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全球化时代希利斯#183;米勒的比较文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勒论文,比较文学论文,利斯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3)-04-0084-11
希利斯·米勒在当今学界主要是以文学批评而著称，尤其是他为文学研究在美国实现建制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在比较文学界亦有着较高的地位。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就全球化时代米勒散见各处有关比较文学的论述展开剖析，并在互文解读的基础上提出批评与反思。
一、新时期比较文学危机问题的美国脉络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出现是在19世纪末叶。当年歌德曾使用过“世界文学”和“世界诗学”等词。1886年波斯奈特的专著问世，比较文学时代正式开始，从此“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合法名称沿用至今，尽管在此过程中也有人主张用别的名称来取代“比较文学”。在米勒的相关论述里，“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和“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等几个术语常常交替使用，它们实则是指相同概念，只是随着语境不同而略有差异。
世纪之交，米勒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中对“全球化”做了界定。他指出：全球化“既指一个过程，也指一个模糊的完成状态；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离完成还非常遥远。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1：289]。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生的、有制定权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新的社会群体出现；二是全球化导致(至少在美国)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科研究急剧变化。在新的全球化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同时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又引起变化，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衰落现象的出现，文学研究原本主要是按独立民族文学研究来组织的，而今这种研究则被视作一种帝国主义特质的象征。此间，每个国家均被看作是多语的或多元文化的集合，因此仅仅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显然是有问题的，而当研究的那种文学是外国文学时更成问题。米勒还提出，旧式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世界英语文学研究所取代[1：297]。这点很值得重视。
既然我们已经步入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在逐渐取代旧的民族文学研究后，其自身是否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呢？实际情形却非如此。新时期的比较文学又出现新的危机，其原因米勒曾有过深入而独到的分析。2003年米勒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观”的演讲，其中提到这场危机主要是与语言和新兴媒体两方面因素有关。关于后者，他曾在此前推出的《论文学》(2002)中有过深入阐述，不过当时他主要针对的是总体意义上的文学。这里主要考察他所提到的第一种原因，即语言的问题。
总地来说，解构主义批评家喜欢从语言解构入手，同时他们更关注语言的“另一面”，此次米勒报告侧重的正是比较文学中的语言危机问题。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危机论调出现已有了半个多世纪。1958年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出：这场危机主要源自缺乏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将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进行人为的分割，机械地认识源头和影响，还有那些文化民族主义的促进做法，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多么地气概恢宏，这些在我看来似乎就是比较文学历时长久危机的症状”[2：282]。不过在该文末尾，韦勒克不无乐观地认为：“一旦我们掌握了艺术和诗的本质，它们超越了人的命运和生命，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崭新的世界，那么人们将不再会有民族的虚荣心”。“文学研究将不再是一种考古式的消遣，不再是民族缺陷的反映，甚至不再是各种关系的网络图。文学研究成为像艺术本身那样的想象性行为，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2：295]。然而后来的情形并非像韦勒克想象的那么乐观，比较文学一直都处于危机之中，尤其是到了全球化时代，这种危机症状体现得愈发明显。不过与韦勒克当年分析不同的是，在米勒看来，处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危机并不是由于理论或方法上出现分歧，而在于翻译本身的问题(即广义上的翻译)。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中心问题并不是“理论”，而是难以解决的翻译问题，无论是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之间的翻译，还是从一种亚文化到另一亚文化的翻译，都是相当棘手的。我们所处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语言。如果这种语言不是自己的母语，我们又怎能深入地学习它，真正了解它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呢？如果两种语言的表达不同，那么翻译起来就更加困难。遗憾的是，作为一门学科，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学对翻译问题重视不够，人们总以为任何语言都可以毫发无损地翻译成一种主流语言。这样似乎就能掩盖比较文学存在危机的事实。
仔细考察美国大学教育，我们发现它一直都建立在语言可译性观念之上，同时人文学科常常成了大学理念的支柱。在美国，多数英文系实则是借助英语和翻译从事教学与研究的，算得上是某种性质的比较文学系。此种局面直到二战后才有所改观。随着类似于比较文学和跨学科研究纳入美国高等院校课程，对人文学科业已达成的共识带来巨大冲击，其中最明显地落在经典作品的可译性问题上。由此，人们认识到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间具有不可译性。这就意味着英文系的权威与主宰地位的崩溃，同时意味着人们对为何要学习外语有了一种共识：因为无需再从原文回到英文，而是应该留居其中，亦即进入母语之中[3：290]。这样就颠覆了过去美国大学普遍相信任何语言的伟大作品都能被译成英文且其意义毫发无损的观点，同时意味着仅凭译本为主要手段的比较文学研究必然存在危机。可以说，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自身(准确地说是翻译)造成的。近年随着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修辞性语言和其他语言问题，人们普遍对可译性问题产生质疑。这种局面甚至还可能置整个大学结构于危机当中[4：11]。这是否意味着人们不要再去阅读翻译作品呢？其实不然。它只是告诫人们不要一味地依赖翻译，如果你要发现文学作品的原意，你就得去阅读原作。而读者这种对文本的义务，实则是米勒所谓阅读伦理中的首项命令[4：131]。
回顾比较文学在美国的发展状况，仅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几份“十年报告”中，就有对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地位的描述。20世纪末伯恩海姆向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了一份十年报告(Bernheimer，1993)，其中回顾了此前的“列文报告”(Levin，1965)和“格林报告”(Greene，1975)，二者均对比较文学教学中借用翻译现象大加谴责。在新的报告中，伯氏在强调掌握外语进行比较的长处的同时，提出对翻译的旧有敌视态度应该根除，翻译在跨越不同语言传统的理解和阐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如此，此后在美国高校比较文学教学中采用翻译文本似乎也变得合法了。针对此种现象，米勒说：“无论用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作品都是独到的、特殊的、自成一体的，文学作品拒绝翻译，拒绝旅行”[5：116]。这种对原语文学推崇的做法、对翻译作品怀疑的态度，与他后来在理论可译性问题上的看法大有出入。此时，他意识到理论离开了原来的土壤“旅行”、“翻译”到另一语境，被改变、扭曲和挪用的情形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变对理论原创者而言是难以预测的，甚至是危险的，但在某种情形下却有可能产生新意，再创新的转机。故而他也希望自己有更多作品被译成不同的文字[5：190-191]。可以说，米勒的论述抓住了问题实质。这点对于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界大量依赖译本开展比较研究的现象很有现实针对意义。
二、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远景之设想
既然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仍存在着危机，那么新时代里比较文学会有新的转机和出路吗？针对这一问题，米勒又进行了一番思索，进而为未来比较文学发展勾勒出一幅美好蓝图。而他的设想既有其独到面，又颇具启迪和借鉴价值。
2000年米勒在山东师范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报告。在报告结尾部分，他以箴言形式就全球比较文学提出了十项建议。正如米勒强调阅读、教学和文学批评写作构成了他学术事业三位一体的几个维度，这些建议可从上述三个维度展开剖析。首先从阅读方面来说，米勒十分推崇通过原文从事阅读活动。在他看来，“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行为”[5：83]。这种阅读，既针对那些书籍文本即原典文学作品，也针对理论文本；同时针对“围绕并渗入我们当中的所有符号，所有的视听形象，以及那些总是能够这样或那样地当作符号来阅读的历史证据：文件、绘画、乐谱、或‘物质’的人工制品等”[3：327]。他特别强调独特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法的培养。在《论文学》一书中，米勒阐述过好的阅读是那种缓慢的同时是比较的阅读。那么米勒为何会得出这样的观点呢？仔细考察，这又与文学研究在美国的建制状况有很多联系。就像米勒指出的，“美国的文学和文化直到最近还保持着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至少在大学是如此)，那就是它建立在对一种外国文学研究基础上——这种外国文学在美国是以居主导地位的语言写成，具体说就是英国文学”[5：124]。其实除英国文学外还有大量的欧洲文学以及欧洲以外的文学，但它们都是以英文形式呈现的。换言之，虽然米勒的阅读和研究主要针对的是英语文学，这些文学作品大部分又是途经英国或经由翻译进入英文的，这就注定在对它们进行研读时要在跨越性互文语境中进行，以此探寻那种带有异质特征的作品所具有的奇妙和魅力。如历年来他对狄更斯、哈代、亨利·詹姆斯、特洛罗普、康拉德、乔伊斯等人作品的解读，就是在这种互文语境下展开的。
其次从教学方面来看，米勒承认自己的著述均源于讲授文学阅读的心得与发现。而教文学就得建立在培养人们热爱语言、留意语言、关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因此文学研究必须始于语言，然后把语言作为其关注的重心。在讲授比较文学过程中，米勒又极力推崇原语文学教学。即便是在教学中不能使用原文，他仍然主张使用较好的译本，并“由那些对原语言及其文学和文化有专长的教师来讲授”，而且他反复强调要请大家注意其中的翻译问题，并鼓励学生去学习原语言。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认识到各国文学作品均有其独到面，这点又是翻译无法完好传递过来的。
最后从批评的角度来看，米勒始终重视文学批评研究。事实上，1979年以后欧美各国文学研究界呈现出一大趋势，就是文学研究开始从“内部”修辞研究逐渐转向“外部”关系研究，也就是将文学置于心理、历史或社会语境内进行研究。具体表现是，从那种对“阅读”的关注，即关注语言的本质和力量，转向各种形式的诠释性解读，也就是关注语言与语言之外的因素，如语言与上帝、自然、社会、历史、自我等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有对文学中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强烈诉求，这些包括拉康式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主义等；另外就是回归新批评以前的传统传记、主题和文学历史方法等。可以说，即便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要协调文学内部的修辞研究和文学外部关系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米勒提出，要极力反对研究中固步自封和画地为牢的做法，批评那种方法和理论上走“中庸之道”的恶习；同时他提倡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突出文化研究的地位。而且就像他所说的，在批评中他感兴趣的并非理论本身，而是确立某种工具或培养某种能力，以便恰如其分地道出一篇文学作品中实际存在的一切[4：116]。而衡量批评写作的标准在于它对文学描述评判的合理性与准确性，而非它们讨论的批评本身或得出何种元批评观点[4：119]。一句话，所有这些批评又是建立在其独特的阅读基础之上，这点与众解构批评家历来奉行的阅读做法十分类似。
总之，米勒这些主张的形成，一方面与他历年信奉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和民主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与他频繁地出席国际会议并与不同国家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交流有关，同时还与他奉行的跨学科研究途径以及在比较阅读中获得的体会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三、文化批评问题之探索与比较文学中差异性凸显
回顾美国现代文艺理论界的发展状况，我们发现自二战以来它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从1950、60年代新批评的鼎盛，到1970、80年代各种批评理论纷纷登场，再到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文化批评迅速上升到主宰地位。作为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界领军人物的米勒，其个人学术兴趣自然离不开这种发展趋势，表现在文化研究方面便是如此。他对文化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索确有其独到处。
米勒与德里达、德曼等人有长期的交往，其研究也因此带上浓厚的解构主义色彩。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早期解构批评通过解读经典作品而流露出某种精英情结，那么此后兴起的文化研究表现出的恰好相反。文化研究主要关注文本的大众性和可消费性，其最大特点是超越了某一特定学科的界限，打破了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文化间的壁垒，它既研究已有的文化成品，也考察作品的生成方式，同时与政治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6：239-301]。文化研究曾是美国众多比较文学系开设的主要课程，后来逐渐脱离出来，成为单独的学科。而今处在全球化时代，米勒将他对文学文本阅读的方式拓展到其他文本阅读之中，这又可看作是他为文学与文学批评拓展生存空间的一大尝试。
1986年米勒和德里达转赴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继而德曼去世，原本就“和而不同”的耶鲁学派宣告解体。此间随着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批评等的崛起，解构批评遭受了巨大挑战。人们主要指责解构批评的虚无色彩以及漠视政治、社会、历史的倾向。米勒就此进行了回应。在一些访谈中，米勒重申自己对历史、社会和政治的重视，并声称自己“一向都是某种的文化批评家，意思是说，我一向关切文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一直对文学和其他媒介间的关系保持着普遍的理论关怀”[7：156-157]。所谓“文化研究”，在米勒看来就是“一种异质共生、而且可以说是无定形的、包含了各种体制和实践的一个领域，很难说它有什么共同的方法、目标和学术体制。这一领域中各家间争得不可开交，这本身说明所涉问题的重要”[5：131]。正因它重要，自然引起米勒对该问题的重视。米勒就文化批评推出的著作《图示》(1992)便是这种关怀的产物。该书曾获美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列文奖，足见其在美国比较文学领域获得的认可。该书以一种积极的、建构的方式描述了文化研究，认为它是一种对艺术作品语境化的方式。米勒在此玩弄了一套他擅长的文本游戏策略，这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全书结构所做的安排上。该书除封面、封底以及45张插图用以图示书中文字外，其文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数字复制时代的文化批评工作”，似乎是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图示；第二部分题为“文字与形象”。在第一部分，作者主张文化批评必须做的事情便是发展出一些方式，能够很具体、详尽地讨论非文字的文化形式，以及它们与文字的文化形式间的关联，而这些主张则由第二部分来证明。换言之，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文字和形象间关系的例子，图示了第一部分所下断语。通过这部书，作者说明了图像与文字永远无法水乳交融，而是彼此间存在某种冲突。此点也由书中插图本身之间的关系展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可以说是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一个注脚。就像有学者指出的，文学没有绝对的本质，没有分明的界线，文本阅读主要取决于阅读方式，取决于现象学所说的“意向作用”，任何文本只要你愿意，均可解读成文学的或非文学的[8：25]。基于此种考虑，米勒对别的文本符号进行的这种文字“阅读”方式，可看作他惯常阅读方式的一个自然延伸。
世纪之交，米勒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中继续就文化研究问题进行阐发。文中讨论了全球化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几点影响，其中最后一点是促成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这是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出现的一种对外在批评的回归，也就是对一种新的使文学研究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回摆，由此赋予了这种研究的社会职能，使它成为一种妇女解放、少数民族和后殖民、后理论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人们的工具。“文化”、“历史”和“媒体”，“性别”、“阶级”和“种族”，“自我”和“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这些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以及后现代研究等的标识语。所有这些新计划都对文化制品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有着某种兴趣，它们倾向于认为这种语境是说明性的或决定性的。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已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其结果便是，随着文化研究在人文学科中日益占据统治地位，人文学科将越来越接近与社会科学合并，尤其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科。这就意味着带有传统欧洲文化中心性质的文学教育，对许多文化研究项目均不会有太大的帮助[1：297-299]。
诚然，解构批评家普遍认同世界是由差异组成的。就文学领域而言，在德里达看来，文学就是“全然的他者”、“绝对的‘他者’”[9：22]。在米勒看来，“一件文学作品就是回应或记录一个预先存在的永恒的他者的世界”[10：77]。因此，阅读文学就是进入他者的世界。从某种意义说，全球化就意在泯灭差异。面对这种状况，针对未来比较文学的发展，米勒极力呼唤一种新型的全球性、非欧洲中心的比较文学。究其实质，他的这种呼唤正是建立在文化差异性和异质性认识基础之上的。在《他者们》(2001)中，米勒曾说过：“我们西方人所知的文学，是一种受到极度制约的产品，而且这种文学仅属于西方社会”[11：113]。后来他又说：“西方文化资本的全球霸权的一个激进结果就是颠覆(即便不是灭绝)所谓的‘少数’语言”[5：8]。如今米勒表示欢迎比较文学的全球化，欢迎它脱离欧洲中心主义，这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不过他强调：要发展全球性比较文学，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具体的作品研究时应该学习相关的语言，并建议人们去学习人类学的做法，在研究一种文化形态时去学习相关的语言。而且他主张文艺批评家或理论家(自然包括比较文学学者)要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成为自身文化的产品，具体说，就是文学作品的人类学学者。另外，当今比较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从许多角度来看，都是社会科学的表现，与社会科学的法则密切相关。尽管有人说，学习一种异质文化的语言，特别是欧洲人学习非欧洲国家语言，是一种文化侵略行径，米勒却坚称，为了研究某个课题而掌握必要的语言知识，并非什么帝国主义行径。与其相信什么都可丝毫无损地译成英文，不如先去学习这门语言，从而真正进入该种文学与文化。
处在全球化时代，受解构批评思潮影响，比较文学或文化研究学者又该采取何种批评态度呢？在一次访谈中米勒就此有过讨论。他指出：弱势研究、第三世界文学、后殖民文学现在使用起来也许是正确的字眼，但这些很快就会过时。“此间我们正进入一个文学研究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传统西方国家文学对于一般学校和大学文学研究的宰制，将被改变为更宽广的多语言、多种族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文学的新模式中，问题将不是弱势对抗强势，或边陲对抗宰制、霸权，而是以不同的研究方式，一起研究来自许多不同文化的许多不同语言的文学。而且在所谓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中，那种情形已经发生。”同时“所有的这类研究的名称，都带有帝国主义或欧洲中心的回响”[7：145-146]。为此，他建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地区，有必要从小学开始便必修三种语言：英文、西班牙文和至少一种亚洲语言，而且英文应该与至少一种亚太地区语言和文学一起来教授。他甚至还提出，现在是我们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了[7：146]！因为他还拥有这样一种信念：“中国有着一个伟大的未来，在知识事务中它将日益成为一个世界领袖，当然也在其他方面。”[5：1]
四、反思与展望
20世纪的西方学界盛行“危机”之说。到20世纪中叶以韦勒克等为首又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论调。就像韦氏所分析的，这种危机的原因有许多，最主要的在于该学科缺乏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的研究方法[2：282]。其实，后来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像其他学科的危机一样，缺少的是研究实体或核心，也就是“该学科内的从业人员无法就其学科应有的核心达成共识”[12：6]，从而出现目标认同迷失的局面。换言之，只要研究对象的问题解决了，该学科现存的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然而问题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随着比较文学中内部研究继续深入以及交叉研究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派的兴盛，人们于无形间有违原来的初衷，也就是在研究问题与方法二元间，其关注的重点再次偏向了后者，从而架空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并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的“不在场”，由此再度延续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论调。到了全球化时代，这种危机的性质和根源似乎有了新的变化，就此米勒又有其独到的认识和分析。
处在全球化时代，交通与资讯的迅速发展对比较文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语言本身又成了不同文化间交流和沟通的最大障碍，进而影响到比较文学领域，导致比较文学的危机。落实到一点，这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翻译造成的。回顾20世纪的西方学界，翻译研究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随着现代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宣告诞生，引起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翻译问题。他们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来审视翻译，由此给世界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后来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盛行，“不可译性”问题成了翻译研究中讨论得较多的话题。在当代解构主义批评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颠覆所谓有一种普遍语言存在的可能性。而达此目标的不二法门，就是要证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13：12]。早在20世纪70、80年代，米勒曾认真研读过本雅明那篇著名的《译者的任务》(1969)以及保罗·德曼相关评论文章中关于不可译思想的内容[14：73-105]。后来米勒又有专文讨论不可译性问题[15：269-278]。同样是在80年代，德里达曾借助《圣经》中巴别塔的寓言，将上帝刻画成一位解构者，并得出结论：翻译“既是必然的，又是不能完成的”[16：170]。这就完全有异于诠释学派提出“通过理解，翻译得以完成”的观点。按照现代哲人解释：翻译尽管是不可能的，但人们恰是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从事翻译活动，这就决定了种种不可能中的可能，由此导致种种带有隐喻性翻译定义的诞生，只是各自对翻译的局限性的认识和提法未必可能做到统一。受此种学术思潮启迪，米勒指出，当今比较文学危机主要是由于语言自身即翻译问题造成的，进而强调在阅读和研究中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深入这些语言，才能体会不同文化中那些细微方面，从而欣赏到异质文学作品的奇特魅力。此种说法似乎也为人们在比较文学危机中指明了一条出路。
在美国，米勒等人努力为文学批评在美国实现建制化作出了贡献。同时还要看到，在米勒的学术生涯中，阅读、教学和围绕文学批评的写作又互为因果，紧密相联。因此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从事文学教学还是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米勒都推崇对原典作品的阅读，同时他特别看重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法的培养，并把语言问题推到相当高的位置。正是以这种方式，在美国文论界批评理论盛行的时代，他与德曼等解构主义批评家一道，大胆地做出“抵制理论”的举措，以此走近文本的世界，走近异质文化中由语言构织的世界，他的种种做法无疑可以看作是对自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在发展过程中冷落文本和文学史等趋势的一种回应。正是这种走近文本的策略，避免了当今批评界盛行的架空文本的现象，还有“为理论而理论”的做法。同时，他历年来的阅读对象，主要针对的是文艺复兴以来诞生的英语文学作品，而且这些阅读始终是在互文语境中展开的。其实，他这样做并非像人们所说的意在颠覆经典作品的地位，而是旨在巩固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尽管面对的是一种虚拟的现实，但他始终关注语言、关注作品，这又可看成是他深切关注人生和体验人生的一种表现。这种深切的关怀，也体现了他个人的人本主义情结。处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人文精神是如此的匮乏，米勒的此种做法显得难能可贵。
另外还应看到，针对前些年文化研究盛行的状况，米勒一方面表示关注的姿态，同时又身体力行地展开研究，进而推出不俗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表示过对文化研究盛行现象的担忧。其原因是，他觉得现存危险是文学研究可能会消失，可能会被文化研究的大潮吞没，文化研究并不特别属于文学，或是简单地可将它当作“精英的”、“古旧的”等的代名词。这完全用不着奇怪，因为如今那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是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互联网中泡大的一代人。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文学，文学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这样的趋势可能还会延续，同时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只要我们仍在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同时为了解过去，人们就有必要研究文学，并教授他所说的那种“修辞性阅读”。一句话，米勒仍然希望文学研究本身能以某种方式延续下去。他的这种观点虽然主要针对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学，但对比较文学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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