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精英教育定位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学校论文,精英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阶段，有其特定的数量指标与质量内涵。不仅可使更多人受到高等教育，从而趋向社会公平，而且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征，也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成员自身素质提高的客观要求。然而，由于高等教育学生主体间的个别差异将会永远存在，高等教育的层次性和高等学校办学水平差异性的客观存在，以及经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因此，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形势下，全国步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个别地区已开始进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高等学校的定位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分层定位，走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并举的路径，以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不同层次、多种类型的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自20世纪末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以来，迅速从精英高等教育进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2005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2300万人，高等教育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则更高，浙江省达到34%，北京市为52%，上海市为53%。这些省市的高等教育虽然发展快，如上海、北京已进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但是从发展状况分析，主要在规模和布局形态上，尚未实现规模、质量、结构、功能的协调发展。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来临的今天，我们必须面对大众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做出选择。现在高考的录取率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大学容易了。当然，要进名牌大学不容易。报考名牌大学的激烈竞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今后将仍然存在。不过，对于大多数非名牌的高等学校，高中毕业生将越来越有更多的选择自由，某些高职高专院校甚至会出现生源不足。我国文化传统、社会形态和大多数人的经济水平，要求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毕业率和就业率能保持一定的同步性，否则会难以承受，甚至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所需要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毕业率与教育教学质量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大幅度提高，高等学校的数量大增，万人大学数量越来越多，不少院校通过竞争申报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因此，产生高等学校的升格热。然而，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高等学校应有相匹配的质量定位和质量标准。坚持严格的质量标准，把好毕业生的质量关，与学校规模扩张过快，教育教学措施不到位，以及顾忌社会压力和学校信誉等等因素，处于矛盾与两难的境地。西方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后，导致毕业率很低，一般仅为20%-40%[1]。这显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已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议论热点，有些大学教授在演讲时直言大学教育的整体素质在下降，“现在的博士生比不上过去的硕士生，硕士生比不上过去的本科生，甚至本科生比不上过去的高中生”。如何处理好大学教育质量与大学生毕业率之间的关系，达到较高的质量和较低的淘汰率，是众所期望的。
二是就业率与入学率的问题。媒体报道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状况是各不相同的，不同地区、不同院校、不同统计口径难以一致。但是，与精英高等教育时期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相比较，或者与学生家长的期望值和传统观念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据报道[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涉及面较广的调查显示，时下农民工对月工资的预期已超过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预期100多元。尽管，从发展的角度看，两者还不能作简单类比，但这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市场依据的。大学生起薪低于农民工这个前所未有的“市场认可”，毕竟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工作职位的任职资质要求与就职者的实际资质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规定和惯例。就职者实际资质低于或者高于任职资质的要求，都属于职位错位。高等教育过于快速扩张，必然会出现教育过度或者资质过度的情况，更何况社会用人单位较普遍认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创新能力更差，甚至生活自理能力也不强。就业难与求才难并存的现实，正是入学率大幅度增加以后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高等学校在办学中需要深刻反思和研究解决的问题。
三是就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的问题。2006年5月2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生应定位于普通劳动者”，“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每一位大学毕业生应该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加就业选择和竞争。然而，大学生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应该积极地去创业。我国的大学生忙着就业的多，想着创业的很少；大学里普遍设立学生就业指导机构，而却没有学生创业指导与服务机构。众所周知，世界知名的雅虎公司和惠普公司最早都是由两个大学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创业的。他们的成功也是斯坦福大学教学、研究与学生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斯坦福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国社会已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然而高等学校基本上仍是类同于以往的适应性、守成性的就业型教育，而缺乏以培养创新意识、创造能力为主导的创业型教育。现行的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不利于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养成。尤其是大学扩招后，许多学校只注重对学生的知识灌输以及考勤考试，无暇顾及素质教育，缺乏对学生创业意识的培养与引导[3]。创业教育是开发学生创业基本素质的教育，是大学生开启创业成功之门的钥匙。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一所举世闻名的创业型大学，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上述问题的妥善解决显得更为迫切。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教育只能采取分层定位，确定各层次的办学条件和质量标准，而各高等学校应该严格实施与本校办学层次相匹配的质量定位及其标准，把好大学新生入学质量关和毕业生质量关，从而使精英人才能接受精英教育，各类人才各得其所。通过分层定位，实施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举，高等学校各安其位，分层发展，争创各自办学层次上的特色与一流。
二、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定位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高等学校的数量成倍增长。然而，整体地、单维度地将高等教育划归为大众教育，既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事实，也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高等教育形态，就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化阶段，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未必能受到精英教育。因此，在大众化阶段的高等学校实行分层定位，让一部分有条件实施精英教育的高等学校承担精英教育任务，大部分院校承担大众教育任务，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并举。
高等教育可划分为五个层级：高职与高专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后教育。有的学者认为，高职与高专教育定位于大众高等教育层，尽可能开发资源与扩展规模，尽可能放低进入限制，尽可能增加再升学空间。本科教育以上各层级定位于精英教育层，严格坚守质量定位，严格执行质量标准，严格控制毕业出口水平[1]。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层级，具有承上启下影响其他层级作用的教育。承担本科教育的高等学校量大面广，类型较多，办学水平差距较大，一般性院校的本科教育和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据统计，2005年在全国1792所普通高等学校中，高职和高专院校为1091所，本科院校701所，在本科院校中又有450所承担培养研究生教育任务，而且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仅200余所。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分析，在701所本科院校中，200余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多为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办学水平较高，本科教育质量较好，能够承担精英教育的任务，有些院校早已以精英教育为己任。高水平的大学必须坚持精英教育理念，确立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本科生的质量应该是一所大学水平与质量的核心指标。因此，我们认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后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层；高职与高专教育、不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定位于大众高等教育层。这样大众高等教育层为两个层级，不仅使办学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可以满足更加广泛的需求。在本科教育层级中，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存，也比较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的过程。这样的划分也具有粗约性，具体的情况还取决于高等学校的实际办学理念、水平和多方面的条件而论。
高等教育分层定位，高等学校各安其位，分层发展，从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上、理论上是合理的，也是需要的。各个层级的高等教育都有各自的标准和高质量，也应有各自的一流办学水平。然而，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高等学校定位也有一个动态发展的问题。许多高等学校经历了从低位起步，逐步发展成为高水平的大学。因此，不安其位，力争在办学层级上提升，是高等学校办学中较为普遍的心态和努力的目标。当然，有一类高等学校从开始就确立高位的办学目标，并按“高定位、高起点”的路子发展。香港科技大学从1991年正式招生，就按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办学，现在已发展成为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4]。还有一类高等学校，并不追求高层次发展，而刻意在自己的层次里办得最好。在美国众多的举世闻名的研究型大学之外，还有一类好大学，只有本科，没有研究生院，规模小，但名气很大，学生对母校的认同感与回报率，不低于哈佛大学。它不发展研究生院，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全心全意经营好本科[5]。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区分，不能截然从办学层级上划分，还应充分考量高等学校实际的办学状况。把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加以适当的区分，以促进两类高等教育按照各自的特点和方向发展，精英教育着重于提高质量，提高水平，也要适当增加数量；大众教育着重于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并按照劳务市场的需求，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6]。这样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优化组合，也可以避免用一个标准评价两种不同层级的教育质量与办学水平。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短短几年的大发展，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并一跃成为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在这种发展势态下，还是应该记取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以求高等教育大众化而降低水准，曾给我国高等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历史教训。事实上我国近百年的高等教育是以精英教育为主旨的发展史。早在 1912年10月，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时，在《专门学校令》中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要教授高深学术，并在高等教育中分设两种培养目标，以区别大学和专门学校的规定。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认为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培养治“学”者，一是培养治“术”者。培养治“学”者的高等学校，可称之“大学”；培养治“术”者的高等学校可称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程度之差。两种学校培养的目标不同。然而，称谓大学者，理应培养精英人才，国家栋梁之才。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认为，大学应该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在培养目标上，他认为大学应培养具有广博和比较全面知识的人才，有独立研究和应用于实际的能力。竺可桢在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犹在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在教育上强调德智体并重，特别重视学生毕业后的发展：“一个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能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提出高等教育应培养三方面的人才，即基本科学的、工业技术的和工业组织的人才。他特别强调大学本科应培养有组织能力的人才。“大学工学院的设置，我认为应当和工业组织人才的训练最有关系。”“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7]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大学培养尖子、领袖等精英人才的观念是一条主线，各个时期代表性的教育家都从当时社会背景条件下提出各自的办学主张。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各个时期虽然有些不同的表述，但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是比较一贯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继续了这个提法。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提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更加符合时代的精神。2006年7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演讲中提出：“中国的大学要构建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培养数以万计的创新型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型创新人才。”这表明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不同层面的人才，都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和基本的创新能力，应该是创新型人才，而一部分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应该培养拔尖型创新人才。因此，大学必须转变教育观念，以创新作为大学的精神核心和价值追求，在加强理论基础的同时，更注重于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实施全面素质教育。
回顾近百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高等教育以精英教育为主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当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应该确立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举，两种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协调发展，两类不同层级的高等学校科学定位，从而构建高等教育新的体系。
三、实施精英教育的基本条件
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背景下，高等学校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也是学校持续发展和不断赢得社会信誉的最基本因素。有些高等学校已经从办学理念上或者发展战略上重新定位本科教育。兰州大学在回眸“十五”期间的“211”建设中，提出了“上中材质、精英教育、全面发展、质量一流”本科教育的战略定位，并着手构建理念先进、组织合理、管理科学、质量优良的本科教育新体系[8]。本科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不仅要体现在办学理念上，而且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六点。
（一）教师素质
教师的素质包含教师的整体素质和学科带头人的素质两个方面的状况。教师整体素质可以由一些技术性指标来衡量，诸如教师的学位结构、职称结构、学院结构和年龄结构等。近年来，大学教师中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越来越受到重视，博士学位已成了不少大学年轻教师任教的入门证。博士比例和教授比例已成为衡量教师队伍素质的重要指标。教师整体素质与水平还体现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成果，诸如科研经费数；承接重大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及其获奖数，尤其是获得国家级奖项数；专利数量；以及出版学术专著和发表学术论文数，尤其是在《SCI》等三大国际索引收录的论文数等。
“名师出高徒”，教师中英才占多大比例很重要，如果教师中才能平庸之辈较多，这所大学的教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实施精英教育和培养精英人才也就不可能。在我国高等教育近百年的历史上，不少知名大学曾经有过精英人才辈出的时期。一些校长在回顾那段令人难忘的校史时认为，这与当时一大批知名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是分不开的。这些教授不仅是学问好，而且具有被众口称赞的人格魅力。正如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认为，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7]。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学术创新团队，乃是实施精英教育、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教师的素质不仅是自己所具有的学问与人格，还体现在对学生的关系、对学生的榜样和熏陶作用。现代大学中的师生关系，不再是单一的教与学关系，而且是不断对话交流与互动的关系，以更加自由而具有启发性的方式增进学生的成长与全面素质提高；同时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师给学生提供积极主动的服务，使学生能利用各种渠道自主探索学习知识与提高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因此，教师的素质与水平在培养精英人才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二）学生素质
大学选录一流的学生，实施精英教育，培养精英人才，这是顺理成章的。如何吸引高素质的学生，中外大学各施奇招。国外一些知名大学采用多种办法吸引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入学，以笔试与面试并用的形式，进行知识考核与学术潜力测试，以及由社会名流或校友推荐，设立多种形式的奖学金等。近年来，我国一些重点大学开始实行面试招生，注重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
在考生的心目中，大学的知名度及其品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名牌大学不仅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学科与专业，而且使学生有机会得到名师的教诲，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环境，以及更多的成长与成功的机会。
学生的综合素质，需要全面考量，不仅是考分的高低，还应十分重视考生服务于社会的精神和社会实践才能，对于一些具有社会服务经历和为社会做出成绩的，特别是乐于为贫困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服务的，这是学生素质的重要方面。另外，还应考察学生的组织与领导才能，以及潜在的创新素质等，这些对学生的成长具有很大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有一部分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而家境贫困的学生，这是值得关注的优秀生源。才智超群的学生，常常出身于低收入家庭，才智平庸者倒常常有一个高收入的家庭，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因此，大学选录优秀学生要拓宽视野，主动帮助才智超常的贫困学生接受精英教育，更是任重道远。
（三）教学质量
在课程设置方面，拥有和利用优质的教学资源，建立基础宽厚、学科交叉和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广阔的知识架构和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多次选择、逐步到位的机制让学生在专业学习上有更多的选择自由，有利于学生构建适合自身特点的知识架构和发展途径。当今，大学的课程结构呈现综合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尝试将两种科目结合在一个课程中形成复合课程，例如“科学与经济学”等，从而使狭窄的专业教育转向综合素质教育。
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通过选用最优最新的教材，采集加工典型的教学案例和学科前沿成果，进行启发式、讨论式教学，优化课堂教学的效能。开展校内外的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能更好地应对毕业后的就业和创业要求。
把科学研究活动列为精英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实行教学与科研相融合，鼓励本科生参加科研活动，增进主动地创造性地学习。学校应该制定本科生参加科研的计划，为他们提供独立的、有激励性的科研机会，以及作为教师的助手参与教师的研究课题。本科生参加科研的经历，可能是培养精英人才最有成效的环节。
（四）科研水平
培养精英人才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创新氛围，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参加科研的机会与条件。因此，具有一批强势学科、重点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的大学，才能有效地承担起培养精英人才的任务。
高等学校的科研水平，虽然可以用科研经费到款数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科研成果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推动作用。科研成果转化率之低，专利无用率之高，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高等学校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参与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平台，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充分发挥学科与人才优势，是体现科研水平的试金石。
高等学校作为创新推进器的内在特征就是具有高流动率的学生人力资本，成为特别合适的创新场所。高等学校也是新的交叉学科和产业领域的潜在温床，还是一个天然的孵化器，为师生开拓智力的、商业的和两者结合的创新事业提供一个支撑结构[9]。师生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活动，尤其是从事学科前沿课题或者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攻关课题，就有可能把科研过程中产生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成果大量地引入教学，使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就获得良好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因此，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科研水平和良好的创新氛围，才有可能为本科生提供参加科研的机会与条件，从而才会有既出人才又出成果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五）办学经费
充足的办学经费是实施精英教育的物质保障。在争取政府财政拨款主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多渠道和开拓新的财源乃是当今高等学校所共同关注的问题。现代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的大学，往往需要庞大的经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今日在大学教育中居最领先地位的美国，属于享有声望的“美国大学协会”会员的五十所大学，都无例外地依赖民间的资助以推动或加强特殊的学术计划，用以达到真正卓越不群的地位[10]。政府的财政拨款总是难以满足大学日益增加的开支，然而大学的筹款能力和财源，往往是与大学自身的办学水平、知名度、对社会的贡献和毕业生的成就成正相关的。
高等学校通过自身的努力，本着“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理念，增进政府和产业界对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理解、支持。做好对毕业学生的联络和继续服务工作的同时，争取他们对母校的回馈，也是一条重要的财源。1991年，斯坦福大学在建校一百周年庆典中，开展了筹款活动，由于校友们在事业发达之后，不忘母校和师恩，结果筹款数额超出了预计的11亿美元。
财源茂盛是高等学校发展的基础。添置和更新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电脑系统，以及各种设施、场馆的建设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这些硬件装备和设施的优势，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六）校园文化
高等学校里的教育教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形的，就是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各种教学环节；二是无形的，就是校园文化，其最核心的起主导作用的是精神文化。校园文化对师生的价值导向、情操陶冶、心理建构、行为约束、集体凝聚等产生深刻的影响，与人才培养的全面素质更是息息相关。中外知名大学的实况表明，教育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教育环境，教育环境的品位极大地影响到学生的品质。
校园文化是引导人、激励人、鼓舞人的一种内在动力，也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一面旗帜，对精英人才成长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其作用的强度和效应固然有社会的、历史的种种因素，而更重要的在于校园里的文化底蕴，在于与时俱进、因校制宜地精心策划和营造的育人氛围。当前，特别需要加强创新和创业的文化建设，努力营造和谐包容的文化氛围，鼓励勇于创新、大胆质疑、宽容失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并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作出相应的安排。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定位选择，是实施精英教育，还是选择大众教育，这既要考量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区域发展的需求，更要根据现实的教育资源状况和进一步取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能性。在建设创新性国家的过程中，一部分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把本科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