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考察_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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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文献不提“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论者较少,虽有论者对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做了历史的追溯,但尚不全面,有个别地方欠准确。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一历史考察,以廓清在这一问题上的迷雾。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40年代,已走过了20多年艰难曲折的历程。经过失败与胜利的深切体验,全党上下一致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旗帜,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透彻分析,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统一战线的革命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等已为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在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当王稼祥在1943年7 月5日为纪念中共成立22 周年之际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后,遂成为全党的共识,被全党所接受。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毛泽东思想”一词或单独、或与马列主义并提在党的文件或一些领导人的报告、文章中频繁使用,而八大时,党的文献中“毛泽东思想”一词却踪迹难觅。过去,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国外学者对此提出种种臆断,在“文革”中,甚至成为林、江一伙迫害刘少奇的罪状。

八大文献中不写“毛泽东思想”不是偶然的,它是尊重毛泽东个人意见的结果。据胡乔木同志回忆,毛泽东提出“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早在建国前夕就萌生了。”(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1948年秋, 担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致电周恩来,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将“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得悉后致信吴玉章:他认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同时,毛泽东对一些人写文章时把他同马、恩、列、斯并列,表示这是“错误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注:《毛泽东书信选集》,303页, 人民出版社,1983。)1949年1月, 毛泽东在修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328页, 人民出版社,1994。)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团章也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他向全党提出,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还举例说,斯大林的思想称为学说,不称主义,不是斯大林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如果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260~261页, 人民出版社,1996。)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主动提出,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他建议毛泽东把自己所写的文章、文件等编成选集出版。毛泽东回答说他也有此意,并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此项工作,斯大林答应派哲学家尤金来华协助。1950年5月,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1951年10月, 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问世。次年4月, 第二卷出版发行。《毛选》出版后,全国掀起学习热潮。在《毛选》第二卷出版不久,毛泽东几次做出不用“毛泽东思想”和改用“毛泽东著作”的批示。

1952年9月25日, 毛泽东在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上做了两处修改:一、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二、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中“毛泽东思想”一词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代之,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5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第三卷中,并做了若干修改。将原稿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有些是毛泽东本人在审定过程中亲笔删削的。如第一部分中,在“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一语后删去了“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一句。有的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这样,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时,编入其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一词了。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4月3 日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会的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样删去。”(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1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5月24日,他在肖克报送经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 纪律、队列三个条令的草案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4册,2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8月14日,中央给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罗贵波、副团长邓一凡的电报稿中有一句为:“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毛泽东在审阅时将其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践相结合”,把“毛泽东思想”等字样删去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3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954年4月1日,毛泽东在审阅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3月27日写的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时, 对其中关于“内容说明”第三次作了修改,将“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4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根据毛泽东建国前后的一系列批示,中宣部于1954年12月5 日发出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中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时特意加上一句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4册,6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是年12月19日, 毛泽东召集参加第二届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外人士座谈。在座谈中,谈到学习问题时,毛泽东讲,学习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不是两回事,而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政协章程总纲中不要加上‘学习毛泽东思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634~6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在中宣部的《通知》下达后,全党对毛泽东提出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表示理解和接受。此后,党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章中都不再使用这一名词。在筹备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指示在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大党章的修改稿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在修改、讨论八大党章的过程中,“没有一位中央领导提出加进七大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对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有关部分,中共党内普遍持理解态度,故在修改过程中和讨论时没有人提出异议”。(注:许卿卿、王镝鸣:《毛泽东领导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载《中共党史研究》,66页,1990(2)。)直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论战开始后, 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提法。从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出:

其一,毛泽东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见诸文字的始于1949年1月修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之时, 而非有文章说的是在“1952年9月25日的批示中正式提出来的”。 (注:《中共党史研究》,87页,1991(6)。)

其二,建国后,毛泽东坚持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并使全党达成共识,是在斯大林承认毛泽东思想之后,反映了毛泽东的谦虚谨慎。毛泽东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共产党对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不认同。大家知道,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斯大林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一直持有偏见。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甚至在组织性方面,都大大不如农民阶级”,因此,“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1945年7月2日,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时,承认他说过“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些农业改良主义者”。还讲,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主义者,至于他们是不是真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看法,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注:《赫鲁晓夫回忆录》,659~660页,东方出版社,1988。)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在毛泽东访苏时还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普加乔夫”,“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对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斯大林和苏共从未赞同过。所以,“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329页,人民出版社,1994。)1945 年中共七大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苏联党报竟然“只字未提”,以后,凡是中共中央文件提到毛泽东思想的,苏联报刊发表时都给删掉了。对于苏共的这种态度,毛泽东不可能不加注意。从维护世界民主阵营的团结、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帮助,避免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对中共产生误解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随着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看法。还建议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这实际上是改变了过去的态度,承认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说服全党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意见,反映了毛泽东的谦虚谨慎。

其三,八大文献中不写“毛泽东思想”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结果,并不像“文革”中林、江一伙说的是刘少奇蓄意“砍旗”,否定毛泽东思想。其实,作为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一直紧跟毛泽东,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他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宣传者,在党的七大上,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而系统的论述。查阅刘少奇的著述,从1948年冬以后,他写文章、做报告,很少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而更多地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很可能与毛泽东提出的不用这一名词有关。这在党中央的文件中也有反映。1948年12月16日,《中央对东北局〈建党工作发言大纲〉的修改意见》中,有一句话的表述就体现了这种变化。《意见》指出:经验主义之所以成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因为党内“有很大数目的干部,有相当长期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热情,但却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不能与党中央的领导水准相适应。就是说:我党虽然早已有了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早已和正在领导着我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581页,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1949年1月1日,中央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在青年团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地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注:《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709~71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在这两份中央文件中都没有直接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而是采用变通的表述。这反映出中央对毛泽东萌生的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思想上尚未统一,而刘少奇在讲话和报告中很少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说明他较早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建国初期,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有的问题上产生过分歧,但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上,是始终如一的。以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来判定刘少奇动摇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地位,是有意渲染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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