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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瓶颈约束—经济起飞时期的必然现象。
把目前的农业瓶颈约束归结为各级领导忽视农业，是相当普遍的看法。出了问题就说领导忽视，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习惯。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划分几个时期，我国农业发展速度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吉林省则更为全国瞩目，粮食产量连续登上几个台阶。从1978年的900 万吨增长到1990年的2000万吨，在这样的成就面前，说各级领导忽视农业，显然站不住脚。第二、农业中的某些问题确有多年议而未决、决而未行的现象。其原因是复杂的。比如，人们批评各级领导忽视农业的主要例证—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比例不断下降问题。这是不是各级领导忽视农业的表现，目前能不能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支出比例，需要具体分析。分析一个吉林省的情况。1978年，吉林省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20.0%。1993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为11.1%。在财政支出中，1978年的基建支出、支农支出（包括农村事业费下同）分别占财政支出的33.9%和11.7%，维持其它事业吃饭的开支占54.4%。到了1993年，省财政自主支出中（另外的支出是中央给的粮价补贴之类），基建支出和支农支出已降为8.4%和9.8%。维持其它事业吃饭的开支上升到80.8%。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体制变化之后，省财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掌握的财力越来越少了，保证吃饭的刚性开支越来越大了。希望省政府大幅度增加农业方面的投入是不现实的。
我国农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之后仍然表现薄弱，成为国民经济的瓶颈产业，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进入经济起飞时期。主要特点是二、三产业高速发展。一方面，它对农副产品的消费需求急剧增长；一方面，它对资源的争夺给农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和挤压。1978年我国人均肉食占有量9.4公斤，1993年达到32.6公斤。以3.5：1的料肉比计算， 仅增加肉食占有量这一块，全国每年多消费粮食1亿多吨。 随着粮食精深加工工业的发展，对粮食原料的需求量也迅猛增加。由于二、三产业有较高的比较效益，全社会的资金、技术、人力、土地等各种资源被它吸引而去。一面是需求急剧膨胀，一面是发展资源的挤占，使农业发展进入窘迫境地，成为国民经济的瓶颈产业。
那么，二、三产业高速发展对农业的冲击和挤压是不是领导偏好二、三产业，轻视农业发展的表现或结果呢？不是！一个国家出现经济起飞局面是执政党和领导层苦心探索、正确决策的产物，同时也有历史赋予的机遇，抓住机遇尽量搞得快一点，是正确的选择，不是决策失误。即使出现暂时的对农业发展的冲击和挤压，也是不可避免的。如同追求同步富裕必然导致共同贫穷一样，追求三次产业同步高速发展，必然扼杀经济起飞。在新、老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在经济加速发展时期，二、三产业发展速度都远远高于农业发展速度。1960年至1970年，美、日、法、西德等国一、二产业年平均增长率的比例分别达到：1：4.45、1：6.49、1：2.67、1：2.38。1963年至1980年， 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达到1：4.12、1：4.41。1971年至1988年，泰国农业和制造业的比例达到1：2.36。1979年至1993年，我国一、二产业年平均增长率比例为1：2.33，我省为1：1.61。有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二、三产业发展特别迅速， 农业供给追赶不及，至今还在大量进口粮食和肉类等食品。他们依靠二、三产业的高效益换取外国农业资源，支撑经济起飞，取得巨大成功。有同志提出：中国一、二产业速度比超过1：3就会出现农业瓶颈约束。是国情使然，还是调控有误，需要认真研究，不能轻易结论。
二、缩小剪刀差不是解决农业瓶颈约束的灵丹妙药
有一种说法特别流行：我国多次通过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支撑经济快速发展。这种说法很不确切。可以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粮食涨价和粮食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1978年至1984年的粮食增长有3个因素， 首位因素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其次是国家进口大批粮食支持国内改革（这期间纯进口7060万吨）。再次才是粮食提价的刺激作用。这次粮食涨价是政府运用财政力量主动提价的。当时财政调控能力较强，加之提价后的价格水平也不是很高，可以高价收购，低价供应。在市场上，被计划体制长期压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消化了一部分粮食。农民增产增收，生产积极性持续时间较长。提价对粮食增长作用较大，进而推动了经济发展。但这时的财政已加重了包袱。粮增债涨、高产穷省、穷县现象严重了。1990年至1993年的粮食增长，只能说1990年的增长受到1989年末粮食提价的刺激，以后非但没有涨价。1992年反而降到198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期间的粮食增长主要是由政府运用行政强制手段推动的，如清理进城农民返乡种田，限制非统配农产品的生产等等。是以降低二、三产业发展速度为代价的。1989年末的涨价是各级政府运用信贷资金高价收购促成的。但当时财政调控能力已经很弱。高价收购却无力低价销售。把整个市场粮价带起来以后，市场消费方不堪重负，被迫压缩需求。粮价在1990年春节后即迅速下跌。这次提价对粮食增长的刺激作用仅维系1990年一年。财政为此背了大笔债务（尽管是挂在银行帐上）。经济被迫减速降温，失去强劲的发展势头，影响就更大了。1993年末至今的粮食涨价已经使粮食价格超过国际水平。而1994年减产120亿公斤，把1995 年的粮食增长说成是涨价刺激的结果也是缺乏说服力的。道理很明显，在现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力基本发挥差不多了。靠涨价的调动人海战术的积极性已失去作用。这次粮食涨价主要是由市场供求紧张而自发形成的，市场粮价飚升迫使国家不得不提高收购价，但幅度不大。由于财政拮据，信贷紧张，政府对粮食供应及价格调控能力已经非常微弱。至此，我国基本形成财政和信贷干预较少（过多干预已经承受不了）的8.5亿人生产、3亿多人消费的市场调节格局。在这种格局下，粮价上涨则推动物价上涨，扭曲经济关系，经济被迫降温，通过萎缩需求，达到供求平稳。但由于惯性作用往往造成短暂的供过于求。粮价下跌带动物价走低，有利经济启动升温，但马上刺激粮食需求，很快重复出现供不应求局面。如果说前两次涨价对粮食增长还有促进作用，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从这次开始，涨价对粮食增长作用甚微，而对经济波动推波助澜的负作用却越来越大。况且目前的粮价水平已高得不能再提了。从价格入手，从缩小剪刀差入手解决农业供给问题已经起入死胡同。
缩小剪刀差为什么不灵？道理并不深奥。中国农业人口8.5亿， 种植14亿多亩土地，生产4.5亿吨粮食，和农业彻底割断脐带的只有3亿多人。在这样的耕种规模。这样的产出水平，这样的消费市场，粮价提到什么水平才算比较效益高，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粮价高了，3 亿人买得起吗？8.5亿人指望向3亿多人卖粮致富，行得通吗？反过来想想，即使有无限财力提高粮价，保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长期保持8.5 亿人种地，供给3亿多人吃饭，国民经济还能实现现代化吗？ 中国还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说到底，农业是低值产业，粮食是低值产品。在粮食包含的价值量中，科技含量较高、发挥作用较大的生产资料都是农业外部输送的。农民投入的大多是简单劳动，要达到甚至超过复杂劳动的收入，产业结构就无法向着高级化调整了。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相近的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农业就业比例偏高。农产品价格偏高，导致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逆调整可能是主要原因。
三、加强农业要调动一部分农民多种田、一部分农民不种田两个积极性。
加强农业是从人力上加强、搞人海战术，还是走规模经营，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道路，很多同志还缺乏起码的思考。吉林省是人均耕地较多的省。以1993年为准，全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4.5亩，吉林省人均10.6亩，按这一年吉林省农产品成本收益抽样调查资料和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推算，每个农业劳动者当年在耕地上投入129 个工作日（玉米主产区只有106个工作日）。在林、牧、副、渔业投入41个工作日，合计170个工作日，按当年280个工作日计算，每个农业劳动者有110个工作日闲置和浪费掉了，占全年工作日的39%。人们常常把农民的相对贫困归结为剪刀差。这至少是片面的。农民之所以穷，可能不在农产品价格上，而是穷在经营规模太小，劳动时间太少，创造财富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经营规模狭小是一柄两刃刀。一方面把大批劳动力固定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惊人的浪费，一方面又严重影响农业的产出功能，加剧农业瓶颈约束。由于经营规模小，投入劳动少，农民无法抵御比较效益的波动。每当二、三产业快速发展，比较效益高了，农民就感到种田不合算了。一部分农民离土离乡，把属于他的一份耕地荒芜了；一部分农民兼营别业或把耕地留给老弱病残的家人，实行粗放经营：一部分全心全意种田的农民由于规模小而无法实行先进的经营方式。总之，有限的耕地资源不能充分发挥产出功能。只有粮价大涨，农民才又涌向土地。农业出现短暂的恢复性增长。
多少年来，我们只强调调动农民务农种田的积极性，很少提到调动农民实行规模经营的积极性。至于调动一部分农民不种田，走向二、三产业的积极性，则被视为耸人听闻、离经叛道。现在，到了明确提出这一口号的时候了。第一、这是现实的需要。只要到农村走马观花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发现很多农民由于种种原因不愿种田，但由于种种原因走不出去。又有很多农民愿意多种田，但由于别人走不出土地而不能多种田。早在八十年代，吉林省农村就流传一句顺口溜：“四个月种田，两个月过年，六个月干闲”，农民对自身一穷二闲，因闲而穷的情况早有所悟。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口号符合农民愿望，会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第二、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口号对于制定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关系重大。鲜明地提出这一口号才能动员全党关注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的时候还有什么顾虑和实际困难，走向二、三产业的时候还有什么关卡和阻力，因地制宜地制定鼓励农民经商、办厂、打工的政策法规。鲜明地提出这一口号，才能动员全党关注留下来的农民如何实行规模经营，在农村产业结构急剧调整时期增加农业产出，发展农村生产力。
四、进口粮食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为农业大省提供了调整和发展的机遇
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又处于需求激增时期，一旦农业和二、三产业关系断裂，后果不堪设想。世界粮食市场救不了我们。中国农业滑坡不行，徘徊也不行，必须稳定增长。但在经济起飞时期，即使稳定增长也还是满足不了需求。为了抓住机遇，支持二、三产业高速发展，支持农村产业的结构调整，我国需要从现在起，在一定时期内进口较大数量粮食。国际知名的研究世界粮食供应和环保条件演变事态的专家丹尼斯T·艾弗里先生（美）在1995年秋天说过：“我不认为自给自足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中国依赖自己的粮食生产，那么代价将是高昂的，粮食价格也将剧增。特别是本应创造高值的非农业就业的资本将被用于创造低值的农业就业。中国因此每年将减少经济增长的1—2个百分点。”“我认为中国进口低值产品及时出口高值产品才更有意义。”
农业大省对进口粮食抱有抵制情绪，是不明智的。对于农业大省，粮食供求是处于偏紧状态好，还是较为宽松好？从直觉上看，似乎供求紧张更为有利。但从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看，无论是计划调节体制，还是市场调节体制，粮食紧缺都没有给农业大省带来好处。在计划经济下，强制性低价收购，政策性扩大剪刀差，使农业大省相对贫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行的贸易条件还是要压低粮食价格，高产穷省、粮增债长现象并不能改变、实践多次证明，凡是粮食紧缺而抖起来的年份，不是农业发展的好兆头，而是全国经济出了问题。农业大省只能得利于一时，之后，因粮紧价增而导致的经济降温后果都要转嫁到农民和农业大省身上，以前得到的好处还要吐出来。这不是谁来忽视农业的问题，不是依靠呼吁，引起注意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工业化进程中、经济起飞时期必然出现的问题。
农业大国、农业大省要致富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走工业化的道路。而实现结构调整首先要有一个宽松的粮食供给环境。因此，进口粮食不是对农业大省的打击，而是对农业大省调整重农结构的支持。中央提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以后，给沿海发达省份发展农业、增产粮食提出了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省份利用中央给予的地区倾斜政策，利用农业大省的农业资源，高速发展二、三产业，极大地壮大了自身经济实力。现在有足够的力量支农、补农、增加农业产出。因此，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是中央解决农业瓶颈约束的重要举措，是对农业大省的政策倾斜，为农业大省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提供了机遇。
当然，农业大省的调整和沿海发达省份当年的调整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地域优势，没有政策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困境逼出来的调整。要充分认识调整的难度，才能抓住调整的机遇。
五、发展农业要从发展二、三产业开始
不久前，吉林省提出建设粮食大省、畜牧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大省和农村经济强省的目标。在三大之中，粮食是基础，是前提。但在八十年代初期吉林省就出现粮食短期内超常规增长而养殖和加工不能同步增长的脱节现象。十几年来，吉林省畜牧业和粮食加工业有长足发展，但粮食生产仍处于孤军深入状态。大量玉米当做初级原料卖出，不能在本省转化增值。严重影响地方和农民收入，很难支撑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增长。在三大和一强的关系上，实现三大目标固然可以增强农村经济实力。但从实际效果看，三大对一强的促进作用远不如一强对三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粮食增长速度居全国前列。但农村社会总产值在全国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80年为2.27%，1990年为1.94%，1993年为1.31%。相对而言，随着粮食增长，吉林省农村整体经济实力不是强了，而是弱了。1990年粮食总产登上2千万吨台阶后， 五年徘徊不前。不是干部群众没有抓农业，抓粮食，而是农村二、三产业相对滞后，粮食增长缺乏依托，后劲不足。财政无力支农，社会无力补农，相当一部分农民不愿务农，但苦于无出路不得不务农，在搞应付农业。中国农业发展到今天，投入大量人力来刺激农业增产的效应已经趋向极限。提高土地产出率必须以资金投入为基本方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让他们到二、三产业中去创造财富。据专家分析，增产500 亿公斤粮食，要投入2500亿元人民币。吉林省提出增产50亿公斤，需要250 亿元。数额巨大，来源不容乐观。看来，实现三大一强的目标不能从前向后展开，也不能平行展开，而要从后向前推进。首先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这是增强全省城乡经济实力的根本。二、三产业启动了，发展了，一方面可以增强财政和社会的支农、补农的功能，另一方面可以为长期滞留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一部分农民走出土地，才使留下来的农民有发展规模经营的可能。实行规模经济，农业才有技术进步的动力。农民追求现代化技术装备，又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这样，整个经济就活了。
当然，二、三产业高速发展给农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并不能直线地、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农业产出水平上。我国农业是技术落后的人海战术农业。在短时间里完成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必然遇到许多新问题。例如，大多数农民如何在城乡之间，三次产业之间，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最后脱离土地，融入二、三产业；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如何调整新的生产关系，实现规模经营；传统农民如何尽快掌握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成为新型农民，这都需要一个过程。必然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个混乱期、调整期。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忙于埋怨指责二、三产业高速发展给农业带来的种种混乱和麻烦，而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解决矛盾，尽快缩短混乱和徘徊，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跟上整个经济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