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战结束后的中期政治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束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战结束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在79天内投入1000多架飞机，为“人道主义”目的出动2.5 万架次，投放2.3万枚火箭和炸弹，迫使一个1000 万人口的小国放弃了抵抗。现在可以进行一次中期总结了，但是进一步的发展过程还看不清，前景是十分捉摸不定的。
空战是全面的，对于北约军方来说它是“干净”的。它做到了使自己一方的人员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损失了一些飞机，包括至少7 架德国“雄蜂”式战斗机。但准确的损失数字很难了解。消耗的炸弹、各种各样的军火以及燃料是大量的（每天约需1亿美元）。 比尔·克林顿提出60亿美元追加军事预算时，美国国会立即批准并把数额加了一倍。军火工业获得了工作和利润。但是对于南斯拉夫来说，这是一场肮脏的战争。“英勇的”驾驶员从5000米高空投掷炸弹，因此目标精确性不很大。他们是怕死吗？起初北约声称轰炸仅限于军事目标。但即使在那时，“误炸”已经很多，而有关的解释多半是不可信的。德国基民盟政治家、国会议员维利·温默尔认为，向中国大使馆施放的导弹也很难说是误炸。人们可以把它们理解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的信息：中国应当退出这一冲突。
后来主要是攻击和摧毁非军事目标。提出的理由是：由于米洛舍维奇没有改变看法，必须加强对（非军事）居民的压力，促使他们去推翻米洛舍维奇。这一打算也未能实现，不如说结果适得其反，促成了反对野蛮侵略者的民族团结。克林顿要求“毫不留情地”继续进行轰炸，直到贝尔格莱德“让步”并接受北约的全部条件为止。于是列车、桥梁、自来水厂和发电厂，汽车工厂、铁路、医院、住宅区、化学工厂、油库被摧毁了。炸弹也“偶然地”落在索菲亚和匈牙利。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却称赞这是“历史上最准确的一次空战。”
如果他说得对，那么许多死了的平民百姓，被炸毁的非军事目标以及对中国大使馆的彻底毁坏就是故意造成的，这场全面的“人道主义”战争的野蛮性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说得不对，那么美国军火工业的产品尽管昂贵，却不是像广告所说的那样优良了。
在战争过程中，反对塞尔维亚的宣传愈来愈刺耳，战争的目的也改变了。战争是一次集体的犯罪，而现代士兵除此之外还犯有个人罪行——在战线的两边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的媒体几乎仅仅报道敌方的罪行以及难民对此所作的无法核实的报告。政治宣传运动的最高潮是海牙战犯法庭对米洛舍维奇提出的控告。煽动仇恨的宣传是最高当局分配的任务：“克林顿说这是为争取更加安全的世界和民主价值而取得的一次成功。……克林顿的亲信常常引用他的话说，如果北约曾能展示阿尔巴尼亚人被捆绑在一起活活烧死的图景，那么舆论就会一律了。”
克林顿和他的应声虫沙尔平（德国国防部长）声称，只要米洛舍维奇还当总统，南斯拉夫的重新建设就得不到援助。由此可见，北约不仅将“解放”科索沃，而且要积极干预南斯拉夫的内政，要告诉那里的居民应当选谁当“他们的”总统。与绿党接近的亨利希·伯尔基金会最近召开了一次支持“南斯拉夫反对派政治家”的研讨会。约希卡·费舍在会上敦促这些政治家进行合作来反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由此可见，红绿联合政府会积极干涉南斯拉夫内政。德国资产阶级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局部目标中的一个：摧毁了南斯拉夫。对此他们是在铁托死后以一切手段和愈来愈大的劲头全力以赴的。
南斯拉夫长期存在种族紧张关系。铁托领导下的共产党人与这种紧张关系进行了斗争，向国内的所有民族提出了共同的建设目标。德国资产阶级所做的恰恰相反：1961年科索沃居民中非阿尔巴尼亚人占32.8%，1981年只有14.7%。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压力迫使一半以上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离开了。几届波恩政府是战争的开路先锋，不仅如此，这届“新”政府还要对冲突本身及其物质后果直接负责。根据北大西洋公约、德国的基本法和德国政府过去所作的一切承诺，它本来是必须声明不参加战争的。如果没有德国在许多方面的协同动作——例如，提供轰炸机驾驶员、机场、美国飞机的后勤服务，华盛顿要发动战争就必须三思而行。
通过这次战争，德国资本主义的一次较长的发展达到了自己所期望的目的，新的一章开始了。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吧！在不可战胜的德国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以后，我们的老爷们承诺永远不打算重新武装，战胜国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后来一步一步地在这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扩充了军备，在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南美，由德国的公司和专家建立了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工厂，还提供了武器装备让克罗地亚人打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打库尔德人，让科索沃解放军反对残存的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人镇压本国共产党人和作为少数民族的中国人。后来又向外国派遣联邦军队，从索马里钻井队开始，最后是对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轰炸。联邦德国的军人就这样重操旧业了。这条已经正常化的道路的尽头将是什么？德国军国主义的血迹使我们吃惊！
德国资本主义已从1945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重新追求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它的口号是：分而治之！使德国与许多小国接壤。这将使经济的支配剥削和政治控制更加容易，也无须投入大规模军事力量，可以把这节省下来，留着对付根本不听话的对手。
计划好的并且已开始进行的联邦军队的结构改革也表明同样的方向：建立备有专用后勤设施的紧急派遣部队，使远距离派遣军队——远远超出北大西洋公约地区——成为可能，也把这列入了计划。这是符合美国资产阶级的世界政治和战略思想的。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怀恩贝格已宣布了他的国家在中亚产油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此外还有这一自己委派的任务和自封的权利：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到处贯彻“普遍人权”、（利润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1973年在智利做到了。但是美帝国主义在古巴和越南遇到了捍卫自身社会解放、同时也捍卫本民族独立的工人和农民的顽强抵抗，碰了钉子。对南斯拉夫的胜利引起的狂喜可能对华盛顿起误导作用，使它提出新的世界政治要求，进行新的冒险。
美国加强军备，北约东扩（这是违背1989—1990年的一些协议的），日本与美国协调一致的扩充军备并且在东亚承担进一步的（反对中国的）“责任”，台湾加速扩充军备，美国军队重返菲律宾，这些都不是和平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也要加强军备。
决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害怕美国的干涉主义。美洲国家组织6月9日的全体会议“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在美洲的‘友好国家’的‘民主受到威胁’时可以进行干涉的提案。许多国家的代表把这一提案说成是‘隐蔽的美国干涉主义’”。
巴尔干轰炸战暂时结束后，由于胜利者骄横自大，又出现了新的磨擦面。起初“和平天使”约希卡·费舍需要俄国的帮助，自诩已使俄国“上了同一条船”。但是后来科索沃被分成5个区， 各由一个占领国管理（美、英、法、德、意），俄国人被赶下船了。莫斯科的回答是惊人的（估计获得了贝尔格莱德的同意）。一支俄国先遣部队抢在英国士兵之前到达普列斯蒂纳机场，而英国将军迈克尔·杰克逊本来是准备在机场设立他的司令部的。尽管俄国经济处于低谷，也不断发生政治危机，但是人们不能把它当作三等国家对待。俄国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占领军和本地人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准军事宣传队的大获全胜的成员报道了德国先遣部队受到居民的鲜花欢迎。但是也已经有关于“塞尔维亚人放冷枪”和第一批死亡者的报道。这非常像德意志帝国关于1914年8月反对德国占领比利时的法国志愿军的报道，当时是下令对他们“严惩不贷”的。
北大西洋公约列强对待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则更加骄横。它们通过自我授权绕过了安理会，把它排斥在外，尽管它们是以所谓国际共同体的名义进行这场战争的。然后它们勉勉强强地向中国通报了它们的“和平协议”，想争取后者在安理会投票赞成协议。重新启动联合国是俄国和南斯拉夫提出来的条件之一。中国曾明确地表示反对这场战争，但是在其他方面采取克制态度。这是因为，正如中国谚语所说的，远水救不了近火。中国在安理会投弃权票之前做到了使决议增加了一个补充条款，强调安理会的头等重要的责任。这样一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看到今后采取暴力措施的绿灯，这是对这次北约战争的一次有礼貌的谴责。
关于所有国家的、包括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居民需要承担的物质方面的后果，本文不拟多谈。一部分难民还不得不长期呆在难民营里，因为作战双方都已使科索沃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宜居住了。美国声称每天的恐怖轰炸要耗费1亿美元。破坏后重新建设的费用要比这大好几倍， 这笔钱又要由劳动者——包括在业的、失业的和退休的——来支付。联邦军队迄今作出的预算是：1999年科索沃驻军需12.5亿马克，2000年需19.8亿马克。节俭的新财政部长汉斯·艾歇尔准备不折不扣地提供这笔款项，毫无怨言，而为此他目前还在与劳动部长瓦尔特·里斯特一同计划在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上节省将近130亿马克。
科索沃的德国占领区至少将维持3年。 对重建费用的估计差别很大，最高的是1800亿马克。红绿联合政府犯下了三重罪行。它作为北大西洋公约行动的共同负责者把德国宪法当作一纸空文弃置不顾。它破坏了禁止攻击成员国的联合国宪章。它欺骗了相信它们的选举谎言的选民。这些罪行是得到联盟党和自民党这些“反对派政党”同意的。
68年一代的若干成员进行了“通过各种制度机构的长征”，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找到了终点。政府成员“行使权力”并且感到满意，但这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权力。他们自己提出的“塑造（社会）”的要求已荡然无存。科尔、朔依伯勒和吕勒对这种外交和战争政策是赞同的，在联邦议会上赞不绝口。甚至很大一部分绿党和社会民主党方面的批评家也屈服于“保持权力”，（参与执政）的逻辑，把批评的音量降低到零点。仆人是很喜欢晚上在酒吧间唱自由之歌的，这会促进消化力，使饮料的味道更浓。
罗莎·卢森堡对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显然始终仍有现实意义，值得人们深思。这对于法国社会党人和改用民主主义名称的意大利前共产党人也是适用的。他们的原则还留下什么呢？他们的行动和1914年7月—8月的改良主义者一样。
美国和许多国家的反军国主义左派都发表了意见。媒体对他们的多次抗议行动完全或几乎完全保持缄默。迫切需要加强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媒体以及进行国际信息交流。具有民主潜力的自由工会的领导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在推行战争政策时并没有获得它们的成员的授权，对于绿党来说这一点更加明显。但只要抗议还是分散的、不坚决的，而且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斯巴达克联盟那样逐渐形成的政治领导力量，那么这些工会和政党的领导就几乎不会有所顾忌。从前的激烈的和平运动分子转入主战派阵营，这使和平运动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还有这样的责备：谁反对巴尔干战争，谁就是反美的，是同意米洛舍维奇或塞尔维亚人的罪行的。这两点责备都带有很大的蛊惑性。社会主义者反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就像在越南战争时一样）并且知道在美国也有左派的抗议，这种抗议也许比那时弱一些，但主要是比那时更少得到公开报道。我们与这种社会主义抗议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反对战争，决不赞同米洛舍维奇的狭隘民族主义政策。1914—1918年德意志帝国在进行战争时自称是反对俄国沙皇专制和那里的压迫的。这种玩弄标签的欺骗行为足以使右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全力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不会受这种“论证”影响或者迷惑。在齐美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上，德国、俄国、塞尔维亚和其他继续保持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结成了共同的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阵线。1916年5月1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同志们在柏林波茨坦广场示威时提出的口号是：敌人在本国。打倒战争！打倒政府！
今天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也应当是这样的。我们不参加煽动仇恨的宣传，而是力图在巴尔干的各民族的劳动者之间建立桥梁和达到谅解。如果他们能像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时代那样合作，他们就能摆脱新的5国或6国的占领。北约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创造了新的问题。对此必须继续进行批评，并且用所有劳动者互相谅解的国际政策来加以补充。
本文是作者为本刊写的专稿，后发表在德国《社会主义》杂志1999年第7—8期，但内容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