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新时期论文,社会学论文,视野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2-0089-08
在当前中国的人文学科领域，反思与重构越来越成为一种思想主潮。这种思想主潮彰显出中国的人文学科知识生产共同体的“身份”意识更加明晰，责任感和自觉性正不断强化。其所隐含的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自主性正在逐步生成，特别是在对西方新的文化危机的参照中更加倡明了民族性话语的“本真性”和生命力；二是本土学术话语的知识形态在历经了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模式和“内在肌质”的对比、交融之后，需要进行螺旋式的演变，以期形成自我的超越和精神的传承。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也需要强化这样的意识：变迁的时代与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演变之间的动态倾向，恰恰反映了现代社会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质感。如卡尔·曼海姆所论，“以前时代思想的目的在于自我确认和再确认，它总在追求一种可靠性，以使得人类能无条件地接受自身和自己的信仰……而现代思想的趋势却指向另一方向，其目的不再是自我确认，也不追求与既定生活条件的和谐。在变迁环境中生活的人不再以不变的、确定的观点来看待自己……我们时代的代表形象则是不断超越和重构自我……其最重要的动机是更新和变化”。①
那么，对于中国文艺学学科而言，仅仅依靠“自我确认”和“话语更新”，我们是否能够实现“超越和重构”的理想境界？新世纪以来的理论实践已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笔者认为，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要在当下语境中突破既有模式、获得新的适应性，既需要学科同仁们全面“自诊”，通过梳理本学科的知识形态和话语实践作出深入的、持续的反思性研究，同时更需要采用“介入”疗法，针对学科危机的本源问题——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更多地予以“总体性”的判断，借助社会学考察分析的种种有效范式提供全新的知识清理视野。这种反思与重构的路径，将会因其不同于本学科内部认识论基础的“大局观”和更加契合人文知识分子思想史实际的价值理性而显现出特殊内涵与独特效用。
一
对于引入社会学反思视角透析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宏观思路，也有诸多专家述及，新意迭现。但是，其中有一个首要的学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为什么要借助社会学的整体观和方法论来诠释中国的文艺学问题？我们凭什么按照自己的理论预设来使用社会学的种种方法论工具，这种做法和常见的话语移植有何质的不同？
这就牵涉到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我们需要判断当前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系列论域的总体指向及其社会学蕴含。毋庸讳言的事实是，伴随着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拓展，中国文艺学知识共同体的整体“自我认识”正在不断深化，无论是其对于文学知识本体论、发展论还是对文学主体性、学科自主性的认识都在进一步增强，关注自我成为一个潜在的群体精神需求。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认识的时代。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之所以不同，并非在于拥有了全新的信念，而在于不断增长的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注。”②作为特殊时代、特定地域中借助审美意识形态象征化地阐释世界的精神生产者，如何自我定位、寻找终极的存在之家，已然成为文艺学学人当下的集体思考命题。与此同时，作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受内在文化逻辑和价值导向的驱使，文艺学知识生产群体也迫切地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崭新特性和不同受众的文化需求予以回应，在“前瞻性”寓言的同时“被动地”作出应答，主体姿态的世俗化和客观知识的多极化特征也就由此显现了。毕竟，“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变迁，及其视角的支离破碎，并非像某些作者慨叹的那样，是不断增长的怀疑主义的结果、信仰的堕落，或者是无法创造一种整合的世界观。而是相反，世俗化和观点的多极化。正是因为，知识群体失去了其身份团体的地位，也失去了对时代问题作权威性解答的特权。”③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论体系创新的匮乏，文学经验的世俗化、多样化及其与文学史传统的断裂、游离状态，以及文学知识生产形式的体制化、机构化，文学从业者的功利化、阶层化等，共同组成了文艺学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认识”的逻辑背景，以及在学科领域内外“说话”、争夺话语自主权和文化象征资本的群体属性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年来争论最为集中的“问题群”——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边界和定位（合法性）反思等论题持续升温的背后，学科群体的“自我认识”并不十分明确。其实，无论是对本学科知识形态的整合、知识创新的期待，还是对知识应用的划界、价值生成的考量等，其共有的潜台词就是——中国文艺学的知识生产问题需要正面解答，而任何一种“生产”恰恰又都是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的实践——“行动者的行动，是为了实现实践的目的，这个目的包含了社会与经济的利益和权利及其符号的表征”。④就生产本身而言，我们还缺乏对于自身知识生产过程的总体性、逻辑性、自省式的深刻思考，尤其缺少具有思想深度的“身份认同”（知识生产主体的自我反思）。日积月累的恶性循环导致了本学科知识生产的学理基础的严重不足，以及面对学科发展“瓶颈”时的困顿无助。而我们反观西方20世纪的文论研究，其总体态势则始终体现了“多元视界的融合”，当前更是向兼具广度和深度的“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方向发展，在此期间理论家们保持和弘扬了清醒的学科反思意识和主体超越意识。⑤相形之下，我们30年来持续的话语“西化”，并未在根本上显示出现实的总体性和历史的逻辑性。例如：参照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詹姆逊（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后现代研究，我们会发现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典的中国式解读是浅显、偏狭的。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本学科知识生产的学理基础的“本源性”不足。实践证明，我们缺乏对中西文论知识形态的认真清理、对中西异质性的知识生产方式逻辑性的深度阐释，尤其是缺乏对自身学科基本问题的现象学的还原。因此，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我们都迫切需要在反思学科发展中实现研究主体的自我超越。
其次，我们要进一步剖析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学本质和总体化特征。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学知识生产很鲜明地体现了历史化、地方化和社会化的特性。在大家的共识中，以建构文学理论、梳理创作经验和弘扬文学批评为主要任务的中国文艺学，从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期直到新世纪前后的观念整合期，在漫长的时段中其始终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变迁紧密相连，相互纠结，呈现出重视实用理性、偏于政治话语、较多地发挥了社会文化再生产功能的整体特点。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三十年文艺学走过了返正-开放-深化的历程：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⑥而在这一历程中，中国文艺学自身的知识生产问题，却极少被纳入一种“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场域”的视野下进行自我解剖。同时，深植于学科知识建构过程的学者们的“集体无意识”特征、习性生成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深刻的昭示。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从业者、当事人来讲，这是历经着历史事实的我们最应该直面的“原点”问题。只有既思考社会文化场、文学场和文艺学学科场域的各自“占位”与相互关系，又审视本学科知识生产的整个机制、整体过程，我们才能对本学科的知识生产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和逻辑的清理。
同样，文艺学学科在现实语境中也正面临着种种危机和挑战，核心都指向了当前文艺学的知识形态与生产状况。文艺学最需要直面的显然已不是“话语”问题，而是其作为人文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问题、作为“象征形式的社会存在”的哲学解释问题。就此而言，中国文艺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分支，需要我们评估其历经几十年发展之后自主性的程度；作为一种象征形式的社会存在，需要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呈现其存在的合理性与面貌特征；而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文化的“生产方式”，既需要在理性的反思中回复精神生态的本真，也同样需要“科学发展”的定位。与此同时，针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大学教学等“生产－传播－接受”链条的脱节，以及研究主体自身与本学科思想史的断裂、其在社会行动中的角色困境等现实状况，我们也需要强化自身的观念认同：文艺学学科必须在重构中得到持续发展，文艺学学者必须“在自识中走向世界”。
而针对后现代思潮和消费文化在中国相互交叠的状况下艺术和文化领域内的种种变迁，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我们也“需要具有回应社会文化变迁的能力、具有使社会文化变迁成为主题的能力”。⑦在文艺学知识生产中要回应社会文化变迁，首要的是解决文学理论本体功能在当下中国的文学事实和审美经验中如何“在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语境、文学的社会价值再生产如何实现，文学的文化象征和审美阐释功用怎样发挥等问题。而要使得中国新世纪以来的多元社会文化变迁成为文学的主题，我们不只是要让文学理论走进“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境遇中，还应当重点展开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生产关联性的思考——即在文艺学研究中，文化研究的中国图像也应该放大在整个“新文化秩序和价值意义”生成的大背景下，置于社会行动者交往理性的视阈中来宏观思考。借观照西方文化转向脉络深入体察我们的文化研究，使“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和中国问题凸显出来”，诚如刘康所论，“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在从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向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急速转型的过程中的文化矛盾”，如转型社会、现代性、全球化与传媒文化等问题。⑧在此过程中，还要结合国情实际，针对中国文学观念的个性化传统清理相关的中国特色文艺学命题，特别是乡土话语生产、大众审美话语生产实践，剖析其与中国学术和文化传统根基之间若即若离的历史与现实张力。上述融入社会文化变迁、并将之转化为文化研究“现实主题”的做法，显然也需要借助社会学的方法论范畴与理论工具，做出整体性的研判和价值蕴含的重构。
二
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文艺学学科“问诊”，除了扩大我们的视野之外，无疑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合理的路径，必将会生出学科融汇的灵感和效应来。因为：其一，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的学科根基本身比较薄弱，而且近年来在自身学理化发展和实践应用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说明它应该、也必须在学科制度化过程中做一种透彻的“自我解剖”，以发现久被遮蔽的本质问题。长期以来，“一方面中国在学术建制上大量仿效西方的专业化建制，另一方面则在正统意识形态和西方自由主义、批判理论等往往根本对立的学术观点及方法之间徘徊”，“在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无论是意识形态正统或强调进口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往往缺乏历史化和对自身的反省批判意识”，⑨如此，学科化“大跃进”的过程中“学理化”很匮乏，中国问题和中国意义被一再搁浅，最终往往导致我们的“失语”。二，作为现代学科范畴而发展的中国文艺学，本身属于带有其精神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是一种精神生产的社会存在范畴，因而必然可以、也必须作为社会学的考察和研究对象，被纳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体系中去观照。同样，研究主体也应该成为当前反思社会学“反观”自身实践的“客观化”对象。而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理论出发，我们则需要从科学革命、知识范式的生成角度以及知识共同体的运行法则等一系列规律中去体认学科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其三，以往我们惯于从文艺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和预设逻辑出发去反思和考证，反而使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质疑，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转换思维，从外部入手——检讨文艺学主体在场域中的社会行动本身，从解析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存在状态来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从而彰显本学科合法性地位，为知识信仰的重构提供新的力量源泉。其四，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需要以共同的学理逻辑作基础，文艺学本身就是理论性比较强的哲学运思，是对于社会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再现，也是反映社会集体、社会结构“场域化、文化资本化”等鲜明运行轨迹的象征符号，因而将文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学学科研究融通起来，符合现代科学和学术研究的普遍性学理逻辑。从西方人文学者的种种成功实践来讲，已经充分证明是可行的、具有深度研究空间的。同时，也符合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文学科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态势，特别是日益勃发的文化研究的主旨意趣。
与此相应，作为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我们也必须走向知识生产认识论的全面反思。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巴什拉认为，科学发现的逻辑指向一种新的哲学使命，这种使命必须摆脱传统的基础才能完成，他因而设想了一种反思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是历史的、非连续的、辩证的，不再集中于某些持续的、不变的以及常新的“我思”。通过拒绝给予现存理论以一种普遍的地位，辩证的推理为转化提供了动态的潜力。而且，找到并克服认识论障碍所需的相关知识，应该超出一个知识学科的概念基础与认知基础，而把塑造着我们对特定理论问题的知觉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理论把握活动的所有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心理的因素包括在内。⑩而科学社会学大师默顿也曾指出，在科学社会学范畴中，“四种制度上必需的规范——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被认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11)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在否定性思维中重构中国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和体系。针对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具体实践，在质疑、反思中为其重新定位，并不断地积淀和生成本学科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精神特质。
在社会学视野中观照和思考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首先要借助反思社会学的方法论。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社会科学应该以自身为对象，“应该历史化进行历史化的主体，客观化进行客观化的主体，也就是说，历史的先验性事物的客观化”，从而“提供了这门科学达到对其自身的意识，即达到对各种历史先设条件有所认识的可能性”。他强调，这种“自反的反观性”应该转化为科学家由他们的科学习性所构成的一种性向，提前作用于研究行为的趋向模式。(12)回到起点，思考和回答本学科的源问题，以文艺学场域为研究对象进行自身的考察，从社会学的学理逻辑上对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作以剖析和诊断。这种“拿自己开刀”的做法，既是对布尔迪厄所倡导的科学的“反观性”的积极实践，也是对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学科的一次“自检”。其根本要求就是要廓清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场域”特性，观照、分析和解构这一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在利益冲突或争夺符号权力合法性的现实和潜在情境下的知识生产状况，为当前本学科发展的反思性建构作一个跨学科方法的“会诊”。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就是那种相对自主的空间、那种具有自身法则的小世界。在其关于“实践科学”的整体构架中，这个概念来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布尔迪厄对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以及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解读。他最早把这个概念运用于法国的知识界与艺术界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工具，以唤起人们对于支配这些文化世界的特定利益的关注。(13)布尔迪厄偏爱的是多维度的分析，把它作为呼吁关注社会生活的冲突方面、反对客观主义的一种方法，“较之线性分析模式，场域分析则把注意力从个体与群体的特征转向塑造个体与群体在社会生活各种领域的斗争与动力学”。(14)场域分析是布尔迪厄以“反思性”思维应对文化再生产问题的集中体现，也是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学本质的重要反思性工具。陶东风指出，布尔迪厄的“反思性”首先意味着分析者“将他的分析工具转而针对自身”，把自己作为反思的对象（也即所谓的反观性）。其次，反思性分析不仅意味着“一种对于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学家的自我分析”，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有关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它要探究的恰恰是：社会科学场域是如何被建构的？最后，反思性分析的核心，是把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始终看做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活动或认知活动。他认为，布尔迪厄深刻质疑知识分子自己制造的关于理论的“自主性”和“纯洁性”的神话，坚持认为理论活动和知识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践。(15)
无疑，布尔迪厄的这种多维度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和反思中国文艺学知识场域的“斗争与动力学”至关重要，也对应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文艺学的结构性变迁和现实运动规律。在以往的反思性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从外在的知识面貌、理论表象以及中西、古今差异等形式上去穷究学理，而较少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系统理解文艺学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我们认真剖析一下新时期30年来文艺学知识场域的话语实践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早期回归现实主义思潮、80年代中期方法论革命、文学主体性的倡导与复归、市场经济背景下人文精神的呼唤，还是“失语症”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名、文艺学学科建制自主性的争斗、世纪末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新世纪民族性、本土性经验的审视等等，在结构变迁和动力支撑方面无不体现了两种鲜明的特征：一是文艺学知识群体外在地“争权”、在同人文社科知识群体的“占位”之争中谋求自身合法性和精神生产战略高地的现实争斗特质，另一种是圈子内部的“夺势”，即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群体力求自身特定学术利益最大化、话语权力最大化（当然也包含着物质利益诉求的最大化），从而借助学科建制、圈子划界、入场争斗、话语颠覆等实现内部的思维和结构变革。无疑，内外部利益冲突主宰下的话语生产具备了文化社会学的动力特性，也生成了知识生产方向定位、路径选择和工具应用等方面的实际状况。所谓“知识的不确定性”，也往往就在这期间显现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与悖论。
以社会学的场域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文艺学的现实问题，既具备可能性又有必要性。由于中国文化场域较之西方，在差异中体现着相似性——也即布尔迪厄所谓的场域结构的“同源性”，所以其具备了应用反思社会学研究工具的社会存在的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和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的进程（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学科的“自主化”过程），证明了其始终处于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文化的基础之上，在多种资本类型的利益斗争、矛盾转化中呈现其作为历史存在、社会存在范畴的复杂性。同时，也印证着文学世界在社会空间中“关系性”生成的多样性。因而，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它符合文化场域理论分析的核心价值指向——重评文化再生产中的符号资本、象征权力的生成与运作策略。同时，作为“符号文化”生产专家的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知识群体（科学共同体），由于处身于历史生成的社会文化场域，整个社会结构的特性必将无意识地内化于他们，并成为一种社会行动的动力（或者福柯所强调的“规训的力量”），持续作用于他们的习性的生成。因为，科学实践的真正根本是一个学者们的各种性向的生成系统，其中大部分作用都是无意识、可转换的，并且趋向于自我生成。科学场造就的工作者，其知识结构与这个场域的结构是相对应的。(16)“习性的概念既是被看作一条行动理论的普遍原则，同时也被看作一条由不同的教育历程导向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行动者的行动的特殊原则”。(17)这种习性作为一种行动原则、内化结构和“文化母体”，往往成为影响和决定知识生产的方式、科学场的运行规则的潜在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知识传统的承续或断裂，以及学科自主性的程度等。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以及重“文道”、深受政治教化浸染的话语习性在文艺学知识群体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原生态传统影响巨大。场域化的特征赋予了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以实践的特性。只有厘清了中国文艺学场域的个性化特征，才能为文艺学学科的反思性研究提供真实的经验依据、可靠的认识论基础。
三
简而言之，应用反思社会学场域理论范式的学理逻辑性、其与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范畴的最大契合点，就在于30多年来中国的文学场域、知识场域非但具有总体的“关系性结构”和内在的社会动力学特征，更具有本土知识生产传统的特殊文化“习性”特征。那么，当前应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研究文艺学的目标是什么？其主要研究内容和反思重点何在？首先，我们可以运用“场域、习性、资本”等概念和社会再生产的研究范式解释历史化形成的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知识的特殊生产机制以及主体的精神生产机制，揭示出“研究者所在学科的集体无意识，是通过认识制约而力图超越制约，走向自由”的基本规律。“除了对文艺学知识生产场域本身反思性建构外，对于文艺学的社会学反思还必须反思性地分析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18)要立足于文艺学学科社会学反思的基础上为知识形态的反思、重构等提供新的学理依据。其次，在解析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科学场域的特殊性以及知识生产过程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中国式生产方式及其合理性、学科形态的发展方向”等系列问题。这一目的也将同时指向文艺学学科自主性所需要的社会化和制度化背景。最后，要解析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主体（中国新时期文艺学知识分子群体）的习性及其行动策略、生产模式。
在研究侧重点方面，我们要正确认知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与形态建构的辩证关系。就文艺学的知识形态而言，它是作为文学艺术理论与批评实践的特定人文学科的理论观念体系与学科实践成果、社会行动效应的总称。如李西建所论：“从学理的维度看，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会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作为一种人文性的理论阐释的学科，文艺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与文化场域，它更依赖于人的现实存在与实践方式，依赖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场域的变化”。(19)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同时又具备“符号生产”之精神特质的文学理论学科，本学科的知识生产是在社会文化的整体场域作用和影响下、在机构化实践的内部运作和规则指引下生产主体运用感性体验和理性思维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审美创造过程，涵盖了生产和传输过程、生产运行机制和体制、物化实践和精神实践、生产成果和价值取向等多个层面特征。因而其既关联着知识形态，又关联着知识主体（特别是机构化的知识生产的共同体）。它既是一个历时与共时交互作用的历史化过程，又是一个不同场域间作用力动态运动的社会化映像。只有在关联性中深度反思和考察新时期知识形态与知识生产的辩证运动，我们才能最终“另眼看世界”，反观学科知识生产实践，分析本学科场域历史性生成的动因、运行轨迹以及行动者心态的形成、惯习的积淀等，从而为解决现实困境、建构新的知识场域寻找自主性、合法化路径。
而这一应用性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将并不拘泥于布尔迪厄单一的文化权力观。诚如斯沃茨所论，布尔迪厄借鉴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他认为一切知识活动本质上都是逐利的，尽管他们具有符号的特征。布尔迪厄要建构一种“关于实践的科学”，它能够把“所有的实践”都分析为指向“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最大化”。他事实上隐蔽地构筑了一种人类学，这种人类学把基本的人性假设为追逐利益和积累权力。在布尔迪厄关于文化、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始终基于一种假设的前提——所有知识分子实践根本上都是追逐利益的。(20)因此，布尔迪厄的方法论应当被我们视为一个解决本学科问题的契机，而不是解构静态研究对象的准绳。除了要尽可能地在理解其场域理论本原意义的基础上深化本学科的反思性思维外，我们还需综合考虑从科学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角度去探究这一学科的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剖析、界定作为科学场的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内部结构，这样做是力求避免研究者行动上的主观论或客观论倾向。就后者而言，对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和科学发展中的社会制度的研究，是科学社会学——这一当今西方“显学”的研究重点。诚如默顿所言，我们需要关注：社会、文化与科学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这些作用模式的性质和程度会发生变化吗？是什么促进了科学研究兴趣的转移……(21)显然，只有兼顾了反思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等显学的综合功能，我们才能实现社会学视野的交融和不同方法论的汇通，从而为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的专题研究提供更为全面、更为可靠的认识基础。而在关于新时期文艺学知识共同体的角色研究以及不同代际之间知识经验的梳理中，知识社会学的分支——知识分子研究，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新鲜的论域。这一点无庸赘述，在西方社会学和文论的话语系统中，曼海姆、福柯、萨伊德等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研究的典范。而在我国学界，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社会学家也有许多丰硕的成果。这些都将对社会学、文艺学的融通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围绕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知识形态建构和话语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因素的考察，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新时期”作为社会学历史考察对象的时段性——近些年来，研究大规模、长时段的社会学已经复苏，以沃勒斯坦等为代表。在沃勒斯坦的著作中，他强调：1958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对传统历史写作模式批判时指出，研究一般规律的社会科学“实际上对纷繁的事件感到震惊。这也不无道理：短时段是最变幻莫测、最具欺骗性的时段”，“事件如尘埃”，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这个词，并将其与“结构”一次相联系。他给“结构”一词下了明确的定义——“社会分析学家们把结构看作是社会现实与团体之间有组织的、协调一致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而言，结构无疑是被堆砌在一起的存在，是一个建筑，更是一种时间对其只起微乎其微作用、存在很长时间的现实……所有的结构既是基础也是障碍。”针对时间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他坚持主张“社会时间的多重性”，认为只有对超长时段普遍规律才有意义。(22)埃利亚斯指出，我们要研究“代代相承的人类知识的生产者与承载者群体的长时段变迁结构”。我们要意识到，存在一些知识专家群体为获得自身动力而生产知识的例子。在与其他相互依赖的群体相联系时，这些知识生产专家群体可能因此而获得了有限而相对的自主性。(23)上面的论述提醒着我们也要强化“长时段结构”的内在学理逻辑，把新时期文艺学场域自主化过程视作“长时段性变迁”的研究对象来进行“总体性考察”，从而形成历史的整体观、知识的系统观、文化的动态观。要着重考察“新时期30年这一长时段”中知识共同体自身的话语实践规律，将隐含在其知识形态生成过程中的权力运行轨迹予以还原，将这一特殊时段的总体特征放大在20世纪文论“现代性”、社会文化转型的平台上做出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叉研究，从而为研究主体下一步的自审、自省、自纠提供一个完整逻辑的参照，也为20世纪中国文艺学整体发展逻辑的审察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同时，我们还要善于从话语规律的考古中对知识生产的“民族习性、地方习性、知识分子习性”等予以解读，为中国特色的生产模式及其文化再生产意义、审美价值导向等作出定位。如“乡土文学”、“大众文学”和“现实主义”、“人文精神”等理论话语在新时期的文艺学体系中就是比较醒目的话语，这些新时期文艺学的“关键词”除了所隐含的文学意识形态属性之外，其在中国传统与现代文艺学知识形态中的地位，与内部、外部辩证运动过程中生成的功用、价值等，其与不同代际的知识专家之间的话语生产关系，其作为知识话语在特定制度环境和社会语境中的精神特质等，都值得我们将之作为社会文化场域的“象征符号”作出进一步的探讨。此外，结合新时期文艺学主体审美经验研究的实际，我们还要重视文艺学知识共同体与文艺学思潮的符号映像关系的回溯。比如持续多年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以及当今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等热点话题，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权力争斗，在消费主义语境下的高校文艺学知识分子的“搏位”特征等，都能够让我们在对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和多极化的社会阶层空间的全面审视中，对自身精神生产、知识传承、审美积淀的价值追求多出一份历史的理性和科学的信念。简而言之，长时段、话语习性、知识分子利益行动与思想变迁，这三方面的重要因素统一在文艺学知识场域的权力维度上，便成为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的反思性研究的重要逻辑线索。
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印证文艺学这种社会科学知识具有鲜明的“不确定性”特质，而是要将文艺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凸显出来，将这门学问的知识本体特征和本土文化精神提掘出来，从而在面对学科制度化、自主化主潮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强化学科人文内涵”与“顺应市场潜在需求”的生产动力和主体认知。毕竟，对于当前的中国文艺学而言，“我们主张在阐释中寻求当代性与民族性的深度融合与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高度加以思考，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实际出发，以民族性求得世界意义，以科学性求得当代意义，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应是我们研究工作所追求的最终目标。”(24)就这一“最终目标”而言，我们目前所倡导的——也就是将文艺学与社会学的知识生产目标整合起来，统一在人学的旗帜之下，让还在动态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文艺学更加契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更加契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审美追求。
注释：
①〔德〕卡尔·曼海姆著，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162页。
②③〔德〕卡尔·曼海姆著，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162、184页。
④〔美〕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⑤〔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0-189页。
⑥章辉：《西方知识与本土经验：中国文艺学三十年》，《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
⑦〔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⑧刘康：《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和理论创新》，《文化研究》，2009年第8辑，第35-44页。
⑨刘康：《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和理论创新》，《文化研究》，2009年第8辑，第35-44页。
⑩〔美〕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6-38页。
(11)〔美〕R.K.默顿著：《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页。
(12)〔法〕皮埃尔·布迪厄著，陈圣生等译：《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151页。
(13)(14)〔美〕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2-149页。
(15)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16)(17)〔法〕皮埃尔·布迪厄著，陈圣生等译：《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1、72页。
(18)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19)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20)〔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7-79页。
(21)〔美〕R.K.默顿著：《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8-239页。
(2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王昺等译：《知识的不确定性》，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47页。
(23)〔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24)曾繁仁主编：《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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