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英平准基金的运作与中国战时外汇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准论文,战时论文,中国论文,美英论文,外汇管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爆发以后，法币贬值，汇率跌落，国民政府一方面注重安定金融，巩固法币基础，一方面积极寻求外援，稳定中国币值。1941年，中美英共同成立平准基金，是战时中外关系的重要事件，对稳定中国战时外汇价格、取缔外汇黑市、抑制通货膨胀、抵御日本金融货币战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往对平准基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美英之间的谈判及平准基金的成立，对于基金的实际运作论述较少，不够系统和深入，且多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①本文利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珍本和手稿部陈光甫文件和台湾“国史馆”蒋介石档案、财政部档案等，对平准基金的运作和影响作全面论述和深入分析。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美英平准基金的运作
(一)平准基金委员会和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抗战爆发后，国内金融市场陷入剧烈动荡之中，货币投机、资金外流和套购外汇屡屡发生，不仅使国民政府外汇储备日趋减少，法币汇率不断贬值，而且也扰乱了金融，不利于经济平稳运行。
为了稳定货币，国民政府设立国币平准汇兑基金，简称平准基金(Currency Stabilization Fund)，当外汇汇率持续上升，本币汇率持续下跌时，就通过平准基金在外汇市场上卖出外汇，买进本币；反之则卖出本币，买入外汇，以此维持汇价。开始，基金的主要部分是中国自有的外汇储备，但很快就几乎耗尽，法币的汇价越来越低落，国民政府只得向英美求援。1939年3月，英国与中国各出资500万英镑，组成法币平准基金，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汇率。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扬，加上日伪方面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以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使平准基金不敷应付，中国只得分别向美国和英国探究成立新平准基金的可能性。②
经过艰苦谈判，1941年4月，中美、中英签订新平准基金协定，规定由中国拨出美金2 000万元，美国提供美金5 000万元，英国出资500万英镑(约合2 000万美元)，建立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Stabilization Board of China)。委员会由中、美、英三方人员组成，便于三国统一管理平准基金，进行货币与金融合作。中方委员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美方委员为美国关税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福克斯(A.Manuel Fox)，英方委员是英国驻华大使馆原财政顾问霍伯器(Edmund L.Hall—Patch)，陈光甫被国民政府指定为主席。经中方要求，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总会设于重庆，另在香港、上海设分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实际工作地点主要在香港)。1941年8月，平准基金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标志其正式成立。
除了成立平准基金，国民政府还于9月15日成立外汇管理委员会(Exchange Control Commission)，以强化外汇行政管理。外汇管理委员会由财政部、四联总处和中央银行主管，孔祥熙任委员长，陈光甫也是委员之一，以加强平准基金和外汇管理委员会的联络。外汇管理委员会具有管理外汇、吸收侨汇、收集金银、支配国外借款，以及出口货物结汇和处理封存资金等职能，与平准基金委员会是平行联系的机关。二者的功能有一些重合，但外汇管理委员会只能管理国统区国民政府的外汇交易和中国银行的业务；而平准会在国统区和敌占区都可以加强外汇控制，主要针对在外国租界或海外的中国银行，以及外国在华银行。经商定，双方在11月1日达成协议，明确了各自的职权划分：凡商业用途(包括私人用途)所需之外汇，悉由平准基金委员会审核出售；凡政府机关(包括政府企业)所需外汇，均由外汇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核，通知中央银行照售，再由中央银行向平准基金委员会如数补进；除中美、中英合约所规定基金数额外，上海出口外汇及后方出口结汇，均划归平准基金委员会支配；平准基金委员会出售外汇之数额及资金收支状况，须按时报告外汇管理委员会。③
(二)平准基金委员会面临的困难
平准基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运作地点问题。平准基金主要针对的是上海市场，但由于上海已被日本占领，平准基金无法在上海建立办事处；而如果在重庆组建机构，又面临通讯联络困难；最后只有以重庆为名义上的总会所在地，而选择香港为主要办公地点。至于上海方面，美、英政府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作了必要的安排，以防止日本对平准基金委员会活动的干涉，并指定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的史密斯(Horace Smith)和英国大使馆的卡塞尔(W.C.Cassels)为联络官，以确保通讯秘密，处理当地的麻烦，上海的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则协助委员会工作。④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平准基金委员会开始进行其独特而又艰难的工作——从遥远的香港指挥上海的外汇和贸易控制。遥控指挥的货币战，就成为平准基金运作的突出特点。
平准基金遇到的另一个困境，是上海的特殊性。上海被日本占据，但公共租界仍然保留在英美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这种国际的复杂性造就出完全自由的货币市场以及自由的进口政策。因此，委员会发现，要对如此复杂的外汇和贸易自由市场进行管理，很难找到合适的手段。
在1939年中英平准基金运行过程中，外国在华银行参与套汇的现象非常严重。1941年中美英平准基金会开始工作之初，与上海经营外汇业务的各银行关系也不太融洽，许多银行家和商人对基金会的活动抱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由美国和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这些抗拒变为服从。⑤当然，委员会对轴心国的银行家和商人无能为力。
由于各方政治权力和各国银行及商人的存在，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平准基金会，想在上海加强外汇和贸易统制都十分困难，平准基金会必须不断寻求与各方面的合作，以消除货币黑市，管理外汇和贸易。
(三)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平准基金委员会成立以后，工作十分繁忙，基金会派委员前往各地，调查各地财政、金融、贸易情况，并在上海实施汇兑许可制，令银行停止以法币黑市价格出售外汇，同时还研究香港冻结法币存款情况，制定和实施新的外汇管理办法，协调基金会与银行的关系，并为国民政府提供外汇金融数据。
1.冻结外汇资金
平准基金的建立，必须要和冻结外汇资金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效力。如果国内外市场上存在着大量游资继续套购外汇，平准基金拿出来的外汇，很快又会被套空，流到黑市上去，而日本则可以从黑市购买中国外汇，再用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军用物资。此外，当时国内资金外逃现象很严重，中央银行的外汇余额日益减少，国人私存的资金和套购出来的外汇，很多被转移到外国的银行中，中国政府无法控制。
1941年7月26日，为了打击日本支持侵略战争及发动经济战的能力，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金。同时，美国财政部同意中国的请求，封存中国人在美、中境内美国开设的银行中的私人资金，遏制套汇资金的来源。被冻结资金的范围包括金银现款、银行存款、信用及有价证券等。英国也采取平行政策冻结中日在英资金。
冻结中国在英美私人资金，使私存外汇难以流动，不仅对黑市外汇的来源有所限制，而且也使套购的外汇不易外逃。这一措施配合中美英平准基金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市场的套汇风潮，遏止了中国资金外流，打击了外汇投机。⑥
2.研究制定官方汇率
稳定法币汇价，首先必须制定出合理的法币汇率。1939年中英平准基金实施过程中，法币价值有些高估(法币100元合8.25便士或16.0625美元)，中英平准基金为维持此汇价，只能在公开市场上抛售更多外汇，不到三个月，基金已售出总额的2/3。国民政府美籍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在给孔祥熙的备忘录中即指出，法币汇率高估，便宜了海外游资和套汇投机分子，投机商及日伪拿着伪币或已经贬值的法币申购外汇，导致大量外汇被套走；法币估值过高，会导致出口减少、进口过剩和国际收支逆差，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因此，这个错误的高估值应当予以调节和更正。⑦
此外，当时中国实施的是可调控汇率制度，完全由公开市场支配，国内的价格水平、外汇黑市等因素对汇率的影响十分显著，法币汇率按照市场起伏波动，易造成汇率混乱。⑧平准基金会需要找出合理的汇率作为官方汇价，并将其稳定下来。
1941年8月18日，平准基金会宣布官价汇率为法币1元合美金5又5/16美分(即每美元合法币18.82元)、英镑3又5/32便士(即每英镑合法币76.04元)。⑨8月16日，外汇市场闭市价格为美汇4美元又5/16、英汇2便士又3/4，可见，官方汇率约高于市场汇率10％。⑩考虑到外汇黑市的存在，平准基金会制定的这个汇率，实际上是整个7月的平均汇率。
3.满足合法外汇需求
抗战时期，中国对外汇的需求相当大，特别是上海。据平准基金的调查报告分析：“厂商以前对煤、棉、粮食可以用法币在当地或邻区取得，而现在却要用外汇了。上海工部局以前对外汇仅有间接的需要，而现在对米、煤，以及职工退职金，等等，均需要外汇了。”(11)因此，平准基金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支付上海的外汇申请：(1)为上海工业提供进口原料所需的外汇，以保证重要的纺织工业和其他中国主要工业的运转，向自由中国供应日用必需品；(2)上海许多产业投资于英美，供应外汇维持它们符合英美利益；(3)供应外汇给那些进口原料但出口产品的厂商，可以间接地节省委员会的外汇资源；(4)提供外汇给重要的日用品，包括大米、棉花、小麦或面粉，以保障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在上海外国租界的居民的生存。(12)
委员会要求上海各行业贸易或工业协会的代表，就其对外汇的需求和分配达成协议，然后到香港向委员会提出申请，并进行商议。委员会请贸易专家进行详细研究和调查，提出建议，最后做出决定。到1941年11月底时，委员会向面粉、小麦、碱、苛性钠、木质纸浆、糖浆、摩托车、烟草和木材分配了外汇配额。此外，进口棉花、羊毛、黄麻、糖、纸、药物和淀粉等产品所需的外汇也在计划安排中。据陈光甫报告，截至1941年11月22日，平准基金支付的外汇总量分别为1 240万美元及174万英镑，其中，超过90％(也就是1 130万美元)的美元外汇是支付给上海和香港的进口申请的。(13)
此外，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也于1941年9月向平准基金委员会提出了外汇请求，基金会同意在以下两方面供应外汇给工部局：(1)进口上海租界居民生存绝对必要的日用品：大米，每月26 000吨；面粉或小麦，每月10万美元；煤，每月110万美元。(2)维持工部局管理机关运转所需的外汇，包括医院的费用。(14)
这些措施取得了相当成效，一直高涨的米、煤和面粉价格大为下降，囤积者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French Municipal Council)起诉，他们囤积的商品被没收，零售价格控制委员会在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支持下建立起来，该委员会对所有进口食品和药品规定最高限价，过去不遵守定价的黑市也被委员会固定价格。(15)一时间，曾经快要完全失控的上海商品市场，重新恢复秩序，上海黑市的外汇价格，也随之有很大回落。
4.建立外汇管理制度
各方面的合法外汇需求应当满足，但如果采取1939年平准基金公开抛售外汇的办法，就会造成大量外汇及物资的外流，而且等于听凭投机家和日伪尽情掠取外汇，因此必须建立制度，对外汇申请进行审理。
当时，上海外汇黑市仍在自由活动，进口商需要外汇，而出口商把他们的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再转手以黑市价卖给进口商。此外，外国银行也缺乏与平准基金的合作，他们不考虑其政府的意愿，只顾着自己从中渔利。(16)
1941年8月平准会成立后，福克斯立即前往上海，寻求外国银行的合作。他告诉进口商们，过分的外汇要求将迫使中国政府关闭在上海的商店。他在上海的美国人俱乐部发表严厉讲话，批评了他们的错误做法和违法行为，这使他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很不受欢迎。(17)
福克斯于9月初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寻求支持。9月6日，美国和英国财政部要求他们在远东的银行，与平准基金委员会进行全面合作。9月8日，在香港和上海的美国和英国银行，表示同意按照平准基金会制定的官方汇率进行合法的交易，这使黑市交易得到某种程度的削减。(18)
9月，平准基金委员会颁布《供给商业外汇办法》，规定自1941年9月15日起，凡经美国和英国财政部特许之银行，供给输入自由中国之准许进口商品，所需美元和英镑，基金会分别按美金5元又11/32，英金3便士又3/16的汇率，以现售方式授予之。进口商所需美元或英镑外汇，应向特许银行填具申请书，由各银行负责查明申请书填报事项，详尽核实，分别转送重庆平准会总办事处，或自由中国境内各地平准会特定之代理机构。为便利输入不在禁止进口之列的小额商品，平准会授权各银行出售小额外汇，每次不得超过2千美金。(19)与1939年中英平准基金无限制抛售外汇的运作手法相比，1941年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在外汇申购手续和管理办法方面严格很多。
最初，上海有9家银行获准供给正当商业所需的外汇，即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银行，美国的花旗、大通银行，以及中国的四家官办银行(中国、中央、交通、农民)，以后又增加了东方汇理等5家银行，代理申请结汇的业务。后经财政部批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7家银行，也可以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洽，代理客户申请外汇。这些银行起到了进口商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中介作用，在维持汇市稳定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20)
5.加强外汇统制，取缔黑市
1941年9月8日，平准基金委员会电令上海外商银行停止黑市汇率挂牌，改由平准基金会规定“优越价格”供汇。10月1日，财政部下令取消中央银行的商业汇率，这意味着以后就只有一种官方汇率。(21)这些措施的意图在于抑制套汇、取消外汇黑市。
然而，上海的情况并没有按照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构想发展。“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出售小额外汇就可以紧缩市场，从而抑制自由市场汇率的大跌，可是实际情况是没过多久，官方汇率和自由市场的汇率就相去甚远。”(22)据四联总处调查，“自沪外商银行停供黑市外汇后，金价即高涨，汇价缩短，13日竟涨至空前之高价，现金自10 100元飞升至11 200元，美票自28元7角涨至33元7角”。(23)10月13日至18日一周的交易日里，外汇市场风潮迅速扩大，“黄金逐日暴涨千余元，周末已冲出18 000元大关，棉纱日日涨停板，周末已高至2 500余元”。(24)面对美汇大涨、国币低落的局面，上海金融业对平准基金委员会提出批评：“自美国宣告冻结中日资金，平准会出而管理汇市，究其初衷，当不外由稳定汇价进而安定民生，舍此该会实别无存在价值。但目睹今之物价涨风，汹汹之势，将置小民于死地，该会于建立之始，所欲竭意避免者，非即今日所见者耶，则其未能完成使命，自无可讳言”。(25)
由于外汇管理办法不甚完备，中外奸商、敌伪银行投机取巧，致使黑市外汇转趋猖獗，中国政府经与英、美政府协商，决定彻底管理外汇市场，1941年11月12日，中国政府宣布与英、美商定新的外汇管理办法：“凡由我国任何地区运往英美售换外汇之货物，必须将其所得外汇售给平准会，英美始准入口，倘不能提出业已将外汇售给平准会之证明时，即不许入口。反之，凡在我国之中外商人，如向英美订购货物，其应付之货价外汇，必须能证明系由平准会核准使用者，方能购货输出，否则即不准出口”。此项办法的用意在于，“一方面使所有我国出口货所得之外汇，均集中于平准会，消灭黑市外汇之来源；一方面使进口货所需之外汇，均需经由平准会核付，凡私存外汇者，将无法用以订购货物”。新办法实施了半个月就很快见到成效，外汇黑市渐趋稳定，由最高时法币40余元换购美金1元，逐步跌至11月26日法币27元换购美金1元，情形大为好转。(26)
新的外汇管理方法出台后，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外汇管理制度：(1)只准特许银行经营外汇业务；(2)银行只能代客向平准基金会申请结汇，而不能要求平准会一定供给；(3)平准会公布准许结汇进口清单及限额，并全权决定是否结汇；(4)各银行必须按法定汇价结汇，每周将情况密报平准会，并负责注意向平准会申请之外汇是否用于合法商业；(5)商人自特许银行取得外汇时，应将所有出口汇票收入售予银行；商人向银行结购外汇以前，必先取得船位，并将出口手续办妥，所得之外汇，倘未用于原定用途，应一律照购进汇率，归还平准会。(27)这些规定将购汇、售汇、结汇等权力收归平准基金委员会，迫使银行退出外汇黑市交易，约束进出口商从事合法贸易，从而稳定官方汇价，消减外汇黑市。
在外汇黑市猖獗时，华侨汇款多进入黑市，以获取较高汇价。为集中华侨汇款，中国政府也商得英、美政府同意，规定中国在英、美侨商汇款回国，必须经由中国中央银行的委托代理银行办理，在国内按照平准基金会的定价折付法币，其外汇由中央银行收入。这样，华侨汇款可以集中于中央银行，敌伪方面无法直接套取，流入黑市的侨汇也与日俱减。(28)
在上海存在外汇黑市的同时，香港却存在着法币黑市。香港位于粤汉铁路的一端，是重要的军需品及民用物资出纳口，由于进出口贸易频繁，致使大量法币流向香港，而上海与香港的汇率又有一定差距，在港法币自然趋于投机，香港法币黑市就此产生。最初，当英、美封存中国外汇基金时，香港政府曾下令封存法币存款，由中国银行一家收付法币，但这给中国商民赴港办货带来很多不便，香港政府遂重新放松管理办法。上海商民乃乘机私运法币现钞赴港，套购英美外汇，致使黑市交易盛行，妨碍中国管理外汇。1941年10月，孔祥熙派财政部次长顾翊群赴港，会同平准基金会各委员，与香港政府商洽，于11月6日颁布国防金融补充条例，规定“以后非经香港政府特许，不得向港输入或由港输出国币现钞，指定平准会核定之二十六家中外银行按照规定之汇价，经营对我国各地之汇款”；并规定“凡商号持有国币现钞三万以上、个人五千以上者，均需申请登记，逐月转换登记证，以便查核；其未经登记者，一律不准存留逾额之法币”。此项条例于11月14日开始实行，结果还算圆满，三管齐下，香港法币黑市转趋稳定。(29)
平准基金委员会打击外汇黑市、维持法币汇率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其消耗也是巨大的。据杨格统计，从1941年8月18日到12月1日，平准基金会共售出1 570万美元及211万英镑，总计约2 300万美元，(30)换句话说，三个半月以来，平准基金每月的消耗在650万美元。对此，福克斯很不满意，他认为基金的支出应保持在每月500万美元以下。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平准基金会的工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平准基金会被迫撤离香港，迁往重庆。与此同时，上海外国租界也被日军占领，中国丢掉了最大的商品贸易及外汇市场，中、中、交、农四家银行的总行被迫内迁，国民政府对上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更趋下降，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外汇以回收法币的政策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货币资本市场带来根本性变化，货币管理的中心任务已不是外汇汇率问题，而是国统区日益严峻的物资进口、外汇平衡和通货膨胀问题。当平准基金委员会在重庆重新组建后，平准基金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改为紧缩非必需品贸易，限制普通民众财产外流，以减少外汇需求量；另一方面改为加强向国统区提供外汇，以促进必需品输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在上海的外汇买卖，设法隔离并使南洋华侨资产流入粤闽，由政府运用，免为外国银行吸收兑出；同时将外汇中心移至重庆的中国、交通两银行，在重庆、昆明、韶关各地分行，售出外汇于商人及工厂，以法定价格维持法币信用。“凡购办原料机器药品皆有取得外汇可能，一经核准即以‘外汇券’代替‘昃纸’(即支票)向外国购物。”外币买卖重心移至内地城市，法币黑市控制力量由渝方掌握，可以吸收港、沪游资流入内地。(31)
(一)昆明办事处的建立
早在1941年7月底，陈光甫就建议在重庆、昆明、柳州、汉阳设立平准会分支机构。但由于沪港等地平准工作繁忙，直至9月下旬，陈光甫才得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在后方设立平准会办事处事宜。(32)9月底，陈光甫派基金会的美国代表泰勒(W.H.Taylor)和贝祖诒的助手前往昆明，调查那里的经济状况以及建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当时，进口货物主要经过仰光和滇缅公路进入国统区，昆明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平准会选择在昆明建立分会以促进国统区的进口，自然最合适不过。10月22日，昆明办事处成立，由泰勒主持。(33)
昆明分会的建立，受到国统区贸易和工业团体的欢迎，因为该会可以协助它们以官价获得外汇，用于政府准许的进口。只要官方汇率支持下的进口能够持续，货物的价格就有希望稳定下来，而不会像以前那样，价格随着昆明黑市的汇价攀升。
在12月初以前，昆明分会的代表都是打电话咨询在香港的委员会，后被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阻断。陈光甫要求福克斯和平准会秘书长冀朝鼎前往昆明，调查情况，提出工作建议，并增加了昆明分会的职员人数。
福克斯等人于12月17日到达昆明，并逗留至年底，此行的主要成果有：有了可供申请者使用的中英文申请表；建立了银行担保申请者的程序以防止投机；要求申请者提供账目，说明外汇使用的用途，并在货物到达时向委员会报告；运货费补助从400卢比一吨提高到1 200卢比一吨，以便进口商能尽快运输货物；某些申请者滥用外汇于个人需求的行为得到有效的阻止。(34)
平准基金委员会派员驻滇后，开始管理当地外汇市场。抗战爆发后，云南因成为国际物资运进中国的重要通道而对外开放，反映在金融市场上是货币多元化，除法币与滇币以外，还有英、法、美、印、缅、越、港等外币，外汇黑市猖獗。1942年1月，国民政府开始取缔云南境内通行的各国外币，经外汇管理委员会决定，“凡云南境内临近缅甸地带所有中国的税款，此后应当收取法币”。但是由于香港、上海沦陷，鉴于昆明进口商及机关采购活动的需求，平准基金委员会允许在云南境内临近缅甸地区，仍少量通用缅币。(35)
1942年2月底，贝祖诒和霍伯器也访问了昆明，对昆明分会的工作以及云南和缅甸的情况作了全面调查，3月2日，当他们离开时，提交了一份修正外汇授予条例的建议，新条例于3月24日得到采用，昆明分会也改由霍伯器的助手卡塞尔主管。委员会的工作得到极大改进，也大大促进了从缅甸和印度合法进口货物到中国内地。不幸的是，日本很快占领了东南亚各国，并于4月底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的进口贸易基本停顿，昆明办事处的工作也被迫停止。
(二)平准基金会在重庆的工作
1941年11月17日，平准基金会重庆办事处成立，和昆明分会的工作一样，主要是加速处理外汇申请，以促进被批准的进口货物进入自由中国。那些与银行没有联系的小商人，很难事先获得合同和其他文件申请外汇，基金会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外汇，以促进从邻近国家购买合法的、不在禁止名单上的进口货。申请者可以通过当地商会，向指定或特许的银行提交申请，后者再把申请转交给委员会。委员会批准并拨给外汇后，申请者可在两个月内从缅甸进口他们的货物，或者在六个月内从印度进口。(36)
平准基金委员会加强了对外汇的控制。根据1941年10月14日公布的规定，银行有权自行支付小数额的商业进口用外汇，只要每宗交易不超过2 000美金或500英镑。但现在这种做法被终止了，无论数额多少，所有商业用途的外汇申请，都必须提交给委员会做决定。个人外汇需求超过200美元或50英镑的，也必须获得委员会批准后，银行才能售予外汇。(37)这样的外汇管理规定和控制是十分严格的。
昆明和重庆平准基金会分支机构的设立，便利了就地审核大后方人民的外汇需要，有利于增加大后方所需要的物资。依据平准会的报告，平准会对于内地商业及其他外汇的供应，大致以金属及其制品最多，油脂蜡等占第二位，个人需要占第三位，棉及其制品占第四位。自1942年1月至平准会1944年3月撤销时止，基金会共计付出美金790万元，英金210万镑，港币176万元。(38)从总体而言，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相比，这一时期外汇供给数额减少很多。
(三)平准基金会的危机和结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和香港沦陷，中国对外贸易受到极大限制，相应的外汇审核和供应需求量锐减，缩减了平准基金会的活动，降低了它的重要性，中美英三方对其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分歧。尽管平准基金这样的国际货币机构，在密切中美英财政金融合作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个潜能始终未被开发出来。重庆国民政府内的许多领导人，都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英国的盟国，而且是“四强”之一，就不应该再忍受任何外力对中国国内财政金融事务的干预。
早在1942年，就有人主张应该暂停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活动，但是美方代表阿德勒(Solomon Adler)于3月5日致电摩根索，认为这样做会使中国孤立无援，并会削弱英美在中国的影响力，以及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39)摩根索接受了这一建议，中止平准基金的动议暂时搁置。
1943年春，因为中美英平准基金协定将于6月30日到期，撤销基金会的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孔祥熙早就想撤销平准会，而中央银行也认为，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他们完全有能力把握中国未来的汇率走势。当然这也跟美国的五亿美元借款有莫大关系，这笔巨款满足了中国对外汇的需求，使政府不想再保留平准基金会。
美国国会主张结束平准基金，但是英国政府认为平准基金在中国战后重建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主张中美英平准基金会继续存在。陈光甫同意英方意见，他在6月29日写给孔祥熙的信中说：“我国与英美的密切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合作不仅仅是政府间的，而且还应该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方面加强合作，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现在，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所以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未来会产生更大的影响。”(40)
孔祥熙开始改变态度，确信应该继续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工作，但希望修改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加强中国在基金会中的自主权。美国财政部表示同意，并让中国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可是美国财政部的怀特(Harry D.White)反对继续扩大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业务，他没有听从摩根索的意思，拒绝将平准基金修订案提交国会审议。(41)
美国方面对于维持协定渐趋消极，主要原因在于通货膨胀和法币贬值，造成法币官价汇率与重庆黑市汇率差别过大，继续维持原有的固定汇率，对在华美军损失很大。当时，美国政府默许中国政府用美元来支付在华美军军费，因为法币的官方汇价估值过高，中方按照1美元兑换20法币的固定汇率来支付美军费用，实际上并不能满足美方的需要。美方多次与中方交涉，希望中国调低法币的官方汇率，但是都遭拒绝。随着美军在华开支不堪重负，美国方面不愿再继续公开维持法币官价，自然认为平准会已无存在的必要。
此外，由于不合理的官方汇价，在中国人海外汇款问题上也产生了危机，由于按照官价，美元可兑换的法币远远低于市价，许多人拒绝兑现他们的汇款。国内外的中国银行都受到指责，美元汇率被要求更改为100法币兑换1美元，即5倍于官方汇价。1943年10月7日，财政部下令贴补官方汇价的50％付给海外汇款，且支付从平准基金会转移至中央银行。这一决定影响到中美、中英平准协定，并预示了平准基金委员会末日的到来。(42)
1943年11月10日，中国驻美代表向孔祥熙汇报，美国财政部准备终止1941年的中美平准基金协定。(43)孔祥熙在收到报告后，决定放弃继续维持平准基金委员会。29日，基金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30日，基金会停止接受外汇申请，并停止买卖外汇。审查外汇申请的工作移交给外汇管理委员会，而兑换外汇事宜移交至中央银行。(44)
随着中美协定的终止，1941年的中英平准基金协定也面临结束。英国试图继续1939年的中英平准基金，独立处理中英贸易，但是中国拒绝了，按照杨格的说法这是因为蒋介石讨厌整个交易。(45)
1944年1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报告财政部拟取消平准基金委员会，将其业务并入外汇管理委员会办理，已由行政院第640次会议决议通过。3月3日，中英平准基金协定宣布中止，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宣告撤销。4月12日，财政部呈称，外汇管理委员会已经接管平准基金委员会原管审核商号及个人申请外汇业务。(46)
三、平准基金运作中三方的矛盾
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是国际性组织，在共同出资维持法币与美元和英镑汇率的问题上，中美英三方既有共同目标，也存在分歧，合作从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首先，对于是否供给上海租界外汇，始终是国内外争论的重要问题。主张有条件供给者认为，上海是中国的轻工业中心，国统区工商用品多赖上海供应，供给厂商和进出口商外汇，维持上海生产，可以间接稳定国统区物价，维系沦陷区人心，并且削弱伪钞与日本军票的信用，是经济作战的重要环节。反对供给者认为，上海已陷入日军之手，而公共租界在外国人手里，国民政府不能控制，在上海建立外汇管理系统并有效地控制出售外汇是不现实的，供给上海外汇无异于资敌，因此应放弃上海，只对国统区的货物进口出售外汇，在昆明建立外汇市场。英美人士则认为，维持上海外汇市场有助于自由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使日本孤立中国的阴谋不能得逞；英美等国供给中国外汇，可以协助中国安定金融，维持抗战实力。
蒋介石、孔祥熙等对维持上海外汇市场自始就持否定态度。由于1939年中英平准基金曾经有过失败的经验，重庆方面认为，此次平准基金应放弃对上海金融市场的维持工作，而应该用在以重庆为主的国统区汇兑供应及扩充生产事业方面。(47)孔祥熙曾上书蒋介石表示：“关于外汇事项，四年来弟一贯主张，即以实施管理严行审核及外汇市场应移至后方为中心。”(48)蒋介石受到孔祥熙的影响，于1941年1月18日中英平准基金谈判时，致电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转告英方：“对平衡基金维持上海黑市场之计划，不能赞成，此徒为日寇套取外汇，而非有利于抗战与经济也”。
但是，英国坚持维持上海自由外汇市场，理由是：“如果放弃对上海法币的稳定工作，就等于从根本上动摇英美在中国数十年来的权益。这样做，不符合英美贷给基金的本来目的，同时此时才提出发展内地产业，确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再说，这样一来，会使上海输往内地的物资发生困难，从而使内地外汇资金更加缺乏”。结果，中方还是听取了英国委员的意见，在上海实行汇兑许可制，以便于外商进行交易。(49)
第二，在平准基金运作过程中，中美英三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产生过诸多分歧。平准会工作地点分设香港、上海和重庆，即是三方争论但最后妥协的结果。中英协议规定基金应在上海、香港等地运用，其地点自应随之而定，中美协议则规定由平准会自行决定。蒋介石和孔祥熙虽然不得不同意在上海实施法币汇率平准政策，但要求同时“必须在重庆立即建立一个自由的外汇市场”，(50)所以平准会成立之初，孔祥熙即坚持应设于重庆，当时英籍委员尚未获英政府推荐，美籍委员表示同意，故平准会总会名义上设于重庆。此后“黑市猖獗，急谋应付，各委员会专赴沪、港磋商、接洽”，(51)平准会总部的工作地点实际上设在香港。
按协议规定，中美英平准基金的外汇主要用于上海外汇市场，中国“不能骤言停止”，只能“以种种方法减少该会在上海、香港出售基金之数额，集中后方运用，以便购入物资，平抑物价”。对于上海外币分配额具体方案，中国也有不同意见。分配给上海的每月500万美元中，进口大米为70万美元，英美烟草75万美元，纺织品100万美元，还有相当多分配给石油。重庆方面认为分配给烟草方面的外汇太多，烟草不属于生活必需品，对于进口这种商品提供如此多的资金，只能保证一些外商获得利润。(52)经过协商，上海外汇分配数额一再减少，1941年9月份“共售出美金约四百万元，英金五十万镑，十月份起再予缩减，上海工部局恰定今后四个月必须购存米、煤等项所需之外汇，共仅美金五百五十余万元，其它需要亦当尽量缩减”。(53)
由于中方的争取，在重庆和昆明两地也由平准会设立机构，审核出售外汇。“重庆方面，并按月承做汇沪国币五百万元之汇款，以便商民向沪购货，其在沪应付之国币，即由平准会售出外汇所收进之国币抵充。”这些办法，都超越了协定范围。(54)又如，重庆方面认为，既然在上海实行汇兑许可制，也要在香港实行同样的措置，否则难以获得实效。英国委员反对说，如在香港实行汇兑许可制，就会影响香港的繁荣。但是美国委员同意了重庆委员的意见，英国委员也无法反驳。(55)结果，香港政厅冻结了法币存款，其他取缔办法也见诸实施。
第三，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协议中的许多规定，以及平准基金委员会由三方组成的结构，使中国在利用基金方面不能完全按照本国的意愿进行，中国方面只能尽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孔祥熙曾说过，“我国管理外汇不能不赖英美在资金上、办法上之协助，故不得不相当尊重英、美之意见与利益”，只有委曲求全，事后谋求补救改善。(56)
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系根据中英中美协定而成立，其职权与工作范围均在协议中有规定，“凡未经规定者，需随时商得英美财政部之同意办理，而不能由我方单独决定或变更其方针也。”(57)委员会想要决定的事项，“须分别取得英美籍委员之赞同，英美委员如有异议，即无法成立决议”。根据协定规定，售出平准基金所得的法币，也“须存储于英美财政部同意之地点与银行”。(58)“英美财政部认为必要时，得随时统制我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收回其全部基金，我国政府放弃抗议或者要求之权利”。(59)
1943年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签订后，废除了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权益，中国也希望修改平准基金协定中的一些限制，并想由中国独立掌握平准基金委员会。最终，平准基金协定没有延长，平准基金委员会在1944年撤销，外汇管理权完全收归中国外汇管理委员会，兑付外汇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
第四，对于平准基金的运作效果，中国和英美两国也各有不同看法。重庆方面对于英美以本国利益为主，不符合中国大后方抗战经济的要求颇为不满。蒋介石和孔祥熙认为，平准基金的外汇主要供应上海市场，但它提供的每月500万美元资金，只不过能满足英美大公司罢了，平准基金对上海和香港的支持远远大于给重庆的帮助。陈光甫也评论说，香港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功能，似乎只是用外汇补助美国和英国的商人，使他们可以保持其生意如常。(60)然而，美国委员福克斯却不这样看。他认为维持上海市场对国统区有很大帮助，因为上海65％的税收、45％的编织物，以及35％的机器和机械工具都进入国统区。反之，福克斯指责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他要求提供有关法币流通额的正确数字，并要求重庆方面停止执行印制法币的计划，以免增加法币流通量，加剧法币贬值和通货膨胀。(61)
四、平准基金运作的效果和影响
1941年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协定的签订，以及中美英平准基金会的成立，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英金融合作的重要步骤，关系到战时中国的货币制度、外汇政策和市场运作，平准基金在维持法币汇率、加强外汇管理、保障进出口贸易、防止日伪套汇、资本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平准基金的作用和影响
从中国来看，平准基金有利于抵御日本的金融货币侵略，巩固法币信用，稳定民心。从英美来看，平准基金有利于维持对华贸易，以免本国在华经济势力被日本一扫无余。
中美英联合成立平准基金，通过维持法币的汇价来维持法币的价值和中国经济的运作，使法币可以在全国流通，并在国际上维持法币的信用，有助于粉碎日本想把法币变成“废纸”，将中国纳入日元集团的梦想。自日本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国民政府迁都西南之后，中国政治重心逐渐内移，沦陷区与大后方的政治纽带逐渐被切断，如果经济纽带再不能得到维系，则国家分裂的危险就更为增加。作为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法币在全国的使用和流通，也是维系沦陷区和国统区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
中国是英美出口产品和获取原料的重要市场，维持法币对英镑和美元的汇率，可以继续维持英美与中国的贸易，不使中国市场完全落入日本之手，同时也不使中国沦为“日元集团”的一员。如果中国法币由于币值跌落和无法流通而被日元取代，不但中国落入“日元集团”，就是英美等国要与中国进行贸易，也非卷入“日元集团”不可。(62)平准基金以美元、英镑为准备金，维持法币对美元、英镑的汇率，就是要将法币与美元和英镑牢牢联系在一起，排斥日元的介入，打击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
维持法币汇率也是维持中国进出口贸易。战时中国物资短缺，需要以国外的商品输入和国内的原料出口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为了获取物资、平抑物价就必须要维持法币的汇率，保持足够的外汇用于进出口贸易，满足抗战、经济及民生需要。平准基金在上海维持法币汇价，并不只是英美得益，中国也得以由上海等地继续大量购运民生日用必需物资，供应后方需求，于中国未尝无利。福克斯就曾指出，鼓励上海必要的进口活动，不仅关系到在日本封锁中国沿海贸易的恶劣情况下，中国社会物资需求的重大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往国统区运输商品的问题。(63)
此外，平准基金还有助于中国建立有效的贸易和外汇控制，促进了国民政府外汇政策的相应变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汇政策的演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37年7月-1938年3月，无限制买卖外汇；1938年3月-1939年3月，既维持法定汇价又维持黑市汇价；1939年3月-1941年7月，加强外汇管理；1941年7月-抗战结束，中美英平准基金成立，实施外汇审核制度。
国民政府最初实行的无限制抛售外汇的政策，并未能稳定法币币值，反而消耗了中国大量外汇储备。1939年中英平准基金成立后，由于英国为保护在上海的投资利益，坚持维持上海黑市汇价，结果仍然消耗掉大量外汇，并且便利了日伪大肆套取中国外汇。由于当时法币与外汇可以自由兑换，建立有效的控制系统十分艰难。中英平准基金会通常委托指定的银行审查外汇购买，但银行对其顾客的控制不可能十分严格。
1941年中美英平准基金成立后，如何支配运用，使中国获得实际利益，便成为中国政府战时外汇政策的关键所在。英国仍然力主维持上海外汇黑市，而美国和中国则认为“此项借款，如用以维持上海外汇黑市，其结果必使此款之一部分展转入于日人之手，而敌伪银行复将吸收法币以为发行伪币之准备，实不啻间接鼓励伪币之流通”。(64)最终，英、美政府接受中国要求，冻结中日两国在国外资产，消除了私人资本出口的机会，有助于断绝黑市外汇来源；中美英平准基金虽然继续供应上海合法商业和进出口贸易所需外汇，但下令银行停止黑市牌价，并实行外汇审核与统制政策，实际上不再支持上海外汇黑市。中美英平准基金为维持法币汇率，从1941年8月中旬至11月底的3个半月内，直接出售外汇总额约为2 100万美元，力度大大超过了以往三年的平均售汇额。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法币汇率大体上平稳，黑市基本消灭。(65)虽然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控制外汇，但为中国逐渐建立起有效的外汇管理和贸易管理铺平了道路，作好了准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平准基金运作地点移至重庆，对于在中国内地建立健全外汇市场、加强外汇管理也有促进作用。
以上事实既说明了中美英平准基金运作后中国外汇政策的进步，也说明了前人对此次平准基金的几点评价是值得商榷的。有论著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奉行的外汇政策，是以损害我国国家主权，把我国的外汇统制受制于英美帝国主义之手为代价的。国民政府对存在于上海租界的外汇黑市，无权也无力加以控制，在英美政府的压力下，长期维持上海外汇黑市，消耗掉大量的外汇平准基金，不愿意和不敢将我国的外汇市场转移到大后方。两次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独揽中国的外汇统制大权，是我国国家主权受到损害的一个表现。还有论著认为，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维护其在华的利益。“巨额借款充作平准基金，而仍为维持英美贸易而消耗殆尽，在英美是一举两得，但是对战时金融来说，是毫无意义的”。(66)这一政策的实际作用只是博得英美商人对上海汇市坚定的喝彩而已，对于中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67)
毋庸讳言，平准基金的运作，确实有益于英美在华贸易利益，以及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投资利益，但是，平准基金对中国货币、金融、经济和抗战的支持，也是不争的事实，说其只对英美有益而对中国无益甚至有害，显然是不全面的。抗战爆发后，在法币贬值、通货膨胀、汇率下跌、贸易减少的危局下，国民政府向英美求援，建立平准基金维持法币汇价，在主观上是积极的，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英美之所以同意借款给中国稳定中国币制，除去抗击日本的共同利益之外，也考虑到本国利益。平准基金既然是中、美、英三国共同出资，三方共同管理，自然免不了要照顾到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同时要在部分牺牲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共同利益，否则就无法形成国际金融合作的局面，达到共同维持中国抗战以最后共同战胜日本的目的。国际关系无不是建立在各国利益的基础之上，但同时也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有时需要牺牲一些本国利益，以达成各国利益的妥协，才能结成同盟或进行合作。不能指望国与国之间完全无偿的援助以及无私的奉献，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国与国关系之间，如果只是单方获利，恐怕是不可能的。为了共同的有利于双方与国际大局的战略目标，援助国在提供援助时，受援国在接受援助时，恐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只要不是过于危害对方权益，就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这既是笔者对战时中美英平准基金的看法，也是对战时国际关系的总体看法。
再者，把两次平准基金一概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也没有看到历史的进步。抗战前期中国外汇统制受制于英美等国，1939年中英平准基金时期，国民政府不得不维持上海公共租界的外汇黑市，也无法将外汇中心转移到大后方。但在1941年中美英平准基金运作以后，随着平准会逐渐放弃支持上海外汇黑市直至限制、取缔黑市，随着平准会在重庆和昆明建立机构，平准基金和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都不再支持上海外汇黑市，而逐渐转向大后方的外汇市场。尤其是1943年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签订，取消了租界和治外法权等不平等特权，中国致力于修改平准协议和平准会组织，收回国家主权。由于中国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建立，以及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由三国委员共同决议，平准会本来也不是独揽中国外汇统制大权，而在最后更是以撤销收场，全部外汇审核与管理职权收归外汇管理委员会，这是中国外汇管理政策的进步，也是中国国家主权提高的表现。
(二)平准基金运作效果的局限性
尽管1941年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对限制敌伪套汇和资金外流、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实际运作效果有很多局限性。冻结法令、平准基金和外汇审核制度使外汇黑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未能完全消除，外汇和法币的投机生意仍然存在。法币汇价虽跌幅减缓，但法币币值未能长期稳定。从表1即可看出法币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距，以及法币实际汇价的下降：
平准基金消耗了大量外汇而未能彻底消除黑市、稳定汇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平准基金委员会尚未组建之时，陈光甫就已经意识到维持法币价值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首先，上海虽仍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但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控制。沦陷区海关也全受敌伪控制，不在平准基金会掌控之内，“敌人在上海、天津等地，包庇走私等贸易，其出口外汇，自可不结汇于特许银行”。(68)其次，对于是否应该维持上海地区法币的价值，有很多意见分歧，陈光甫本人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使委员会很难提出可行的运作计划。再次，上海地区仅进口棉花、面粉、大米和煤炭所需的外汇就已非常巨大，再加上日伪政权千方百计地套取外汇，平准基金每月分配给上海500万美元的外汇，根本就不够应付。因此，在陈光甫看来，这是没有成功希望但却重要而艰巨的任务。(69)
平准基金委员会颁行的政策也存在问题。外汇市场瞬息万变，但平准基金会调查、研究、分析报告后所颁行的政策往往滞后，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平准基金会的购汇手段不免繁杂，商人结汇，自申请到核准，常需要数周时间，商人甚不耐烦；而所能申请者又限于英镑或美元集团区域的必需进口品，非必要品以及由英美等国以外进口货物所需求的外汇，还是要求助于黑市。再者，平准基金会供汇，明显倾向于英美洋商所经营的行业，并且对上海、香港的支持大于对后方的支持。因此，基金会的措置是被动的、有问题的，国人对它的批评也是免不了的。
平准基金和外汇管理在战争环境下很难有效，主要原因有二：(1)在由向下的经济趋势决定的货币贬值过程中，货币调节只能消除短期的波动，而不可能始终保持货币的价值；(2)货币控制必须有相应措施配合，比如贸易控制，外汇控制，存贷款控制等。在抗日战争中，军事作战和经济恶化都在继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法币增发、货币贬值都无法制止，仅依靠数量有限的平准基金来阻止中国法定货币的贬值，当然是不可能的。
平准基金的外汇若想保持不断，就必须存在市场交易，不仅从基金买外汇，而且也要向基金卖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虽然实施了外汇管制，通知指定银行“所有申请换汇的人必须遵循官方汇率，保证外汇流入，如果违反规定，则不允许换汇”，但很多出口商通过黑市交易，通过与进口商的贸易相结合，或者得到某些银行的暗中帮助，摆脱了外汇管制的控制。从1942年1月到12月间，由出口所换取的外汇不过相当于106 500美元，还不及同期平准基金委员会出售外汇的1/2。(70)外汇收入少之又少，“平准会之有限基金，做无限之消耗，恐难免过去平准会维持汇率之覆辙”。
若想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通过与银行信用挂钩或其他类似手段建立严密的货币市场体系。但实际上，在上海市场有效地加强这样的控制是极端困难的。当时，中央银行系统尚未健全，中央银行尚不具备控制货币市场的地位和功能，中国银行以及香港和上海的银行协会，也无法发展成完善的银行运转系统。诸如控制钞票流动、限制国内汇款等措施，所取得的成效是有限的。由于中外商人和银行经济利益的存在，以及中国政府管理上的困难，这些措施很难保持长期有效。因此，以往的研究者把平准基金运作的不成功，简单地归因于没有自主权的外汇政策是不全面的，没有看到货币市场规律运行的内在因素。
注释：
①已有研究主要有：刘达永《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的签订与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吴景平《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吴景平《英国与中国的法币平准基金》(《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佩玉《陈光甫与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关于平准基金的成立，请参见吴景平的论文，本文不再赘述。
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7—488页。
④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U.S.A.
⑤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⑥参见拙文：《抗战时封存中国在美3亿美金始末》，《团结报》2006年7月22日。
⑦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325—326.
⑧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p.325—326.
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2页。
⑩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324.
(1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0页。
(12)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13)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14)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15)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16)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17)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18)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19)《银行周报》第25卷44期,1941年11月11日。
(20)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外汇市场》，《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21)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外汇市场》，《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22)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259.
(23)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5—486页。
(24)《银行周报》第25卷42期，1941年10月28日。
(25)《银行周报》第25卷42期，1941年10月28日。
(26)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27)《银行周报》第25卷36期，1941年9月16日。
(28)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29)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30)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259.
(31)T.V.Soong's Archive,Schedule A,Box 4,10.His Te-Mou,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U.S.A.
(32)宋佩玉：《陈光甫与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56页。
(33)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34)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3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第257页。
(36)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37)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38)宋佩玉：《陈光甫与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57页。
(39)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277.
(40)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278.
(41)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278.
(42)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43)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278.
(44)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45)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279.
(46)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
(47)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2页。
(48)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49)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3页。
(50)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242.
(51)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52)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3页。
(53)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54)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5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3页。
(56)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57)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58)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59)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特交档案/财政/第1卷/金融，8/48076。
(60)K 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6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485页。
(62)马寅初：《中日货币战》，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作家书屋刊行，1945年，第245页。
(63)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338.
(6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1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602页。
(65)吴景平：《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93页。
(66)童蒙正：《中国战时外汇管理》，财政评论社，1944年。
(67)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68)黄如桐：《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外汇政策概述及评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69)K.P.Chen's Private Papers,Box 5.
(70)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p.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