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公立市场的形成与变容过程的研究——以东安市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安论文,市场论文,为例论文,北京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方法
20世纪以前，北京的商业设施受传统都市空间构造的影响，多数立地于城市的四隅（注：东亚经济月刊[J]．1943年第6期，第28页“庙市所以能发达的原因，亦以城内小手工业与郊外农家手工业缺乏适当推销市场。盖此种工艺物品制造品质较粗，自不能与大手工业之货品并列于大市场上，但此种货品不惟为中下等人家所需，而中上等人家之日用什物亦取于兹。于是遂于城隅四处之庙会所在地，成为此种集市最适当之地。”），其形式多为庙会、定期市以及小本生意的摊商小贩，在营业内容上多以小型手工业品为主，并且大部分带有自律性和临时性等特点。
20世纪初，西方先进思想和先进科学文化在北京得到传播，民族资产阶级得以振兴。随着皇家禁地的开放、近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常设公立市场作为近代都市中新兴的一种商业设施，相继在北京成立起来。其中，北京的东安市场以面积最广、店铺数量最多、营业内容最为丰富且立地于城市中心部等特点，而成为北京市的商业核心。近代东安市场的成立与发展给北京的商业繁荣及市民文化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研究和把握东安市场的历史变迁，探讨近代北京都市空间中商业设施形成及演变过程的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北京城市的发展特征，对将来北京城市建设中的个性化创造、都市设施的再利用及保护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既往研究中，董善元、宗泉超等以记述的形式对东安市场的变迁做了考察（注：刘娟，李建平，毕惠芳选编．历史上的东安市场[M]．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7月，36～59．）。张复合从建筑文化的角度，具体分析了东安市场建筑形态的演变过程（注：高亦兰．东安市场：近代北京集市的演变[J]．建筑形态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75～81．）。日本的阵内秀信从都市形成的视点，宏观的对北京都市空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注：陣内秀信中国北京にぉける都市空間の構成原理と近代の变容過程に関する[N]．住宅综合研究财团研究年报，115～125。）。但是上述研究具体从近代建筑规划历史的视点出发，结合社会政治背景对近代商业设施的成因及发展特征做系统化研究，至目前为止依然付之厥如。
基于上述视点，本稿以光绪31年(1906)至民国34年(1945)有关东安市场的奏折、条例、巡警厅、京都市政公所的公文、观光旅游手册等记载当时政治及经济活动的历史文献调查为中心，对近代北京东安市场的形成过程、存在特性及发展要因加以探究。
二、近代以前北京商业空间的构成及商业机能特点
清代由于推行满汉分治的政策，北京的内城被八旗所圈占，汉人多集中于外城，致使北京城市空间构造发生巨大变化，外城前门附近成为北京的商业和金融中心。道光咸丰年间以后，满汉分居的旗坊制松懈，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内城的商业设施日益增加，但内城的商业贸易主要还是依靠庙会、定期市以及小商贩进行（注：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236．）。据《北京市志稿·礼俗志·庙集》记载：“《旧京所记》：庙会者，陈百货于庙，以待顾客，岁有定时，历年不改，北方通行之俗也。……京师之市肆要常集者，东大市、西大市是也。逢三之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谓之四大庙市，皆以期集。”（注：吴廷燮．北京市志稿·礼俗志[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6月，278．）可以看出，清末北京城内的庙会以隆福寺、土地庙、白塔寺、护国寺的规模最大，商品最为丰富，经营项目各有侧重。按时间的顺序在城内的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发挥着商业中心的职能。
从庙会的占地和营业内容上看，“市场大抵在庙宇中缝隙地上，而延展及于庙旁隙地与庙外市街，商业行为是此种庙会的中心。娱乐活动亦是一种商业，而非所以娱神，宗教活动本身，或则只存遗迹，或则并此而无之。”（注：北平民国学院．北平庙会调查[M]．北京燕山出版社，民国26年(1938年)5月．）说明参加庙市的商贩租赁了庙宇内及其周边的空地，除进行商业活动以外，娱乐活动在庙会中也占有重要经济地位。
从空间布局上来看，四大庙会中的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分布于内城四隅(图1)，由于外城的前门地区是当时的商业繁华区，集市最为集中，大型庙会不多，只有灶君庙、厂甸、药王庙、南城隍庙等小型庙会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商业机能。除庙会以外，明代北京固定的商业区也在逐步发展，“京师百货所聚，惟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注：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237．）说明北京内外城主要道路两旁或道路的交叉点也有固定的专业集市，构成了北京城的商业网络。
图1 东安市场位置图
以上通过史料的考察可以看出：受传统城市构造和“重农抑商”意识的影响，北京城市商业的发展受到制限，大型商业设施多集中在外城前门地区。由于皇城位于北京的中心，是首善之区，加之官厅设施多集中于附近，内城商业设施的立地条件更为有限。所以北京的商业区形成了多核的空间布局形态。其中多集中于寺院及交通要冲，以自律形成的庙会、定期市为主。
三、东安市场的形成过程
东安市场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的东侧，金鱼胡同的南侧。从历史地图（注：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M]．北京出版社，1988．）及有关资料（注：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王府井[M]．姜纬堂．七百年来王府井[R]．1993．1～35．）上可以看到，东安市场的商业用地在明代万历到崇祯年间(1573～1644年)为十王府，清代乾隆十五年间(1750年)为贤良寺(图2)，清代末期(1903年以前)为清八旗神机营操场。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用途的官厅设施都是在同一敷地上建立起来的。东安市场的发展与王府井大街的道路建设及商业设施集积，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关联起来，经过史料分析，东安市场的形成发展可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市场成立至市场内第一次火灾发生的“发生期”；第一次火灾至第二次火灾的“形成期(1912～1919)”；第二次火灾至中日战争爆发的“成熟期(1920～1936年)”；中日战争爆发至战争结束的“停滞期(1937～1945年)”。
图2 1750年贤良寺位置图
（根据1750年乾隆京城全国绘成）
1．发生期(1903～1911年)。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定后，英、法等国在东交民巷建立了公使馆区。随公使馆区内西洋都市设施的建设，逐渐在王府井大街的南端形成了北京市内异质的都市空间。清末，满洲八旗人迫于生计，出现出卖祖邸的现象（注：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M]记载：“世家自减俸以来，日见贫窘，多至受屋，能依旧宇者甚少。”说明晚清、由于清政府在政治及经济上的衰败，导致满洲八旗人的零落，为了维持生计，大片宅第被典卖或租赁于富商及洋行。）。以1903年北京饭店迁至大街南口，东单二条、三条胡同成为外国人居住地为契机，大量外国人聚居于王府井大街的南口附近。应这些居民的生活需要，各国商人以公使馆的名义开始收买或租借位于王府井大街两侧的满洲镶白旗人的住房，陆续开办洋行及事务所。这样以东交民巷公使馆区为核心，在王府井大街的南段第一次出现了商业设施集积的现象。
此时也正值清政府实行“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的“慈禧新政”时期，上述外国人的扩张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警觉（注：早在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定后，英、法、美、俄等国家陆续在东交民巷建立公使馆。在建设的过程中，各国曾以“东交民巷周围的道路状况不好”为借口，自行修筑道路并自设巡警，使当时的清政府失去了该处的管理权。）。为了维护清政府的主权并防止公使馆区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向内城蚕食、扩张，清政府颁布了以下法令：①禁止外国人在北京再开设新商店。②禁止国人把房屋租借或转卖给外国人（注：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1907年复刻版)[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2月．）。并有朝臣建议，要注重北京城内道路设施的完善，特别是公使馆区附近的道路建设及管理，以控制道路的管理权限。在上述背景下，1902年1月，工部右侍郎胡燏棻具折请办工巡局（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政部档案．襄瓣京畿善后事宜署右侍郎胡燏棻折请设工巡局由奏[M]．1902年2月．），同年6月善后协巡总局改组为工巡总局，由皇帝亲自领导，以管辖北京市内道路、整顿环境。
从地理位置上可以看到，东安门大街距使馆区和紫禁城较近。对于限制公使馆管区的蚕食扩张，是一段极其重要的道路。另外，据1902年京师善后协巡局的统计，当时东华门外大街往东至丁字街，由金鱼胡同往北至马市，有小型定期市存在，对禁城内的帝后生活安全及王公大臣出入东华门都带来不便（注：“有新盖摊棚21间，常设店铺22间，业户多来自大兴、武清、蓟州等地，经营洋货，珠宝首饰，洋药，日用杂货，牛羊肉及开设饭馆。全街叫卖声不绝于耳，有碍观听”。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市档案馆，1998年4月，75．）。上述理由使东安门大街成为清末最初的道路整修对象。到1905年，王府井大街的道路铺装工程开始，大街全面铺成石子路（注：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府井[M]．1993年；吴逸民，米永一．王府井杂记[R]．49-61．）。为了不使因修路而导致东安门大街业户流离失业，由工巡局规划，利用王府井大街北端的原八旗神机营旧址使其继续营业。1905年春，工巡局决定正式成立“东安市场”。
从当时的内城巡警总厅、民政部的往来公函及颁布的市场管理规则（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历史档案[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0年1月，42～54．）中可以判断出，东安市场具有官立民营的特性，积极采用西方的市场管理方法使其运营发展，是由中国民族资本兴建起来的民族企业（注：“市场内无论何项行业，概不得招领外国官商股本，亦不准外国人民在彼开设行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历史档案[M]．历史档案杂志社，2000年2月，48．）。1906年，商民打破禁令（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档案：御史丁鹤年摺内城演戏请禁由奏[R]．1881年1月．）在市场的北门附近开设北京内城的第一家以演唱京戏为主的“吉祥茶园”。1907年京师巡警厅借鉴国外市场的建造方法精心对市场作了统一规划(图3)，并积极借鉴吸取西方先进的市场建造经验，由专门机构有方法、有步骤的对市场内经营生鲜产品店铺的建筑规划做了精心安排，为今后市场内店铺的立地规定奠定了基础（注：内城巡警总厅专门制定了“建造鱼肉市场及抽捐办法”[R]．规定指出“查西人于建造鱼肉菜场办法，不准与有人住宿之屋接通，并不准有人在售卖或存放鱼肉各处食宿，以秽气感触，易滋疾病，重卫生也。今东安市场内铺户鳞次比，游人云集，实于建造鱼肉菜场原不相宜。今姑市场内之东北划出区域一大段，拟以高墙划出界线围筑俾免与各店户相连，以为鱼肉菜市之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历史档案[M]．历史档案杂志社，2000年2月，47．）。另外规定市场的营业时间为每日早上六时至晚间九时，说明东安市场是一座固定地点并定时开放的常设公立市场。为了“萃大地数千年之国粹，汇东西诸大洋海之潮流，孕育精英，发扬文化”，由当时民政部主持，在市场的西北侧设立了北京最初的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0年1月，53．）。1909年2月“会贤球社”于花园5号成立（注：北京市档案馆，社会局档案．内一区娱乐场所、酒缸、饭馆调查表[R]．1942年12月．）。在东安市场日趋繁荣，吸引大批顾客来访的同时（注：据1909年“京华百二竹枝词”[M]中东安市场的竹枝词记载：“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由中国人经营的木材店、布店等小型店铺也相继在市场的周围自然形成。
图3 1906年东安市场配置图
（根据现状图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巡警部档案绘成）
以上为了防范外国人势力扩张、维护社会治安而发起的道路整修活动，是促成“东安市场”成立的主要契机。说明在“新政”“富国强兵，实业振兴”思想的指导下，为繁荣内城东部的经济发展，神机营操场这一大规模官厅设施得到机能转换，北京最初的常设公立市场得以诞生。通过史料的分析可以证明，初期的东安市场是一座官立民营，集商业、娱乐、文化于一体的都市复合型商业设施。
2．形成期(1912～1919年)。
1912年2月29日夜，东安市场因“壬子兵变”在大火中全部被毁。当时的京都警察厅认为重建后的东安市场会迎来更大商机，于是决定把市场改为公有。市场的商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于1913年5月5日组成了“东安市场同业商民公益联合会”，最后经过几度交涉，商民们保护了店铺的建筑权和摊位的租赁权。1915年由该会和京都警察厅共同集金在市场内建起薄板罩棚（注：高亦兰．东安市场：近代北京集市的演变[R]．建筑形态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75～81．）。虽然在这前后发生了两次火灾，但随市场内永久性建筑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东安市场有了固定的建筑形态。
伴随市场内店铺与商摊的增加，商业用地也逐渐由北向南扩大，因为清八旗神机营操场形态为南北方向的长方形，当时的操场围墙和北方、西门依然被保留着，京都警察厅和商民公益联合会利用现有设施使东安市场沿王府井大街向南发展。从图4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东安市场内设施的空间布局可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为杂技场和大部分小吃摊，中路是主要部分，布满地摊和挂货摊，西路摊儿很少，大部分空着。全场中心的中路由北到南花园北头开辟成一条正街，又开了头、二、三道贯穿东西。”（注：张子华口述，季树华整理．东安市场旧闻漫拾[R]．文史资料选编，第12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2月，202．）1917年在市场西侧开设了中门和南门，东安市场的整体立地形态已初步形成。同年在神机营操场南侧的南花园开设了咖啡厅、茶社和台球厅，说明此时的东安市场应社会的需要，在娱乐机能有所增加的同时新添入了社交机能（注：当时北京的著名院校、外交部等政府文教、外交机关位于东城，并且民国时期的上层人物也多居住于此，由于地区的人口结构导致了地区居民对物质·精神生活有较高要求。）。
图4 1936年东安市场配置图
（根据现状图及北京市档案馆藏工务局档案绘成）
商业设施的激增，市场管理方加强了对场内建筑形态及公共治安的管理。1917年6月由京师警察厅公布了《东安市场暂行章程》，在总则第三条中规定：“本场建筑一律遵照呈报建筑规则办理，建筑程序须按照地段路线整齐划一，不得故求奇异，致形参差。”第七章第二十八条规定“本场西北各门均设岗位指挥一切，无论何人车马不得入内。”（注：北京市档案馆，社会局档案．关于修改东安市场章程的意见[R]．1917年6月．）说明官方以“开通风气，增进文明”为目的，追求东安市场的“整齐秩序之观”。在市场的建筑程式及治安管理上作了积极整顿。当时，北京相继建立了西安市场、广安市场、西单菜市场等多家市场，但是据1919年出版的《大中华京师地理志》记载：“东安市场面积最大，陈列整齐，警署派员弹压，剧场、映画、球场、营业极盛。”（注：北京图书馆藏，京师中国地理学会编．大中华京师地理志[M]．1919年．）表明当时官方采用了新式的市场管理模式，使得场内营业内容得到丰富，集商贸娱乐为一体，东安市场在北京众多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3．成熟期(1920～1936年)。
1920年6月9日东安市场西侧的“锦益兴”玩具店起火，大火殃及了周围200家店铺。7月北京市政公所工务局与商民公益联合会共同拟定《东安市场新建筑改良意见》，经修改后定为《改良建筑二十七条》（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京都市政公所第二、三处关于召开筹建东安市场会议的通知及东安市场改良意见大纲[R]．1920年．）。条款中的主要内容是为了加强建筑的防火功能，把市场内的现有建筑改为洋风式建筑。因为东安市场第一次火灾之后，重建起来的商业店铺多为木造结构，随市场内建筑密度的增大，很容易酿成火灾。8月在京师警察厅给北京市政公所的公函中可以得知：“积款兴修建筑洋式楼房法，不露木片以保不虞……”并“约集内务部、贵公所各员筹议改良办法当议定由贵公所派画绘具图说在行核办”，北京市政公所在函中也强调“此次修复东安市场必须改良建筑自应从筹画绘图入手”（注：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公务局档案．1919～1948．）。表明由于洋风建筑耐火性较好，官方在东安市场内店铺的建设上，提倡以洋风建筑的建造方式为基准，并派专人绘制其构造、构法以视商民，令其遵守。11月由北京市政公所派遣了10名具有国外留学经验的建筑和土木专业人员（注：京都市政公所在派遣的十人中，五人拥有留学经验，其中四人留学日本，一人留学英国。）制定了《限制楼房平屋构造计划十一条》，以防火为主要目的，对市场的整体规划、建筑屋高、建筑材料、建筑设计基准、照明、上下水、道路交通等做了具体规划。使东安市场内的建筑日趋统一规范，对以后的市场建设起到了指导性作用。重建起来的东安市场以洋式建筑为主体，与王府井大街南侧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建筑群相呼应，形成了北京市内井然的城市景观。
与此同时，王府井大街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1924年电车正式运营，在距王府井大街最近，由天桥开往东四的路线中设立了东四牌楼站（注：北京市电车档案史料[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6月，12．）。1927年10月开始了王府井大街及东长安街的道路铺装工事。1928年王府井大街成为北京市内最早的由中国人自行修建的沥青道路。1929年北平特别市土地局颁布《北平特别市土地局土地房产评价暂行规则》，王府井大街被评估为特等宅地（注：北京图书馆藏．北平特别市市政法规汇编·土地[M]．1929．）。在20年代后，仁立地毯公司、中国农工银行、中原公司(当时中国华北最大的百货店)等中国民族资本的大型专门店及百货店相继在大街中段成立。王府井大街的经济活动日趋成熟给东安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随来往于东安市场的客人增多，为了维护市场内井然的交通治安秩序，1920年在市场内成立了“北京一区警察署东安市场警察所”。这在当时北京众多的市场中尚属首例。1933年据商民公益联合会统计，市场分为16个经营区域，9条通道，店铺267家，摊位658个，经营的商业种类有60种之多（注：董善元．圜贵纪胜[M].工人出版社，1985年8月，11．）。进入这个时期，东安市场不再是一个以贩卖一般生活用品为主的商业设施，经营高级丝织品、黄金珠宝等高级生活用品的店铺相继在市场内开业（注：据1933年北平晨报上发表的“东安市场巡礼”[N]记载：“这里的商店是一家连着一家，买的东西都是最时髦的衣料，高等化妆品，就连日用杂货也都是及考究的。”），东安市场已成为北京城内引领社会时尚的商业核心。
4．停滞期(1937～1945年)。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东安市场内没有发生大型的规划建设。据1937年12月的《实报》记载：“东安市场游人云集，市面的繁荣一天一天走向再进步的途程中。”（注：董善元．圜贵纪胜[M]．工人出版社，1985年8月，13．）随商业设施的增加，市场内土地价格约合1平方米3两黄金，说明东安市场没有因战事而萧条。同年，华北政务委员会颁布《接待友邦军民通知》，日本人在北京开设商业设施得到认可，并要求国人予以协助。1938年2月日本人川濑平兵助在市场的南门右侧开设咖啡店“幸乐园”。东安市场自开场以来第一次进入了外国资本。到1945年战争结束为止仅此一家，东安市场基本保持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特性。1939年北京特别市政府公布《东安市场公产承租与房地产征收办法》和《东安市场管理办法(附)自行车停车规则》（注：北京市档案馆，社会局档案．北京特别市政府社会局东安市场管理处管理规则(附)自行车存车规则[R]．1939年4年．），使市场的商业和交通治安机制得到巩固。
1940年9月15日的《新民报》记载“事变之后，日益繁盛游人肩摩踵接，终日不绝。”在日本人安藤更生编写的《北京案内记》中把王府井大街向日本国内介绍为北京市内购物的首选地区。并记录了1941年东安市场的情况：店铺229间，摊铺431间，店员4000人，日平均来访顾客15000人（注：[日]安藤更生．北京案内记[M]．新民印书馆，1941年11月10日，294．）。
与此同时，王府井大街的都市基盘建设也在进一步的建设与完善。1937年底北平公共汽车筹备委员会在大街的北端设立了东安市场站，1939年北京电车有限公司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设立了王府井站（注：北京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藏．北京官衙会社商店案内图[Z]．1941．）。王府井大街成为北京交通最繁忙的干线道路，使购物顾客的来访时间缩短，来访频度大幅度增加，给大型百货店、专门店、银行等商业、金融设施在王府井大街的集积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以上的史料可以证明，日本为了把北京变成为“统治中国华北的基地”，在确保北京社会安定的同时，积极扩大在华市场倾销本国产品获取利润，把王府井大街作为北京市商业地区的模范，东安市场及王府井大街基本保持了以往的繁荣。
四、结论和今后的课题
以上通过既往研究以及对史料的分析，从建筑规划发展的角度以东安市场为例，结合社会、政治背景对近代北京商业设施的形成及变迁的要因进行了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在清末“新政”的影响下，清政府为限制在京外国人势力的扩张保护主权的完整，颁布法令并发起了北京内城道路整修活动，致使东安门一带定期市迁移到旧神机营操场，东安市场成立。也就是说清政府为了富国强兵，开始道路交通等近代都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决心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倡民族商业的振兴，改变以“仕农工商”为顺的传统观念。在新的社会秩序下，新型商业设施随之产生。可以说上述社会背景是促成东安市场形成的主要契机。
2．东安市场继承了原有官厅用地及设施，使敷地性格转为商业用地，体现了清末民初近代都市设施的立地特点，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原有的立地形态。从市场经营方面可以看出，虽然清政府希望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化城市商业机构，但是由于东安市场是官立民营下的民族资本的产物，应使用者的需要依然继承了传统庙会、定期市的集贸与民间娱乐共存的形式。说明东安市场这一近代都市商业设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由于官方首次建立新式市场“无前绪可寻”，所以主张“贵参各国之程式”，说明市场是在精心策划下逐渐完善起来的。可以认为东安市场的存在形态不带有传统集市的自律性和临时性等特点。特别是经历了多次大火的肆虐之后，官方有计划、有方法的借鉴西方先进的建筑规划与经营管理经验，使东安市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体现了近代都市商业设施在建设与经营上积极的一面。
本文按时间的发展顺序，通过史料分析概述了东安市场的历史发展变迁，其中没有具体涉及到市场内部空间构造的变化特征。从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法令法规中可以看出，官方与民众之间对新式市场的管理运营抱有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点是如何反映在建筑规划上的，它给市场内部空间构造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准备从建筑规划的另一个侧面出发，作为今后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