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唐论文,博物论文,墓志论文,回鹘米副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墓志概况与录文 201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胡戟先生提交《西迁前的回鹘与唐的关系》一文，利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两方唐代墓志以探讨唐与回鹘之间的密切关系。发覆创新，颇受关注。① 胡戟文章中提到的两方墓志，第一方为《石解墓志》，其中记载有“贞元七年(791)夏鸿胪卿庾侹充册回鹘公主使”之事；第二方为《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志文记载了贞元十一年回鹘葛啜王子入唐，一年后在长安去世一事。两方墓志虽然内容都比较简略，但对相关研究有其特殊价值，颇值得关注。 其一，两方墓志都为唐与回鹘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非常难得。对此，前贤已多有发覆，②兹不复赘。 其二，《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在志文左侧靠近志石左端处刻有17行突厥如尼文，是目前所知仅有的一方唐代汉文、突厥如尼文双语石刻墓志，对于研究回鹘与唐朝的关系和回鹘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故而特别引人注目，不少学者投入研究。③ 其三，墓志的发现，为确定“回纥”改名为“回鹘”之具体时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关于这一问题，史乘有三种不同的记载。《旧唐书》、《旧五代史》等记为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新唐书》记在唐德宗贞元四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又记为唐德宗贞元五年。至司马光等纂修《资治通鉴》时采用了《新唐书》的说法，定在贞元四年，而将其他两种说法放在《通鉴考异》中，并做了如下考证： 《邺侯家传》：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请改“纥”字为“鹘”，与李繁《北荒君长录》及《新回鹘传》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传》不应言之。今从《家传》、《君长录》、《新书》。④ 司马光的主张，始终未能成为学界通识。20世纪80年代，刘美崧先生撰文指出回纥更名回鹘是在元和四年，而非贞元四年。⑤后宋肃瀛先生进一步考证认为元和四年改名“是完全可靠的，不容怀疑的”。⑥ 然揆诸《石解墓志》，其中有言：“贞元七年(791)夏，鸿胪卿庾侹充册回鹘公主使，奏公为副，授监察御史里行，加章服。”⑦而《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刻写于贞元十二年，志文题作“故回鹘葛啜王子守左领军卫将军墓志并序”。正文则有“回鹘葛啜王子，则可汗之诸孙”之语。⑧这些记载表明，至迟在德宗贞元七年以前，回纥就已经改称回鹘了，元和四年说是难以成立的。 贞元四年说与五年说仅有一年之差，依理度之，前者所见应为贞元四年十月回纥上表请求改名的时间，后者所记当为贞元五年德宗诏敕颁行回鹘的时间。 是见，胡先生揭橥的上述两方墓志对回鹘史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在大作末尾，胡先生又捎带提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新入藏的另一方唐代墓志——《回鹘米副侯墓志》，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由于此志汉文水平较差，文字有缺漏，水锈严重，虽经处理，字迹仍然模糊不清，不易释读，胡戟先生为慎重起见，仅摘录了其中的个别文句。鉴于墓志所述摩尼教内容的重要，为对其进行透彻研究，笔者二度亲赴西安对墓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尽管经多方努力，仍有个别字未能确定，所幸志文内容已大体完备。⑨ 志石为青石质，正方形，边长46cm，厚8cm。志盖为盝顶，无题额，通体饰卷草花纹。志文首题《唐故回鹘云麾将军试左金吾卫大将军米副侯墓志记》，楷书，全文18行，满行19字，共321字。录文如下： 1.唐故回鹘云麾将军试左金吾卫大将军米副侯 2.墓志记 3.盖闻四海枯渴之想，目⑩月有亏盈之时，五山尚有 4.崩摧，人命刹那，焉能久住？光同尘内，花出淤泥。处 5.俗时流，依师暮(慕)道，是我清净光明大师之也。净惠 6.严洁，虚堂听而不掇，是我大哉之严师，唯米公年 7.七十有三。住于唐国，奉于诏命，遂和而相滋。客(？) 8.从远蕃，质子传息。身虽蕃目，内典是常。闾里之间， 9.敬奉如严师也。内外传则，共守典章，规门肃仪，示 10.以训而不暇。四息二女，传孝道于盈街，处众推管。 11.赞好能述，满路长月；诚次月晏，进直推亮。居家侍 12.奉，曾参之不及；女事罗门，衔公贵之不失。苍旻何 13.负，忽降疾兮，寻师百度，恁(荏)苒难痊，转归字。是日也， 14.择兆良晨，安于邦 国，迁布政乡静安里，庚于上 15.地，施设千功，鸣沙氏之对棺，连玉堂而杳寘，握于 16.丈余，广施妙矣。亲戚同悲。长庆癸卯十二月十六 17.日。奉 勅京兆府长安、万年两县，官供棺儭、輭□(车)， 18.设馔列于街，给仰街事，女(安)能不嗟兮？故隽(镌)记矣。 墓志出土地不详，但虑及葛啜王子墓志发现于西安市唐长安城德明门附近的一处唐代墓地中，易言之，这里有可能为唐代回鹘人的墓地。若然，则回鹘米副侯墓志也有可能出土于该墓地，亦未可知。 该墓志尽管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对研究回鹘宗教、回鹘与粟特关系，乃至唐与回鹘之关系等，都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故不惮其烦，兹予考述。 二、墓主身份为回鹘摩尼师说 志文第5-6行称墓主的身份为“清净光明大师”。该师“净惠严洁，虚堂听而不掇，是我大哉之严师”。尽管墓主来自胡人，却对“内典”非常了解，此即志文“身虽蕃目，内典是常”之所谓也。志文又继续写道，大师“内外传则，共守典章，规门肃仪，甘以训而不暇”，同样说的是他对戒律的坚守和对经典的谙熟。职是之故而受到众人的尊崇，以致“闾里之间，敬奉如严师也”。下文又有“寻师(11)百度”之语。这些都说明，此人的身份为宗教法师和高僧无疑。 那么，此人应为何种宗教之法师呢？胡戟先生接受张广达先生意见，推测为摩尼教，(12)甚是。惜未作深入探究。 首先看“清净光明大师”。“清净光明”者，多见于敦煌本摩尼教文献，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摩尼教文献宇字56(BD00256)《波斯教残经》第135-137行云：“《宁万经》云：‘若电那勿具善法者，清净光明，大力智惠，皆备在身。即是新人，功德具足。’”(13)第203-204行亦云：“第一日者，即是惠明；十二时者，即是胜相十二大王，以像清净光明世界无上记验。”(14) 敦煌写本S.2659摩尼教《下部赞》第146行：“清净光明大力惠，我今至心普称叹。慈父明子净法风，并及一切善法相。”(15)第151行：“清净光明力智惠，慈父明子净法风。微妙相心念思意，夷数电明广大心。”(16)在近期新发现的霞浦本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中，同样出现有“清净光明，大力智惠”之语(第32页第1-2行，总248-249行)。(17) 不惟古AI写作本，在福建泉州等地发现的摩尼教石刻中，亦不乏“清净光明”之语，如泉州晋江华表山草庵遗址有：“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题刻。(18)与之大体相同的十六字偈语又见于莆田涵江的一块断碑上。(19)近期，在霞浦盐田乡飞路塔的塔前，也发现有“清净光明，大力智慧”题刻。(20) 可以看出，在摩尼教文献中，“清净光明”四字常常联在一起出现，在不少情况下又与“大力智惠”并用。而《下部赞》中的“清净光明大力惠”与“清净光明力智惠”无疑应是“清净光明，大力智惠”之省，削足适履，意在适应七言诗形式的要求。(21) 清净、光明、大力、智惠这些字眼，在儒释道文献中比比皆是，但都分开单独使用。将其联为一体者，则惟摩尼教而已，其意在于表明伟大圣父——摩尼的四个方面：神圣、光明、大力、智慧。(22)需提醒注意的是，“神圣”二字在汉文中却变成了“清净”。何以如此？吉田丰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汉文的“清净”直接来自粟特语动词’wswc(清净)，而粟特语词又来自叙利亚语
(神圣)。(23)是证，汉语之“清净”当来自粟特语，而非摩尼教圣典的原始语——叙利亚语。这一事实有利于证明笔者所持福建摩尼教来自回鹘而非经由海路直接取法西亚的观点。(24) 尤有进者，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T.M.417中可见有
之语。(25)茨默先生睿智地指出，该语所含四个词汇，正是回鹘摩尼教徒对圣父四个方面，即神圣、光明、大力、智慧的称颂。有意思的是，回鹘语使用的
，其字面意思为“美丽的”、“合意的、希望的、理想的”，更接近“清净”而非“神圣”。(26)说明回鹘语如同汉语一样，直接来自粟特语。是故，该语可对译作“清净光明，大力智惠”。 上述诸证，都指向一个结论，即回鹘米副侯墓志中的“清净光明大师”非回鹘摩尼教大师莫属。志文第5行出现的“净惠”，抑或可视作“清净”“智惠”甚或“清净光明，大力智惠”之省语，未可定也。 三、墓主或为回鹘化粟特人说 墓志主人为米姓，首题中已有明确标示，志文又有“唯米公年七十有三。住于唐国，奉于诏命，遂和而相滋。客(？)从远蕃，质子传息。身虽蕃目，内典是常”诸语。由其中的米姓观之，此回鹘摩尼师应为来自米国的粟特人无疑。 米国(Maymurgh)位处中亚，首府为钵息德城，很可能就是今天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片治肯特，系昭武九姓中的一个小国。《大唐西域记》卷一写作“弭秣贺国”。(27)中古时代，中原地区所见安姓、康姓、米姓几乎为昭武九姓所专有，而安氏与米氏尤为独特，因为这两个姓氏此前均不见于华夏，是最明显的粟特胡人姓氏。米姓人氏史书记载甚少，“其中最驰名者，首推宪宗穆宗二代之名歌手米嘉荣。”(28)其名见于段安节《乐府杂录》，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撰有《与歌者米嘉荣》诗。(29)米嘉荣之子米和长于琵琶，《乐府杂录》“琵琶”条云：“咸通中，即有米和即嘉荣子也，申旋尤妙。”(30)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有《米继芬墓志》(又作《米萨宝墓志》)，系永贞元年之物，1955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三桥，(31)其中有言：“公讳继芬，字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夫人米氏，痛移夫之终，恨居孀之苦。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远将军，守京兆府崇仁府折冲都尉同正。幼曰曰僧思圆，住大秦寺。”(32)据《米继芬墓志》之记事，学者推断其当为中原粟特家族信仰景教的一个典型例证。(33) 米继芬，据考，其中的“芬”字，是粟特语人名之常用词尾，有“荣幸、运气”之意。(34)“芬”作为粟特最通行的男名之一，复现率很高，有时又作“忿”、“盆”，其意一也，如石演芬，见于《新唐书·石演芬传》(35)；石宁芬，见于《唐石崇俊墓志》(36)；石失芬、安胡数芬、唐羯师忿、何伏帝忿、石勃帝芬，均见于敦煌写本P.3559《从化乡天宝十载(751)前后差科簿》(37)；康失芬，见于吐鲁番文书73TAM509：8/1(a)，8/2(a)《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38)；曹莫盆，见于吐鲁番文书65TAM42：80《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39)和64TAM35：47《唐神龙三年(707)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40)等等。是故，可以推定，上述诸米姓人物皆为粟特人无疑。(41) 与之可相互印证的还有另外三方米姓墓志。其一为《米氏女墓志铭》，惜仅存“米氏九娘□，其先盖□□郡人也”寥寥数字；(42)其二为2002年于河北省大名县发现的《米文辩墓志铭》，内容丰富，对研究魏博镇粟特人集团的存在，提供了新证据。(43)尤其重要的是第三方，即西安出土的天宝三载(744)米国大首领米萨宝墓志。志文称：“公讳萨宝，米国人也。”(44)“萨宝”又作“萨薄”，乃梵语sārthavāha的音译，为“队商首领”之意。林悟殊先生指出：“迄今所出土的墓志所提到的萨宝都是九姓胡，即粟特人。”(45) 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大凡米姓者，皆出自昭武九姓，即中亚粟特人。《回鹘米副侯墓志》中的米公，显然同为粟特人无疑。然而，其头衔却被冠作“回鹘云麾将军试左金吾卫大将军”，说明该米姓粟特人，经过融合与同化，有可能已经变成回鹘大家庭之一员了。无独有偶，近似的情况还见于以下记载：其一，唐德宗建中初年(780)，遣源休出使回纥，回纥可汗遂“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46)其二，五代后唐明宗应顺元年(934)闰正月，“瓜州入贡牙将唐进、沙州入贡梁行通、回鹘朝贡安摩诃等辞，各赐锦袍银带物有差”。(47)其中的康赤心、安摩诃，同样都为粟特人，其身份也都是回鹘使者。与米副侯颇有一些相类之处。米副侯作为回鹘摩尼教高僧，以使者身份客居于唐都长安，这是史书未见记载的逸事。这一碑刻的发现，填补了回鹘摩尼教史与唐、回鹘关系史上的一个空白点。 四、米公之使唐与唐和回鹘关系 志文载“清净光明大师”亡于“长庆癸卯十二月十六日”。按，长庆为唐穆宗年号，时当821-824年，癸卯为823年。米公享年七十有三，则应生于天宝十年(751)。其青壮年时代，正是摩尼教炽盛之时。 志文载米公“住于唐国，奉于诏命，遂和而相滋”。说明该摩尼师是以回鹘使者的身份入住于唐都长安的。尤其是志文所言“质子传息”一事，史书未载，但可与前文所引《回鹘葛啜王子墓志》的记载相印证。 如学界所周知，回鹘接受摩尼教并以之为国教，始自763年；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和汉文《九姓回鹘可汗碑》对此都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当时，来自粟特的摩尼师极受牟羽可汗的信任，重用有加，“常与摩尼议政”。(48)久而久之，回鹘摩尼僧竟发展至能左右国家政局的地步，以至于形成“可汗常与[之]共国”的局面。(49) 牟羽可汗曾“令明教僧进法于唐”，(50)经常派遣摩尼僧充当使节，出使唐朝，“无论来朝，无论去国，非摩尼不成行”。(51)元和八年，唐与回鹘和亲，双方都相当重视，其中有八位回鹘摩尼僧，皆充任回鹘可汗派往唐朝请婚的使者。(52)长庆元年“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于鸿胪寺安置”。(53) 上述摩尼僧的活动都有着外交使节的官方性质，明显赋予了国教统治权位。(54)而唐朝为了维护与回鹘的友好关系，所以对这些摩尼师格外重视，充分关照，以至于回鹘摩尼教在两京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蝎蠹上国，百有余年”。(55) 及至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之后，甘州以摩尼僧为使者的传统仍然得到延续。史载：应顺元年正月，“赐回鹘入朝摩尼八人物有差。闰正月，瓜州入贡牙将唐进、沙州入贡梁行通、回鹘朝贡安摩诃等辞，各赐锦袍银带物有差”。(56) 从志文看，米公以摩尼师的身份出使唐朝，长期客居长安并终老于那里，这种情况此前史无所载，志无所记，孤此一例，诚可谓贵。作为使者和大将军，这位米姓回鹘摩尼师于长庆三年亡故后，唐政府为他隆重安排了后事，葬之于布政乡静安里，“庚于上地，施设千功”，又“勅京兆府长安、万年两县，官供棺儭，輭□(车)，设馔列于街，给仰街事”。葬礼规格甚高，体现了唐政府对回鹘摩尼教的优渥，是回鹘与唐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此状恰可与《回鹘葛啜王子墓志》的记载形成呼应。 陈垣先生曾言：“回鹘在唐之盛衰，即摩尼在唐之盛衰。”(57)一语破的，点明了二者关系实质问题之所在，此诚不移之高论也。 唐与回鹘关系密切，尤其是安史之乱发生后，回鹘应唐朝之邀，出兵助战，帮助唐朝收复长安、洛阳两京，进而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建立了殊勋。前引《回鹘葛啜王子墓志》有言：“回鹘葛啜王子则可汗之诸孙。我国家讨平逆臣禄山之乱也，王子父车毗尸特勒实统戎左右有功焉。故接待之优，宠锡之厚，殊于他国。”(58)通过一方墓志，间接表达出唐政府对回鹘汗国出兵助战的感恩之情和特殊待遇。这些举措都可看做是对二者密切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米公之俗家生活及其与景教僧之别 回鹘摩尼师出使唐朝者不少，但不闻哪位高僧常驻于唐都长安，如果说有，米公为其唯一。志文记载，米公“住于唐国”，生有“四息二女”，即四男二女，其中一女嫁于罗门。从中不难看出，回鹘摩尼僧是可以有家室的，可娶妻生子，与唐代已经汉化的景教僧颇有不同。 2006年5月，洛阳隋唐故城东郊出土了一件珍贵的唐代景教石刻，系八面体石灰岩棱柱，其中第五面第二行至第八面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一篇，尾题如下文字： 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检校茔及庄家人昌儿。故题记之。 其大和三年二月十六日壬寅迁举大事。(59) 三位大秦寺领导者中，两位俗姓米(法和玄应和玄庆)，一位俗姓康，此外还有一个定居于洛阳的安国景教僧家庭，见于《幢记》第13行：“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神道及亡师伯和□……”这些姓氏的集中出现，表明该幢所立应为粟特景教徒所为。可印证韦述《两京新记》卷3(60)、王溥《唐会要》卷49(61)和元《河南志》卷一(62)有关唐时洛阳修善坊有景教“波斯胡寺”记载的可靠。米姓景教徒的存在，恰与葛承雍先生揭示的西安所出《米继芬墓志》所述之米姓景教家庭相表里。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提到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时，称其俗姓米，提到威仪大德玄庆时，言其俗姓米，提及九阶大德志通时，言其俗姓康。既言俗姓，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出家，就像佛教那样舍俗姓。(63)佛教流行中国之初，受戒体例未备，故早期僧侣没有法号，如“中国出家人中真正沙门的第一人”朱士行即是如此。(64)东晋时代，高僧道安为增进佛僧的认同意识，首倡以“释”为姓，得到响应。“遂为永式”。(65)兹后汉僧皆舍俗姓。景教僧之舍俗姓，显然是受汉传佛教影响所致。米公作为回鹘摩尼教高僧，尽管常住长安，但摩尼教并无舍俗姓之说，故不仅未舍姓，而且儿女成群。 同为外来宗教，景教和摩尼教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景教之入唐，约始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由于受到唐初统治者的支持，发展很快，迄高宗时，已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66)了。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颁诏，称景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于是，命“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67)易言之，景教不仅允准在唐朝境内传播，而且还受到唐政府的恩遇，助其建立寺庙，尤有进者，景教可以度华人为僧，这是摩尼教流播唐境以来始终却不曾享有的恩惠。摩尼教入华始于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但不久便遭到禁断。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七月颁敕称：“未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即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68)虽然允许外来的胡人可以信奉摩尼教，但杜绝华人皈依之。景教有华人加入，逐步华化，受汉传佛教影响而渐次形成舍俗姓的传统；而摩尼教因无华人加入，便更多地保存了原始特色，故而未能形成舍俗姓的传统。就这一点而言，米副侯墓志为摩尼教史及其历史传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注释： ①参见胡戟：《西迁前的回鹘与唐的关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3年8月)提交论文。 ②参见罗新：《大唐西市博物馆汉文鲁尼文双语回鹘王子葛啜墓志简介》，吕建中、胡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续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4页；李宗俊：《唐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反映的几个问题》，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7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53-261页。 ③其中比较重要者有张铁山：《〈故回鹘葛啜王子墓志〉之突厥如尼文考释》，《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白玉冬：《回鹘王子葛啜墓志鲁尼文志文再释读》，《蒙古史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52页；芮跋辞、吴国圣：《西安新发现唐代葛啜王子古突厥鲁尼文墓志之释读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442页；成吉思：《〈葛啜墓志〉突厥文铭文的解读》，《唐研究》第19卷，第443-446页。 ④《资治通鉴》卷233德宗贞元四年条，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515页。 ⑤刘美崧：《回纥更名回鹘考》，《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⑥宋肃瀛：《回纥改名“回鹘”的史籍与事实考》，《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⑦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5页。 ⑧参见李宗俊：《唐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反映的几个问题》，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7辑，第253页；胡戟：《西迁前的回鹘与唐的关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3年8月)提交论文。 ⑨对该墓志的考察与研究，均得到大唐西市博物馆胡戟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⑩“目”，观字形或可读作“日”字，但前句“闻”为动词，只有读作“目”，后句才能与前旬形成对仗，应以“目”为是。 (11)这里的“师”，也有可能为医师或治病的法师，未敢遽断。 (12)参见胡戟：《西迁前的回鹘与唐的关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3年8月)提交论文。 (13)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页；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9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附录摩尼教汉语典籍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 (14)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4册，第362页；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第224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附录摩尼教汉语典籍校注》，第372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第245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附录摩尼教汉语典籍校注》，第398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第148页；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第245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附录摩尼教汉语典籍校注》，第398页。 (17)参见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新文献〈摩尼光佛〉校注》，《暨南史学》第9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8)参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图105；怀华：《福建晋江华表山摩尼教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Peter Bryder,"Cao'an Revisited," A.von Tongreloo-S.Giversen ed.,Manichaica Selecta.Studie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julien Rie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Louvain,1991,pp.35-42. (19)参见陈长城：《莆田涵江发现摩尼教碑刻》，《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Lin Wushu,"On the Spreading of Manichaeism in Fujian,China," G.Wiessner-H.J.Klimkeit eds.,Studia Manichaica.II.Internationaler Kongreβ zum
,6-10.August 1989 St.Augustin/Bonn,Wiesbaden:Otto Harrassovitz 1992,pp.342-355. (20)参见陈进国、林鋆：《明教的新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史迹辨析》，《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7页。 (21)参见林悟殊：《福建明教十六字偈考释》，《中古三夷教辩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页。 (22)参见Peter Bryder,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
,1985,pp.13-14,61-62,81-83; Samuel N.C.Lieu,Manichaeism in the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An Historical Survey,Manchester 1992,p.254,p.257; A.van Tongerloo,"The Father of Greatness," H.Preiβler-H.Seiwert eds.,Gnosisforschung und Religionsgeschichte.Festschrift für Kurt Rudolph zum 65,Geburtstag,Marburg,1994,S.338-339。 (23)参见Yoshida Yutaka,"Review to Peter Bryder,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50,No.2,1987。 (24)参见杨富学：《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及相关问题考》，《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 (25)参见A.von Le Coq,"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I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Kl.,Nr.2,1922,Nr.15,S.35。 (26)Moriyasu Takao,"On the Uigur
ay and the Spreading of Manichaeism into South China," R.E.Emmerick(ed.),Studia Manichaica,IV.Internationaler Kongress zum
,Berlin,14.-18.Juli 1997,Berlin,2000,p.434. (27)(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页。 (28)[日]桑原骘藏著、何健民编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81页。 (29)参见(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365，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116页。 (30)(唐)段安节撰、罗济平校点：《乐府杂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31)墓志拓片载《西安碑林全集》9函84卷，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3338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图版。录文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96页。 (32)阎文儒：《唐米继芬墓志考释》，《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收入其著：《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2-233页。 (33)参见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收入其著：《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第239页。 (34)W.B.Henning,Sogdica,James G.Forlong Fund,Vol.XXI,London: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0,p.6. (35)参见《新唐书》卷193《石演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55页。 (36)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页。 (37)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261页。有关研究可参见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ゐ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ュ一ラシア文化研究》1号，1965年([日]池田温著，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民族交通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38)武汉大学历史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2页。 (39)武汉大学历史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第266页。 (40)武汉大学历史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占文献研究室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475页。 (41)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40页。 (42)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2244页。 (43)参见孙继民、李伦、马小青：《新出唐米文辩墓志铭试释》，《文物》2004年第2期。 (4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92页。 (45)林悟殊：《火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地位之考察》，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戴裔煊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46)《旧唐书》卷127《源休传》，第3575页。 (47)《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9页。 (48)(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 (4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7胡三省注文，第7638页；《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26页。 (5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7胡三省注引《唐书会要》，第7638页。 (51)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收入其著：《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9页。 (52)参见《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0-5211页。 (53)《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1页。 (54)参见葛承雍：《唐两京摩尼教寺院探察》，饶宗颐主编：《华学》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收入氏著：《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第278页。 (55)(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2《幽州纪圣功碑铭并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56)《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9页。 (57)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收入其著：《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339页。 (58)李宗俊：《唐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反映的几个问题》，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7辑，第253页；胡戟：《西迁前的回鹘与唐的关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3年8月)提交论文。 (59)张乃翥：《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文物》2007年第6期；殷小平、林悟殊：《〈幢记〉若干问题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二》，《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 (60)(唐)韦述著、陈子怡校正：《校正两京新记》，西京筹备委员会，1936年，第13页。 (61)(宋)王溥：《唐会要》卷49《大秦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2页。 (62)(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卷1，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页。 (63)参见殷小平、林悟殊：《〈幢记〉若干问题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二》，《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 (64)参见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65)(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义解》，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1页。相关研究参见白化文：《僧人姓“释”》，《文史知识》1998年第2期。 (66)《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1938年版，第598页；朱谦之：《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67)(宋)王溥：《唐会要》卷49《大秦寺》，第1012页。 (68)(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40，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3页注文。(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同载，但称其为八月十五日，见《大正藏》卷54，No.2126，页2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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