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拉克论文,美国论文,困境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拉克战争是布什主义的最大试验场，其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布什主义能否作为一种战略模式加以推广。因此，有必要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处境进行系统评估。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在伊拉克正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迷茫状态。在安全方面，美国不断加强军事围剿并频频取得胜利，但反美抵抗却愈挫愈奋，反弹强烈；在政治重建方面，伊拉克民主化进程按部就班推进，但伊拉克教派矛盾却日益突出，政治结构愈加脆弱；在经济重建方面，美国不断加大投入，并呼吁国际社会增加援助，但伊拉克重建却乏善可陈，民众依然缺水少电。因此，连美国人也搞不清，“美国到底是在赢得还是在失去伊拉克战争”。（注：Dan Murphy,“US strategy in Iraq:Is it working?”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ne 21,2005 edition.）在综合国内专家学者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评估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是否成功，主要应看3个标准：战略目标的可行性，目标与手段的对应性，以及战略手段的适用性。据此评估，美国在伊拉克正陷入巨大的战略困境之中。
一、战略目标缺乏可行性
衡量战略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一是看它是否与其国家利益相符，二是看它是否与其实力和资源相当，三是看它是否与其他战略目标相冲突。（注：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美国的伊拉克战略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特点。美国在伊战略目标主要有两个：推翻萨达姆政权，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伊拉克建成中东民主样板，以民主化重塑中东政治。然而，美国对伊战略及其目标从一开始就存在诸多问题，缺乏可行性。
一是缺乏合理的利益诉求。任何战略目标都应以维护、增加本国的现实利益为目的。“利益观念确是政治的基本观念，是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注：[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而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目标恰恰存在着脱离利益基石的倾向。
首先，美国一味追求民主红利，使美国在中东其他方面的利益受损。“9·11事件”后，美国对其中东利益重新进行了界定，反恐和防扩散成为首要目标。随着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抬头，曾被认为最不现实、有碍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民主改造”战略，成为美中东战略的中心环节。它与美国在中东的其他战略目标之间的脆弱平衡被骤然打破，由此造成两个消极后果，加剧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并使中东国家对与美国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变得日益敏感。（注：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17—18.） 就前者来说，中东地区法治传统不强、公民社会不成熟、政治共识不足，民主化的过程、方式和走向是难以控制的。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往往会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引发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的争斗，一旦发生政治和社会动荡，自我康复与治疗的难度很大。伊拉克自美开战后陷入动荡，安全形势一直没有改观。这与美国维护中东稳定，确保稳定石油供应的目标是直接冲突的。就后者来看，中东政治改革可能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但美国不断对中东国家施压使其与美关系愈加疏远，由此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现实利益。（注：Op.cit.,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p.53.） 这种战略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着顾此失彼的两难局面。
其次，中东实行民主化未必有利于美国。一个政权及其内部制度（是否民主）与对外政策（是否亲美）并无逻辑联系。从与美国的交往史来看，中东不乏民主国家（如伊朗的摩萨台民选政府）坚定反美，而非民主国家（如巴列维治下的伊朗）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先例。当前，随着美国反恐战车在中东的推进，中东反美主义倾向日益高涨，加上本地区原有民粹主义情结（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作用，具有反美情绪的“草根阶层”正在成长为现实的政治力量。（注：Op.cit.,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p.55.） 无论“伊斯兰民主化”还是“反美的民主化”，都有违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反而使其在该地区的既有利益变得不确定起来。例如，在今年1月底的伊拉克大选中，美国竭力扶植的阿拉维亲美势力惨遭失败，而与美国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传统宗教势力则异军突起。（注：Juan Cole,“The Shiite Earthquake,”http://www.truthout.com,Tuesday 1 February 2005.）
二是超越美国的实际能力。战略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还要看这一目标与该国的力量和资源是否相称，如果战略目标超越国家的实际能力，反而可能损及国家利益。爱德华·吉本曾说过，帝国要想长期生存下去，其统治者必须注意不要过度扩张其边界。罗伯特·吉尔平也指出，如果帝国扩张超过能力范围，将会因霸权统治成本超过收益而导致霸权国的衰落。（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从历史角度看，任何帝国的扩张都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过度扩张导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最终使帝国因力不从心而陷入衰落乃至灭亡。古罗马帝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几乎都属于这类典型。而在伊拉克和中东，美国正面临与上述帝国同样的遭遇。中东地区历经多次民主化大潮冲击依然岿然不动，表明“中东民主例外论”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这一“民主赤字”也不是短期所能消除的。更重要的是，中东国家对美国推动的“民主改造”至今仍缺乏热情。没有内因作基础，单凭美国之外力，要想顺利完成对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的民主改造是不可想象的。
伊拉克的民主化与当年德、日的民主改造完全不同。德日都是单一民族国家，且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拥有推崇民主的强大中产阶级，而且两国民众在美军抵达时已彻底从暴力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并主动与占领者合作。然而，“由于伊拉克民众对美国存在敌意，这种相关的先例在伊拉克完全不同。”（注：Edward N.Luttwak,“Iraq:The Logic of Dis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5,p.27.）“伊拉克民主化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分裂严重的社会，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以及敌视占领的环境。”（注：David L.Phillips,“Losing Iraq:Inside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Fiasco,”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5.）因此，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反恐问题也是如此。正如俄总统普京2004年12月接受采访时所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独应对恐怖主义和众多的局部冲突，更不可能单独保障全球的稳定和进步。（注：“普京抨击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http://jczs.sina.com.cn/2004—12—06/0629248895.html。）
美国虽是当今头号超级大国，但它在不同层面的力量分布却是不均衡的。按照约瑟夫·奈的分析，在军事层面，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称之为单极或霸权并不为过。但在经济层面，权力分配已经多元化了，因此称该领域也是美国称霸难免牵强。而在跨国问题上，实力分配更为纷繁复杂。“新单边主义者几乎完全关注军事解决方案。他们的错误在于，把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注：[美]约瑟夫·奈著，黄海莉、门洪华译：“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03/08/200308070602.shtml。）事实上，全球性力量与全球性主宰地位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拥有控制世界的实力不等于控制了世界，但“布什过分高估了与军事优势地位相伴的自主权”。（注：[美]查尔斯·库普乾著，潘忠歧译：《美国时代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美国在伊拉克的经历表明，“美国人无力重建世界上的每一个失败国家，或者安抚和平息每一种反美的仇恨。他们越是试图这样做，就越是使自己处于过度扩张的境地，而历史上的帝国均毁灭于过度扩张。”（注：[美]迈克尔·伊格奈泰夫著，辛本健译：《伊拉克战争：美国帝国必须承受的负担》，http://www.cc.org.cn/old/zhoukan/shidaizhuanti/0302/0302281000.htm。）
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确保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对称性，对实现预定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没有行之有效、与预期目标相称的具体手段，大战略的实施只能是纸上谈兵。恐怖主义和专制统治这两大“症候”均有着复杂的病理根源，但美国的治疗方案明显失之简单。“在面对困难或者是限制时，美国社会总是以决心解决难题的工程师精神去直面难题。美国决策者总是追求近期效果。”（注：[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624页。）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在伊拉克表现得尤为明显。
1.通过民主改造实现反恐目标。
布什政府的中东和伊拉克政策深受“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在布什眼里，民主衍生和平，专制滋生恐怖。“在中东地区，只要仍然存在暴政、绝望和怨恨，就将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朋友安全的个人和活动。”（注：Margot Light,“Exporting Democracy,”in Karen E.Smith and Margot Light eds,Ethics and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85.）据此，布什政府开出了用“民主改造”根除恐怖的药方。
姑且不论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仅就作为手段的民主而言，“民主化可以根除恐怖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假命题。民主化涉及的主要是国内政治的改善，影响范围也以国内为主（如改善人权、促进自由等等）。按照美国的逻辑，如果专制独裁是滋生恐怖主义的罪恶渊薮的话，那么反对这种恐怖主义的矛头也应是针对一国政府的。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那些实行了民主的国家中，仍避免不了恐怖主义（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等）。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鉴，在2000—2003年间，全球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中，有269 起发生在“自由之家”所界定的“自由国家”，119起发生在“半自由国家”，138起发生在“不自由国家”。这表明，一国恐怖主义发生频率与该国公民的自由程度并无因果联系。（注：F.Gregory GauseⅢ,“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5.）
实际上，美国反对的“恐怖主义”主要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确切地说，是中东地区的反美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的产生，除了相关国家政治治理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美国长期奉行双重标准、缺乏“国际民主”的中东政策。但美国拒不对自身中东政策进行反思，一味通过“民主改造”的办法实现反恐大计，无异于缘木求鱼。事实上，“民主的核心不是一种解决，而是一种寻求解决的方式”。（注：[美]科恩著，聂崇信、朱秀贤译：《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9页。）就伊拉克而言，尽管目前其民主化一直在按部就班地推进，但它并未有效减少伊拉克的恐怖袭击活动。相反，自贾法里过渡政府2005年4月上台以来，暴力活动在伊呈加剧趋势。实践表明，民主化不会自动削弱恐怖主义力量。
2.忽视当地政治秩序和传统。
按照布什主义的逻辑，所有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普遍性的发展阶段，而美国正好处在这个进化过程的终点位置上。因此，其他国家所能做的就是效仿美国模式，而美国也负有某种“天定命运”去救助和推动落后国家沿此方向前进，必要时甚至可以干涉和高压的方式输出民主理想。（注：林海虹等：“试析美国的‘中东改造战略’”，《国际论坛》，2005年第3期。）这种线性思维的结果之一，就是对伊拉克当地政治传统和原有秩序的蔑视。事实上，在民主的正当性与危险性、民主制度与民情之间，始终存在巨大的张力。即便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其“成功有赖于它的法制本身和民情之处多于其自然环境”（注：[法]托克维尔著，董国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9页。）。因此，民主改造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有效利用当地传统。“传统作为人类悠久的智慧结晶，是不应该彻底砸烂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彻底砸烂的。”（注：[英]柏克著，何兆武、徐振洲、彭刚译：《法国革命论》（论者序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
伊拉克政治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则（政治秩序）与“潜规则”（即政治传统），它们是当地社会发展的经验积累，在维系政治和社会秩序方面是有效的。萨达姆之所以能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就是因为他熟谙当地的政治生存术。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弗里德曼曾指出，中东政治是部族政治、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不同政治传统的结合。（注：[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6—104页。） “萨达姆的真正天赋在于他能在其地区的所有三个政治传统中来回活动的出色能力。他毫不费力地在一瞬间从部落酋长变成独裁者再变为现代总统。他一直在和这个世界下三维象棋，而美国人似乎只知道如何走跳棋——每次只有缓慢的一步。”（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第102—103页。）
因此，美国政要尽管一再强调伊拉克的民主改革要考虑当地国情，但骨子里仍对当地政治传统的复杂性缺乏认知。固有的偏执心态使美国选择了一条激进民主化之路。（注：Toby Dodge,“Iraqi Transitions:from Regime Change to State Collaps,”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6,No.4—5,2005,p.713.） 这种彻底性变革给伊拉克带来的好处（如多党竞争、言论自由、现代教育体系等等），远不及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伊拉克没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市民社会和法治传统，原有政治秩序的坍塌，也使经济和社会秩序随之崩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持续不断的无政府状态，使伊拉克丧失了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因此，有学者批评美国的伊拉克政策说：“事实上，在每一个转折点美国都在犯错误。”这些错误包括清洗伊拉克复兴党、解散军队、入侵伊拉克时几乎没有派军队维持治安、任由五角大楼制定伊拉克战后战略、未能制定有效的和平计划。（注：David L.Phillips,“Losing Iraq:Inside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Fiasco,”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5.） 持续不断的社会政治动荡，使一些伊拉克民众开始怀念昔日铁腕统治的好处。2004年6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有50％的伊拉克人认为，今后一年最急需的是强有力的领导人，只有31％的人说是民主。（注：“美式民主能在伊拉克生存吗？”，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06/content-2184390.htm.） 美国漠视伊拉克传统，推崇激进变革，结果却导致了传统政治的强烈反弹。萨托利就曾指出：“威胁着民主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劣等的‘理想主义’，是至善论。”（注：[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而布什在伊拉克推行民主的基本理念，正是一种劣等的理想主义。
三、实施手段之间缺乏平衡
托夫勒认为，权力行使方式主要有暴力、财富、知识三种。（注：[美]阿尔温·托夫勒著，刘江等译：《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这大致相当于常说的军事、经济和文化手段。战略是否有效，主要看它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使用高质量权力，并平衡运用不同的权力手段。“能够聪明地将三种权力工具进行综合使用——即威胁要进行惩罚、答应给与奖励以及劝说和巧用智慧——者，有可能获得最高权力。”（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第23页。） 而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存在着不同手段之间缺乏平衡、过分倚重低端权力的弊端。
一个弊端是炫耀暴力。从本质上说，恐怖主义威胁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与其他国家在情报分享、警察工作、金融流通、边界控制等领域开展持久而默默无闻的民间合作。（注：[美]约瑟夫·奈：“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 但布什政府却决意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对付恐怖主义。迄今为止，美国已发动了两场战争，试图借“建设性破坏”方式实现反恐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其缺陷在于它的非灵活性，即它只能用于惩罚，因而存在招致受惩罚者反抗的可能。伊拉克战争两年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的暴力征剿政策效果有限，且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用这种方式对付恐怖主义时用错了方法。军事行动讲求要有可确认的目标，最好是一个国家。可是，把追缉恐怖分子搞成战争，我们势必会制造出若干无辜的受害人。无辜的受害人愈多，仇恨就愈大，某些无辜受害者摇身一变为行凶者的机会也愈大。”（注：[美]乔治·索罗斯著，林添贵译：《美国霸权泡沫化：重新思考美国的角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8—19页。）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伊拉克战争非但没有减少恐怖主义， 反而使伊拉克这个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地带沦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最大策源地。据美国国务院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拉里·约翰逊透露，自伊战以来，全世界的恐怖袭击案件增加了两倍多。（注：“美国反恐，反而越反越‘恐’”，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5—07/26/content-3268481.htm.）
另一个弊端是忽视经济民生。伊战后，伊拉克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本生存问题。据报道，目前该国有50％的人口失业，25％的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78％的家庭（在巴格达是92％）一天只有数小时的电力供应，63％的城市家庭（在农村有96％）没有排污系统，39％的人没有干净饮用水，更有5％家庭的家园曾在空袭或其它搜查行动中被毁，90％的家庭门前没有铺好的道路。（注：Pepe Escobar,“伊拉克正成为另一个阿富汗”，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content&task=view&id=2346&Itemid=28。） 人们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可能对民主有多大兴致。“只有丰衣足食的人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热心公益的公民。贫穷的国家负担不起公正与自由的民主，…。”（注：[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1—112页。） 因此，美国和伊当局要想获得民众支持，必须设法为民众谋取福利。（注：Ibid,Toby Dodge,“Iraqi Transitions,”pp.718—719.）使用经济手段安抚伊民众，有助于消除恐怖主义根源，也可以增强民主政治的吸引力。一位美国学者就说，“消除叛乱的要点是保证人民的安全，并给他们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动力反对反美武装。这比与反叛分子作战更为重要。反美武装如果得不到广泛支持将会逐步削弱。”（注：Kenneth M.Pollack,“Five Ways to Win Back Iraq,”The New York Times,July 1,2005.）
然而，美国并未将伊拉克经济重建排到十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布什在伊拉克政权移交一周年（6月28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称，美国将继续实施追捕抵抗武装、培训和装备伊拉克安全部队以便接管伊拉克的安全控制权、帮助伊拉克政治领导人建立常设民主政府这三大战略，其中对经济重建问题只字未提。从实践看，迄今美国为伊战花费了2000亿美元，但原拟用于伊经济重建的区区184亿美元还有大部分尚未花销掉。
伊拉克民众与美国相互隔膜、彼此的关切各不相同，使美国致力于“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民主改造形同“聋子对话”。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处理伊拉克问题的手法与处理越南问题的手法非常相似。据美国学者总结，美国越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使用经济手段对越南民众进行安抚。“我们一心追剿越共游击队，而未保护越南人民，这反过来妨碍了越南南部的经济增长，从而未能给民众足够的经济动力，使其在战争中站在我们一边。”（注：Kenneth M.Pollack,“Five Ways to Win Back Iraq.”）同样地，美国主导的伊政治民主化进程因未能为伊民众带来触手可及的实惠而未能显示出价值，普通民众在生存煎熬中也就逐渐丧失对伊政治重建的兴趣，甚至倒向反美武装一边。
再一个弊端就是缺乏合法性的基础。合法性不仅意味着影响力的增加，还可使统治者的命令不需花费很大成本就能得到遵从。（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合法性支持。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之所以能以占其国民生产总值3％的军费开支保持霸权统治，与其“仁慈霸权”能够得到一些国家认可不无关系。然而，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却使其失去了“道义、法律和军事合法性”。（注：Peter Kirstein,“Why Iraq,Like Vietnam,Is Immoral and Unnecessary,”http://hnn.us/articles/10422.html.）
首先，美国的行动丧失了法理上的合法性。“国家间正义首先是国家间的平等争议，或曰国际平等正义。”（注：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享有平等的主权，就是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规范。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使美可以自行确定谁是“流氓国家”（或“失败国家”、“邪恶轴心”），并判断是否受到这些国家的威胁，进而对其实施打击。这种追求绝对安全的战略，实际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它使美国从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蜕变成了破坏者。（注：Alex Callinicos,“Iraq:Fulcrum of World Politics,”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6,No.4—5,2005,p.600.） 美未经联合国授权而擅自发动对伊战争，公然站到了国际体系的对立面。“结果各个国家更可能憎恨而不是尊重美国的实力，抵制而不是追随美国的领导地位。”（注：[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第31页。） 美国在“9·11事件”刚发生时曾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同情，但随着伊战的进行和对伊占领的继续而逐渐丧失这些宝贵的软权力。沃勒斯坦也坦言：“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缺乏真正权力的超级大国，一个没有什么人跟随，没有什么人尊重的世界领袖。”（注：Immanuel Wallerstein,“Empire and the Capitalists,”Fernand Braudel Center,Binghamton University,Commentary,No.113,May 15,2003，转引自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第257页。）
其次，美国的行动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美发动伊战的理由完全是莫须有的。它开战的最初理由有两个，即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注：Peter Kirstein,“Why Iraq,Like Vietnam,Is Immoral and Unnecessary,”http://hnn.us/articles/10422.html.） 然而，美国始终未能找到有关上述指控的确凿证据。因此美后来又将开战理由改为“解放伊拉克人民”。根据罗伯特·吉尔平的观点，强国“统治权”能否得到认可，除了有使用暴力的能力外，还应能提供某种“公共产品”，并使其价值观得到当地认可。（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另外，我国学者李强也曾提到，能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这是国家政权与土匪或黑社会的根本区别。参见“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事实上，美军占领伊拉克后，首先是派重兵抢占油田，任由伊社会秩序混乱，以致出现了国家博物馆珍贵文物被毁抢一空、无辜和平居民横遭涂炭的痛心场面。“解放伊拉克人民”的宣传不攻自破。据英国方面的资料，自美军入侵以来，伊拉克已有10万人丧生。（注：“伊拉克战争后平民死亡率激增”，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3960000/newsid-3963800/3963825.stm。） 这一数字远远超过美国在“9·11事件”中的伤亡人数，但美国国内鲜有人提及这一点。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公平的做法，使美占领伊拉克的合法性基础丧失殆尽。
美国行动丧失合法性基础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美在伊扩张的成本大幅增加。这包括扩张本身的消耗、收买和贿赂追随国的成本、被征服地区美国化的成本，以及向国际社会掩盖和解释的成本。（注：雷思海：《第五帝国的终结》，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由此使美国面临着国力透支的危险。
总的来看，当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暗含的一些基本目标如根除恐怖主义、将伊拉克建成亲美民主政府、重塑中东政治秩序、控制世界现存石油资源等，基本上都未能实现。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伊拉克正从一个“无赖国家”变成一个羸弱乃至失败的国家。（注：David L.Phillips,“Losing Iraq:Inside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Fiasco,”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5.）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实际上是失败的。遗憾的是，美国人并未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由于极少历史负担，（美国）总是以新的方式犯老的错误。”（注：《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621页。） 当美国以反恐和民主化的名义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布什在伊拉克所犯的错误与美国当初在越南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这次的假想敌由“共产主义扩张”换成了“恐怖主义威胁”和“专制统治”。（注：Rachel Nolan,“Reflections on Vietnam and Iraq:All the Way Again Today?”June 2,2005,http://www.brisinst.org.au/resources/nolan-rachel-vietnam-iraq.html.） 尽管许多人否认伊拉克会成为第二个越南，（注：“Iraq Is No Vietnam,But Vietnam Holds Lessons for Iraq,”National Journal,September 15,2004;Paul Crespo,“Iraq is not Vietnam:Why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Can Remain a Success,”http://www.townhall.com/columnists/Guest Columns/Crespo20030705.shtml.） 但很显然，目前伊拉克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外包袱之一。”（注：David L.Phillips,“Losing Iraq:Inside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Fiasco,”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5.）
美国面临的挫折将不止于此。布什政府的最大要害在于，至今不愿对其错误的伊拉克政策进行调整。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它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位置，以及它在阿拉伯世界能否推行民主这一重大问题中的示范效应，都决定了伊拉克对维护美国利益至关重要，这是当年的越南所不具备的。（注：Kenneth M.Pollack,“Five Ways to Win Back Iraq”.） 换个角度看，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使美国发动伊战的合法性大打折扣，倘若美国再不能建立起一个亲美政权，或新建政权得不到民众认可，那么美国入侵不仅彻底丧失了合法性，而且将一点利益也捞不到。正是这种赌徒心态决定了美国仍将在伊拉克驻留。正如布什一再强调的，“美国不会在完成任务之前离开（伊拉克）”。然而，这种“执迷不悟”，注定了伊拉克会像历史上的越南一样，使美国越陷越深，乃至有可能成为其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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