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外的沈约：对沈约思想与生平的文化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沈约论文,生平论文,诗人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仕宋、齐、梁三代的吴兴武康人沈约(441—513)，以其多方面的才学、成就和历史影响，颇为当下学界所瞩目。论述其史学者有之，评骘其诗文者有之，全面考订其生平、思想者亦不乏人。然则既有的研究成果固然令人欣喜，却也存在着不少有待弥补的不足，并突出地表现为缺乏对沈约治学历程、仕途进退之迹及其内在关联的动态考察。从总体上看，沈约为学确乎出入经史子集之间，也曾兼治道教释宗义理之学，但他对于各类学问的研讨，既有其时序上的先后之别，在他治学重点不断转移的背后，又隐藏着值得深究的内因、外缘。兹本诸相关史传，旁参沈约及其友人所作之诗文，勾勒其治学重点转移和仕途进退的轨迹，并分析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吴兴沈氏虽世尚戎武，但自东晋末年以来，在席卷江左的右文思潮的深刻影响下，其部分族人产生了偃武修文的内在冲动。譬如沈演之虽“家世为将”，却“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①。诸如此者，尽管只是少数族人的个人行为，却无疑是沈氏门风由斥力尚武转向锐意崇文的先声。同时也不难发现，那些内具崇文冲动的沈氏族人，实则各有其学术偏好，或如沈正“好老、庄之学”，或如沈伯玉“以文义见知”(《宋书》卷一百《自序》)，或如沈麟士“博通经史”②。惟其如此，此期的沈氏家学体系显得散漫芜杂。也主要因此之故，沈约早年雅“好百家之言”③，其为学并不固守一门。
在元嘉三十年(453)的“二凶之乱”中，时任淮南太守的沈约之父沈璞，因追随故主始兴王刘浚而“不从义师”④ 之故，为起兵讨逆的孝武帝刘骏所诛。受此株连，其时年方十三的沈约，始则被迫潜窜避难，继而虽获赦免，却仍在较长时期内无从获致功名，遂广事干谒，既攀附贵为始兴郡公的族人沈庆之(386—465)，为之捉刀代撰《让仪同表》⑤，同时又出入于西阳王刘子尚门下，以期从中开辟仕途。其作于孝武帝大明四年(460)的《丽人赋》，就较为隐晦地透露出他此际急于从政的心态，以及此种心态支配下的政治钻营：“有客弱冠未仕，缔交戚里，驰骛王室，遨游许史。”
在《宋书·自序》中，沈约自称“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诚然，时至大明四年，其能囊括两晋史事以成一代之典的完作，确实付诸阙如，但早年泛览百家的沈约，之所以在此时特别致意史学，显然不可能仅仅缘自他所谓的对于“晋氏一代，竟无全书”的抱憾。如所周知，传统史学发展到刘宋中叶，不但早已突破经学的藩篱而独立成宗，而且已然成为当时的显学。当此之际，沈约致趣其中的目的，很可能就是想通过修史邀名取誉，进而改变其“弱冠未仕”的现状。但实际上，他并未如愿。
《梁书》卷十三本传称沈约起家奉朝请，但究竟何时，未予交代。近者，刘跃进、林家骊皆系之于大明五年(461)，姚振黎、陈庆元则以为其时至迟不过宋明帝泰始二年(466)⑥，笔者以为当在宋前废帝景和元年(465)八月至十一月之间。彼时，沈庆之在告发颜师伯等人的废立之谋后被倚为股肱，凡“朝廷诸所行造”“悉豫之”⑦，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沈氏族人的政治发展空间，其弟子沈文秀在该年八月由射声校尉出为青州刺史⑧，即其显例。在此期间，沈约之能释褐为奉朝请，无疑也主要得益于此，而并非其文才使然。
沈约文才的被认可，不仅时在起家奉朝请之后的泰始(465—471)初年，而且彼时予以认可者似乎仅蔡兴宗(415—472)一人而已。也正是在蔡氏的支持下，沈约方才着手撰写《晋书》，此观其《宋书·自序》可知：
史臣……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安]西将军蔡兴宗为启明帝，有敕赐许，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书，凡一百二十卷。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永)[升]明初，遇盗失第五帙。
由此也不难发现，至少在“有敕赐许”之后，沈约的兴趣其实已不在史学。惟其如此，其《晋书》晚至宋顺帝升明(477—479)初年仍未定稿。
对于沈约解褐后直至刘宋末年的行迹，《梁书》卷十三《沈约传》的相关记载比较模糊，其词曰：
起家奉朝请。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兴宗为郢州刺史，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及为荆州，又为征西记室参军，带厥西令。兴宗卒，始为安西晋(安)[熙]王法曹参军，转外兵，并兼记室。入为尚书度支郎。
事实上，这段文字不但阙载了沈约追随蔡兴宗游宦会稽郡的历史，而且虚构了他就任“征西记室参军，带厥西令”的经历，更有意隐瞒了他在刘宋末年亲齐反宋的政治立场。
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六月之后的刘宋政局，其实已为萧道成所把持。期间，萧氏不但权倾朝野，而且包藏不臣之志，从而与心系宋室安危的荆州刺史沈攸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钳制沈攸之这支异己势力，萧道成大致从元徽二年十二月开始，着力加强对横亘在荆州、建康之间的郢州的经略。自从蔡兴宗去世后未闻有入仕为官经历的沈约，很可能因为党附萧氏，而在此时被充实到晋熙王刘燮的安西将军府。其被收录于《艺文类聚》卷二十七的《愍途赋》，就披露了他此前仕途受阻时的恓惶，以及此际赴任郢州时的愉悦：
结榜穷渚，思临长屿。情依旧越，身经故楚。彼长路之多端，伊客心之无绪。欢因情而易失，悲由心而难拒。此江海之信辽，知余思之方阻。……依云边以知国，极鸟道以瞻家。免凄怆于羁离，亦殷勤于行路。叹余途之屡蹇，奚前芳之可慕。
对于族人沈攸之，沈约颇为憎恶，此观其《齐司空柳世隆行状》可知。这其中既有情感因素，毕竟他最初的政治靠山沈庆之是被沈攸之“以被掩杀”⑨ 的，当然更多的则是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沈约在镇压沈攸之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史无明文，但他后来之能入为尚书度支郎，应和他参与镇压有关，其时当在升明二年(478)正月沈攸之战败自缢后，而且很可能与萧道成之孙萧长懋(458—493)同时返回京城建康。
萧长懋于元徽四年(476)来到郢州，此后直至升明二年正月，始终不曾离开夏口，沈约与萧长懋的结识理当始于此际。也正因为有着这层关系，他大致在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六月，被时任雍州刺史的萧长懋引为征虏记室、兼襄阳令，在建元四年(482)六月萧长懋被立为太子之后，更得以历任步兵校尉、太子家令等东宫要职，继续为之主管文书工作。与此同时，其文才经由文惠太子的称许，并通过《为柳世隆让封公表》、《为南郡王让中军表》等文的创制，得到了朝野上下较为广泛的肯定，也因此得以在建元四年、永明二年(484)、永明五年(487)，先后被赋予撰写萧齐国史、起居注和《宋书》的重任。
《南史》卷七十七《恩幸·刘系宗传》称齐武帝尝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然而，尽管齐武帝倾向于将沈约定位为“学士”，但仅仅扮演这种角色，显然绝非沈约所希冀的目标和结果，其《宋书》纪传在短短一年内的撰写完毕，就颇能说明问题。在唐代史家刘知几看来，该书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定稿，其因就在于沈约只不过是“补缀”徐爰《宋书》的“所遗”部分而已(《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而刘氏此说又迭经后世史家的确认和发挥，几成定谳。但此种推论其实很难成立，这首先是因为沈、徐两《宋书》，无论史书体例抑或叙事断限均多有差异，此则仅需对比沈约、徐爰上表自述即可推知⑩；其次是因为两书在具体内容的表述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出入，譬如同为宋武帝作本纪，沈约《宋书·武帝纪》的相关记载，就不同于为《艺文类聚》卷十三“宋武帝”条所收录的徐爰《宋书》佚文。因而笔者认为：第一，凭沈约的博学多识和足智多能，完全可能在短期内，在参考包括徐爰《宋书》在内的既有撰述的基础上，独力完成对全部刘宋史事的编撰工作；第二，沈《书》纪传部分在短期内的成文，正好表明他当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史学领域。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沈约在撰述《宋书》的同时，不但创制了诸如《与范述曾论竟陵王赋书》、《拟风赋》、《为晋安王谢南兖州章》等为数众多的阿谀应酬之作，而且致力于弘扬佛法，这在其《宋书》之中也有所体现，“全说文体，备言音律”(11) 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就较为清晰地反映出沈约此际的兴趣所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该篇传论以其对此前文体变迁的历史分期及其视角，深刻地影响了包括《诗品》、《文心雕龙》在内的后世文论；假如从更为深层的角度加以把握的话，《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讨论的重点，显然是主要由转读佛经问题而逐渐形成的声律谐和论，从中既可见出日益中国化的佛教对于沈约文学观的影响，同时也可将该篇传论的写作，视为沈约治学重点由史学转向佛学和文学的标志。
虽然在此之前，沈约早已涉足文学领域，并创制了诸如《丽人赋》、《梁父吟》、《愍途赋》等诗文，但他对文体理论尤其是声律谐和论的探究和实践，却始于永明中叶，此则见诸《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传上》，即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的记载。而与此同时，他既积极参与事佛礼佛活动，又通过撰写诸如《形神论》、《神不灭论》等崇佛之文，将其对“空有之说”(12) 的伏膺和体悟，具体落实为对范缜“神灭论”的卖力围剿。
沈约治学重点的再次转移，就其外因而言，不能不主要归结为竟陵王萧子良(460—494)的崇文和佞佛。正是萧子良的雅好文学和“礼才好士”，推动了西邸文学集团的块然崛起及其商榷学问、酬唱诗文，而他对于佛教的“敬信尤笃”(13)，既使得汇集沙门以造经呗新声成为可能，也是西邸文士礼敬释氏、推阐佛理的切实的动力所在，从而最终促成了“四声说”的定型及其被运用于诗文创作。
相比较而言，沈约治学重点转移的内因更值得关注。毋庸置疑，以萧子良为核心、以“竟陵八友”为中坚的西邸文学集团的生成，绝非仅仅缘自文人的声气相投，而是有其学术之外的目的。作为其中的组织者，萧子良固然缺乏政治才干，但从他多次上书论议时政、指点朝纲的言行举止来看，显然并不像《南齐书》本传所宣称的那样，乃“不乐世务”之辈。事实上，好文佞佛只是他用以吸纳党羽的手段而已。当此之际，沈约对于佛学的崇敬和对于文学的关注，以及缘此派生而来的对于声律谐和论的探讨，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投机色彩，其真实意图，正是借此接近萧子良以期猎取更为广阔的仕进前途。他本人在作于永明七年(489)的《高松赋》中，也曾含蓄地表达了愿效法当年邹阳、枚乘之事奉梁孝王，以拥戴萧子良的意向(14)。也大抵因此之故，得以历任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御史中丞等职。
在齐武帝身后原本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萧子良，既因为自身政治才干的严重缺乏，更由于西昌侯萧鸾的积极介入尤其是萧衍(464—549)的临阵倒戈，最终在永明十一年(493)的帝位争夺战中彻底落败，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政治悲剧。沈约是否参与了这场宫廷政变，因史无明言而不得其详，所能确认的只是：在萧子良失势之后，尽管他试图另觅政治靠山，并代为起草了《南齐废帝改元大赦诏》等诏书，却终究无法否认自己曾为萧子良党羽的经历，因而在萧鸾全然操纵朝政进而党同伐异之际，被外放为东阳太守。至于其离京时间，当如林家骊《沈约事迹二考》所云，约在郁林王隆昌元年(494)春二月底至三月间。
沈约虽然被排挤出京城，却并未因此意气消索，而是依然心向魏阙、缨情好爵，且对此颇为自信而敢行。他的这种内心企望，在作于赶赴东阳途中的《循役朱方道路诗》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初学记》卷二十四载该诗曰：
分濡出帝京，升装奉皇穆。洞野属沧溟，联郊溯河服。日映青丘岛，尘起邯郸陆。江移林岸微，岩深烟岫复。岁严摧磴草，午寒散峤木。萦蔚夕飙卷，蹉跎晚云伏。霞志非易从，旌躯信难牧。岂慕淄宫梧，方辞兔园竹。羁心亦何言，迷踪庶能复。
也因此，他在得知萧鸾登基之后，特地上书以示衷心拥戴。通观《艺文类聚》卷十四所载之沈约《贺齐明帝登祚启》，其欲取悦萧鸾以蒙擢用之意可谓昭然若揭：
伏惟陛下，大圣在躬，君德夙表。……睿化神行，无思不洽，狱讼允归，天人戴仰。……虽中宗之兴殷道，宣后之隆汉德，异世同符，千载一揆。刑措之业方远，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怀生戴赖。况臣早蒙覆润，夙荷恩灵，踊跃外畿，心不胜庆。
尔后当建武元年(494)十一月，沈文季(沈庆之子)、江祏受诏巡视至东阳，沈约乘机加以极力巴结，在所作《赠沈录事江水曹二大使》一诗中，不但将齐明帝的这两位宠臣谀为“二秀”，而且特意强调了他与沈文季的同祖共宗关系，从而露骨地表达了求荐希用之意。
当沈约离京赴任东阳之时，尚携草堂寺沙门释慧约同行，但在莅职后不久，就对道教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兴致，并“累书”邀请当时隐居在句曲山的上清派道士陶弘景(15)。对于此期沈约致意道教的原因，时人谢朓(464—499)将之归结为“悟寰中之迫胁，欲轻举而舍旃；离宠辱于毁誉，去夭伐于腥膻”(《谢宣城集》卷一《酬德赋》)；近来，又有学者在汲取谢朓旧说的基础上，推论它与吴兴沈氏信仰道教的家族传统有关(16)。但诸如此类的诠释，不能不说是主观臆测。这一则因为沈约的任职东阳，完全是受排挤所致，而非旨在避祸远害的主动选择，二则由于吴兴沈氏其实并非道教世家。
称沈氏家族为道教世家的推论，为陈寅恪先生所首倡。陈先生在论证时，主要以《宋书·自序》所载之沈警“累世事道”及《梁书》本传称沈约临终时“呼道士奏赤章于天”两例为据，后又援引沈僧昭“少事天师道士”事(《南史·沈庆之传》)，加以补充说明(17)。但按照这种逻辑，吴兴沈氏无疑又该也更应被称为佛教世家，因为信佛的沈氏族人不但其数更多，且历南朝四代而史不绝书，见诸《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即有沈道虔“累世事佛”的记载，时至陈代，复有贵为皇后的沈婺华，终日但以“寻阅图史、诵佛经为事”(《陈书》卷七《后主沈皇后传》)，至如宋、梁之间的法朗，更于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出家为僧(18)。因此，将吴兴沈氏定性为道教世家的结论不能成立。其实，无论是沈警、沈僧昭，抑或沈道虔、沈婺华，他们对于道教或佛教的敬奉与家族传统无关，都只是根据自身生存环境而做出的个人选择。沈约亦复如此，建武年间的他之所以热衷于道教，关键就在于齐明帝“潜信道术”(《南齐书》卷六《明帝纪》)。换言之，对于道教的敬奉充其量只是他用以取悦、接近齐明帝的手段而已。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婺州人唐仲友(1136—1188)从沈约任职东阳时所作的《八咏》组诗中，准确地解读出他的“慕君恋阙之意”，万历《金华府志》卷三十载唐氏《续八咏序》云：
齐(礼)[吏]部郎沈休文，出守东阳，为《八咏》。词祖《骚》而义本于《诗》。谆谆乎，慕君恋阙之意，非特流连光景之文也。
而潜藏于沈约皈依道教表象之下的，无疑也正是其“慕君恋阙之意”。事实上，沈约之所以能在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入为五兵尚书，正得益于他对于道教的敬奉，此则其《金庭馆碑》言之甚明：“高宗明皇帝以上圣之德，结宗元之念，忘其菲薄，曲赐提引。”
晚年的沈约在所作《与徐勉书》中，曾追忆及于他在齐明帝驾崩而东昏侯继立之际的心态，自称“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梁书·沈约传》)，但事实上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谋退”，因为期间他颇受东昏侯的眷顾，并因此仕途大畅，刚被提拔为左卫将军，未久又加通直散骑常侍。而他本人也显然乐于效劳，从永泰元年(498)七月东昏侯即位到永元三年(501)十二月被废的短短三年间，至少为东昏侯起草了诸如《改元大赦诏》、《立太子赦书诏》、《刘领军封侯诏》等十几道诏书，此期其实也是他政治上最为得意的岁月。
沈约之所以得到东昏侯的眷顾，关键还在于他对道教的敬奉迎合了后者的心意。较诸齐明帝，东昏侯对道教“留信弥密”，既曾在桐柏山建金庭馆并“置道士十人”(19)，又曾“拜蒋子文神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扬州牧、钟山王”，甚至将之“尊为皇帝”(《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在此期间，沈约不但一度被指定为金庭馆十道士之首，而且为配合东昏侯改造、弘宣道教，着手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其《金庭馆碑》云：
夫生灵为贵，有识斯同。道天云及，终天莫及。故仙学之秘，上圣攸尊。……出没无方，升降自己，下栖洞室，上宾群帝。……道无不在，若存若亡。……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寿同南山，与天无卒。更生变炼，外示无功。
与此同时，他又积极“寻师请道，结友问津”(沈约《金庭馆碑》)，其《游沈道士馆》、《华阳先生登楼不复下赠呈》两文大抵就作于此际。而就在他协助东昏侯改造、倡导道教，并自称也愿“锐意三山上，托慕九霄中”之时，却依然与释慧约过从甚密，甚至于每“临宫莅职，必同居府舍”(20)。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正充分显示出沈约曲学阿世的治学旨趣。
雍州刺史萧衍在起兵造反之初，其前景并不乐观，却由于措置得当，故得以在齐和帝中兴元年(501)九月兵临建康城下。而就在台城被围期间，当时身陷孤城之中的沈约曾作《悯国赋》一首，《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载其词云：
余生平之无立，徒跅弛以自闲。处围城之惵惵，得无用于行间。对僚友而不怡，咸悄颜而相顾。畏高冲之比拟，壮激天之南度。骇潜师之夜过，惊跃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竖，旗落落而疏布。时难纷其未已，岁功迫其将徂。育素虮于玄胄，垂葆发于缦胡。
该赋虽名为《悯国赋》，但充盈全文的，却是对自身功名前途的忧愁，事实上也可将之视为沈约政治立场由附齐转为党梁的标志，因为此后不久，他就背弃东昏侯而转投萧衍，并毛遂自荐，为作《除东昏制令》，对待己不薄的故主极尽痛诋鞭挞之能事。
沈约时任骠骑司马、征虏将军，原本无权起草文书，也未曾被要求承担这一工作(《南史》卷五十九《任昉传》)，其之所以如此主动地要求参与其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攀龙附凤”，“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梁书·沈约传》)。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此后又多次极力敦促萧衍把握有利时机，立即改朝换代。这对于加速篡齐建梁进程，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招致明人张溥(1602—1641)的讥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七《梁沈约集题词》云：
梁武篡齐，决策于沈休文、范彦龙，时休文年已六十余矣。抵掌革运，鼓舞作贼，惟恐人非金玉，时失河清，举手之间，大事已定，竟忘身为齐文惠家令也。
即便是萧衍，也因此十分鄙夷甚至嫌恶其人品而加以疏远、限制。这正是沈约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3)，始终虚荷崇位而未得参议政要、与闻机要的重要原因之一。
梁朝草创之初典制未备，其国乐甚至不得不沿用萧齐之旧。为宣扬功德伟业，梁武帝于天监元年(502)诏令百官各陈所闻。时为尚书仆射的沈约，随即予以积极响应，既称“陛下以至圣之德，应乐推之符，实宜作乐崇德，殷荐上帝”，又建议“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并因此受诏制定“郊禋宗庙及三朝之乐”(21) 凡三十一曲。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忙于参议五礼、拟定律令(22)。从总体上看，为天监初年的沈约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遵照儒家德治教化原则，用以构建梁朝的礼乐制度和人文秩序。不过，在天监三年(504)四月梁武帝下诏皈依佛教之后，其兴趣又很快从为新朝制礼作乐定律，转变为对佛教的崇敬和对佛法的弘扬。
史称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并于天监二年(503)“置大、小道正”(23)。但或许是有感于道术过于消极无助于治世，故在天监三年佛诞日下诏舍道归佛，宣称从此“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三日后更明确宣布“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并号召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叙梁武帝舍事道法》)。当此之际，沈约承顺上旨，即刻撰就《均圣论》，力倡“内圣外圣，义均理一”，为佛教国教化运动摇旗呐喊，这虽然受到了陶弘景的驳难(24)，但他此后仍然“禅笔纷作”，撰写了诸多“逢时之意多”而“觉性之辞少”的崇佛之文(《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梁沈约集题词》)，甚至发愿要“誓心克己，追自悔责，收逊前愆，洗濯今虑，校身诸失，归命天尊”(《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下沈约《忏悔文》)。
汤用彤先生曾经断言“梁时佛教常微有华而不实之嫌”，期间“朝臣信佛，自常附和人主”(25)。沈约之皈依释氏，即其显例。律动于其好佛表象之下的，仍是对仕途利禄的强烈渴求。但即便如此，梁武帝并未因此改变对他的成见而委以要职，此则见诸《梁书·沈约传》，即有“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的记载。沈约既受梁武帝的刻意压制，尔后又为同僚所谗谮，最终在抑郁难释的情怀中忧愁而卒(唐无名氏《灌畦暇语》)。其临终时的“呼道士奏赤章于天”，与其说出自内心深处的对于道教的服膺，毋宁说表达了他无可奈何的压抑和难以排遣的哀怨，以及追忆往事之后的些许忏悔之意和自我慰藉。
近来，姚振黎在所著《沈约及其学术探究》一书中，倡言沈约内具隐逸情结之说，并从外缘、内因两端分析了其成因。然而，尽管沈约确实作了不少诸如《郊居赋》之类的意欲高蹈远去的篇什，却终究不能据其兴寄感念之词而断言他内具隐逸思想。对于历史人物思想历程的梳理，理当以具体的生平行迹为据，而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显然构成了对姚氏之说的反证，譬如唐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云：
沈约尝因疾，遂有挂冠志。疾愈，复流连簪绂。先生封前书以激其志。约启云：“上不许陈乞。”先生叹曰：“此公乃尔蹇薄。”
而《梁书》本传亦称沈约“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执此而论，沈约的意欲归隐，充其量只是他仕途不得意时，释放在诗文之中的短暂的情感冲动。《宋书·隐逸传论》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这段史论虽就刘宋隐逸之士而兴发，却也未尝不是沈约本人无心此道的自白。
从沈约的诗文中，唐仲友体悟出他的“慕君恋阙之意”，而姚振黎则解读出其隐逸情结。姑且不论此类解读是否准确，解读结果的截然相反，恰好表明解读对象的多变。但沈约的多变只是表象的多变，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对于权势爵禄的渴求和对于功成名就的期盼，却始终未变。这种强烈渴望落实在学术领域，就在总体上表现为其治学重点随着人主的好恶趋尚而不断变更。对他来说，学术研究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手段、方式和工具，服从并服务于他的仕进前途。《梁书》本传称其“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借势，颇累清谈”，此种评说洵为的论，其间显然又颇有深意。
在南朝政治生活史上，沈约无疑是以文才见长的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虽然出身士族，也曾得到宗族贵要的援手，但从总体上说，并无政治背景可言。也正因为没有稳固的政治倚托，以追逐世俗功业为人生目标的他，始终处于持续的紧张和焦虑之中。梳理他的仕途进退之迹，寻绎其宦海生涯中的心路变化，无疑有助于了解并理解南朝文士的生存状态及其作为取舍，进而对于探析南朝皇权渐趋强化的历史动因，也当不无意义。
自从晋末宋初以来，江南地域的政治权力结构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在皇权日益增强的同时，士族对于政治的作用力却转趋弱化。时至梁代，皇权已在较大程度上具备了整合社会的能力，遂有策试入仕制度的实施、官班制的创设和诸如此类的政策调整。士权和皇权的此消彼涨，其因固然不一而足，却无疑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一是旧姓高门的盛极而衰，二是无论新兴的军功受益阶层抑或不断崛起的寒人，几乎都将依附皇权当作实现自身士族化的终南捷径，周盘龙的以兜鍪换貂蝉(26)、纪僧真的“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27)，就是其中的两个显著实例。
尽管沈约以文才为凭借的求仕方式，既不同于周盘龙的以军功起家，也有别于纪僧真的以吏干发迹，但他的政治取向与周、纪两人其实并无任何差别，并同样表现为对皇权的依附。史称沈约在梁武帝天监年间“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梁书》本传的这一评判，固然反映出其实际政治作用的乏善可称，但换个角度来看，却也未尝不可将他的“唯唯而已”理解为对皇权的服从。南朝时期，虽然忠君观念尚未为人臣所全盘接受，传统意义上的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尚未最终确立，但士大夫阶层向帝国官僚的转化，确已成为此期历史发展的确定不易的方向，这相当典型地体现在沈约的身上。
沈约不但随人主的好恶趋尚而不断转移治学重点，他的学术思想其实也特重变易。其论史，往往通过追溯、对比史实，用以稽考并分析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因果关联。譬如其论刘裕篡晋自立，不仅将之与汉魏更替、魏晋革命相类比，而且特意强调“诛内清外”之功的积累和民心的渐次转变，以此论证晋宋嬗代的合理性(《宋书》卷三《武帝纪下》“史臣曰”)，这既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认识，也使得他的史论深具通论色彩。其论文，亦强调“渐变”，《宋书·谢灵运传论》对于历代文学传承变易的概述，即其显例。至于其诗文创作实践，实际上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譬如他在永明年间，尚偏重于讲究声律谐和，而至天监初年，却已转为对“文章当从三易”(28) 说的身体力行。变易观作为沈约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无疑是他多变、善变的为人处世原则的外在表现。
沈约在《宋书》中虽未曾专立“儒学传”或“儒林传”，却不仅在该书卷五十五“史臣曰”中，评述了儒家经学在两汉至刘宋之间的演变轨迹，而且谨守儒家的华夷界限，既置《索虏传》以贬斥北魏为僭越，又设《符瑞志》以渲染江左政权乃膺受天命的正朔所在，因而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如所周知，儒家学说原本就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较强的包容性，这不但使之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也使之自然而然地对变化和如何变化的问题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乃至理论思考，并早在汉代已就士人的仕途穷达、出处立身之道，提出了诸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类的解答。执此而论，沈约为人处世的多变和善变，其实也未尝不契合于儒家的说教。
但沈约的人生趣向又有别于汉代的儒士，他不曾以两汉士人为榜样，仅仅在干禄求进与隐遁不仕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始终将从政仕进作为自己的基本出路。换言之，入世事业在他的人生实践当中具有核心的位置和当然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其求仕宗旨又并非修齐治平、大济天下，而仅仅是为了达成入仕及入仕后的通达荣显。为了实现这个人生目标，他积极捕捉目所能及的每一个时机，甚至求诸儒学以外的知识，既曾谈空空于释部，也曾核玄玄于道流，并因此呈现出治学重点不断转移的表象。沈约对于功名利禄的刻意营求，虽受到后人的非议，甚至于被隋末大儒王通(580—617)定性为“小人”(《中说》卷三《事君篇》)，但其观时知变的处世原则和治学风格，却也值得充分肯定。
从自今而古的角度回溯，沈约的有生之年，正是业已式微的儒家经学转趋复兴之时。在此期间，他不但撰就了《谥法》等经学著作，而且一度致力于构建梁朝的典章礼仪制度。平心而论，沈约在经学理论研究上的成就委实不如贺玚(452—510)等儒士，但他对于推动经学在梁代的繁荣，其功劳较诸贺玚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影响更非后者所能比拟。在沈约之前，兼收并蓄不同学术体系和理论说教者，诚然不乏其人，但像他这样根据某一时段的自身需要而着重关注某类知识，并以这类知识为工具积极谋求功名利禄的做法，却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在方法论上极大地启发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并因此成为时人效仿的榜样。而《梁书·沈约传》也主要以此为据，予其以“博物洽闻，当世取则”的赞誉。
注释：
①《宋书》卷六十三《沈演之传》，本文引用二十四史依据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南史》卷七十六《隐逸下·沈麟士传》。
③《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
④《南史》卷三十三《裴松之传》附《曾孙子野传》。
⑤梁沈约《为始兴王让仪同表》，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847页。林家骊以为题中“始兴王”当改作“始兴公”，又称该表应作于大明三年(459)，皆是，详参《沈约事迹二考》，《文史》总第四十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
⑥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下编《永明文学系年》，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91页；林家骊《沈约诗文系年》，中华书局《文史》2001年第2辑；姚振黎《沈约及其学术探究》第一章《沈约年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陈庆元《沈约集校笺》附录《沈约事迹诗文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页。
⑦《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附《子兴宗传》。
⑧《宋书》卷七《前废帝纪》。
⑨《南史》卷三十七《沈庆之传》。
⑩详见《宋书》卷一百《自序》、卷九十四《恩幸·徐爰传》。
(11)《史通通释》卷十八《杂说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07页。
(12)梁沈约《内典序》，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九，《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6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4页。
(13)《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14)此说借用自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第36页。
(15)《梁书》卷五十一《处士·陶弘景传》。
(16)孙昌武《愧悔与忧惧——沈约的宗教世界》，《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17)详参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及其《〈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96—97页。
(18)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五《梁杨都建元寺沙门释僧韶传》附《法朗传》，《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61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58页。
(19)梁沈约《金庭馆碑》，南宋高似孙《剡录》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续高僧传》卷六《梁国师草堂寺智者释慧约传》，《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61册，第576页。
(21)《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
(22)详参《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23)《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道部八·道士》引《道学传》，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973页。
(24)详参《广弘明集》卷五沈约《均圣论》、陶弘景《难镇军〈均圣论〉》。
(2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3页。
(26)《南齐书》卷二十九《周盘龙传》。
(27)《南史》卷三十六《江夷传》附《曾孙
传》。
(28)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五《文章第九》，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3页。林家骊以为此说大致与声律谐和论同时提出于永明年间，见其《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一文，《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但笔者倾向于认定：第一，其时当在天监初年，史称沈约所撰的梁初郊庙乐辞，“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恪传》附《弟子云传》)，即其有力的旁证；第二，就其动因而言，则可能与梁武帝“雅不好”《四声谱》有关(《梁书·沈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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