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对传统儒学教育理念的修正与发展
刘聚晗，王宏林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在经世观、德才观、人才观方面，黄宗羲与传统儒学的教育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在经世观方面，黄宗羲以事功说突破了传统儒学的修身养性说；在德才观方面，黄宗羲平衡了重德轻才与重才轻德两种极端观念，强调符合社会需要的同时要尊重个性发展，真正实现育人目的；在人才观方面，黄宗羲呼吁改变当时门第相高的不良学风，主张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教育公平、人尽其才的目的。黄宗羲的这种做法是人类寻求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基本途径，是传统教育理念在应对新的历史现实中的挑战而作的一种创新，对针砭教育时弊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黄宗羲；传统儒学；教育理念；民主开放
虽然在黄宗羲的著述中专门讨论教育的文章只有《续师说》《广师说》《学校》《取士》等篇，但是，透过他长年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大量散落在《南雷文定》中的序跋、志传、书信等文章来看，他的教育思想还是比较系统的。黄宗羲对传统儒学不断创造发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他从为社会现实服务与充分实现个体价值的复合立场出发，主张经世致用、德才并重、人尽其才。这种开放、民主的治学态度突破了传统儒学教育的束缚，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文明架起沟通的桥梁。
一、突出事功重要价值的经世致用思想
教育当以经世致用，本是儒家传统。历来的封建儒者都希望深谙“经纬天地”之学，从个人的心性修养出发逐步实现儒者“道济天下”之抱负。简而言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226-227儒家这一经世思想得到后来封建儒者的认同，被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推到至尊地位。这种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是站在道德的角度，由修身而经世，目的是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们是将教育作为政治的附庸，经世致用只是一种化民的手段而已。而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则不然，与传统儒学相比，虽也强调积极入世、匡时救世，但却有明显进步意义，黄宗羲对传统儒家经世思想进行解构，更加具有民主意识和现代性意识。
黄宗羲将经世致用作为基本教育理念，更加强调学习与事功相统一，为社会现实服务。黄宗羲曾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2]第10册，623-624在黄宗羲看来，学道和事功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不可偏废。事功以学道为根本，如果脱离道而追求事功，则会流于伪诈。反之，如果道不与事功相结合，不将所学之道用于救国安民，其道也就流于虚无，就不能称之为“真儒”。这是黄宗羲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基本内涵。他从这种观念出发，批判宋明道学和明末空疏学风，对无关乎国计民生、无裨于实用的学问痛心疾首，矛头直指封建科举制度。黄宗羲说到：“自科举之学兴，士人以华藻给口耳之求，无当于国家缓急。”[2]第11册，39为了提倡实用、实学，黄宗羲提出了严格制裁空疏玄虚学问的方案：
对凡郡邑书籍，不论行世藏家，博搜重购。每书钞印三册，一册上秘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本学。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士子选场屋之文及私试义策，蛊惑坊市者、弟子员黜革，见任官落职，致仕官夺告身。[2]第1册，13
这段话是说，对于流传于世或收藏于家的郡县书籍，要广泛搜集，重金求购。目的是对这些书籍按照是否有裨益于实用的标准进行筛选。对那些于经世致用无益的时人文集要禁止市场流通，凡是发现已经流通的应一律追回刻板烧毁。在市场上宣传、贩卖这些作品的人，如：生员给予革去功名的处分，现任官削落职务，致仕官追夺告身。显而易见，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权力对文化的控制。如果站在崇尚思想自由、鼓励文化多样性的现代立场上，黄宗羲的观点委实让人难以接受。然而，同样是文化控制，黄宗羲超越传统教育思想之处在于文化控制的决策者不同。他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学校而不是政府，“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2]第1册，10。这种观点在政治权力和社会文化上找到了新的平衡点。
总之，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继承传统儒学思想并对其进行修正，突出事功的重要性。这是急时风之所急的选择，黄宗羲强调学道和事功相统一，批判空疏学风，提倡实学实用，限制君权，希望实现教育独立、变革社会。这些思想又是对传统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二、提倡尊重个性发展的德才并重观念
德才关系的探讨不仅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某种社会哲学的产物，具有社会哲学意蕴。同时，它更属于教育学范畴，德与才孰轻孰重是从古至今的教育学家们争论的话题。与之相较，黄宗羲的德才观颇具特色，阐明黄宗羲在教育领域内的德才观及其背后的社会哲学，不仅有助于理解黄宗羲的教育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反思后期儒学教育所面临的某种困境。
“blue moon”意为蓝色的月亮。“blue moon”其实是一种罕见的天文现象，指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满月。“blue moon”的隐含意义是指不可能的事情或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在汉语中并没有类似表达的颜色词。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为实现“语用等效”，使读者领会“blue moon”的正确意思，将其意译为“不可能的事、稀有的事”。
司马光的德才辩证法得到后世学者认同。南宋朱熹认为做学问是为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5]3。强调做学问的宗旨是修身，即提高自身道德水平。明代王阳明申明教育的理念在于使学生“渐于礼义”“入于中和”[6]83，在王阳明看来，让世人在礼义的潜移默化之下提高思想境界是教育的基本理念。总而言之，传统儒学重德轻才，这种教化大众的思想在治世中得以实践并逐渐强化。
司马光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德才孰更重的问题。他从“愚人”“小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的自然本性两个层面出发，得出结论：宁要“愚人”，不要“小人”。原因有二：其一，社会价值层面，“愚人”“小人”二者对比可知，“小人”的社会危害性极大，他们恃才傲物，智勇双全，如果推崇小人，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其二，个体本性层面，“严德爱才”是人的自然本性，爱则易亲，严则易疏，故人多受才智的蒙蔽而疏忽了德行的培养。不仅如此，司马光进一步纵览古今认为，历朝历代的乱象是“才有馀而德不足”造成的，呼吁世人“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4]3
第一，治世中的重德轻才观念。传统的儒家思想看重德行胜于才干。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3]81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骄傲、吝啬，即使有周公那种高才也不足为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项专长，德行被孔子排在首位[3]109。孔子亦云：“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3]154世人称赞千里马为“骥”，并不是对其气力的赞美，而是对其品质的赞扬。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重德”思想，曰：“仁者而居小国，固不免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国，则未必能为仁者之举。何者？智者分别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与之较，如仁者之为也。”[2]第1册，52简言之，孟子认为仁者可以做智者不能为之事。由此看来，德性培养是儒家思想的第一要务，其余各项才能的发展是居次要位置的，后世儒学一直没有背离这一根本立场，反而对其进一步强化。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中讲：“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明确提出德行居于首位的观点。对此，他进一步解释到：
第二，乱世中的重才轻德，这一理念与传统儒学教育对立，可称之为唯才是举。社会动荡，新旧朝代交替，唯才是举成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核心标准。自春秋战国群雄并起开始，此后每逢易代之际，各路诸侯为成就霸业，纷纷争夺天下英才。例如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就是“唯才是举”德才观支配下的践行者。他们广揽门客、收罗人才，凡有一技之长者都招至麾下，真可谓不遗余力。同一时期的苏秦更是明确指出“德”只是个人的一种道德修为，是保守的为人之道。要想推动国家向前发展，必须追求仁义道德之外的才智。他曾对燕王曰：“今日愿籍于王前。叚臣孝如增参，信如尾星，廉如相夷，节有恶臣者，可惭乎？”当燕王对此三者表示“臣有三资者以事王，足矣”的肯定态度时，苏秦则对曰：“王足之，臣不事王矣。孝如增参，乃不离亲，不足而益国。信如尾星，乃不延，不足而益国。廉如相夷，乃不窃，不足以益国。臣以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7]16可见，苏秦秉持的仍然是重才轻德的观点。此外，东汉末年，曹操的一纸求贤令影响四方学子。明朝后期，李贽大声疾呼：“夫惟国家败亡，然后正直节义之士收其声名，以贵于后世，则何益矣……予以谓智谋之士可贵也。若夫惇厚清谨，士之自好者亦能为之，以之保身虽有余，以之待天下国家缓急之用则不足，是亦不足贵矣。是故惇谨之士于斯为下。”[8]343按照李贽的说法，“惇谨之士”是在国家败亡之际才出场的，这些以正直节义之士自居者是为了获取声名、以贵后世，对国家兴旺则无益。假如统治者事先就重用“智谋之士”就会免于走向败亡，“惇谨之士”就无需出现。由以上分析可知，乱世中，一些激进之士可以跳出传统儒学重德轻才的条条框框，大胆推崇才干贬低德行。这虽不失为一种进步，但却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德才观主要有两种极端表现：其一，治世中，传统儒学教育思想一枝独秀，重德轻才理念深入人心；其二，乱世中，重才轻德的非传统儒学教育思想与之并存。
为了尾气能够稳定的达标排放，车间经过考察比较选用的电除雾工艺具有酸雾脱除效果稳定可靠、系统操控性好的优点，电除雾工艺整个酸雾气流为低阻力的敞口运行模式，拥有捕集气体中雾滴和微小尘粒的强大功能，尤其是对微细、黏性、高比电阻粉尘，气溶胶，细小的金属颗粒，酸雾及水雾等有理想的捕集效果，除雾效率最高可达99.7%以上，湿式电除雾器出口酸雾指标可以达到≤3～10mg/Nm3（金川防城港项目出口酸雾5mg/Nm3以下）；排放尾气酸雾远低于排放标准。
四川省跨流域跨区域调（引、补）水战略研究………………………………… 刘力军，李 霞，别君霞(22.25)
与传统儒学相较，可明显看出黄宗羲的教育理念有巨大进步。重德轻才思想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策略，与传统儒学对抗的重才轻德思想，同样是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的践行者，二者实则将人作为社会发展之工具，忽视了人这一独立个体的存在。黄宗羲尊重个性自由发展的德才并重思想将个体的自我价值寓于社会价值之中，尊重个体，挖掘人性，真正实现育人目的。
黄宗羲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提倡教育应在尊重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之上培养“德才并重”的人才。他在《孟子师说·天下之言性章》中说：“凡人之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不待勉强，自然流行，所谓‘故’也……天下所以啧啧多事皆因性之不明也。”[2]第2册，117意思是说，人类有恻隐或是羞恶之本能，无需勉强，让其自然流行，遵循个体的独特之处是育人的前提。即要尊重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得每个人的个性都能自由发展。否则将“性之不明”的人输送到社会就会造成“天下多事”的后果。在此观点的基础之上，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德才观。他在《国熏倪君墓志铭》一文中提到：“自仁义与事功分途，于是言仁义者陆沉泥腐，天下无可通之志；矜事功者纵横捭阖，咋舌孝之言：两者交讥，岂知古今无无事功之仁义，亦无不本仁义之事功。四民之业，各事其事，出于公者，即谓之义；出于私者，即谓之利：故不必违才易务也。”[2]第10册，498依照黄宗羲的看法，教育理念应该是将仁义与事功合为一途，仁义是事功的基础，事功是仁义的外在表现。育人者与受教育者应该既有居仁由义的道德品性，又有建立事功、治国安邦的才能。否则，将二者分途，无事功之才的仁义德性会流于陆沉泥腐，无仁义德性的事功之才会让人成为只顾私利的小人。因此，黄宗羲认为教育理念应是培养青少年德才兼备的人格，即培养居仁由义的道德品性和建立事功的实际才能相统一之人格。
由式(1)可知，微波选择性加热矿石矿物时，矿石矿物吸收一定的微波能后，其始末温差与其比热容和热涨系数相关，表8和表9列出了黄铁矿和脉石矿物的比热容和热膨胀系数[17] 。
根据JJG 196-2006《常用玻璃量器检定规程方法》得250 mL量出式量筒容量允差为±2.0 mL，取均匀分布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为了实现尊重个性发展的德才兼备的目标，黄宗羲对教师和学生两个教育主体均提出了要求。黄宗羲十分重视对教师德才的培养，曰：“师道之不传也，岂特弟子之过哉！亦为师者有以致之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2]第10册，657又曰：“修德而后可讲学，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2]第10册，77可见，黄宗羲对教师学识修养两方面都有较高要求。如果教师的才艺不精、德行低下，会给社会带来“举一废百”之严重后果，当然不能称之为“师”，学生对于这样的教师就可以“共起而易之”。此外，他告诫当世学子“非尊德性则不成问学，非道问学则不成德性”[2]第10册，210，以警示学生处理好学问和德性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黄宗羲的德才观包括三个层面：其一，面向现实需要；其二，以尊重个体个性为前提；其三，德才关系辩证统一，不可偏废。
总之，无论是传统儒学教育思想的“重德轻才”理念，还是非传统儒学教育思想的“重才轻德”理念，都是忽视人的主体地位与全面发展的极端表现。黄宗羲则不然，他很好地做到了德才二者的平衡。
三、强调实现教育公平的人尽其才理想
人尽其才，简而言之就是根据个体差异性，平等、公平对待学生，使其充分发挥自身兴趣、才能，在为社会现实服务的过程中实现人生幸福之目的。
黄宗羲认识到封建社会由于阶级性造成不平等、个体差异这一不良现象。他在《五军都督府都事佩于李君墓志铭》一文中写到：
六朝以门第相高，人物最为近古。盖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说，朝典国故，是非邪正，皆有成案具于胸中，犹如医者，见证既多，至于治病，不至仓皇失措。单门寒士，所识不过朱墨几案间事，一当责任，网罗衣钵之下，不觉东西易置。吾浙人往往墮落于时局者，大抵此一辈也。忆昔与冯俨公湖上偶谈东林事，其门人率尔问曰：“杨大洪何人也？”俨公正色曰：“汝不知杨大洪先生乎？正复读书何益。”向若有门第者，宁有是言乎？[2]第10册，306-307
在这里，黄宗羲指出了封建社会由于阶级差异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六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一些高门子弟有很深的家学渊源和师学渊源，在良好的环境下成长。他们由于资源良好，对“朝典国故”“是非邪正”都胸有成竹。而寒门弟子的生活仅限于“朱墨几案”，当他们一旦身置时局之中时，自然就会仓皇失措、处理事务不当。这就是由于门第不同造成的人的不平衡发展。不仅六朝如此，黄宗羲认为明清之际的学者堕落于时局的原因也来源于这种差异。对此，他甚为不满。黄宗羲举例说到他昔日与冯俨公“湖上偶谈东林事”，冯俨公呵斥无门第的门人竟不知道杨大洪为何人。于是，黄宗羲发出“向若有门第者，宁有是言乎”的感慨与批评。
为改变这种“门第相高”的不良现状，黄宗羲提出人尽其才的教育理念。他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一文中写到：“学官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2]第1册，12这也就是说，除了公立学校以外，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在乡间的寺、观、庵、堂，大的改为书院，小的改为小学，分别由经师、蒙师管理，安排学生前来读书。寺观的产业归学校所有，目的是用来接济贫苦的学生。这些看似是简单的城乡教育安排，但实则是普及教育。可见，黄宗羲已经有了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教育公平的初步认识。
人尽其才思想，可谓与传统儒学教育理念背道而驰。朱熹作为传统教育的集大成者，明确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他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省察之。”[9]176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绝对对立的，二者不相容。而天理是整个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不能违背，学生要“于此体省察”。当然，他所说的天理实则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人伦关系和道德信条。简言之，即维护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很显然，朱熹的教育理念是忽视甚至蔑视人性的。黄宗羲则认为教育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与以朱熹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教育相比较而言显然更为全面，更加民主、开放。
综上所述，黄宗羲的教育理念无论是社会层面的经世致用还是个体层面的德才并重和人尽其才，相较传统儒学教育有其独特性。它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严守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对传统儒学教育进行修正与发展。这不仅是一种工具性、人文性的知识传授活动，更是人类寻求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基本途径。
四、余论
通过以上所作的分析，我们对黄宗羲的教育理念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总体上说，黄宗羲的教育理念是对传统儒学教育的继承。而在对传统儒学教育的继承中，黄宗羲根据明末清初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空疏、玄虚学风与门阀等级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丰富与发展了传统儒学的教育理念，试图振衰起弊，改变当时的不正学风甚嚣尘上的这一现实。因此，黄宗羲的教育理念并非悬空而论，而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民主性与开放性，是传统教育理念在应对新的历史现实中的挑战而作的一种创新，对针砭教育时弊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黄宗羲以后，虽然程朱理学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涌现了一大批进步学者继承黄宗羲实学、民主、开放的教育理念。全祖望通过整理历史文献表彰明清之际忠臣义士来表达他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乾嘉时代的章学诚，更是不屑于考证之学，大声疾呼教育需经世致用并强调尊重人才。近代的龚自珍，明确提出以通经致用和史学经世为依据的“师儒”论和以三世说为依据的人才观，他反对封建名教、八股习尚以及束缚人才的败风陋俗。可见，黄宗羲对传统儒学教育理念的创新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教育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信用管理部门可以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对客户信用信息实时监控，预防应收账款过大造成的营运资金短缺、账龄过长、坏账率增多等风险问题。
当前，RTLinux嵌入式操作系统在Linux嵌入式操作系统领域有较大影响，RTLinux嵌入式操作系统任务与进程通过Real-Time FIFOs通信，其内核结构[3]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叶绍钧，选注.礼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
[2]吴光，主编.黄宗羲，著.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四部精要：第7册史部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陈宏谋，辑.五种遗规[M].北京：线装书局，2015.
[6]谢延杰，辑刊.王守仁，著.王阳明全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7]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8]李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朱熹撰.朱子性理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Huang Zongxi ’s Revi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ducational Concept
LIU Juhan，WANG Hong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Huang Zongxi an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n the aspects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the moral and intelligent view，and the talent view. In the aspect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Huang Zongxi broke through the self-cultivation theory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n terms of merits；in the aspect of virtues，Huang Zongxi balanced the two extreme concepts of ethics or intelligence，emphasizing the need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while respecting Personality development，truly realizing the aim of education；in terms of talents，Huang Zongxi called for a change in the unhealthy academic style at that time，and advocated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achieve educational fairness and the best use of talents. This practice of Huang Zongxi is the basic way for mankind to seek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It is an innovation made by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oncept in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historical reality. It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education.
Key words ：Huang Zongxi；traditional confucianism；educational concept；open democracy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 09- 25
作者简介： 刘聚晗(1989-)，女，河南濮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7级教育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语文教育；王宏林(1972-)，男，河南遂平人，河南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诗学。
文章编号： 1004- 1877( 2019) 03- 0017- 05
(责任编辑 颜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