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及其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安全的涵义
所谓经济安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保持经济系统运行与经济发展不受到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
之所以采用这个定义，主要是由于：
第一，该定义符合“综合安全”的观念。在冷战结束之前，国家安全首先是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并不象现在这样得到重视。军事安全成为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传统安全观的基本内容。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冷战的结束，传统安全观逐渐暴露出它狭隘偏颇的一面：一方面，传统安全观对军事安全的考虑过了头，另一方面，它所说的“国家”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国家利益”等概念过于抽象，也不容易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得到保障和实现。
一些学者因此提出了综合安全的概念。他们认为综合安全指的是既包括民族国家，也包括其它非民族国家单元在内的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或均衡安全。具体而言，综合安全不仅研究传统安全，同时也要包涵“新”的安全内容，如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不仅要研究民族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也要研究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与利益（如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全球利益等）。显然，综合安全观只有和全球化理念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得到说明。
第二，该定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对于“安全”，《美国传统书案词典》的解释是“剔除危险、疑虑和恐惧”。它强调了“安全”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有没有危险事故是客观事件，但受不受威胁，有没有疑虑、恐惧显然取决于主观认识。
理解经济安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这一性质十分重要。现代经济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受金融经济的状况而定的。而一国的金融形势或金融安全，直接取决于国民对本国经济、政治状况的估计与信心。可以说，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信心危机，金融危机的蔓延，其实就是“信心传染”。从历史上9次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上看， 危机从潜在到爆发，必然经过一个信心崩溃的过程。无论是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都能从中得出这个结论。
第三，该定义是经济安全与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经济安全从来都是和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为经济安全提供物质保障和实力支持，经济安全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提供环境保证。经济安全直接表现为经济运行的平稳、有序以及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反过来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紊乱无章与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恶性循环（有所谓“贫困性增长”之说）与经济安全的要求则相距甚远。
不过，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安全与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划上等号。否则的话，势必造成任何经济现象都会被纳入到经济安全的范畴中来的现象，这对我们的分析来说没有什么益处。只有在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受到外部势力威胁的情况下，才会导致经济安全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外部势力，主要是以国籍作区分的，可以是外国政府，控制权不在本国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外国金融机构、外国情报机关甚至有组织或没有组织的外国公民（团体）等。例如，对于美国而言，失去了对于波斯湾石油的控制权，这就是个经济安全问题：但像诸如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那样的事件，你可以称它是一场经济危机，但绝不是什么经济安全问题，因为它从始至终就不存在所谓的“外部势力”的威胁。
第四，安全的相对性。从语义上理解，安全与危险、威胁等概念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危险、威胁也就无所谓安全了。因此，考虑经济安全问题，既要看究竟存在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威胁，又要看对这种危险、威胁的可控性高不高，它们爆发的概率、频率有多大。
二、经济安全的内容与层次性
根据以上给出的经济安全的定义，经济安全最根本的内容就是：一国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换句话说，一国对于关键资源支配和控制的方式、手段、途径等构成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容。
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控制的主体是谁？一国对于关键资源的支配的控制，主体显然是国家。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般为四大行为主体：政府、企业、居民和国外部门。这里，我们可将“国家”分解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其中，企业和居民两大部门可以进一步看作是“市场”部门。这样，关键资源的控制主体：国家就被进一步地分解为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
最近，青木昌彦和钱颖一等在研讨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之时提出了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而不是将政府和市场仅仅视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市场增进论所强调的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政府政策的目标被定位于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及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政府应被视作是与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内在的参与者，它代表了一整套协调连贯的机制，而不是一个附着于经济体系之上的、负责解决协调失灵问题的外在的、中立的全能机构。
笔者基本上赞同市场产增进论的主要观点，因此，在这里将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主体分为政府和市场，并不认为两者是截然对立，彼此间相互替代的；也不认为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般而言，政府除了以财政收入的形式控制了一部分资源外，其控制范围还包括以国有资产存量存在的那一部分资源以及政府实际上可以凭自己意愿支配的一部分资源，例如项目审批、对特殊商品的定价权以及对宠大的金融资产的支配权等等，这意味着即使在市场化和私有化浪潮滚滚而至的今天，政府可控制的实际资源恐怕也是不低的。
第二，什么是“关键的”资源？所谓关键资源，无非是指以保障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须臾不可缺少的资源。由于全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资源分布的分散性，一国不可能拥有世界全部资源的控制权，而关键资源是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枢，掌握了关键资源也就意味着经济安全获得了保障。因此，世界各国针对本国经济安全所采取的行动，均是围绕着对关键资源的争夺展开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下，关键资源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
信息、金融成为信息时代最关键的资源。在信息时代，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知识、权力和财富；信息成为力量分配的基础；各种以信息为核心的产业的发展，成为一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标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全力以赴发展信息产业，以为自己攫取更多的信息资源，拓展更广阔的信息空间。
和信息起着同等重要作用的另一个关键性资源是金融。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直接和信息连为一体的金融经济已成为各种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形式。金融实力直接体现了一国的经济实力，而金融系统的运行状况也直接反映了一国经济素质的优劣及安全程度。金融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正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包括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创造性和毁灭性的。更重要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金融现在已不仅仅是各个民族国家手中的工具，它自身也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
笔者在这里强调关键性的资源，绝不是说其他资源无关紧要，例如石油、电力、土地等资源即使在信息时代下也是极为重要的资源，没有它们，经济显然不可能处于安全状态之中。这里只是想紧扣时代的变化，从众多的因素之中挑选出和国家经济安全状况最贴切的，事关今后经济竞争生死存亡的因素。
第三，控制的范围、程度。随着一国力量的增长，它的影响也开始从地区向全球延伸。同时，为了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保证其国际声望与地位，也有必要扩大自己对资源的控制范围，即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国内，还要谋求对国际资源的控制。这样，对于资源增量，会得到规模经济带来的更大利益，国家的实力也会进一步增强。
不过，国家在扩张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不是递增，而是逐渐减少。因为随着国家经济规模以及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它的收益递减，另一方面它维持控制的成本却越来越大，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开始高于其边际收益。换言之，国家对资源的控制也一样服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因此，国家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应该是有边界的，即到它从对资源控制中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它维持这种控制所付出的边际成本那一点为止。超过这一点，就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不利影响，经济安全度反而随之下降。但是，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可能抵消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因此，不断加大对以信息产业之类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就成为国家控制关键资源的内在冲动。
出于历史的、天然的原因，所有国家都掌握了一部分关键性资源，即使最贫弱的国家也不例外。只不过各个国家或地区掌握的关键资源有多有少，控制力度有大有小，控制能力有高有低，从而呈现出一种层次性。笔者认为，各国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上，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五个层次：
1.生存层次。这是国家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权中要求最低，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层次。这一层次为该国进入对资源控制的更高层次提供基本的条件。具体地说，生存层次的基本国际条件为该国的主权地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尊敬，并且这种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受到任何置疑、威胁和挑战。生存层次的政治条件是国家的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基本上排除了发生内战的可能性。生存层次的经济条件是国内公民的日常生活条件有了基本保障，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明确，不存在突然的、大规模的国有化或私有化运动，企业之间的日常经营活动能够较顺利地展开，等等。
满足以上3个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达到了生存层次的要求， 并有可能向更高层次跃进。当然，仅满足生存层次的条件对于关键资源的控制要求是不高的。
2.要素层次。这里借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将要素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一般要素和专门要素。
在要素层次中，所依赖的主要是初级要素与一般要素，高级要素与专门要素不占据显要位置。显然，即使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要素层次，只不过相比较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力量主要配置在这一层次之中。
3.技术层次。这一层次的特点是：集中了一定的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R&D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一定比重；研究力量比较雄厚， 有较强有科研能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凸显，等等。
但技术层次中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仍略嫌不足，仍主要是先进技术的接收者而非供给者；企业有能力生产普通、高档消费品以及众多的资本品，但其优势并不十分明显；企业生产的产品有较强有可替代性，需求弹性高；除了行政控制（以项目审批、特许经营等），企业之间无法构建较高的进入壁垒，竞争对手众多，从而无法形成规模优势；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不高……从总体上看，技术层次是要素层次向更高层次的过渡阶段，并没有完全脱离要素层次的主要特点。
在技术层次，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已认识到关键资源的重要性；对关键资源的需要开始越来越强烈，也具备了一定的对关键资源的控制能力；不仅努力开掘国内的关键资源，同时也开始注意从国际上获得关键资源的可能性。中国、俄罗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主要集中在这一层次。
4.产业层次。产业层次集中了大量的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技术创新实力极强；不仅有能力大量产出技术，同时也具备将技术大规模商品化，产业化的能力；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力，管理水平先进，市场营销经验丰富；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大企业，不仅充分挖掘了国内市场，同时也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经营活动国际化，规模经济优势十分明显；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实力非常雄厚；熟悉国际交易中的各种规章制度。
产业层次对劳动力成本的作用并不十分重视，主要凭借技术及垄断赢得竞争优势；特别强调关键资源的作用，并有意识地加强对关键资源的全球控制能力。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产业层次的优势特别明显。
5.制度层次。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制度的产出效率构成了这一层次的主要内容。
制度层次必须考虑国家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能力，包括主导国际秩序形成，制订国际规则，参与国际谈判与合作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了。一定的国际秩序就是一定的国际范围内的制度安排，它规定了各个国际行为主体角色的地位，规定了它们活动的范围及其合法性。一国参与国际决策的能力越强，它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从现存的国际制度安排中所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以上是对关键资源控制的五个层次。从横向看，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层次上拥有优势；从纵向看，每个国家的力量都不是单独集中在一个层次，而是分布的重点有所不同。必须指出的是，这五个层次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互有渗透。例如产业层次和技术层次就没有绝对的区别，要素层次和技术层次也仅仅是一步之隔。我们之所以分成这五个层次主要是为了分析上的简洁、方便，并为对经济安全度评估作一准备。
三、经济安全度评估
1.评估方法
在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分为五个层次的基础上，可建立一个模型对经济安全度作数量上的测定。
我们可将生存层次、要素层次、技术层次、产业层次、制度层次这五个层次中的每一个层次都分成1、2、3、4、5个等级，级数越高， 表明在这个层次上越有优势；相应地，根据每个层次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力度而赋于不同的权数，按从小到大依次为0.1、0.15、0.2、0.25、0.3，然后再进行加权，则得到衡量一国经济安全度的最终加权指数。这里综合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加权指数落在区间（4、5）为经济很安全；落在区间（3、4）为经济较安全；落在区间（2、3）为经济较不安全，落在（1、 2）为经济很不安全。而每个区间又以每0.33为一个档次，分为上、 中、下三个档次，从而使评估更加精确。
根据以上所说的测评方法和标准，整个评估过程分为3个步骤：
（1）判断某国在五个层次中的优势所在并赋于相应的等级指数；
（2）将等级指数Q[,i]进行加权，以求出经济安全度的加权指数（K），其公式为：K＝∑P[,i]Q[,i]
其中：P为权数；Q为等级指数，i＝1、2、3、4、5；K 为经济安全度的加权指数；
（3）作出最终判断。
例如：S国在生存层次上的等级指数为2，在要素层次上的等级指数为4，在技术层次上的等级指数为2，在产业层次上的等级指数为1， 在制度层次上的等级指数为1（见表），则S国的经济安全度为：
K＝0.1×2+0.15×4+0.2×2+0.25×1+0.3×1＝1.75
为经济很不安全的上档。
2.对中国经济安全度的简要估算
首先看中国的生存层次。在政治条件上，中国业已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权力交接顺利，没有内战的危险；在经济条件上，十四大已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正在逐步贯彻落实之中，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实施对外开放，使中国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资源进而有利于加快实现现代化；目前“三步走”总战略的第二步已提前实现，人民生活模式实现了从生存到温饱再向小康靠近的历史性跨越；在国际条件上，一方面，中国已彻底打破了“六四”以来遭到西方集体制裁的困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相继实现了正常化，收回了香港的主权，澳门也即将回归；中美首脑顺利实现了互访；另一方面，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仍然是相当强大的。在美日安全新指针的指导下，日本重新军事化已有明显倾向；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将对中国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北约战略新概念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规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军事打击，并悍然以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粗暴侵犯了我国主权。综合考虑，中国在生存层次上的等级指数为3。
就要素层次而言，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近乎无限供给，这是其他任何国家也无可比拟的。有学者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作了个研究，发现即使有的受灾国货币大幅贬值，工资成本水平也仍然高于我国。始自1978年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利用、发挥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而且中国人力资源素质也在日益提高，因此，中国要素层次上的等级指数为5。
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在技术上的优势并不明显，“二元结构”仍是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尽管最近几年中国在引进技术方面花了不少力气，在世界高技术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但中国的R&D占GDP比重一直比较低，中国对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上的能力仍然比较落后，在事关经济安全的信息技术以及金融工程技术能力方面，中国也显得有些薄弱，因此这个层次的等级指数为3。
在产业层次上，中国目前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企业体系，出现了一批经营灵活，讲求效益的企业，资产重组给相当数量的企业注入了活力；但中国将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比较落后，难以形成大规模商品化、产业化的能力，尚没有一家世界级的大型工业企业；还暂时没有涉足信息产业的核心领域——半导体产业（仅有的几家半导体企业都为合资企业，并且为外方控股，技术上也并不十分先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金融市场正在发育之中，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很弱……，因此，这一层次的等级指数为3。
在制度层次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体制都还处于改革阶段，现有的规章制度很多已不适应新的形势，制度效率与活力并不是很高。
中国在世界上享有一定的地位与威望，但主要是在国际政治方面，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发言权不大。不过，中国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一直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在“复关”谈判中，还是在开放资本项目以及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方面，中国都能够坚决顶住外来的压力，巍然不动，对于树立中国在国际中的形象，维护自己的经济安全，也为今后进一步影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走势打下了良好基础。综合考虑，这一层次的等级指数为3。
因此，中国经济安全度为：
0.1×3+0.15×5+0.2×3+0.25×3+0.3×3＝3.3，
为经济比较安全的下档。
3.对美国经济安全度的简要估算
首先看生存层次。在政治条件上，美国国内两党分争虽然有愈演愈烈之势，却仍然属于体制内的争斗，不会形成内战风险。倒是国内的种族矛盾根深蒂固，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蕴藏着潜在冲突的危险；在经济条件上，美国仍然是经济规模最大、国民最富有的国家；在国际条件上，美国的盟友最多，武力也最强大，没有一个国家和组织可以在武力上对美国造成威胁。真正使美国害怕的，是无法预料与防范的恐怖主义活动。但恐怖主义对美国从国家整体的危害来说却是很有限的。综合考虑，美国在生存层次上的指数为4。
就要素层次而言，美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其在劳动力成本上显然不具比较优势，而其自然资源是十分丰富的。综合考虑，美国在这一层次上的等级指数为3。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总体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其科研经费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量上讲，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美国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更是使美国得以在世界上横冲直撞的法宝；不但如此，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商业文化的国家，进行商业化、产业化的能力特别强；同时也有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司群……，因此，美国在技术层次和产业层次的等级指数均为5。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几乎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国际机构和组织，其影响力可以说遍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美国在这一层次的等级指数为5。
因此，美国的经济安全度为：
0.1×4+0.15×3+0.2×5+0.25×5+0.3×5＝4.6，
为经济很安全的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