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企业能长多大（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赵一波[2]（2020）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影响研究 ——基于投资动机视角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深,各国经济活动日益频繁,深度融合的各经济体之间逐渐趋于整体化,国际投资活动由此也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中国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一直采取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尤其是近几年,中国一直坚持“走出去”的战略没有动摇,并且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加强沿线各国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交流,顺应当下世界经济所展现出的新变化、新格局。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它代表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综合水平,因此,营商环境深刻地影响着国际间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今年世界银行的评估报告看,中国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但是中国的营商环境改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很多,但对于东道国营商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不同文献中也展现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本文试图从新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角度,研究东道国具体营商环境会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重点研究的营商环境指标特别选取了世界银行营商项目小组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前沿距离得分,首先,研究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然后进一步研究营商环境子类别指标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使用2010年至2018年中国对117个国家的直接投资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整体营商环境与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显着正相关。除跨境贸易外,其他子指标对中国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也非常明显。然后在关注中国企业多元化投资动机的视角下,即市场寻求、效率寻求、资源寻求和创造资产寻求,通过营商环境与投资动机的调节效应考察这几种投资战略目的基础下,中国企业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敏感程度。本文研究得出,不同的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投资动机也并不单一,并且对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有不同的要求。其中,考虑市场开放程度的市场寻求型企业偏向经营环境较差的国家,而考虑市场消费能力的市场寻求型、考虑基础设施的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企业则愿意选择营商环境更为优良的国家。最后,在本文关于营商环境和OFDI的研究基础上,站在政府以及企业的角度分别对其提出了政策制定建议和投资决策建议。
王鑫[3]（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周莹[4]（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梅鹤轩[5]（2019）在《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使得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市场竞争程度越来越剧烈,中国企业除了要在国内面对进入本国市场的跨国企业激烈竞争外,还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更加惨烈的全球竞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突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中国企业需要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广阔的国际市场来重塑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而目前中国企业广泛地参与国际化经营,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为本国技术进步、经济转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最终帮助本国经济最大化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由此可见,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国际化,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中国政府积极贯彻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的双向投资战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充足资金、高端人才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潜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虽然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但是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与集聚也为中国OFDI企业在城市层面集聚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中国OFDI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又能够提高其嵌入外部网络资源的可能性,从而为其占据有利外部网络位置,间接获取国际市场知识,升级自身研发能力,提升企业国际化绩效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对于大多数缺乏国际化经验,自身研发能力不足且不具备特定企业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来说,从集聚经济中提升专业化程度培育企业竞争力,积极嵌入外部网络资源,占据网络有利位置,间接吸收国际市场知识,依靠外部网络合作研发复杂技术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实现高水平企业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为此,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主要探讨了三大问题:一、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存在性及其驱动因素;二、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及其内部知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嵌入外部网络资源的行为;三、企业嵌入外部网络资源后通过占据的不同网络结构位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表现。通过研究以上三大问题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缺乏特定企业竞争优势的限制下,如何借助外部网络资源间接实现高水平的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经验证据,同时能够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融入全球价值链,整合全球资源,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政策支持。本文创新性地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结合企业知识结构理论、基础资源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嵌入理论、关系强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企业国际化理论在战略管理学“S-C-P”研究范式框架下运用整体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首先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企业在中国境内地级市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事实以及空间集聚存在性问题,在明确中国OFDI企业城市层面存在空间集聚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在中国境内地级市层面形成空间集聚现象的内在机制,明确了中国境内各城市间存在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差距以及中国OFDI企业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其次,本文将企业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作为企业外部环境结构变量与企业内部知识异质性结构作为企业内部结构变量同时纳入战略管理学领域的“S-C-P”研究范式,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空间集聚及其知识结构如何影响其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中国OFDI企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构建起基于共同股东关系的整体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并计算出样本企业在整体网络中的结构嵌入指标:即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来分别研究了企业在网络中的直接联系、间接联系以及结构洞位置等网络结构嵌入变量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表现。至此,本文通过以上一系列具有内在严密逻辑关系的实证研究,从而完整地揭示中国OFDI企业通过占据有利网络节点位置,借助外部网络资源,从而实现企业国际化全部动态过程。具体而言:首先,本文通过计算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对2005-2015年的12771家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中国境内282座地级市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全局上,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存在正向空间集聚性;局部上,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主的“钻石型”的空间集聚热点区域;同时通过对其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与城市创新能力、城市市场潜力、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显着正相关;而与城市劳动力成本、城市人力资源发展水平显着负相关;且与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存在显着联系。其次,本文通过研究企业内部知识结构、企业外部空间集聚程度对企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程度（行为）的影响,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的企业内外部结构变量对企业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团队教育水平以及企业技术知识深度并不会显着促进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而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企业高管团队海外工作经验、企业技术知识广度以及企业海外市场经验会显着促进其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再次,基于中国OFDI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构建基于共同股东关系的整体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并计算各样本企业在整体网络中的网络结构嵌入指标,并研究企业的网络结构嵌入如何影响其国际化绩效表现。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网络中的度数中心度（直接联系）、中间中心度（结构洞位置）会显着促进其国际化绩效;而接近中心度（间接联系）,并不会显着促进其国际化绩效。最后,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结果,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政府机构应注重提高城市对外直接投资的高端驱动能力;优化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单核驱动”向“多极并举”演化;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应当继续把“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投资”双向投资战略结合巩固好,为企业国际化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保障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扩大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吸引海内外高素质人才在当地工作生活提升当地高端劳动力储备;企业应更多的参与国际合作,提高自身国际声誉,提升企业技术知识专业化程度,优化企业知识结构,充分借助外部网络资源,进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表现。
徐耀强[6]（2017）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 ——基于企业道德建设视角》文中提出在我国,近年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的系统性还十分不够。本研究基于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和实践的现状,基于企业道德建设视角,综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文化学、法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基本理论、思想渊源、价值表现、行动路线以及绩效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一个正在建构的概念。本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基本构成包括3大要素:责任管理对象、管理主体和管理环境: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必须遵循的4项基本原则是:以价值为目标的原则、以人本为中心的原则、以融入为路径的原则以及以能力为依托的原则;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具有社会性、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交互性、动态性和艺术性等7大特征;并从本源论、边界论、目的论以及方法论的角度和高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科学划分和理论建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行为动机,可以将其归因为利他主义动机、利己主义动机、互利主义动机以及规则主义动机等4大类;其行为类型可归纳为道德驱动、经济驱动、政府驱动、社会驱动等4种类型;其动力合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元要素博弈、生成的过程,其中社会期望是“导航器”、态度取向是“发生器”、企业能力是“加速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观念演进是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统一。本研究从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两个角度,对诞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曾经作为我国古代统治阶级管理思想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思想所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潜和梳理;此外还从思想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管理学的多维度、跨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思想进行了当代学术诠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具有股东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重重大价值。股东价值主要体现为企业的业绩贡献度、品牌知名度和顾客忠诚度;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为其对国家发展的价值、对社会和谐的价值以及对员工成长的价值;生态价值主要体现为其对生态修复的贡献、对资源利用的贡献以及对污染治理的贡献。进而提出这样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既是一种约束因素,更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获得自由的一种必要途径。本研究深入探讨了责任管理体系架构建设,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责任管理推进策略的“五融入”模式,特别是在菲利普·科特勒、南希·李描述的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企业界最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首次总结凝练提出了公益事业宣传、公益事业关联营销、企业的社会营销、企业的慈善行为、社区志愿者活动、社会责任采购、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审计、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可持续消费等10个可供企业选择的实践形式。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也是一个“投入一产出”系统,故而也有一个管理绩效问题。本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绩效标准、绩效评价、绩效改善等3个方面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绩效优化的基本路径。
廖勇海[7]（2016）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结构洞对企业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具体来说,在需求端,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下难以再支撑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性增长。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造有效供给,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主题和必由之路。而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主题下,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则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有效供给需要企业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创造出具有更高知识含量和品质的创新性产品或服务;同时提升自己的营销能力,让产品和服务能充分满足客户需求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匹配。但是对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提升这两种能力却依然是管理者的困惑。这种困惑导致企业管理者普遍认为一味的增加创新和营销预算或资源投入就能提升这两种能力,而这种单纯的资源投入观念又导致一些中国企业较低的创新效率和大量的库存积压或过剩的服务能力。因此,在当前阶段,研究中国企业如何提升创新和营销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来看,企业如何提升能给其带来竞争优势的内部能力,一直是战略和组织研究中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根据近来的研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从内部视角逐渐转向外部视角,开始关注企业外部社会网络对企业内部能力的影响,并指出社会网络是新兴经济市场企业获取知识、资源和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是现有研究还较少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去探讨企业创新和营销能力的提升问题。另外这些基于企业社会网络的研究在关于如何有效利用社会网络来提升企业内部能力的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争议。特别是企业是否可以通过在其外部网络中占据跨越结构洞的位置来提升自己内部能力的问题,一些研究给出了正面的实证支持,而另外一些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本研究认为之所以造成现有研究关于结构洞和企业内部能力关系结论争议的原因是,这些研究过于关注结构洞给企业带来的知识获取机会,而没有意识到企业能否获取到这些多样化知识以及能获取到什么类型的知识则还取决于企业和其他网络成员间进行知识交流的内容和程度。在将知识交流分成技术知识交流和市场知识交流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的网络中,核心企业可以通过占据网络中的结构洞并且与其他网络连接对象积极进行技术知识交流或市场知识交流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同时本文还提出中国企业面临的两类典型环境不确定性特征——竞争强度（Competitive intensity）和执法低效率（Enforcement inefficiency）也会影响到结构洞对创新和营销能力提升的有效性。在对250家样本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证实了企业可以通过同时占据结构洞并且与其他网络成员进行技术或市场知识交流的方式来发挥外部网络对自身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的提升作用。另外本文发现不同的不确定性环境特征——竞争强度和执法低效率对网络和能力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调节影响。具体来说,激烈的外部市场竞争环境会促使企业形成“不改变则会失败”的信念,从而使得企业变得更加依赖其嵌入的外部网络去提升自己内部的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但是当现有的法律体系不能够有效抑制那些不公平市场竞争行为或执法低效率越高时,企业则会形成“改变会带来巨大失败”的信念,这使得外部网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大大降低。此外,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还表明执法低效率对营销能力的提升过程没有显着的调节影响。本文将企业的内部能力—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和企业的外部网络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企业如何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利用自身嵌入的外部网络去提升内部能力的问题提供了实践上的指导,并对现有理论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本研究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基于知识的理论视角（Knowledge-based view）和基于能力的理论视角（C apability-based view）研究了结构洞对企业能力提升的影响,对能力来源问题的探讨做出了贡献。关于企业能力是如何被构建或提升的这一话题,现有学者们普遍从内部视角出发认为企业能力的本质是企业在不断重复的行为中进行知识或者经验积累的结果。但是最近,学者们从外部视角出发认为企业间能力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嵌入的外部网络。而本文通过验证企业在其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和知识交流对其内部能力的共同促进效应,为上述网络嵌入式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也对企业的能力来源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答;（2）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结构洞与企业内部能力关系的争议,对社会网络的文献做出了贡献。本文证实,同时在网络中占据跨越结构洞的位置并且和其他网络成员进行频繁的技术或市场知识交流能够有效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疑惑,那就是结构洞是否能促进企业内部能力提升,以及企业如何才能实现结构洞对企业的真正价值。这对现有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3）本研究从环境不确定性角度,研究了外部环境对中国企业内部能力提升过程的影响,从而对现有关于新兴市场的研究文献做出了贡献。随着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新兴市场企业的市场竞争将越来越依赖其内部能力,如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而不再是“关系”。因此研究中国企业如何构建或提升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以及新兴市场环境特征如何影响到这两种市场竞争能力提升过程的问题值得以新兴市场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们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揭示了在新兴市场中企业塑造自己创新和营销能力过程中遇到的外部环境激励和阻碍因素,这为新兴市场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这也表明政府推进“供给侧改革”除了对企业减税松绑和鼓励技术创新投入外,还应该加快市场竞争体系和能保证市场体系有效运行的法律框架体系的建设以激发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的意愿。
杨文学[8]（2016）在《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文中研究指明未来的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与智者为伍,与良善者同行,心怀苍生,大爱无疆。——习近平开篇九问1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陈旧话题,不断被刷新纪录的贪官激活的当下,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拥有百亿资产的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却填写了一份感动国人的答卷。一个用27年的心血,创造了一个年销售额60多亿元、为国家一年就纳税近10亿元的财
刘文栋[9]（2014）在《FDI、金融发展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出口也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出口获得了极大增长,中国的出口从改革开放前的不到100亿美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18986亿美元,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比重从改革开放前的不到1%上升到了2011年的10.40%。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同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吸收的FDI的大量增长,FDI企业也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主体之一。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在1986年只有2%,1992年超过了20%,1995年超过了50%,2006年接近60%,此后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虽有波动,但是都保持在50%之上。在外资的企业的带动下,中国出口数量有了极速的增长,这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有重要作用,但是出口竞争力不仅表现在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上,也体现在一国出口产品占世界该产品市场的相对份额上。这就要求中国出口的产品不仅要具备规模,还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才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么大量FDI的流入,在促进了中国出口绝对数量的同时,能否促进中国出口的竞争力的提升呢?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十分迅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资本形成不足缺陷,中国通过FDI来缓解企业融资压力的需求也开始下降,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形成不足,而是如何改变中国过去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转为由技术创新拉动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弥补了中国在资本形成上的弱势,同时,金融市场对资金的配置效率提高,也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些方面的进步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出口竞争力。由上分析可知,FDI与中国金融发展都是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二者之间在作用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过程中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鉴于此,本文将从理论上分析FDI与中国金融发展对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分析二者在作用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过程中相互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并采用中国的经济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内容一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描述本文研究的现实背景,需要研究的内容,待解决的问题。对FDI以及国内金融发展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机理进行初步分析,接着阐述本文将要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的研究思路、全文的结构安排,在此基础上描述全文的技术路线图,并对本文研究的创新点难点进行阐释。第二章为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回顾和梳理FDI以及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溢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FDI以及金融发展通过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溢出对出口竞争力作用进行评述。该部分不仅奠定了全文的理论基础,是本文选择FDI、国内金融发展以及出口竞争力为研究对象的依据,也为本文之后的理论框架与待检假设的提出做了铺垫。第三章为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在已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观察和逻辑推理,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吸收FDI的现状与历史,结合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从过程与机制的角度分析我FDI以及金融发展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FDI和国内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分别阐释FDI以及国内金融发展通过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之后,将FDI与国内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在FDI作用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过程中,国内金融发展起到的替代或是互补作用。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待检假设。第四章是指标构建、数据与研究方法。本部分主要根据第三章所提出的待检假设,制定研究计划。首先,从现有可得的数据中,筛选出适合本文研究的数据。在数据可得的基础上,该部分对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FDI、金融发展、出口竞争力进行量化指标设计,并对这三个指标进行了统计描述分析。结果表明,各省份各产业的RCA整体上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相对世界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业产业的竞争力相对降低了。但从产业的细分情况看,中国各省各产业的RCA指数有下降的也有上升,一些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而一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崛起,如中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的RCA指数有了明显的提高；FDI参与度较高的产业,出口程度也较大,金融发展较快的省份,出口的总额也越多,说明FDI与国内金融发展都能够促进中国出口的增长,但是FDI与国内金融发展能否提升中国出口的竞争力,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实证检验。第五章是实证结果与分析。该部分依据本文选取的省份、产业多层数据结构选择多层线形模型（HL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吸收的FDI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产业的出口增长,但是并没有提升中国工业产业的出口竞争力,相反,FDI比重越大的产业,其出口竞争力的比较优势越弱；中国国内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工业产业的出口增长,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工业产业的出口竞争力；FDI同国内金融发展之间主要表现为替代关系。结论也表明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并不一定伴随出口竞争力的增长,FDI促进了中国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但是却抑制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无法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显着的技术溢出作用,因此,FDI最终抑制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第六章是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该部分首先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之后,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对中国的引资以及金融改革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今后吸收FDI的产业选择,FDI的垂直型与水平型性质的选择的政策建议；金融发展中,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提升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如何协调FDI与国内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最后,对本文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不足进行了说明,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徐清[10]（2014）在《金融发展、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文中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ODI）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也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迅猛的发展,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678亿美元,是2004年的32.25倍!对外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否可持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政府推动的还是市场推动?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问题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指出,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生产率的高低。与对外出口以及国内生产销售相比,企业在国外投资生产,必须要承担国外建厂等固定成本,因此,只有企业的生产率高于某一门槛时,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才是有利可图的。最终结果是,生产率高的企业才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次高的企业对外出口,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则只在国内生产与销售。“新新贸易理论”分析了生产率与企业投资抉择的关系,但是该理论的假设是企业并不存在融资约束,也即企业的投资都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实际上,在现实中许多企业往往在融资问题上遇到困难,即使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足以让其在国外的生产中获利,但假使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在国外建立或是并购工厂,同样无法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还必须迈过一个融资约束的门槛（Buch等,2010）。从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发展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有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这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基础。但从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看,虽然金融规模有了较大的增长,但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依旧严重。由于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国家干预金融市场的问题较为严重,金融抑制现象在中国十分明显。如利率的国家管制,中国的资金价格并非由市场供需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行政决策制定的。从储蓄看,居民存款到哪家银行的结果基本一致,银行之间并没有价格上的竞争。从贷款看,在国家的行政干预下,银行贷款存在明显的国有企业偏向,一方面国有企业能够很容易的获得贷款,但国有企业对资金的利用效率却十分低下；另一方面,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很难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融资约束现象十分严重。在此背景下,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将融资约束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明晰金融发展、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并利用省份与企业层面的双层结构数据,结合适合的计量模型,从实践上检验金融发展、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具体安排如下：全文共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介绍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方法、研究特点,从而为理解全文结构提供了线索；第二章,文献综述。介绍金融发展、跨国企业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与相关知识,进而系统回顾和评述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述,并提出值得扩展研究的空间,确定本研究的切入点；第三章,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该部分主要探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迈过的生产率门槛,以及考虑到融资约束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迈过的融资约束门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金融发展通过作用于生产率间接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金融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分散投资风险、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来直接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第四章,指标构建与典型特征事实。该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文章的被解释变量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主要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和生产率进行准确的测度,并在测算结果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特征事实进行描述；第五章,金融发展与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实证研究。该部分利用中国各省相关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根据数据结构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回归方法,从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三个方面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规模的扩张、金融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效率的提升都能显着的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证实了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生产率提升来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间接路径；第六章金融发展、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该部分利用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4-201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名录》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的大样本数据,根据被解释变量的数据结构,采用Logit回归,从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三个方面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之间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协调作用；研究金融发展与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协调作用。结果显示,中国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效率提升都能显着的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之间的交互项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都为正,说明中国金融发展需要三个指标的协调发展,才能更有效的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七章结论、政策启示以及研究展望。总结全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企业能长多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企业能长多大（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影响研究 ——基于投资动机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营商环境与OFDI关系研究 |
| 2.2 投资动机与OFDI关系研究 |
| 2.3 其他OFDI影响因素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营商环境指标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营商环境 |
| 3.1.2 对外直接投资(OFDI) |
| 3.2 营商环境指标 |
| 3.2.1 营商环境相对指标 |
| 3.2.2 营商环境绝对指标 |
| 3.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3.3.1 垄断优势理论 |
| 3.3.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3.3.3 内部化理论 |
| 3.3.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OFDI和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现状分析 |
| 4.1 中国OFDI现状 |
| 4.1.1 中国OFDI概述 |
| 4.1.2 中国OFDI地区分布 |
| 4.1.3 中国OFDI行业分布 |
| 4.2 中国OFDI新趋势 |
| 4.3 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现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影响的实证模型 |
| 5.1 研究假设 |
| 5.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5.2.1 样本选取 |
| 5.2.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3 模型设定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证结果分析 |
| 6.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估计方法和结果分析 |
| 6.2.1 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
| 6.2.2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调节效应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4）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于SCP范式的理论模型构建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传统企业国际化理论简要回顾 |
| 2.2 企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
| 2.3 企业知识结构与企业国际化相关研究 |
| 2.4 企业社会网络嵌入机制及效应相关研究 |
| 2.5 企业国际化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
| 2.6 相关文献的进一步评述 |
| 3.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本章概述 |
| 3.2 样本选取 |
| 3.3 研究方法 |
| 3.4 OFDI企业母公司统计分布特征 |
| 3.5 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 3.5.1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 3.5.2 不同所有制OFDI母公司企业空间分布特征 |
| 3.5.3 不同产业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4.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演化规律研究 |
| 4.1 本章概述 |
| 4.2 研究方法 |
| 4.3 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3.1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集聚存在性检验 |
| 4.3.2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高低聚类检验 |
| 4.3.3 不同所有制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3.4 不同产业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4 OFDI 服务业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集聚存在性检验 |
| 4.5 OFDI 服务业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高低聚类检验 |
| 4.6 OFDI 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演化规律 |
| 4.7 本章小结 |
| 5.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
| 5.1 本章概述 |
| 5.2 企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相关理论假设 |
| 5.2.1 城市创新能力与企业空间集聚 |
| 5.2.2 城市市场潜力与企业空间集聚 |
| 5.2.3 城市政策支持与企业空间集聚 |
| 5.3 样本选取 |
| 5.4 变量测度 |
| 5.4.1 因变量 |
| 5.4.2 核心变量 |
| 5.4.3 控制变量 |
| 5.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 |
| 5.5.2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6 研究方法 |
| 5.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 |
| 5.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 5.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6.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知识结构、股权网络嵌入行为实证研究 |
| 6.1 本章概述 |
| 6.2 企业内外结构及其股权网络嵌入理论假设 |
| 6.2.1 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2.2 高管知识结构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2.3 组织知识结构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2.4 国际市场经验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3.1 样本选取原则 |
| 6.3.2 样本筛选及确定 |
| 6.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4 变量测度 |
| 6.4.1 因变量 |
| 6.4.2 核心变量 |
| 6.4.3 控制变量 |
| 6.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6.5.1 描述性统计 |
| 6.5.2 相关性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6 研究方法 |
| 6.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 |
| 6.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 6.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6.8 本章小结 |
| 7.OFDI企业母公司股权网络结构嵌入及其国际化绩效的实证研究 |
| 7.1 本章概述 |
| 7.2 股权网络结构嵌入与企业国际化相关理论假设 |
| 7.2.1 网络度数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 7.2.2 网络接近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 7.2.3 中间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 7.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7.3.1 样本选取原则 |
| 7.3.2 样本筛选及确定 |
| 7.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7.4 变量测度 |
| 7.4.1 因变量 |
| 7.4.2 核心变量 |
| 7.4.3 控制变量 |
| 7.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7.5.1 描述性统计 |
| 7.5.2 国际股权投资整体网络构建 |
| 7.5.3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 7.6 研究方法 |
| 7.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 |
| 7.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 7.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本文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 ——基于企业道德建设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本研究的背景与价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实践与研究进展 |
| 一、国外实践与研究状况 |
| 二、国内实践与研究进展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
| 一、相关研究的总体状况 |
| 二、有待理论突破的方向 |
| 第四节 本论文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概念界定 |
| 一、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定义 |
| 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原则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特征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理论基础 |
| 一、基于本源论的理论建构 |
| 二、基于边界论的理论建构 |
| 三、基于目的论的理论建构 |
| 四、基于方法论的理论建构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发生机理 |
| 一、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动机归因 |
| 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行为类型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动力生成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企业道德建设 |
| 一、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企业道德建设的当代主题 |
| 二、企业道德境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精神追求 |
| 第二章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思想演进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西方思潮 |
| 一、思想发展的脉络 |
| 二、历史论争的焦点 |
| 三、全球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中国智慧 |
| 一、儒家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 |
| 二、道家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 |
| 三、墨家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 |
| 四、法家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当代诠释 |
| 一、思想教育学的观察 |
| 二、经济学的观察 |
| 三、社会学的观察 |
| 四、伦理学的观察 |
| 五、法律学的观察 |
| 六、管理学的观察 |
| 第三章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价值表现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股东价值 |
| 一、企业业绩贡献度 |
| 二、企业品牌知名度 |
| 三、企业顾客忠诚度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社会价值 |
| 一、对国家发展的价值 |
| 二、对社会和谐的价值 |
| 三、对员工成长的价值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生态价值 |
| 一、对生态修复的贡献 |
| 二、对资源利用的贡献 |
| 三、对污染治理的贡献 |
| 第四章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行动路线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体系架构 |
| 一、组织体系 |
| 二、指标体系 |
| 三、规则体系 |
| 四、能力体系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实践形式 |
| 一、公益事业宣传 |
| 二、公益事业关联营销 |
| 三、企业的社会营销 |
| 四、企业慈善行动 |
| 五、志愿者活动 |
| 六、社会责任采购 |
| 七、社会责任投资 |
| 八、社会责任会计 |
| 九、清洁发展机制 |
| 十、可持续消费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推进策略 |
| 一、融入企业治理结构 |
| 二、融入企业发展战略 |
| 三、融入企业机制体系 |
| 四、融入企业管理运营 |
| 五、融入企业文化建设 |
| 第五章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绩效优化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绩效标准 |
| 一、国际组织倡导的社会责任规则 |
| 二、行业协会制定的社会责任标准 |
| 三、政府机构发布的社会责任指引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绩效评价 |
| 一、国外社会评价方法 |
| 二、国内社会评价方法 |
| 三、企业自我评价方法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绩效改善 |
| 一、凸显企业的主体作用 |
| 二、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 |
| 三、发挥社会的推动作用 |
| 结语: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的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学术创新 |
| 三、发展趋势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不确定性环境下结构洞对企业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 |
| 2.1 基于能力的理论视角 |
| 2.2 基于知识的理论视角 |
| 2.3 社会网络理论 |
| 2.4 研究小结 |
| 3 研究构念 |
| 3.1 结构洞 |
| 3.1.1 结构洞的内涵 |
| 3.1.2 结构洞与网络闭合性 |
| 3.1.3 结构洞与企业能力的相关研究 |
| 3.1.4 研究小结 |
| 3.2 技术和市场知识交流 |
| 3.2.1 知识交流的内涵 |
| 3.2.2 知识交流的社会化机制 |
| 3.2.3 技术和市场知识交流的内涵 |
| 3.2.4 技术和市场知识交流的相关研究 |
| 3.2.5 研究小结 |
| 3.3 创新和营销能力 |
| 3.3.1 创新和营销能力的内涵 |
| 3.3.2 创新和营销能力对企业绩效的研究 |
| 3.3.3 创新和营销能力的前因研究 |
| 3.3.4 研究小结 |
| 3.4 环境不确定性 |
| 3.4.1 环境不确定性的来源 |
| 3.4.2 竞争强度的内涵 |
| 3.4.3 执法低效率性的内涵 |
| 3.4.4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能力 |
| 3.4.5 研究小结 |
| 4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
| 4.1 结构洞和企业能力 |
| 4.1.1 主效应理论模型 |
| 4.1.2 结构洞和技术知识交流的共同效应假设 |
| 4.1.3 结构洞和市场知识交流的共同效应假设 |
| 4.2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4.2.1 调节效应理论模型 |
| 4.2.2 竞争强度的调节效应假设 |
| 4.2.3 执法低效率的调节效应假设 |
| 4.3 研究小结 |
| 5 研究方法 |
| 5.1 样本和数据收集 |
| 5.1.1 问卷设计 |
| 5.1.2 实地调研 |
| 5.1.3 数据整理 |
| 5.1.4 样本描述 |
| 5.1.5 无偏性检验 |
| 5.2 变量与测量 |
| 5.2.1 变量测量的基础 |
| 5.2.2 变量测量的内容 |
| 5.3 测量信度和效度 |
| 5.3.1 数据精炼 |
| 5.3.2 测量信度 |
| 5.3.3 测量效度 |
| 6 理论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1 结构洞和技术知识交流的共同效应检验结果 |
| 6.2 结构洞和市场知识交流的共同效应检验结果 |
| 6.3 竞争强度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
| 6.4 执法低效率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
| 6.5 进一步研究 |
| 7 讨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管理启示 |
| 7.4 本研究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组织能力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 |
（8）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论文提纲范文）
| 一、采撷信息 |
| 二、泪光里的见闻 |
| 三、哭声里的故事 |
| 四、泪眼里的肖像 |
| 五、第三只泪眼 |
| 1、你在一线实习了一周了,你认为自己该怎么开拓业务渠道? |
| 2、你觉得自己能吃得下推销工作中的苦吗? |
| 六、异样的泪光 |
| 七、强者的孤独 |
（9）FDI、金融发展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图目录 表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1.2.1 FDI能否促进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
| 1.2.2 中国金融发展能否提升中国出国的竞争力 |
| 1.2.3 FDI与中国金融发展能否相互协调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难点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 |
| 1.5.2 研究的难点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FDI相关理论 |
| 2.1.1 FDI与东道国的资本形成 |
| 2.1.2 FDI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
| 2.1.3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金融发展与资本形成 |
| 2.2.2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 |
| 第三节 出口竞争力相关理论 |
| 2.3.1 出口竞争力的内涵 |
| 2.3.2 FDI与出口竞争力 |
| 2.3.3 金融发展与出口竞争力 |
| 2.3.4 FDI与金融发展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理论构架与待检假设 |
| 第一节 FDI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1.1 FDI影响出口竞争力的资本形成路径 |
| 3.1.2 FDI影响出口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 |
| 3.1.3 FDI影响出口竞争力的技术溢出路径 |
| 3.1.4 待检假设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2.1 金融规模发展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 |
| 3.2.2 金融结构调整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 |
| 3.2.3 金融效率提升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 |
| 3.2.4 待检假设 |
| 第三节 FDI与金融发展相互作用机制分析 |
| 3.3.1 FDI与金融规模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 |
| 3.3.2 FDI与金融结构调整的相互作用机制 |
| 3.3.3 FDI与金融效率提升的相互作用机制 |
| 3.3.4 待检假设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指标构建、数据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基础研究思路 |
| 第二节 指标构建与数据选取 |
| 4.2.1 出口竞争力指标测度 |
| 4.2.2 FDI指标测度 |
| 4.2.3 金融发展指标测度 |
| 第三节 数理统计方法 |
| 4.3.1 多元线形回归分析 |
| 4.3.2 多层线形模型 |
| 4.3.3 交互项间接效应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与计量模型 |
| 第二节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1 基本回归结果 |
| 5.2.2 稳健的实证结果 |
| 5.2.3 交互项模型回归结果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6.3.1 研究局限 |
| 6.3.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个人简历与学术成果 |
（10）金融发展、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目录 图目录 表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文章的结构安排 |
| 第三节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难点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难点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概念与定义 |
| 2.1.1 金融发展内涵 |
| 2.1.2 跨国企业与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 2.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内部化理论 |
| 2.2.4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2.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6 “新新贸易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 |
| 2.2.7 理论评述 |
| 第三节 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对中国的研究 |
| 2.3.3 文献评述 第三章 金融发展、生产率对ODI的作用机制 |
| 第一节 经典理论模型 |
| 3.1.1 Helpman,Meiltz和Yeaple(2004)模型 |
| 3.1.2 Buch,Kesternich和Lipponer等(2010)模型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ODI的影响路径识别 |
| 3.2.1 生产率路径 |
| 3.2.2 融资约束路径 |
| 3.2.3 优化资本配置路径 |
| 3.2.4 风险降低路径 |
| 3.2.5 技术创新路径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指标构建与典型特征事实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指标 |
| 4.1.1 金融发展指标概述 |
| 4.1.2 金融发展指标测算 |
| 第二节 生产率指标 |
| 4.2.1 生产率指标概述 |
| 4.2.2 生产率指标测算 |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指标 |
| 4.3.1 对外直接投资概述 |
| 4.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性质 |
| 4.3.3 对外直接投资测算：企业决策层面 |
| 第四节 数据说明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金融发展与生产率：多层线形模型检验 |
| 第一节 方法选择与模型设定 |
| 5.1.1 多层线形模型 |
| 5.1.2 计量模型构建 |
| 5.1.3 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金融发展、生产率与ODI：Logit模型检验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方法选择与模型设定 |
| 6.2.1 数据结构与Logit方法 |
| 6.2.2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数据说明与统计描述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五节 扩展研究 |
| 6.5.1 金融发展、生产率协调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
| 第六节 内生性与稳健性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 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四、中国企业能长多大（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影响研究 ——基于投资动机视角的分析[D]. 赵一波. 南京大学, 2020(09)
- [3]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5]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D]. 梅鹤轩.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 ——基于企业道德建设视角[D]. 徐耀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7]不确定性环境下结构洞对企业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D]. 廖勇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8]信仰无价——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财富[J]. 杨文学. 时代文学, 2016(04)
- [9]FDI、金融发展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研究[D]. 刘文栋. 南开大学, 2014(04)
- [10]金融发展、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D]. 徐清. 南开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