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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股市是一匹难以驾驭的烈马，这个比喻是再形象不过了，但再难驯服的烈马也斗不过好骑手。只要证券监管部门措施得当，中国股市是可以健康发展和运行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管理层在管理方面似乎并不得力，1996年的股市波动便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去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对一个时期以来畸形发展的股市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当天，沪深两个市场齐刷刷地下跌了10%，成交量从前几天的300亿猛然萎缩到20亿，第二天股市照例继续整整齐齐地下跌了10%。第三天在经过大半天的下跌之后，尾市一度出现了反弹，但第四天和第五天又再次大幅下挫。
在周一和周二两天里，交易所营业厅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世界股市中都罕见的图形：一开盘，成交价便打在比前一天低10%的地方，交易波动显示线在上一个交易日指数线下10%的地方平平地伸向前方，从开盘到收盘，没有任何起伏。这是由于限制了涨跌幅度（上下不超过10%），否则，12月16日这一天股市不知会暴跌多少。
加上周后两天的下跌，在短短的四五天时间里，沪深股指共跌去了几近三分之一，上证指数由1250点跌到最低860多点，深证成分指数由4500多点降到3000点附近，股票市值大约由3000亿急剧减少到2000亿，而一周之间的总成交额加起来一共不足500亿元。由于是一种无量和缩量下跌，大批筹码被锁定，至少有1000亿元的资金给滞留在股市里边。这对于一个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资金浪费。
对一个国家的资金运用来说，损失最大的莫过于股市暴跌。它的直接后果是堵塞了资金流通的渠道，将一大笔资金搁置了起来。其资金堵塞得越多，对国家正常的资金流动影响越大，回顾历史上出现的情况，1929年10月开始的美国股市大暴跌，其直接后果是持续三年的经济大萧条。由于资金在股市的流通环节猛的被堵塞了，造成成千上万家银行破产，由此波及企业生产的正常运行。
暴跌与慢跌的差别
由于股市是一个新东西，其中许多奥妙需要一边实践一边摸索。例如慢涨与暴涨、慢跌与暴跌的差别，就是证券管理层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弄清了这个问题，便抓住了资金在股市里的循环规律。
在股指慢涨时，各种股票往往经过大量地交易换手，才导致指数慢慢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每上涨一个百分点，都可能有很大的换手率和成交量相配合。如果股指是在一种大成交量、小涨升的情况下缓缓上升的，那么股市里涌入的资金就比较多，股价的基础就夯得比较实，股票市值也比较符合真正投入股市的资金数量。而如果股指是在一种小成交量（或换手率）、高涨幅的情况下急剧攀升起来的，那么，这说明尽管股指高，但股市涌入的资金并不多，股票市值中有相当大的水分。
同样，慢跌和暴跌也是这个道理。当股指达到一定高度时，如果想要它降下来，最好采用慢跌的方法。这样可以最大量地减少投资者的损失，并且不至于使投入股市的资金滞留在里面。
举例来说，一个人以10元一股的价格购买了1000股青岛海尔的股票，当股票在一天之内突然下跌30%时，他投入的10000元钱只能退出7000元，另外3000元压在股市里了，他个人的损失是3000元。而如果股市是以每天5%的跌幅往下降，通过6天完成了这个下跌过程，那么这个人可能在第一天以9.5元的价格撤出股市，他的损失仅仅是500元。第二个、第三个等人再以5%的降幅卖出，那么，当股指跌去30%时，股票倒手了6次，损失通过6个人分担了，这样就使积压在一个人身上的高损失和高风险释放了，也不至于使大量资金猛然积压在股市，造成资金流通环节的中断。
如此看来，股市不怕指数点位高低，就怕暴涨暴落，特别是慢涨后发生暴跌，是资金损失最大的。它可以使大量注入股市的资金搁置起来，无法再投入流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益，严重时可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瘫痪。
例如，在1929年纽约股市大暴跌之前，美国股市的市场价值大约达到900亿美元，约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86%。结果从1929年10月开始，股市出现前所未有的持续暴跌。10月24日和10月29日两场大暴跌，股市市值便跌去了150亿美元。到11月中旬，股票市价总值损失了300亿美元。到1933年7月跌到最低点时，美国股市市值减少了740亿美元，也就是说原先股市价值的5/6消失了。股市的暴跌，使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在股市的流通渠道中窒息了，其后果直接影响到成千上万家的银行资金短缺，由此导致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
57年之后，美国纽约股市又演出一幕惊心动魄的景象。1987年10月19日，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急泻508点，跌幅达23%，纽约股票指数从2246点下降到1738点，股票市值一天之内减少了5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好在两年之后，美国股市又恢复到当年的高点，使搁置在里面的资金得以解套。
日本在80年代后期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出戏。1986年1月初，东京股票市场的日经指数仅为12980点，1989年底上升到历史顶峰38900点，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股指上涨了3倍。结果，物极必反。自1990年开始，东京股价一路下跌，到1993年8月，股指最低跌到14991点，股价跌幅达到70%。
日本的股票市值在高峰期时曾达到600万亿日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暴跌之后，降到不足200万亿日元。再加上房地产市价的暴跌，短短几年间，大约有1000万亿日元的资产（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变成了泡沫。这就是今天为何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原因。许多银行呆帐沉重，由此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
回过头来看看我国股市，上海股市在1000多点这个位置，各只股票都经过了大量成交和充分换手，总交易额大约达到了1000多亿元。而深圳股市在4000点上下这个价位也来回经过了一个大换手的过程，成交量高达2000多亿元。结果，《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发表，股指在三天之间跌到这两个点位之下，两市总成交额不足300亿元，这就使上千亿的资金滞留在股市里边。
如此巨大的资金不是以慢跌的形式退出，而是以暴跌的方式退出，其结果只能造成大批资金的闲置和浪费，就象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一样，资金被死死地“锁定”了，没有交易，就无法流通。好在我国股市的流通市值不大，如果达到象西方国家那种规模（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或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就大了。
去年12月份沪深股市的暴跌，我们的证券管理层是否想到这种资金的浪费？是否想到要以一种慢跌的方式将股市的资金慢慢地循环出来呢？现在看，当时的考虑显然有所不足。那么，当时有没有别的办法让过热的股市以慢跌的方式回归合理价位呢？当然有。市场只能以市场的办法来调理，技术的问题只能以技术方法来解决。
为什么不加快扩容速度？
实际上，1996年股市的兴旺着实让管理层下了一番苦功夫。仅仅在春天时，上证指数还在600点附近徘徊，每涨一点都步履维艰。在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降息的特大利好消息刺激下，上证指数在7月间一度冲上870点，8月和9月一直维持在800点上下，反复成交换手。直到进入10月，沪市才开始了一波象样的上涨。到10月底，股指最高摸高1033点。经过11月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12月沪市在深市的带动下才展开了一波强劲的上升。
深圳情况好得多，股指从1月份最低时的924点一路攀升，到了6月初，股指上涨了一倍，8月下旬股指最高达到2900点，比年初上涨两倍。当略微回调到2600点站稳脚跟之后，从9月底开始，深市开始了新一轮大幅度的攀升，10月底股指最高跃上3600点。11月初在3400点左右略做休整之后，11月底股指直冲4200点，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在12月上旬几次冲高4500点。
情况很明显，整个上半年，管理层是在不遗余力地激活市场，培育市场，而种种措施的确受到了市场的热烈呼应。大批新股民不断入市，极大地壮大了股市的投资和投机力量。到11月末，全国的股民开户数目已达2000万，比年初增加了一倍。可以说自第三季度之后，沪深两个股市的资金供应形势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大量新资金的入市，股市的容量相比之下已显得过小。在这种情况下，新股发行工作仍然按部就班地迈着八字步，一副计划经济的面孔，年初定下来的55亿的发行额度丝毫未变。这就无怪股票的价格要朝着一种畸形的高位发展了。
12月上旬，沪深两日的成交量最高达到350亿元，深圳成分指数几次冲上4500点，沪指跃上1250点，并大有向1500点冲击的架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股民开户踊跃，股票公司登记处门前排起了长龙，有些地方似乎已掀起一场全民炒股的热浪。一千多万的新股民，即使每人带进2万元资金，就是2000亿。况且这些新开户的“股民”中不乏众多的机构投资者。它们带进的企业资金到底有多少那就没数了。总之，数千亿的资金涌入一个不到500只股票的小市场，难怪股市要牛气冲天了。
情形已经很明显：中国股市的容量相对来说小了，在国民对证券投资显示出越来越多热情时，股票上市的步伐和市场扩容的速度显然已跟不上资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新进资金只有围着现有股票暴炒，使股价高企，日益脱离了投资的价位。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证券管理部门为什么不加大股票上市的数量，使增容与扩容的速度相适应？为什么不通过一些市场的间接调控的微调手段来控制市场，而迫不得已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为什么没有防患于未然，而使事态发展到非要强行控制的地步？为什么非要等到股市上涨到一种不合理的程度才去以行政的手段进行干预，而不在股市还没涨到不合理的价位时早早地下毛毛雨，遏制股市上涨的速度呢？为什么不采取慢跌而是暴跌的形式让股市温度降下来呢？
可能这里边有许多工作没有跟上，例如，百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试点单位，以及5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工作，已进行了两年多。但两三年来，这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工作速度缓慢。假如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早日完成，在今年股市高涨时就可以上市几只大盘股，以缓冲大量投资和投机资金的需求。
另外，我国还有不少前些年完全靠贷款建起来的大型国有企业，如天津钢管厂，贷款130亿元，没有一点资本金，后来天津市和冶金部注入了40亿元的股本，但此厂还贷的负担仍然沉重。如果在这个时候到股票市场筹得一笔股本，就可以极大地缓解企业的还贷压力。那么，许多当年以贷款方式建起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到股票市场上去充实资本金呢？看来股份制改造的工作一时没有跟上，而国家计委的55亿额度融资计划看来也是太保守了。
总结
在市场力量与政府管理艺术之间，显然存在着差距。这说明在我们走向市场经济时，管理是多么需要与市场相配合，而这两者之间要想配合好又多么不容易！
55亿的额度是计划经济的表现，日成交额达到350亿是市场经济的表现。以计划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显然是不够的。
1996年的股票市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借鉴这次股市波动，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而最重要的启示莫过于：要使股市这一资本市场保持良性运转，使资金进出流畅，最要紧的便是防止它的剧烈波动。
中国是个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要珍惜资金的有效利用。以股票市场反映出的企业资产价值不宜价格太高，因为当一只股票的价格过分超出它的资产价值时，就要多占用我国货币总量中的资金。高价位的市场资金成本比较高，所以，除了防止股价剧烈的波动，管理层应在资金合理流动的情况下尽量保持一个相对低价位的融资市场。这应该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国策。
另外，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还提醒我们，企业体制改革的进度要加快，市场的力量和改革的力量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