注：参见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第一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胡正荣《传播学总论》第一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但作为具体传播学领域或分支之一的文学传播研究却极少见，甚至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属空白。
台湾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早于大陆，但从研究成果看，却基本与大陆传播学处于同一层面。从文学传播研究的具体内容看，主要是台湾文学传播研究，也没有专门对一般文学传播实行传播学立场或理论的研究。
国外传播学研究现状正如美国学者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所描述的那样：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学研究体系，产生了独立的研究方法，出现了广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和学者，其中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成果更为卓著，但是，西方的传播学主要是新闻传播、大众传播、全球传播和网络传播研究，而文学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分支仍未建立，研究著述也极少见。易言之，在国外，文学传播研究亦为空白领域。
从目前传播学领域的开拓状况，以及诸多传播学分支研究的进展看，以文学传播研究为方向和目标的文学传播学，是可以作为传播学分支学科而存在并有极广阔的学术前景。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这一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研究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
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基本思路
从目前传播学研究现状和业已积累了一定研究成果的历史传播学、教育传播学、健康传播学，以及趋于成熟的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经验看，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似应遵从以下思路：
1.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采取文献整理方法，以历史时间顺序为线索，按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等类项分别收集、整理和编纂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成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集。
2.运用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原则与方法，借鉴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结合历史、文学史描述手法，对经过整理汇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进行研究：按历史发展顺序加以描述说明和定性分析，形成《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史》，揭示出与传播学、与文学传播、与文学自身发展的有关规律或理论质素。
3.在此基础上，说明文学传播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对于社会政治文明、道德建设和淳厚民风所起的重要作用，揭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步、推动历史文化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
4.离开既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献实证传统、文学社会学批评传统，以及文化学的背景分析传统，采取传播学的视角、应用传播学标准，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从而为古代文学开辟出新的研究途径或领域。例如可以把文学媒介技术视为划分文学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从传播技术的进步程度和传播媒介的发展程度来追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并实施研究，从中可以比较清晰地见出一些新的研究对象或领域：口传时代文学、书简时代文学、游历文学、题壁文学、别集与“文选”文学、改编文学、杂志文学等。
三、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一般表现
为了说明上述研究理想的实践意义与可操作性，我们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表现的概略性说明，以及对这些现象的传播学角度论析，作一例示。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
从传播学所规定的一般传播方式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主要传播方式。
(1)比乐弦歌。即是将诗、词、曲之类的文学作品配上乐谱，通过乐器相伴的演奏或演唱而传播开去，例如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三百”亦即后来的《诗经》，就主要是凭借这种方式实现传播的。根据《汉书·艺文志》的描述，在“诗三百”形成专集过程中，行人振木铎所求得的诗和公卿大夫所献之诗，都要“比其音乐，以闻于天子”，即通过配乐演奏或歌唱而传播到社会上层。“诗三百”凭借配乐而传播，也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如《墨子》所说的孔子“弦歌三百，歌诗三百”、《论语》所记的“古者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颜渊“发歌商颂”等。此外，“诗三百”中的颂诗有一部分是用作郊庙祭祀的，在其演唱过程中也是要配乐的。到了战国时代，屈原所写的《九章》、《九歌》等作品也都是可以歌唱的祭祀文学。以比乐弦歌方式来传播文学，到汉代以后主要凭借“乐府”这一国家机关来实现，再到后来时代，就逐渐发展出词、诸宫调、杂剧和南戏等专门靠比乐弦歌来传播的文学样式。如宋代柳永所创作的词就主要通过唱来传播，时人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诗话》），而苏轼创作的“大江东去”一类豪放风格的词据说应该由关西大汉执铁绰板来唱。
(2)吟。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考察吟，主要有行吟与吟游。限于发表和传播媒介及传播技术水平，先秦时代的文学往往通过作者自己进行传播，行吟便是主要方式之一。当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用的就是“行吟泽畔”方式。此种方式似可更上推到孔子时代，《论语》所记的“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这一形式；该书另一章所写的“楚狂接舆歌而过孔丘”也属此类。行吟作为传播方式到后来演化为诗人在游历中以文学来发布自己的感受，这可称为吟游。唐代李白的大多数诗就是通过该方式传播的。他“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少年时代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此过程中，他写了不少壮丽的诗篇并通过吟游以发表。杜甫的许多诗篇也是在其游历中发布的。这甚至从有些诗的命名上即可见出：如《三吏三别》、《羌村》、《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与李、杜大约同时，唐代还有一个壮游塞外的诗人群落，他们以诗歌咏唱边塞风光、军中苦寒和个人壮志，形成其时的边塞诗派。该派绝大多数作品，也是通过吟游进行传播的。
(3)游仙与隐逸。这是与吟游近似的传播方式，其区别在于：吟游是在暂时性旅游或游历中发表诗文，而游仙和隐逸则是在相对长时间居留中发表文学。两者性质相同而历时久暂不同，尤其是游、隐于山水的作家，因为他们主要采取吟游方式，虽少行吟之“行”，但“吟”却是一样的。山水诗、游仙诗，以及田园诗和咏怀诗主要是靠这一方式传播的。谢灵运、谢脁可视为此方面的佼佼者。以游仙和隐逸而传播的游仙诗、山水诗和田园诗，如果就作家的主观动机而言，它们又都属作家的咏怀诗。在古代中国，游仙的表现比较单纯，而隐逸却相对复杂。后者可以分为身隐，即穴居岩处，以及市隐和吏隐，即隐于朝市。如果隐逸者是诗人，则传播的文学是游仙诗、山水诗或田园诗；而市隐和吏隐的诗人所传播的文学则主要是咏怀诗。前者的代表性作家是郭璞、吴筠，后者则以明代的顾麟和唐伯虎为典型。
(4)聚徒讲学与周游列国。这主要是散文传播所凭借的方式。与“诗三百”以比乐方式传播的同时，中国古代散文的传播则以聚徒讲学和周游列国方式进行着。春秋战国之际，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为发布和传播自己对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意见，大多采取聚徒讲学或周游列国的方式，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其中的代表，而孔子和墨子更为突出。孔子“有教无类”地广收学生，形成“弟子三千”的规模，墨子也聚集了“三百之众”。在周游列国方面，他们都常常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走——“孔席不暖，墨突不黑。”在此种艰苦努力之下，他们围绕着诸如“克己复礼”、“兼爱非攻”和“仁政”写成的文学性散文得以散布和流传。如果说周游列国与行吟方式的共同遗传，造成了后来的吟游；聚徒讲学则是拓展出一个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它们都共同地为后来的文学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5)谏诤与酬唱。前者是封建社会臣子对于君主所应履行的一项任务，后者则是君臣、士大夫间交际手段之一。但在中国古代，它们也作为散文和诗歌的传播方式表现出来。早在“诗三百”时代，士大夫就曾以诗谏诤，到汉代则是以赋以文谏诤。西汉那些“劝百讽一”的大赋和政论文都是这方面的文学结果。唐代士人多以诗和表谏诤，白居易的《秦中吟》、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是其代表。宋代人则擅长以论文来做这件事。谏诤的行为虽止于君臣间，但作为谏诤意见载体的文章或诗歌的传播却不止于这个范围。好的谏诤文辞，其传播是相当广泛的，并不仅限在当朝，甚至传唱千古，如李斯的《谏逐客疏》。酬唱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方式也源远流长，但其兴盛却是在南朝。其时君臣多在文学方面有所遇合，诗文酬唱也就增多，“宫体诗”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后来酬唱双方由君臣降至王公贵族，再后来更进到平民百姓，因相互酬唱而传播的文学作品也就难以计数了。仅以王公贵族、士大夫的文学酬唱为例，就有“三曹七子”、“竹林七贤”、“元白”、“李杜”、“二十四友”、“竟陵八友”、“永嘉四灵”等唱和群体，而由这种酬唱所产生的文学流派也为数甚多。
(6)传抄与印刷。前者是后者的原始方式，后者是随着科技进步出现的新传播方式，它出现于宋元，至明代而大盛。文学在传抄中获得传播自不待言，当年秦始皇“焚百家之言”所烧的书大多是传抄的作品，而像后来的“洛阳纸贵”更说明传抄的普遍；明代的《金瓶梅》尽管卷秩浩繁，其初也是以传抄来传播的。明代末年，印刷技术有了大的发展，大量的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小说和戏剧作品，通过书坊印刷出来，社会上形成了小说“无翼飞，不胫走”（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序》）的局面，越到后来，这种以印刷为传播方式的情况越普遍，并成为文学传播的最主要方式之一。
(7)刻石与题壁。古代中国在印刷技术尚未展开时，由于文学作品发表阵地极少，有一些作品便通过刻石或题壁的方式进行传播。前者以李斯的泰山石刻为代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碑刻；后者以苏轼的《题西林壁》为典型。
2.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类型
与上所描述内容相联系，从传播学阐述的传播类型原理角度来考察，还可见出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几种典型的传播类型。
(1)单一传播。此亦可称为自我传播，即是作家个体对作品的创作、加工和欣赏，以及价值肯定。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古代文学史上，因为文学的自觉相对晚，很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并非出于广泛传播目的，而是更多地在于自娱和自我欣赏，另外，有些作家在创作之后尽管也说些“留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话，但对于这种遥遥无期的许诺我们是不可轻信的，他们的真实心态还是以自我宣泄为主。
(2)线性传播。亦可称为纵向传播，即是通过口口相传或代代相传的方式，将文学作品流传下去，从而在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一条向前的直线。这种情况在古代小说传播中表现得最突出。一部小说名著的成书过程，往往就形成了一条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传播的直线，人物形象在这条线上越传越丰满、越完美，故事情节在这条线上越传越生动曲折。《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成书都是这一传播类型的例证。
(3)非线性传播。亦可称之为横向传播，即是一篇（部）文学作品在同一时代，得到广泛传播。如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其时“省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苏轼的创作也在当时广为人知。
(4)放射性传播。是以文学群体为放射原点，向四外扩散传播，其形状有如射线。此种传播类型在文学史上表现颇多，南朝的宫体诗、宋初的西昆体、明初的台阁体和茶陵体都曾作为放射原点而体现过这种放射性传播特征。
3.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
无论是传播方式，还是传播类型，它们的出现和形成，就其根本而言，是由一定的传播思想所决定的。从传播学立场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明确的传播思想，这大体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出的传播思想。儒家在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提升自身思想境界、融个体于集体之中、个人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价值和欲望为转移的同时，特别主张以“文”作为道德的外现，并与道德一起构成君子形象。认为只有这样，个体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具有文采、文雅之意。儒家不仅要求人格上体现“文”的特征，还要求人所发表的言论也应该“文”。显然，从传播的角度看“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具有传播思想意义。
(2)“再次立言”。这也是先秦时代出现的一种传播思想，即所谓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本纪》）。到司马迁那里，这一思想被他以实际行动发扬光大——他把忍辱含诟写作《史记》，看成是与比他更早的那些圣贤们立言以传世等同的行为，并郑重强调“立言”是一项不朽的事业。此一思想为后来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3)“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最早见于曹丕《典论·论文》。该文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一思想发生以后，对当时和以后的士人影响非常大，其弟曹植就表示要“骋我径寸翰，流藻重华芬”；以后更出现许多持着“文章可立身”价值观的文学家。
(4)以幻为真。这一传播思想可以上溯到神话传说。神话作为文学源头，它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可是它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因之，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态，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家甚至史家，导致他们在发表作品时，持着这一思想。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达的“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原则；干宝作《搜神记》发表的“发明神鬼之不诬”声明。
(5)声律传文。中国古代早期诗文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到南朝，沈约等人发现了“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开始了自觉地以声律传播，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这种思想到唐宋诗词繁荣及以后，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创作，以及明代戏剧方面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这些有关声律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4.辅助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要素
站在传播学立场，以传播学基本理论提供的视角考察，还可以见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有以下几个辅助性要素：
(1)作家人品与政治地位。这是影响文学传播的最重要辅助性因素之一。中华民族是个道德至上的民族，故对于人的品格极其看重，甚至是崇尚。为此一文化价值观念所决定，在文学传播中，如果作家的品格高尚，他的作品必将因其人格而获得一定传播，而且传播的范围是与其品格的高度成正比：品格越高尚，其作品也就传播越广。孔子的著述成为经典而千古流传、屈原的《离骚》至今传唱；还有陶渊明的田园诗、杜甫的爱国诗、文天祥的气节诗都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与此相近，作家的政治地位有时也与其作品的传播成正比。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意识非常浓厚，身居高位的作家之作品有时便因其政治位势而得到较广传播，另外，有些位势较高的作家往往喜欢罗致文学之士，在其周围形成一定的作家群落，这也有助于其文学的传播。西晋的张华、南朝的徐陵、庾信，还有宋初的杨亿、刘筠、钱惟演，明初的“三杨”都可作为代表。
(2)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古代中国文学的传播还与作品本身的艺术形象及故事情节有密切的关系。就前者说，作品的艺术形象越鲜明、丰富和生动，越具有深广的文化蕴涵，其被传播的范围就会越大、被传播的时间就越加久远。中国文学史上的灵筠、项羽、刘兰芝、木兰、诸葛亮、宋江、贾宝玉都是这样的人物形象。易言之，文学形象的美学价值是与其传播范围成正比的。与此相近，作品的故事情节也与本作品传播有密切关系。一部作品如果其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并有深刻的美学、社会学意义，该作品就有可能被广泛传播。文学史上的孟姜女哭长城、木兰从军、七仙女故事、唐僧取经、三国分合等都属此类；反之则不为很多人所知，亦即作品的传播与作品本身的故事情节的美学价值成正比。
(3)统治者喜好。一般说来，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就是统治的思想。将此观点引申到文学传播上也有其启示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往往与统治者的喜好有很大关系。一种文学题材或形式，如果被统治者所喜欢，则会有较大范围的传播。如南朝的统治者喜欢宫廷艳诗，就有许多文人制造和传唱宫体诗，该类诗就由宫廷走向社会；南宋皇帝喜欢话本，通俗小说在那时的繁荣就与此有关；在元代，杂剧和散曲深得蒙古贵族的喜爱，于是便有杂剧创作和演出上的繁荣。
(4)语言与修辞。文学的传播还与作品的语言和修辞手段有一定关系。通俗的语言，巧妙的修辞往往是一部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魏晋南北朝时代骈体文的流行在很大方面就取决于作品的修辞之精美，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大范围传播则主要取决于小说的通俗化语言。杜甫诗的流传在很大方面也取决于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和修辞方面的锤炼。
当然，决定和辅助文学传播的因素并不止于上述，这里仅是择要提出。
结语
通过以上的概略描述和说明，我们可以见出以下几点与文学传播、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发展有关的特定规律和理论质素，并从中体会到一定的理论启示。首先，音乐在古代文学传播中极具意义。音乐作为传播文学的方式和手段，曾在古代文学传播中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先秦的“诗三百”、汉代的乐府到晚清的戏曲都是凭借音乐来完成传播的。第二，格律和修辞在文学传播中亦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南北朝以后，文学上的格律修辞开始由自发转为自觉，当自觉地讲求格律修辞形成为文学思潮后，便对文学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文本语言对文学传播也有不可忽略的作用，文学作品语言的通俗与否，关系到文学传播的广度。第四，创作主体在文学传播体现出巨大作用。因为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尚品格、尚社会政治地位的传统，所以作家自身的品格和政治地位在文学传播中具有很大的作用：文学作品传播的广度往往与作家品格和政治地位成正比。第五，作品本身对文学传播也体现出一定的价值作用。在文学传播中，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越高、人物形象越典型、故事情节越生动典型，其传播的范围就越广、传播的时间也就越久远。最后，文学批评和鉴赏对于文学传播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凭借着文学鉴赏和批评，许多文学作品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而文学鉴赏所形成的类似文学沙龙一样的作家群，往往还能造成一个文学传播核心，从而形成放射性的文学传播。
上述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的规律性表现和理论特征，对于建设文学传播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既可以为说明文学传播学的创建有其可能和必要，也为文学传播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研究范式，可检验和丰富传播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同时，站在传播学立场重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亦可刷新今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