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主导型”经济与汇率升值压力的缓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外资论文,主导论文,压力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71X(2008)04-0012-06
一、引言
“外资主导型”经济是相对于“外贸主导型”和“内需主导型”经济而言的开放模式类别。一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往往可以根据其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的不同形式，将对外联系的模式分为上述三类。而“外贸主导型”模式和“外资主导型”作为追求经济起飞的重要发展模式，成为当前大部分处在经济赶超阶段的经济体采取的开放模式。
日本经济史学家西川博史将外资主导型开放模式概括为：依靠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模式。它一方面需要通过大力引进外国资金，来弥补本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它需要国内政策相应配合以便促进外资广泛地参与国内产业化进程，完成本国国际分工与合作，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快工业化的进程。由于这种开放模式依据的主要是比较优势而非竞争优势，所有实施该开放策略的国家大多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拉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
作为经济中重要的对外价格变量，汇率一直是国际金融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以及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和外汇储备超常扩张都标志外部不均衡已经到了日益严峻的地步，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按照传统的巴拉萨—萨缪尔森(BS)效应认为，本币实际汇率的长期变动只通过经济的供给面决定，因此快速的增长极易导致汇率升值。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②，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其采取的改革模式密切相关，而且至今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完全实现向市场的过渡，属于转型中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早期为了尽快发展经济，采取了“外资主导型”的对外开放，为了吸引外资，中国不仅对外来资本的进出采取“宽进严出”的“不对称”策略，而且对投资型外资(FDI)进入的行业也进行了严格的管制。从假设条件上，就违背了传统BS理论成立的情形。
为了明确BS效应在我国的具体作用机制，缓解当前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升值压力，本文在Obstfeld(1995)的标准模型上，拓展其处理融资约束的方法，对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升值压力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未来进一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操作建议。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基本模型介绍，第三部分是数量分析，最后一部分则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揽子经济政策建议。
二、基本模型设定
为了结合“外资主导型”开放经济的特点讨论汇率变动，我们特别在模型中纳入了外资。首先，设定一个小国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中家庭和生产部门合并：代表性行为者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持有国内、外资产得到利息，并利用资本存量和劳动进行生产。为了能够讨论汇率变动，这里同时假设国内的生产部门分为贸易品生产和非贸易品生产两部分。假定每个人生存两期（青年和老年），人口增长率为n。年青人提供劳动得到收入ω。老年人不提供劳动而得到利息d。效用函数按两阶段分别设定：
其次，由于在外资主导经济下，资本流动受到约束，Obstfeld和Rogoff(1995)曾将这类约束约定为可借贷外债约束。即假设流入外资为
≥-λ
，其中的λ代表对外借款约束条件③。由于中国的融资约束不仅受对外借款约束的影响，也受本国引资政策的影响，所以是债务国对流入外资规模的主动控制。本文中，我们假定≥-η，其中η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融资政策决定的最大融资规模。可以预见，η＜λ。因为中国的资本管制主要特点是限制短期投机资本，同时利用税收优惠等吸引FDI等投资资本。所以，外资在中国获得的收益最终可以表示为
，其中的τ＞0④代表管制政策收益。
（一）个人
在时期t，人民提供劳动并将所得用于本期消费和储蓄，本期的人年老后，他们将退休并消费储蓄。所以，这是一个存在约束≥-η和
（R是两部门的相对价格
，也即狭义汇率）的条件下的两期效用函数优化问题。
（二）生产部门
通过分析发现，与传统BS理论不同，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不完全会使
，ω，和R成为资本密集度的函数，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会带来要素在两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还会进一步影响参与社会活动的各个单位（居民）的收入。
（三）非贸易品部门出清条件
通过对(12)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导型经济下由于存在资本管制，BS效应的传递机制会与传统的BS效应模型大不相同。这里的长期汇率变动不仅取决于供给面，也会取决于需求面。虽然在传统BS模型中，
可以导致真实汇率升值，但是这是在
成立的前提下。
时，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却会使国内资本的收益增加（
），劳动的收益（
）下降。这直接导致在一定的需求状态下，可能出现非贸易部门的需求减少大过非贸易部门的产出减少，真实汇率贬值。所以，由(12)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即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长期真实汇率变动将由供给和需求同时决定。此时，真实汇率受到生产率冲击后的真实汇率既可能出现升值，也可能出现贬值，其最终的表现，主要依赖于非贸易品市场上出清时候的具体情况。也即
的大小。只有确定了是大于0还是小于0，我们才能确定汇率受生产率变动影响后的变化方向。
三、中国数据及模型检验
由于在参数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上面的理论模型直接不能确定究竟是大于0还是小于0的。虽然可以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不同的经济环境进行静态分析，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分析特定变量变化时，真实汇率变动的程度和方向，对基本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真实汇率变动趋势缺乏较好的说明。为了能够说明上面的模型对中国人民币变动的解释能力，本文利用中国的数据，通过建立无约束的VAR模型分析受到供给冲击的人民币汇率变动。
为了避免遗漏可能与汇率变动有关的其他重要因素，除了前面分析的因素外，本文还考虑了贸易条件和进出口额等变量。结合理论模型以及Clarida and Gali(1994)，我们将考虑供给和需求的VAR模型设定为：
上式中，reer表示实际汇率，sp代表总供给，dm为总需求，ex表示外生变量，
为残差，
为各变量的系数，p为滞后阶数。其中的ex是可以代理模型中的α、β、η、n等参数作用的代理变量。为了防止遗漏其他会对长期汇率变动的造成影响的间接因素。本文还考虑了贸易条件tot和贸易开放度op。在这里我们利用nfarate代替η，储蓄率saverate代替β，就业人数变化率workrate代表人口增长率。实际有效汇率reer按照胡援成(2004)的定义使用IFS的数据，总供给sp用季度人均生产总值代替，总需求dm用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值替代，nfarate等于净海外资产占GDP的比值，saverate为储蓄存款与GDP的比值，workrate为就业变化率。贸易条件是进出口总金额之比，贸易开放度是用中国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模型中的真实汇率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代表升值，下降代表贬值。样本区间为1992年1季度到2006年2季度，数据为季度数据。数据中的GDP，NFA来自于IMF的《国际金融统计》(IFS)，其它数据来自于中宏数据库。如果数据含有季节趋势，相应作季节调整。
根据协整检验的标准步骤，首先利用单位根方法检验各个基本面因素的平稳性。通过对每个变量的平稳性特征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可知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在回归中，本文用langrage乘数F统计量来判断残差是否为白噪声。表示在5%水平下是显著的，ADF统计量的临界值来自软件Eview5.0。
由于协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滞后期的选择，借鉴其它文献做法，本文根据无约束的VAR模型确定。由于VAR模型的稳定性是判断模型好坏的关键标准，而且随着滞后期增长模型稳定性越差，所以当VAR模型不符合稳定性条件时的，再滞后一期就可以作为最长滞后期。通过无约束的VAR，以及配合模型残差自相关、正态性和异方差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
我们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各变量在长期内的均衡表达式。首先需要确定协整的具体形式，如截距项是否限制在协整空间里，协整变量是否采用具有趋势的形式等等。通过比较几种结果，我们确定了最终的检验形式：协整变量具有线性趋势并且截距项限制在协整空间里。由表2可知：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着1个协整关系。
可以看到，利用对考虑了“外资主导型”特点的扩展BS效应实证，可以得到重要的结论：即传统的BS效应（只有供给导致汇率的升值）不适合直接用来衡量中国的汇率变动。这一点，不仅中国本土的学者，例如陈志昂、方霞(2004)以及高海红(2003,2005,2006)等得到这样的结论，Virginie Coudert和Cecile Couharde(2005)也应用1998年到2002年的月度数据得到中国的增长与汇率变动之间负相关的结论。进一步，基于式(14)，我们还可以通过构造实际汇率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相应的脉冲响应，并分析该误差修正模型的脉冲相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即期和远期取值的影响。
从图1不难看出，经济增长在中国并不能作为要令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理由。因为，当前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来自需求而不是供给。这同时意味着，在出现汇率升值压力的时候，单方面的令汇率升值，以及紧缩经济增长步伐是难以缓解有需求面引发的升值压力的。
四、一揽子政策建议
这一部分，我们基于前面理论及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主要讨论“外资主导型”经济下应对汇率升值压力的一揽子建议。事实上，因为“外资主导型”经济下长期真实汇率变动将由供给和需求同时决定，在一定条件下，需求较供给更能影响汇率变动。具体到中国这一同时存在高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国家，要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单方面的提升汇率和紧缩国内经济是不足取的，此时，只有采取兼顾供、需两方面，尤其是需求方面，积极改善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才能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图1 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响应
因此，我们建议，当前的一揽子政策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来着手：
1.改革汇制，调整开放模式
出现汇率升值压力，一般来说对于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为这种汇率调整的需要，反映的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以，必须承认必要的升值是正常且为必须的。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经济自由化有助于市场更早地发现和解决问题。因此，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逐步取消经常项目兑换限制和部分资本项目管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汇率这种金融价格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从而调节国际收支。虽然，我国新一轮汇率调节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通过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让汇率对资本流入所产生的压力做出反应，从本质上来说对开放模式的转换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另外，人民币升值后会导致出口下降，外需下降，和规模较小的经济不同，我国有必要通过扩大内需的政策来进行弥补出口的下降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逐步由“外资主导”的开放策略转变为“内需主导”的可持续发展开放战略。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开放模式的转变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认为，减少贸易顺差的最佳途径是鼓励内需，因为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甚至远大于汇率的作用。因此，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提高劳动力的成本”的内需发展两翼战略。所以，加快我国逐步由“外资主导”的开放模式转变为“内需主导”的开放模式将是有效缓解经济基本面的升值压力的最有效途径。
2.完善社保体系，改善高储蓄现状
一般来说，在心理预期、体制改革和未来不确定因素等综合作用下，升值压力的出现与国内储蓄及投资结构的失衡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汇率升值的压力从表面上看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结果，本质上却是内部经济失衡的外在反映，根据开放经济下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高于投资的国家通常会出现经常项目顺差。所以，高储蓄率的国家出现的升值压力，可以通过平衡储蓄和投资失衡来进行缓解。所以，我们当前特别需要尽快改革投融资体制，更好地动员国内储蓄，设法提高消费率等。更深入的，我们应当进一步支持扶植国民的创业、中小企业的成长，完善债券和股票市场，通过赚钱效应吸引更多的储蓄进入资本市场，从而扩大投资。
3.改变引资政策，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
在“外资主导型”经济下，引进外资的不合理会造成许多有悖于引进外资初衷的问题。因此，在未来外资利用方面，我们应当特别注意权衡利弊，引进那些能为我所用、真正有利于发展我国经济的外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措施来实现：第一，引进外资要从重数量转为重质量，以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第二，对待外资要变普遍优惠为差别优惠。对重点领域采用优惠政策，如在高新技术领域、中西部地区开发投资等才给予外资优惠，同时取消非重点领域的外资优惠政策；第三，鼓励外商设立服务外包企业，把高附加值、高层次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第四，加强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技术研发、创新上的合作，提高我国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能力，以达到利用外资的真正目的；第五，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避免各地为争夺外资进行不合理竞争；第六，完善相关的引进外资的法律法规，遏止各种投机行为的发生。
与引进外资一样，对外直接投资是重要的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活动。他不但有助于资源整合、规避贸易壁垒，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能起到缓解本币升值的压力的作用。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在本币升值的过程中，都出现过大量的向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汇率的升值压力。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走出去”还很落后，而且部分“走出去”的企业经营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为改善这一状况，我国政府应逐步完善外汇、投资、审批、金融等方面的法规，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帮助企业在进入其他国家之前，充分了解当地的外资法律、法规，避免盲目投资造成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国企业增强走出去的能力，实现在世界范围整合、利用资源。
4.加强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外资主导型”经济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出口贡献最大的大多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他们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价格低廉。但是当前的情况是，价格优势已难再维持，除非尽快提高国际竞争力，否则这些企业终将被市场淘汰。同时，我国目前也进入到劳动力成本逐渐看涨的阶段，如果不能迅速在技术进步上取得突破，其国际竞争力将会逐渐消失。所以，在出现升值压力的时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不得不通过低汇率水平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如果企业能够通过积极探索先进技术，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要竞争力，尽快实现我国经济结构本身的升级，就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对低汇率水平的过分依赖。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完善国内的经济结构，尽量顺利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科技、创新型、高附加值的产业转换的过程，把汇率升值问题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应对，并通过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升值压力的缓解。
总的来说，“外资主导型”经济下，我们必须结合供需两方面全局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变动问题。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扩大内需、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升值产业结构、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只有同时解决好这四方面的问题，升值压力的缓解才算从根本上得到了保障。
注释：
①最早由日本史学家西川博史提出，参见房宁.中国的对外开发需要转型——日本经济史学家西川博史谈“外资主导型”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J].中国国情国力，2000,(01).
②Ito认为传统的BS效应可能仅适用于那些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即适用于经济增长是由工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经济体；而对于那些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新的市场经济中仍保留很多计划经济管制的国家，BS效应则很可能会失去解释能力。
③或者说是债权国对债务国违约后采取制裁的严厉程度。
④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在每一时期都是相同的，事实上，设为不同也不会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
⑥计算方法可以参照Obstfeld(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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