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縻府州与唐朝朔方军的设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朔方论文,唐朝论文,羁縻府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朝朔方军所处的关内道及其北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特别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此来彼往、交争不断，构织了本地区以争雄角逐为特征的政治发展态势。朔方军的设立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我们通过对朔方军的研讨，试图弄清这种复杂的关系在唐朝中前期关内道地区的反映。本文具体论述唐朝建国后设置的羁縻府州与朔方军之间的关系。
一、关内道羁縻诸府州
朔方军的建立是在武则天延载至玄宗开元前期之间。在此之前，关内道及其北部已陆续设置了若干羁縻府州。《新唐书·地理七下》（以下简称《新志》）对此的解释是：“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按照这个记载，所谓羁縻州府，就是外族附唐部落受到朝廷的册封而形成的州府体制，其中的都督和刺史均由原部族首领充任，他们有觐拜朝廷、贡赋版籍的义务，但实际事务仍归自己掌握。这些州府之间因所处位置与唐廷远近而有很大差别，对朝廷的态度也不尽一致。它们与普通州县构成了唐朝控制本土腹地和四夷边疆的基本格式。但我们还发现，仅有这种行政隶属的关系远远不足，唐朝经营边疆地区还要借助于军事手段，那个地区的形势复杂，民风骁武，时常生变，这都需要中央组建军队，以行政与军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控制，这在当时（也是其前后时代）是行之有效的手段。羁縻府州与朔方军扮演的正是这两个角色。
留存至今的唐朝文献记载羁縻府州比较集中的是《新唐书·地理志》。根据这个志文我们将关内道所属诸羁縻府州制成下表，再作讨论。
羁縻府州的名称势力分布 隶属关系
燕然州,鸡鹿州, 鸡田州, 东皋兰州铁勒诸部、
灵州都督府
烛龙州,燕山州.党项诸州府、清塞州回纥、薛延
、 归德州,兰池都督府, 芳池都督府, 陀（《新志》
相兴都督府,永平都督府,旭定都督府, 此处称回纥诸部.
清宁都督府,忠顺都督府,宁保都督府, 按回纥、薛延
静塞都督府,万吉都督府,乐容州都督府
陀均属铁勒系
、东夏州,静边州都督府、布州、北夏州
统内的势力.回
、思义州、思乐州、昌塞州,吴州、朝州
纥强盛后,余部
、归州、浮州、祐州、卑州、
纷纷归隶其下,
西归州、嶂州、饰州、开元州、归顺州故称回纥诸部.本
、淳州、乌笼州、恤州、嵯州、盖州、表概以铁勒诸
悦州、回乐州、乌掌州、诺州. 部为名,回纥、
薛延陀因其势大
而单独列出.）
定襄都督府、阿德州、执失州、苏农州突厥、薛延陀 夏州都督府
、拔延州.达浑都督府、姑衍州、步讫若
、吐谷浑.
州、嵠弹州、鹘州、低粟州，安化州
都督府,宁朔州都督府,仆固州都督府.
芳池州都督府、宁静州、种州、玉州、濮
党项.庆都督府
州、林州、尹州、位州、长州、宝州,宜
定州都督府、党州、桥州、乌州、西戎州
、野利州、米州、还州,安化州都督府、永
和州、威州、旭州、莫州、西沧州、琮州
浑州. 吐谷浑. 延州都督府
云中都督府、舍利州、阿史那州、绰州、突厥.单于都护府
思壁州、白登州、桑乾都督府、郁射州、
艺失州、卑失州、叱略州,呼延都督府、
贺鲁州、葛逻州、
跌州.
新黎州,浑河州,狼山州.榆溪州,窴颜 突厥、回纥 安北都护府
州,居延州,稽落州,余吾州,浚稽州,仙萼州
、铁勒诸部.
,瀚海都督府,金微都督府,幽陵都督府,龟林
都督府,坚昆都督府.
根据上表的记载，关内道分设羁縻府州较为集中的主要是灵、夏、庆、延四州和单于、安北两大都护府之内。这些州府所安置的势力包括铁勒诸部、突厥、回纥、薛延陀、党项、吐谷浑等，这与前引《新唐书·地理七下》卷首所记“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相呼应，而且还记载了该道羁縻府州的数目。现根据此表将各府州初建情况简述如下：
上表中灵州都督府辖内的燕然、鸡鹿、鸡田、东皋兰、燕山等州，按《新志》，均属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分回纥诸部所立。 《通鉴》卷198太宗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条称：“丙申， 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
林州，白
为窴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当时，漠北草原势力最强的是薛延陀，它一度臣属于唐朝。但当唐太宗发兵东征辽东高丽，薛延陀可汗多弥认为有机可乘，欲兵南进。唐先下手为强，联兵回纥、仆骨、同罗等向多弥进攻，将其击败。原来受薛延陀控制的铁勒九姓纷纷脱离，转而附唐。太宗亲赴泾、灵等州抚慰，诸部酋首入贡来朝，于是便有二十一年正月的册封。燕然州为多滥葛部住地，鸡鹿州系奚结部住地，鸡田州以阿跌部置，东皋兰州以浑部置，它们原住地均在漠北，且初期曾为都督府，后南下侨治灵州属下诸县，燕然州于开元元年（713）侨治回乐县，鸡鹿、鸡田亦侨于此，东皋兰州侨治鸣沙县， 燕山州侨治温池。烛龙州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从瀚海都督府析出， 为掘罗勿部署，后亦侨治温池县（《通鉴》卷198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三月已丑条。）。
党项诸州府及清塞、归德二州，《新志》记载十分清楚：“贞观三年（629），酋长细封步赖内附，其后诸姓酋长相率亦内附， 皆列其地置州县，隶松州都督府。五年又开其地置州十六，县四十七；又以拓拔赤词部置州三十二。乾封二年（667）以吐蕃入寇，废都、流、厥、 调、凑、般、匐、器、迩、锽、率、差等十二州，咸亨二年（671）又废蚕、黎二州。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 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考诸文献，党项与唐朝发生密切关系，正始于贞观三年细封步赖内附。当时南会州都督郑元
受命招谕，步赖一行进入长安，受到唐太宗的奖励，列其地为轨州，步赖任刺史。其后诸姓尊长内属，唐设崌、奉、严、远四州。《新志》中的拓拔赤词，《旧唐书》称为羌酋，原臣属吐谷浑，后经唐将说谕，亦率众内归，唐拜赤辞（即赤词）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其地设懿、嵯、麟、可三十二州。此后吐蕃炽盛，拓拔诸部受逼内迁庆州，其地尽入吐蕃囊中。这便是《新志》乾封、咸亨中诸州罢废的原因。两《唐书》有关党项活动的内容，与《新志》上文记载，除个别州县数字外，大致上相同。党项诸部夹处唐、蕃之间，受双方军事、政治的影响而在西北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朔方军成立后，其诸部亦与之关系密切，成为既依靠又防忌的力量，这对当时的军事布局和政治运作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关于这点，下文还要谈及。
兰池、芳池、相兴、永平、旭定、清宁、忠顺、宁保、静塞、万吉、乐容等都督府条下均无文字说明，但在静边都督府条下有“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之境”数语，本府属下诸州有建于贞观四年（630）、五年、十年及十二年者。众所周知， 唐于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将其降户安置于灵州至幽州之间，广设府州（《通鉴》卷193 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条。）。这是唐立国后第一次大规模布设羁縻府州的举措。仅以静边及所属州县设置的时间而言，都是在东突厥灭亡之后，故上述都督府之设，应属于这一时代的产物。其中兰池都督府设于中宗神龙三年（707），此前这里是六胡州， 六胡州据今人研究也可以追溯到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之时（详后）。静边、乐容等州府的设置则与党项有关。上文言及拓拔赤词归唐，受任西戎州都督府，但吐蕃势力强盛，威逼诸部，他们要求向东迁徙，唐于是在庆州设置静边州都督府等予以安置（见《旧唐书·西戎传》、《新唐书·西域上》。）。看来，上述诸州府的设置，至少包括了突厥和党项两系的势力，时间也都是在贞观四年以后。
夏州都督府辖内的定襄府及其所领阿德、执失、苏农、拔延四州，是在贞观四年设置的。《新志》明确称“析颉利部为二，以左部置，侨治宁朔”。《通鉴》卷193太宗贞观四年三月条记东突厥灭亡后， 太宗采纳温彦博建议，“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至二十三年（649 ），唐又将突厥苏农、阿德、执失等六部置于定襄府分作六州（《通鉴》199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十月条。此外只记苏农、阿德、 执失和拔延四州，余二州逸。）。这里的六州只出现四个名称，《新志》亦如此。又《新唐书·突厥传》记云唐攻破车鼻可汗之后，分置单于、瀚海都护府，苏农等二十四州归隶单于府。说明贞观四年定襄府设置后，其属州又出现新的变动。按东突厥灭亡后，北部薛延陀势力扩张。为抗衡薛延陀，唐又将突厥部分降户安置在黄河北侧，封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三年七月条。）。 薛延陀视其如己患，先后几次率兵南攻。贞观十九年（645），薛延陀多弥可汗继立， 乘唐东征高丽之际，引兵南下，唐即调诸路大军围剿，回纥、仆骨、同罗等亦起兵袭击，薛延陀不久后溃败。此后，突厥车鼻部势盛，尽占薛延陀故地。车鼻表面向唐示臣，但却暗中积蓄兵力，声言入朝觐见，但迟不动作。贞观二十三年，唐以其不入朝发兵问罪，联兵回纥、仆骨诸部进攻，并以其地设置新黎州。同年十月，又将苏农等六州归隶定襄都督府属下，这便是《新志》“贞观二十三年分诸部置州三”的意思，只是具体州数诸文献记载不一（王永兴师对此有详尽的考证，参见《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2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达浑都督府是为安置薛延陀部落而设置的，侨治宁朔县。此府初置时间不详，但既为安置薛延陀，便有可能在唐攻灭薛之后，时间当在贞观二十年前后。其下属嵠弹州，《新志》称高宗永徽年间收延陀散亡部落置。另安化州、宁朔州、仆固州三都督府，文献不言置年，均侨治朔方，估计也在这前后设立。
庆州都督府辖内的芳池州都督府，《新志》称“侨治怀安，皆野利氏种落”，并在玉州，位州条下分别注有贞观五年和四年设置的记载。宜定州都督府下属西戎州及桥州，亦设于贞观五、六年，西戎州以拓拔赤词部落置。安化州都督府之儒州和西沧州，同置于贞观五、六年，儒州安置的仍是拓拔部。这样说来，庆州境内的羁縻州府，全为安置党项人而设。其中西戎州如前文所言，唐任命拓拔赤辞为都督，《新志》记此事在贞观五年。又说先为都督府，后改州。庆州境内的党项诸部，按上文所记大都受吐蕃侵逼而内迁，随着形势的变化，其州府建置亦常改动，这属常理之事。
延州都督府辖内的羁縻州《新志》仅浑州一例。夏州辖内的宁朔州与浑州均为安置吐谷浑部落而设。《新志》称宁朔州初隶乐容都督府，代宗时来属；浑州的部落于高宗仪凤中自凉州内附，处于延州金明县境。吐谷浑夹处唐与吐蕃之间，对唐降叛无常，诺曷钵当权后，归附唐朝，并受唐廷册拜。高宗初，吐蕃向唐示威，进击吐谷浑，诺曷钵走投凉州，率部落内属，至灵州境者被安置在安乐州，诺曷钵为刺史（见《旧唐书·西戎传》、《新唐书·西域上》。），《新志》中的宁朔、浑二州吐谷浑部众应当就是这个时期迁来的。
单于都护府辖内的云中都督府始置于贞观四年，它与定襄都督府设于同一年，是唐朝专为突厥颉利部安置的。定襄府处颉利左部，侨治宁朔；云中府处颉利右部，侨治朔方。后经多次变故，于贞观二十三年十月，唐廷将舍利吐利、阿史那、绰部等部落分设舍利州、阿史那州、绰州、思壁州和白登州归隶云中都督府（《新志》“贞观二十三年分诸部置州三”应为“五”，参见王永兴师前揭书第257页。）。
桑乾都督府的设置，文献中颇为错乱。《新志》称此府“龙朔三年分定襄置，侨治朔方。领州四。贞观二十三年分诸部署州三”。本府既置于龙朔三年（663），又在此前的贞观二十三年（649）分诸部设州，两处记载矛盾，杆格难通。查《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庚子条，车鼻可汗被执至京，其部众尽为封内之臣，唐设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辖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可知桑乾府之设必早于龙朔三年，我认为可能初置于贞观二十三年前后。此府所领郁射、艺失、卑失、叱略四州，均系处置突厥相应四部而设，故与突厥车鼻属下的关系最为密切。
呼延都督府据《新志》设于贞观二十年（646）。辖州三， 贺鲁州以突厥贺鲁部置，原隶云中府，后归呼延府；葛罗州以葛罗、挹怛部置，亦属云中，转归呼延；跌州初属北庭，后东移。倘若贞观二十年为本府设置的时间，那么这正是唐朝攻灭薛延陀之时。是年六月，薛延陀多弥可汗与部下矛盾激化而互相攻讦，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等发兵袭击，唐也派调四路大军夹攻，薛延陀溃败。原在其属下的诸部脱离薛延陀，转投唐朝。太宗甚为兴奋，下诏称：“戎、狄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构祸，乃自运初。腾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余万户，散处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通鉴》卷198太宗贞观二十年八月壬申条。）次年正月， 唐廷便将回纥、仆骨、多滥葛等漠北诸部设立若干府州加以安置。呼延都督府应该例属其一。
安北都护府辖内的新黎州，初设于贞观二十三年。 《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三年正月条记云：“上以突厥车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发回纥、仆骨等兵袭击之。兵入其境，诸部落相继来降。拔悉密吐屯肥罗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按《旧唐书·突厥传》和《通鉴考异》引证《高宗实录》均称车鼻长子羯漫陀曾统领拔悉密部，《实录》称“太宗遣使征之（车鼻），不至。太宗大怒，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引回纥、仆骨等兵袭击之，其下诸部相次归降。其子羯漫陀……泣谏其父，请归国；车鼻不听。羯漫陀遂背父来降，以其地为新黎州”，这与《新志》所记互相印证，与《通鉴》亦不牴牾。
浑河州，《新志》记云高宗永徽元年（650 ）以车鼻余众歌逻禄乌德鞬山左厢部落置。是年九月，车鼻被唐军擒获，其部众分处郁督军山，唐设置都督府州，浑河州应为其中之一。狼山州与浑河州同置，安处的是歌逻禄右厢部落，高宗显庆三年（658 ）前称为狼山都督府，隶属云中，此后改称为州。《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庚子条与《新志》记同。
上表中的榆溪等州府，《新志》称：“榆溪州，以契苾部置。藇颜州，以白部置。居延州，以白别部置。稽落州，本高阙州，以斛萨部置。永微元年废高阙州，后又废，三年以阿特部复置。余吾州，本玄阙州，贞观中以骨利干部置，龙朔中更名。浚稽州。仙萼州，初隶瀚海都护，后来属。瀚海都督府，以回纥部置。金微都督府，以仆固部置。幽陵都督府，以拔野古部置。龟林都督府，贞观二年（应为二十一年）以同罗部置。”我们在前文已经引证了《通鉴》卷198 太宗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条，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榆溪等州府是为安置漠北铁勒各部落而设立的，其原因俱详于前，此处从略。坚昆都督府稍有点特殊（《新志》安北都护府辖内有两处坚昆府的记述，其中“贞观二十二年以沙钵罗叶护部落置”显误，辨误见点校本《新志》注。），据《通鉴》记载：结骨部人身材高大，赤发绿睛，自古未通中原。他们听说铁勒诸部纷纷归附唐朝，其首领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也入唐朝觐，并请唐朝拜官，贞观二十二年（648 ）二月“戊午，（唐）以结骨为坚昆都督府，以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通鉴》卷198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二月条。）。至此，结骨部正式受封， 与唐结成隶属关系。
二、朔方军设立与羁縻府州诸胡的关系
上文我们论述了关内道诸羁縻府州设立的情况，无非是说本地区早在朔方军建立之前就成为各个胡族或游牧部落聚集活动的场所。这样的情景可以追溯到唐朝以前，唐朝承袭了这一特点。活跃在此地的，基本上属于突厥、铁勒（回纥、薛延陀为首）、党项和吐谷浑四个系统，他们大体上处于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中原农耕民族结成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以贞观四年（630 ）唐攻灭东突厥开始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唐朝向北开拓，通过羁縻府州或中央直接控制的方式联络了大漠南北的各族势力。我们在上文详细论述的就是这个问题。至于唐朝与北部势力何以结成如此密切之关系，非本文所欲论证，问题是，唐仅在关内道南北设置如此众多的羁縻府州，不仅显示出有唐王朝驾控能力的空前高涨，而且在实际施行中也使唐廷颇费踌躇。这主要是唐朝控制北部诸胡部落的方式比较简单，大都是通过若干军事战争强行掠夺，漠北诸部失去依托而着附于唐，其间的交往磨合尚需时日。在这时期，双方（或多方）因诸种利害关系而联争不已。从唐朝这方面看，北方戎狄若即若离而行迹无常，似有其传统。于是唐廷便要采取对策。羁縻府州在当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而推行于全国边区，但它却不是万能的。谭其骧先生在他的名篇《唐代羁縻州述论》（载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分析唐朝羁縻州大致有原住地和侨居地两种。原住地各势力与唐廷保持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密切，因地远人疏，其行为尚不能受唐政府完全支配。即使侨居南迁的势力，也是“或臣或叛”，这就需要唐朝还要拿出新的办法去对付。朔方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朔方军的设立，是唐廷为了抗御东突厥而采取的对策。太宗贞观四年，唐征服东突厥后，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将其大量降户安置在幽州至灵州之间，广设羁縻州府，直至高宗初年续有改动。这在上文已有论述。永徽以后近30年间，北部边地大体比较安宁，证明这种控制显示出其效果。但到高宗调露元年（679）， 单于都护府管内的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开始反叛，波及到苏农等二十四州（关于东突厥复兴反唐之因，薛宗正先生有论，参见《突厥史》第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唐廷采取惯行的军事镇服方式，调派萧嗣业、裴行俭将反叛镇压。但突厥随后又在夏州迎立原颉利可汗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此后又形成了阿史那骨咄禄及默啜的势力。武则天延载元年（694），默啜率军袭击灵州， 则天以僧薛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讨伐。三月，“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帅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默啜”（《通鉴》卷205则天后延载元年三月条。） 。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的称号，在当时属于行军征讨的惯例，此后又有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之职，说明朔方军职为临时征行的称号，并无特殊含义。然而突厥对唐骚忧不断，甚至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就迫使唐廷必须重视朔方军的建设。于是在张仁愿任职内，修筑了三受降城防御体系，朔方军转为常驻军，体系逐步完备，并走向正规化（参见拙稿：《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条问题》，载《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张仁愿的措施同样显示了效果，但突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相对安宁了七八年之后，关内道北部及中部战事又起。我们发现，突厥复兴的那一部分，大多集中于谭其骧先生划定的原住地羁縻州一类，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突厥南进也造成了关内道中部即所谓侨居羁縻府州地区的不稳，这对唐朝的威胁更大，因为京城就在南部，这里是京畿联络北方的门户（《旧唐书·郭子仪传》引证郭奏疏称“朔方，国之北门”，证实这里地位对长安的重要意义。）。唐朝不能不顾及于此，随着边区军事体制的发展变更，节度使替代常驻军，成为玄宗上台以后重要的改制。朔方节度使于开元九年（721）正式确立， 既是这种军事体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防御突厥而采取的强化措施。
朔方节度使之设立在开元九年，应当与六胡州叛乱有直接关系。为此，我们简要涉略一点六胡州问题。《新唐书·地理志一》宥州宁朔郡条云：“调露元年（679），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 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 704）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770）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 开元十年（722）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康待宾， 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今人对调露元年的事情有不同的解释。张广达先生认为六胡州形成早在这之前，可追溯到贞观初平定东突厥之际。调露元年设六胡州并以唐人为刺史，实际含义不在是年始置六胡州，而是以唐人取代昭武九姓首领为刺史。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唐廷鉴于同年突厥阿史那温傅、奉职二部发动叛乱，二十四州纷纷响应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参见张广达先生：《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六胡州之为安置昭武九姓而设， 这已得到安菩墓志铭的证实（参禁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载《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他们正是在东突厥灭亡之时东迁辗转到达这些地区的。不仅如此，在其南部今宁夏固原县还曾发掘了史氏家族墓地（参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史道德墓志里提及他曾充任兰池正监，这里的兰池就是前文讨论的兰池都督府，史道德的职务是管理马匹。此地位于“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新宥州》。），属六胡州范围， 是唐朝放养马匹的场所之一，九姓人谙熟此事人所皆知。史道德之所以到兰池任职，不仅有其业务的熟知性，更主要的是兰池聚居着众多的昭武九姓。可以认为，六胡州及其附近地区是昭武九姓入华后的一个分布点。他们长期受突厥的控制和影响并且突厥化，汉文文献常将他们混同于突厥，这是很自然的。
开元九年（721）四月， 六胡州掀起了以康待宾为首的大规模反唐叛乱，卷入者多达7万人，他们攻陷州城，又进逼夏州。 唐廷调派朔方大总管王朘和陇右节度使郭知运等率兵镇压。同年七月，康待宾被俘，于长安腰斩示众。朔方正式设立节度使就在这一年。《通鉴》不俱注月份，按惯例放在年末，但《唐会要》卷78节度使条记载唐玄宗开元元年十月六日下敕建立朔方节度使的批文值得我们注意，这里的“开元元年”已被众多学者指证为“九年”之误（见岑仲勉：《唐史余渖》卷2《朔方节度使之初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王永兴师前揭书第247页。），倘若如此， 这一年的十月六日就应当是朔方节度使设立的具体时间。从四月康待宾之反，到七月被镇压，再到十月确立节度使体系，很明显地看出其中存在的逻辑关系。是康待宾反叛促使唐廷加强朔方军的规模，而康待宾势力本身与突厥联系在一起，据研究，六胡州的叛乱与突厥的策反有直接关系< % 参见薛宗正前揭书第536 —541页。） 。视突厥为患的唐廷原本就在不断地强化朔方军，现在居然肘腋生变，势必要有更大的举措，《新唐书·方镇表》记载朔方使增领鲁、丽、契三州，表明六胡州地区开始纳入朔方军的直接控制之下。
三、朔方军与羁縻州府的关系
朔方军与本地区羁縻州府存在着什么关系？这是本节讨论的问题。我们力图证明：羁縻府州和朔方军是唐朝经营边地的两种不同方式，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到军事防御，反映出唐廷边疆政治前后发生的转化和联系。从理论上说，节度使体制的确立，是羁縻控制失灵的补阙和替代，具有否定前期方式的因素在内。以军事征调守边备御取替松散的行政控制，反映出唐廷对北部边地政策的简化和收缩，这与唐初太宗“华夷一家”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差别，对唐朝后期甚至以后的朝代，都产生了影响。
对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
首先，朔方节度使控制的范围与羁縻州府的区域。按照《新唐书·方镇表》前后累计，朔方自设使的开元九年（721）至天宝末， 统辖夏、盐、绥、银、丰、胜、鲁、丽、契、泾、原、宁、庆、陇、鄜、坊、丹、延、会、宥、麟等州，单于大都护府，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关内道支度营田使，关内盐池使，检校浑部落使，押诸蕃部落使，闲厩宫苑监牧使，关内道采访处置使等。根据上述发展过程，我们推定朔方军控管的范围，北部以三受降城为核心，包括单于都护府；南部靠近京畿道；东部位于胜、丹二州界；西部低达灵州。这个区域以灵州为治地，三受降城为重心，形成了内外多层、重点突出的防御体系。
拿这个领域与关内道诸州府对照，朔方军的范围覆盖了后者灵、夏、庆、延四都督府的全部和单于都护府的部分地区，安北都护府则不在此限，事实上，朔方军设立后单于府也向南缩至受降城一线，与《新志》的概念差别甚大。这也就是说，朔方军管辖的只是侨居州府的那部分，原住地州府与此无关。这样看来，朔方军控管的区域，只是太宗以来所置关内道羁縻州的一部分，即传统意识中的关中及其北部。朔方军之不能涵盖关内道全部，正如前文所言是因为东突厥势力的复兴，唐廷始终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只好部分放弃羁縻的控制办法，转而采取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军事战争或防御，这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整个朝廷认同的。实际上，这个转换表明唐廷对北部势力控制的能力有所减弱，它针对北方采取的军事行动（特别是防御）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出于无奈。我们发现，太宗死后的唐廷，受武则天上台引致的矛盾斗争，牵制了内部的主要精力而被突厥人所利用，他们发动了规模很大的反叛令唐廷束手无策，最终只能构建防线将他们与南部隔绝，较之太宗的统御手段，这明显地退缩了。
其次，所谓朔方军与羁縻府州的关系，本文主要是限于朔方军控辖的区域内。作为唐廷经营北部边地的两种手段，朔方军与羁縻府州之间，如前文所言存在着前者否定后者的因素。易言之，朔方军体制确立的过程，也就是羁縻州府减少或转向正州的过程，其间的变迁繁芜复杂，但其趋势则十分明显。以庆州下属怀安县为例，据两《唐书·地理志》记载，此地有芳池州都督府侨治，分布着党项野利氏部落。《元和郡县图志》卷3庆州怀安条称因居近党项蕃落，“ 开元十年，检逃户初置”，这里的逃户既包括汉族人口，也应有胡族人口，特别是党项应当更多，取名“怀安”就蕴含着“安抚胡人”的意思。联系前文，此前一年即开元九年，正值六胡州反叛爆发，他们试图联结党项各部，但被唐将张说破阻，张说抚慰党项，上奏朝廷特置麟州予以安置。怀安县之设与此事是否有关，目前难以说明，但唐为解决六胡州叛乱而分化瓦解或劝服其他势力如张说的上述行为，应视为朝廷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庆州设怀安县安置包括党项在内的胡汉民族便属情理之中。又上文康待宾叛乱被平定后，唐政府将他们迁往河南及江、淮等处，开元二十六年（738 ）这些人又返回六胡州旧地，唐为之设宥州予以安处。说明昭武九姓及本地其他胡族经过反复曲折，最终走上了编户齐民的道路。
以上例子说明朔方军设立后，其所辖区域内存在着羁縻州府向唐朝正州的转化或者由朔方军直接控制的趋势。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转化过程充满了曲折复杂，六胡州的屡次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唐廷与当地胡族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新志》还有先为直控正州，后来又转为羁縻州的情况，如灵州都督府属下的淳州，“贞观十二年以降户置于洮州之境，并置索恭、乌城二县。开元中废，后为羁縻”；庆州都督府属下的儒州“本西盐州，贞观五年以拓拔部置，治故后魏洪和郡之蓝川县地，八年更名。开元中废，后为羁縻”。这样的事例虽不算多，却反映羁縻州府转向直控州府过程中蕴藏的诸多利害关系。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朔方军建立的本身，是对羁縻州府的钳制和替代。导致朔方军的出现，则是羁縻州府的一部分势力脱离唐朝并转而向唐朝进攻的结果。朔方军在与这些势力（具体指东突厥后汗国）进行抗衡的过程，预示着唐廷以军事控御的手段取代行政羁縻政策的转化。促使唐朝政策转化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已发生变化了的北部边地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