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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或军事领域，各国之间都有着广泛的对话、交往与合作，从深层看，这是文明间的对话。据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文明划分法和享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中的观点，当今世界存在着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和印度文明等几大文明体系，而未来世界各国的对话将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
按内因决定外因的哲学观，一种文明内个体间的对话与团结是加强与外部文明对话、交流的首要条件、基础和后盾。如果一种文明内部的个体间缺乏沟通，不能进行有效交流与合作，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力量，这种缺乏凝聚力的文明在对外交往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久而久之就会衰败，在交往中失去主动性，最终在文明交往中被淘汰。
作为独树一帜的文明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目前面临着一种挑战——向心力与离心力的交战，也就是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内部存在着离心力，而无法达到统一对外。因此，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要加强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开展与外部文明的良好对话，就必须加强自己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本文试从三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一、阿拉伯人的团结与分裂因素
目前，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要加强内部的交流，形成统一的整体，才能在当今世界的文明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作为其文明载体的阿拉伯人要加强向心力、实现真正的内部团结并非易事。为弄清阿拉伯人目前无法实现内部团结的原因，就必须对其兴衰史以及历史上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有一个比较深入全面的了解。
阿拉伯人与阿拉伯民族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历史上，阿拉伯人的出现早于阿拉伯民族的形成。人们习惯把阿拉伯人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而两个时期的阿拉伯人定义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定义阿拉伯人并非像定义蒙古利亚人或印第安人那样，是以人种特征和族类关系等可从外部加以区别、辨认的特征来定义。
1.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
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人的定义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指古代居住在阿拉伯半鸟上的居民，可细分为广义和狭义上的阿拉伯人。广义是指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全部居民，狭义是指居住在半岛中部和北部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即贝都因人。那时的阿拉伯人尚水形成统一的民族，还处在氏族部落阶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组织形式。
当时，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南北阿拉伯人的矛盾，两者在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其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南部是以农耕为主的定居民，北部是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北部的贝都因人常劫掠南部农业区，南部诸王国则不断向北扩张，侵犯贝都因人。与此同时，各部落间的血亲复仇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社会不平下，语言文字不统一，多种宗教信仰进一步加深了氏族部落间的矛盾，增强了他们的狭隘性的排他性，更加缺乏形成统一民族的必要条件——共同心理的一致性。这种南北阿拉伯人间的冲突和争斗，对后来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分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代阿拉伯国家关系中，不难找到这种历史积怨的痕迹。
尽管南北阿拉伯人之间存有着诸多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在经济、贸易上往来。可以说，古代阿拉伯半岛的商贸活动给了南北阿拉伯人对话、合作的机会和基础。蒙昧时期，游牧贝都因人和农耕定居民之间需要进行生活必需品的交换，由此形成了一些古代有名的贸易市场。南北阿拉伯人、不同部落人都到贸易市场来交换他们的物品和举行诗歌比赛，从而使阿拉伯人在语言文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联系、交往频繁起来。游牧民的迁徙性和农耕民的固定性使南北阿拉伯人彼此杂居或聚居成为可能，并由此导向统一。
这一时期，一种共同的生存需要、共同的经贸纽带将阿拉伯人联系了起来，其中，经济贸易起了主导作用，而作为上层建筑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刚崭露头角，尚未起到决定性作用。
2.伊斯兰教后的阿拉伯人
这一时期，阿拉伯人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概念，其标准是文明认同或文明归属。哈佛大学教授吉布认为，阿拉伯人的定义是“那些把穆罕默德传授的使命和阿拉伯王国的功绩看作历史的中心，并把阿拉伯语和它的文明遗产看成是他们共同财产的人，都是阿拉伯人”（注：伯纳·路易：《历史上的阿拉伯人》，马肇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与此相反的是，有一部分阿拉伯学者认为，阿拉伯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明实体。米里特·布鲁斯特·加利称“阿拉伯共同体是一个包括所有讲阿拉伯语诸民族的共同文明实体。……泛阿拉伯主义不能抹去这些民族中每一个民族的特征和特点，然而它是所有这些民族共同文明的一部分”（注：米里特·布鲁斯特·加利：《埃及人的觉醒》，载《中东季刊》第32卷，1978年版，第70页。）。对阿拉伯人或阿拉伯民族的普遍理解是“讲阿拉伯语，信伊斯兰教的人”，两者缺一不可。此时的阿拉伯人与阿拉伯民族的概念划分标准大体等同，两者都是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载体而存在，是对话交往的主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如何加强阿拉伯人之间的向心力、减小离心力，必须要在语言、宗教信仰和经贸交往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二、阿拉伯民族内部的团结、分裂因素
伊斯兰兴起后，阿拉伯人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信仰惟一的神“安拉”。这种一神教的统一性打破了氏族部落和各小酋长国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地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新的阿拉伯政治关系从此建立和发展起来，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阿拉伯部落主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由各种方言融合而成的古莱什方言随着宗教的统一而统一，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迅速成为通用的大众性语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阿拉伯标准语成了书写《古兰经》的文字。而语言的统一进一步加强了伊斯兰教的凝聚力，阿拉伯语与《古兰经》相辅相成，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两根支柱。在此基础上，阿拉伯人渐渐产生了一种以共同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认同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阿拉伯民族就此形成。
历史上，阿拉伯语对于加强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民族的凝聚力起到了非常积极和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阿拉伯民族加强向心力的黏全剂。公元700年，倭马亚朝等五任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颁布命令，规定阿拉伯语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官方语，命令帝国一切官方机构的公务和行文均用阿拉伯语，取代原使用的希腊语、巴列维语（古波斯语）和科普特语。公元706年，埃及总督阿卜杜拉·本·麦尔旺也颁布法令，规定阿拉伯语为埃及的官方语，取代希腊语和科普特语。此外，在沙姆地区和两河流域也都进行着同样的过程。
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降世语言，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它对穆斯林具有无比的神圣性。因此，皈依伊斯兰教后，逐渐融入阿拉伯民族的穆斯林理解背诵《古兰经》、履行宗教礼仪等都必须使用阿拉伯语。此外，穆斯林认为学习和通晓阿拉伯语是接近真主、联系真主的桥梁和纽带，他们在学习和使用阿拉伯语的过程中无意识地维护着阿拉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着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于是，发源于阿拉伯半岛、最初只是阿拉比亚人（阿拉伯人）使用的阿拉伯语，后来成为加强整个阿拉伯民族向心力的强大武器。
虽然阿拉伯民族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但民族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如伊斯兰教初期的辅士和迁士间的摩擦、两大圣地间的冲突、争夺哈里发职位的明争暗斗等都体现了这一点。随着伊斯兰征服运动的发展，阿拉伯人的地域越来越广，这促成了一个崭新民族的崛起，但地域的广阔也增加了日后阿拉伯民族走向分裂的概率。另外，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统一旗帜下的多元化文明趋势，如撒丁岛文明、安达卢西亚文明、埃及文明等也加深了阿拉伯民族内部的离心力。
到阿拔斯朝时期，阿拉伯世界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阿拉伯帝国内形成了许多独立的王国和地区，游离于帝国的统治之外。历史上，阿拉伯帝国真正实现统一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阿拉伯帝国的分裂和各地王国的崛起，为近代地方主义的兴起埋下了种子。最严重的是近代的西方殖民统治进一步隔断了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系，加深了阿拉伯民族的分裂，最终产生了众多阿拉伯国家。地方主义的实质是国家至上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反对的，他们盼望阿拉伯民族能够统一，反对阿拉伯国家将本国利益置于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上。但是，阿拉伯各国“地方主义”的盛行却难以避免，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在一块土地上生存和奋斗，必然要把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
要使当今20多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实现阿拉伯民族的重新统一，实际上有难度，但从历史渊源出发，以现实为基点，加强阿拉伯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则是可以实现的。其主要手段之一是要以共同的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为基础，通过发展经济、贸易等来唤醒和培养阿拉伯民族意识，达到增强阿拉伯民族的向心力、减少其离心力之目的。
三、伊斯兰教内部的凝聚力与分裂因素
先知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以伊斯兰教为思想纽带，致力于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伊斯兰教强调一神信仰，称“穆斯林皆兄弟，人人平等”，力图使大家在惟一的精神核心下走向统一。穆罕默德还常以“统一”“不要分裂”谆谆教导其弟子。《古兰经》多处都提到这一点：如“你们的这个民族，确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崇拜我(21-92)”。
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摒弃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建立了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乌里玛”（穆斯林社团）。这一时期，由于半岛地区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人们都盼望能有一个统一安定的和平局面，结束动荡不安的历史。因此，伊斯兰教的出现和阿拉伯民族统一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和潮流。另一方面，新兴的伊斯兰教有着巨大吸引力，其教义、教规符合当时当地广大人民的利益，加上先知穆罕默德的智慧及其个人魅力，将阿拉伯人凝聚起来，亲如兄弟，团结如一家。
1.教派纷争
宗教内部出现各种派别是世界各大宗教的基本现象，伊斯兰教也不例外。随着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和伊斯兰教的迅速发展，在伊斯兰教内出现各种派别在所难免。穆斯林宗教理想的同一性虽有共同的信仰作基础，共同的宗教感情作纽带，共同的宗教制度作保障，但它仍受到个体利益的冲突、民族文明背景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众多教派的局面，伊斯兰教内部的离心力有所体现。伊斯兰教的团结性、统一性只有在同其他宗教的接触时才会体现出来，而在表面上统一的伊斯兰教内部，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伊斯兰教内部不团结的最明显现象是众多教派间的纷争。奥斯曼帝国后期，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几股力量不惜大动干戈，最终引发伊斯兰教史上的第一次内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派别集团。四大哈里发时期虽被看作是伊斯兰教史上的黄金时期，但教派纷争和穆斯林社团的分裂也正是始自这一时期。
伊斯兰教最初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是因哈里发继承问题而产生的，起初是政治性的，随后才具有神学意义，并衍生出其他神学派别。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各门宗教学说的不断扩展、深入，在教派纷争的基础上又形成各派别内部的教义学派、教法学派等，形成教中有派、派中有派的纷繁错综局面。其原因，除上述争夺正统哈里发的位置和伊玛目职位外，还有以下两个：
其一，信仰伊斯兰教是共同的，天经也只一部，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信仰的理解和实践则有明显差异。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和年代的先后，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尤其是对《古兰经》某些方面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体现宗教行为规范的伊斯兰教法，其实际约束力也因派别而有异。
其二，伊斯兰教教派的产生本是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而教派的出现又加深了政治势力的矛盾冲突。哈里发帝国的统治阶层对教派的干预具有偏袒性，他们扶植、利用某些教派，压制和迫害另一些教派，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各教派的争斗。
2.苏菲神秘主义
此外，制度化的伊斯兰教同苏菲神秘主义信仰存在着差异。“历史上穆斯林社团对宗教信仰的认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强调尊经崇圣、遵从教法，靠宗教制度来保障和协调信教民众的宗教生活，后人称之为制度化的伊斯兰教；二是不重视宗教制度，而强调宗教信仰的内在精神，倾向于对宗教教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主义的解释，称为苏菲神秘主义信仰。”（注：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很自然地滋生出神秘主义的思潮和运动。“穆斯林的神秘主义，是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理性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从心理学上来说，苏菲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对于神和宗教的真理，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获得亲自的直接的亲近和更亲切的经验。”（注：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第541页。）
严格地说，苏菲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教派，最初，它是一部分虔信者对帝国内部的杀戮、奢侈和世俗化倾向不满而产生的神秘主义思潮，是对帝国非伊斯兰行为的消极抗议。苏菲派虽然只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权，但它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完善后，影响广泛，加深了伊斯兰教内部的裂痕。
19世纪后，在伊斯兰教传统派别的基础上，从内部兴起的新派别有伊朗的巴哈教派、北美地区认同伊斯兰教的美国黑人中兴起的“伊斯兰民族”宗教团体。这两个教派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一部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伊斯兰教内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紧密地交织一起，要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个整体，一致对外，就必须找到加强向心力、减少离心力的办法与措施。看来，首先要加强阿拉伯语的统一、发挥伊斯兰教信主惟一的一致性、以历史上的辉煌等作为感召力，在此基础上，加强阿拉伯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来激发阿拉伯人的向心力，实现以一个整体一致对外的目的。
综上所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受到来自内部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争斗的挑战，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要得到复兴和长足发展，继续生存乃至弘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