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运动论文,共产党人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6-0048-08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之一，“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政界和舆论界对义和团的评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悬案”①。也许正因为如此，义和团运动成为不同阶级、政治集团借题发挥的工具，被进行着意义迥异的论说。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论说，乃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一例。这是因为，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都产生了导向性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基调，最早是由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等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奠定的。因此，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述，深刻剖析其背后的话语系统及其话语策略，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义和团研究领域乃至整个思想学术界的传统话语方式。学界虽有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述义和团问题的研究，但从话语分析角度研究的还不多见②，本文试从这一角度试作进一步探讨。
一、四种面相：中共成立前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
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后，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西方列强和晚清的封疆大吏。虽然他们的目的不同，但都对义和团采取了极其仇视的态度，于是贬斥、诋毁之词不绝于口，呼之为“拳匪”、“拳祸”、“拳乱”。康梁维新派认为义和团是由野蛮派、小说派、闭关振和联俄派这“四种旧党化合所成之新物质也”；断言“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③；曾指责义和团“召怒各国”、“贻害国家”，甚至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口号。但是，当西方列强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特别是在后党顽固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之后，他们又较多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对义和团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肯定④。可见，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方面对于义和团的暴动表示反感，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列强来华剿团表示反对。他们用改良救国的话语系统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论说，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企图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推行资产阶级改革以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许多人则肯定义和团的积极作用。1901年，革命派主办的《开智录》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评论，盛赞义和团“出于爱国之心”，“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⑤。孙中山在批评义和团愚蒙、排外的同时，也从义和团看到了蕴藏在下层群众中的巨大力量，认为这是西方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障碍⑥。革命派对于义和团基本上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体现着他们冀望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是基于革命救国的话语系统得出的结论。可见，这一时期义和团被塑造成了各不相同的三种角色：一是扰乱国家正常秩序的暴徒，二是为“旧党”所利用、又被其出卖了的走狗，三是爱国者和功臣。
新文化运动时期，义和团又被“新青年派”定性为传统落后文化角色的象征。“新青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均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义和团是愚昧落后代表的思想。蔡元培在1916年《华工学校讲义》中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⑦在蔡元培看来，义和团运动乃是对于戊戌维新变法的一种反动，显然是一种顽固、落后的象征。李大钊论述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时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⑧，将义和团当成了排斥西方、保守反动的代名词。
“新青年派”中对义和团论说影响较大的是陈独秀。他在《克林德碑》中分析义和团运动发生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道教的画符咒语等迷信邪说，二是佛教的灵魂世界和迷信；三是孔教，尤其《春秋》大义的“尊王攘夷”是“扶清灭洋”的渊源所在；四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在京、津、奉等地盛行，“所以义和拳格外容易流传”；五是“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⑨。第一、二两条明确指出义和团与封建迷信的渊源关系，第四条反映融入了迷信的戏曲流行，为义和团发展造就了便利条件，第三条和第五条指出了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渊源所在。陈独秀是运用“迷信”和“盲目”这两个关键词阐释义和团运动发生原因的。与这两个词语相对的乃是“科学”和“理性”，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竭力倡导的。以此为标准对事物的是非曲直进行评判，符合的则赞同，相悖的则反对。义和团运动是迷信、守旧的产物，显然与现代科学是背道而驰的。为了提倡科学和理性精神，反对盲目排外和封建迷信，便将义和团当成了批判对象。
陈独秀这篇文章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时。当时，中国民众正陶冶于“万种欢愉”之中，而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称呼石头牌坊，已经拆毁了”⑩。在陈独秀看来，克林德碑是由义和团引起的，如果对“义和团运动”可能再次发生的危险视而不见，那么“此时急忙拆毁这一块克林德碑，岂非多事？”(11)陈独秀指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如果我们要走前一条道路，不希望义和拳再次发生，就“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12)，即从思想深处将那些违背科学与理性的内容彻底清除。
由此可见，陈独秀运用“科学”和“理性”的话语，指斥义和团运动为落后、迷信的象征，其目的乃是借以警醒国人，现在我们已经走向民主共和制度时代，必须提倡科学和无神论，反对专制、神权与迷信。对义和团的批判是为了维护现代民主共和制度，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与思想启蒙的需要。新文化运动时期，“崇尚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念的人把迷信和非理性视为中国社会特有的痼疾”而加以抨击。新文化健将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站在西方的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居高临下地贬斥义和团的迷信活动”(13)。这一点在陈独秀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蔡元培、李大钊关于义和团的只言片语也表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义和团运动及其失败后的十数年间，主流舆论言说的义和团呈现四种面相。除了部分革命党人取褒扬态度外，大多持贬损的观点。因此，义和团运动多处于被指责、唾弃的地位。但话语策略及言说目的却截然不同。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的一些地方大员，称义和团为“匪”、“乱”，表明他们是以正统自居，维护统治权益和统治秩序是其主要目的；维新派称义和团为“旧党”走狗，表明他们以革新者自居，坚决反对激烈的社会暴动，目的在于宣扬其资产阶级改良主张的合理与可行。革命派以是否爱国及革命为标准，称义和团为“爱国者”和“功臣”，实际上是借论说义和团以表明自己也是爱国者和革命者，目的在于宣扬其革命救国主张的合理。“新青年派”称义和团“野蛮”、“迷信”、“落后”，表明他们以倡导文明、科学和先进自居，其目的乃在于借此达到对民众进行现代启蒙的目的，为建立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奠定基础。可见，诸种面相均是不同的政治集团和信奉不同价值观者运用不同的话语体系进行论说的产物。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掌控义和团评价的话语权，从而实现某种政治和社会意图。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解析义和团运动的话语框架
义和团运动失败2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与以前政治集团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理论这种“借来的话语”(14)，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与知识学依据，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现状，阐述“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论证作为一个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现实合理性与科学性。《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前阶段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党的最低纲领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最近任务之一。这种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判断与中国革命任务和对象的分析，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为了使这种谁是中国敌人的论说，能够被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情感上所接受，增强集体性的愤怒情绪，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运动中，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结合革命斗争进行舆论宣传，利用发生的现实事件，进行分析和说明，非常直观和容易理解。义和团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这样成了他们论说的重要对象。
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彭述之、蔡和森等在1924年下半年到大革命失败的一段时期，纷纷发表论说义和团运动的文章，一个非常直接的推动因素，是移交使馆事件的刺激和反帝废约运动的开展。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问题大纲》签订，北京政府要求外交团向苏俄移交旧俄使馆，外交团以《辛丑条约》为借口，拒绝移交。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废约运动开展起来。各界纷纷要求废除令中国人感到无比羞耻的、外交团引为法理依据的《辛丑条约》。由于这一条约的签订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系，一些人认为《辛丑条约》乃是义和团种下的恶果。如瞿秋白说：“普通谈起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往往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拳匪’，这是野蛮的排外主义；假使这班匪徒不这样胡闹，八国联军也不会来，辛丑条约也不会订了。这种人固然反对辛丑条约，反对庚子赔款，可是他们的论点是，义和团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外国人不应当将这种责任和罪名归到全国人身上，使全国人民负担这样巨大的赔款。”(15)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要更好地为反帝废约运动服务，就必须重新审视义和团运动，以论证反帝废约的正当性、正义性。他们从宏观上对义和团运动爆发与失败原因、义和团历史地位等三个方面的分析，是论说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任务等一套话语框架的实际运用。
（一）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帝国主义逼迫使然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华侵略的必然结果。陈独秀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乃是义和团之所以排外的原因所在，义和团运动是由“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的(16)。瞿秋白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者高压的侵略政策所必然要逼迫出来的”(17)。彭述之指出农民群众及其他的一般民众，在帝国主义“这样严重压迫与无理摧残之下”，“必然要发生反动出来”，“所谓义和团运动，不过是这种必然的反动之结晶罢了。”(18)他们运用“帝国主义”、“侵略”和“必然”等关键词来论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这三个词语的理论与知识学，即来源于唯物史观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理论。
陈独秀具体地剖析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反动，日甚一日，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也日甚一日”，所以酿成了义和团运动。他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形所“逼成”的。陈独秀总结道：“‘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19)
瞿秋白认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表现就是“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这就“使中国旧时的经济逐渐破坏”，于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这些破产的农民，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20)
彭述之也指出，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它的经济要求，就不能不用政治威权来保证。可是经济与政治的要求太露面，于是又想出文化的要求来”，于是便有“对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经济侵掠，政治侵掠和文化侵掠”(21)。前义和团时期“中国手工业者和农民群众”不仅受到帝国主义严重的经济压迫，而且还受到“教会与教徒之无理摧残”(22)。义和团“见着当时剥削中国民众，压迫中国民众的唯一敌人，不是满族，而是国际帝国主义”，于是头脑里“只有‘可恨的洋鬼子’，‘该杀的洋鬼子’”，大规模的“反洋人”运动便应运而生了(23)。
蔡和森对义和团时期农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迫切”性作了剖析。他指出农民群众不仅在“帝国主义武装送来的外国商品、鸦片烟、传教师”的冲击下，“不停的破产与失业”，而且“不停的吃洋官司，懊洋气”。因此，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残酷侵略不断加剧的结果(24)。
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25)。基于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帝国主义侵掠中国要以鸦片战争为始，从此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得到商业经济上的无上特权，因此法、美、俄、德、日、意各帝国主义，如蝇附膻，争先恐后地向中国迸发，经过‘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胶州湾事件’等，直到义和团起事之前日，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已无外交，中国隐然一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6)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穷而乱又复乱而穷因果循环”的源泉，“帝国主义的列强（英、美、法、日）是我们的第一仇敌”(27)。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帝国主义要比反对军阀重要。正如陈独秀所说：“吾人欲救济国家之危亡，欲获得政治上的自由，欲发展自己的经济力，反抗帝国主义的列强，都比反抗军阀要紧。”(28)而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列强，这显然可以将其作为教育革命群众，增强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情感的难得教材。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将义和团起事归结于帝国主义侵略，其目的乃在于借以教育革命群众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坚定反帝斗争信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社会动员。
（二）义和团失败原因：难脱历史局限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29)，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历史局限性。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革命话语，对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具体原因进行剖析，指出：第一，义和团政治口号是落后的；第二，义和团在斗争策略上是落后的；第三，义和团运动的阶级骨干和领导阶级是落后的。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义和团的这些落后性并不是其主观的结果，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的，“是历史限定他的，并且是必然的”。首先，义和团没有近代的知识和方法是由“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决定的。义和团只能“拿着刀枪矛锄、张真人、吕洞宾、神兵、天将……去与大炮机关枪以及帝国主义者一切近代的知识技术去决胜负”，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只有那样的生产力水平，正如“在尚未发明铁器的美洲土人和非洲土人，他们或在半开化时代或还停滞于野蛮时代；当欧洲‘文明’人携带近代的新式武器与技术来侵略他们的时候，他们怎样来抵抗呢？自然，不仅只能运用已有的腕力石器弓箭等去抵当大炮与机关枪，而且只能运用半开化的或野蛮时代神秘的宗教势力去团结他们并鼓舞他们的勇气；除了这些已有的物质与精神的武器之外，他们一时是无可如何的。”(30)其次，义和团运动的封建落后性也是历史限定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那时的中国，可以说简直没有无产阶级——先进的、善于组织的、有政治的觉悟和阶级的意识的阶级。那时能有反抗精神的，还只有这种游民的或纯粹小农的落后阶级。”“这种阶级要他站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地位，当然是不能胜任；于是这壮烈的反抗侵略的运动，便以迷信的拼命的无希望的原始暴动结局”便“无怪其然”了(31)。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义和团的“经济基础始终是在封建的农业的社会里，所以它是一个无组织的原始的农民之反帝国主义暴动，因此彼（披）带有几分复古的色彩”(32)。
义和团没有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寓于愚昧狭隘的封建小农意识里不可自拔，就不能动员群众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没有先进的阶级作为领导和骨干，就不能在组织上形成一支团结强大的战斗力量；没有近代知识、方法和正确的斗争策略，就不可能战胜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列强。可见，义和团落后性一面乃是其最终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义和团落后性一面又是由历史局限性决定的，因此历史的局限性乃是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难发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剖析义和团运动失败根源时，主要运用了“历史限定”、“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以及“封建经济基础”等词汇和短语作为关键词，而这些正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上层建筑是由某种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理论的鲜明体现。可见，他们是基于唯物史观对义和团失败原因进行考察的。另外，他们在论说义和团失败原因问题时，多与现实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此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为义和团失败辩护，而在于通过对义和团运动具有局限性的历史条件的分析，让革命群众认识到当前革命斗争要克服这些局限性。例如，瞿秋白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中，将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的历史条件进行细致比较后，指出了五卅运动的胜利前途。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认为义和团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其目的乃在于借此增强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起着革命精神鼓舞和动员的作用。
（三）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虽败犹荣的民族革命斗争
陈独秀对思想、学术界许多人关于义和团“错误的观念”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许多人不但“忽略”了义和团的“重要”，而且“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以巨额负担“惩罚全中国人民”乃是由义和团“少数人之罪恶”引起的，简直是义和团的罪恶。陈独秀指出，他们只看到义和团的排外行动，却对“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视而不见；另外，“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因此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他强调指出，“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33)。
除陈独秀外，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纷纷发表批评贬斥义和团的言辞，给义和团运动以极高评价。他们指出，贬斥义和团的言论“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谬论”(34)，义和团运动“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的与间接的）不堪忍受的反射运动”，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书写了悲壮的一页(35)，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决不减于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36)，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远比辛亥革命的意义“重大”(37)。
早期共产党人运用帝国主义理论批驳否定义和团言论时，在话语策略上运用情感类的词语加强对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论证。首先，他们运用“忽略”、“憎恶”、“谬论”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关键词表述有关义和团的否定言论，引导读者进入到批判否定义和团言论的情感语境中，将义和团的历史地位由被唾弃变成了被尊重。其次，运用一种独断式短语（诸如“绝不是”、“完全是”、“决不减于”等等）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使读者无意中将这些陈述都当作是一些已经得到确认的“客观事实”来加以接受，从而使头脑中关于义和团的“歪曲认识”进一步消除。再次，将义和团运动纳入“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加以论说，使读者对义和团产生某种崇敬感。最后，将义和团运动与一直以来为人们所褒扬的辛亥革命并列，以增强人们对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地位的认同感。可见，他们通过这些具体话语策略的运用，力图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义和团运动具有重要地位的形象。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历史地位，是基于民族革命的话语将其放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来加以考察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却“包含着神圣的意义”，可谓“虽败犹荣”(38)。他们在大革命时期极力抬高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是因为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精神，正是正在进行的国民大革命所急需的。正如恽代英所指出的：在“钦佩”义和团“革命精神”的同时，“不可忘记义和团运动的缺点，我们要用我们现在正当的民族革命方法，不可再走上义和团错误的路上”(39)。因此，他们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论说。
陈独秀认为，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但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留下了“两个极大的影响”：“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恶与昏庸，戊戌以来社会上所谓维新党，分化为立宪与革命二派，这是好的影响；一是因此一般富于妥协性的知识阶级，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传，以排外为野蛮为耻辱，损害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精神，这是恶的影响。”(40)从义和团运动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陈独秀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两点：第一，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要注意发展相当的组织；第二，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要切忌同反动派的妥协甚至合作。这种总结虽不够全面，却击中要害，这是因为革命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如果没有强大组织的力量，及同一切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态度，革命斗争要想取得成功简直是天方夜谭。
彭述之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从义和团中吸取教训，指出义和团“虽然失败，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失败里，寻到将来成功的真教训”。他认为可以吸取的教训有四条：“一、我们——真正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真正的民族革命者，应该继续义和团之广大民族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精神。二、我们应仔细看清历史前进的趋向。尽力脱去复古的色彩，往进化的路上前进。三、我们认定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可是绝对不能与任何反动派合作。四、尽力运用最进步的科学的革命组织与科学的革命策略。”(41)陈独秀和彭述之均通过对义和团失败教训的总结，指出了国民革命运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是从革命的宏观角度来讲的，他们的这些总结，如果没有建党以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有这些认识的。这也是借助论说义和团的教训重新论证领导中国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蔡和森、瞿秋白则从微观角度，指出了从义和团失败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国共合作初起时，国民党虽然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斗争主张，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其反帝要求不强烈、不彻底、不坚决。因此，为了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真正革命的党，成为国民革命坚强领导的党，中国共产党人可谓绞尽脑汁，运用论说义和团来借题发挥便是其中重要策略之一。蔡和森以史喻今，告诫国民党要继承义和团的“遗产”，即“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排外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42)。“排外”本是个贬义词，蔡和森将其与“精神”相连，一变而成为一个褒义词，实际上是“反帝精神”的代名词。但是，我们发现，“排外精神”较之“反帝精神”更表现出一种反帝斗争的坚决性、彻底性。因此，通过这样的话语表达便可以更好地实现向国民党敲响反帝警钟的目的。
瞿秋白在将五卅运动与义和团运动进行系统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五卅运动中一定要吸取义和团失败的教训。在他看来，五卅运动在“方法、组织、策略”上与义和团运动“完全不同了”，前者比后者要正确得多，先进得多。再加上，“列强一致进攻的形势绝不可能”；而一般民众中“反抗精神”得到了“极为普遍的发展”。因此，五卅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最终“推翻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很有希望的。但是，瞿秋白警醒革命群众要从义和团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复辟”。他指出，“我们现在可以常常在资产阶级报纸上看见，甚至于国民党领袖中”存在的“所谓‘国家超于一切’、‘工人不准行阶级斗争’一类的论调”，这实际上是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抛弃自己的阶级斗争”，这“是一种新义和团的危险”(43)。在这里，瞿秋白多次将义和团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及与反动阶级妥协等缺陷展现于革命群众面前，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醒革命者警惕，让其认识到当前可能出现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妥协倾向是重大危险所在，因为如果任其发展的话，五卅运动只能与义和团运动归于同样命运了。因此，革命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一定要提高警惕，以推动五卅运动至于成功。
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民族革命”、“虽败犹荣”、“吸取失败教训”等词汇和短语来对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进行论说，其目的在于充分高扬义和团反帝斗争精神的同时，紧密联系现实，告诫革命群众要继承义和团的反帝精神，又要防止重蹈覆辙，从而推动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综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论说，较之中共成立前一些阶级、群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的话语及其所依赖的话语系统无疑是全新的，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义和团运动的全新论述。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某些话语与前期一些派别、集团的话语是基本一致的。例如，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义和团“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迷托神力”、“用些欺骗人的迷信假话来号召一般愚民”等都是其缺点所在，这与新青年派以“野蛮”、“愚昧”和“迷信”来论说义和团在话语上并无二致。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话语都共同隶属于一个抽象层次更高的话语系统所致。“新青年派”倡言科学与民主，依据的是西方启蒙话语系统，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无论是启蒙话语系统还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都是西方近代科学精神指引下的产物。可见，这一抽象层次更高的话语系统的核心乃是科学精神，我们姑且称之为“科学话语系统”。正是在这种“科学话语系统”影响之下，是否违背科学便成为判断是非曲直的重要标准所在，因此无论是“新青年派”，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义和团的反科学内容，自然是要加以揭露的。
三、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的框架认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学与话语系统，主要用民族革命话语对义和团运动从起因、性质、失败原因到历史地位进行了系统论说，推倒了强加在义和团头上的诸如“匪”、“野蛮”等诬蔑之词，其侧重点是厘清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义和团运动的成因、性质、历史地位和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和评价。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必然结果，同时从历史局限性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义和团失败的必然性，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上给予义和团运动以肯定评价。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论说，是为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目的在于舆论动员，强化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的共同认识，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贡献并不在于对义和团研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作出的结论，而在于他们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说，使革命群众更加认清了中国的国情，懂得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所在，从而坚定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信念，推动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大革命时期深入人心，推动了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主要来自农民，对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性质的认同，即定义了革命的支持者，也界定了什么是革命的敌人，有利于发动更多的农民起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的话语方式与框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运动所继承。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将义和团运动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并列，认为“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中国人民，百年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44)。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评价义和团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45)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义和团反帝爱国精神和反封建精神都是赞扬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将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一样，纳入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它属于旧式的农民战争，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46)胡锦涛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义和团“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西方列强奴役和封建统治压迫的顽强反抗精神”(47)。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义和团论说的话语虽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某些细微的变动，但总体上对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取褒扬态度并没有丝毫改变，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对中共论说义和团的话语基调起着奠基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的话语方式也给史学界研究义和团运动史以深远影响。如李鼎声写于1933年的《中国近代史》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考察，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北方农民、贫民自发的反帝斗争”，其爆发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饱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的民众才燃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忿火，才爆发残酷的‘野蛮的’大暴动。”然而“因为它一开始便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反国内的封建统治运动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斗争，同时因为它是以流氓无产阶级做中坚，不能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这样就一面为国内的统治阶级丑恶地利用糟蹋，一方面给帝国主义的炮火残酷地消灭下去了。然而尽管义和团暴动是充分地表现出流氓无产阶级乌合之众的散漫幼稚诸弱点，它始终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群众的反帝斗争。”(48)李鼎声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及失败的原因、历史地位等所运用的话语，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类似。而后，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从“反帝爱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把这种论旨进一步与50年代初的精神气候吻合起来”，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因对义和团研究在当时看来准确的定位而为五六十年代的人们所遵循”(49)。可见，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史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脱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论说模式，即以褒扬为主基调。这意味着从共产党人的舆论宣传，到学者的历史研究，都认同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构造了高度的集体认同。说明他们身处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中，都在进行着“充满热情的‘构造工作’：把怨恨变成更广泛更容易引起共鸣的要求”(50)。义和团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论说中国革命问题，发动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象征符号。
直到80年代以后，史学界研究义和团的话语方式才得到逐渐转换，即在“‘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下，学界中“很有影响力、比较流行的一种见解”便是“戊戌维新高于、优于义和团，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高于、优于任何农民运动农民革命”，于是“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普遍较低”，但是对于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革命性质”却是很少为人们所怀疑的(51)。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运动的话语方式，对于史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影响深远。
综观1920年代前后义和团运动的不同论说，不难发现，后起的阶级或集团总是力图实现对前人话语体系的转换，以掌控论说义和团运动的话语权，为自己的政治行动进行舆论动员。历史实践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乃至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都没能引领近代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他们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论说方式，也没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成功地使近代中国摆脱了受人欺凌压迫的历史命运，从而具有某种政治号召力，更在于其独特的话语体系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在于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新的知识学。尤其是“帝国主义”这一话语的运用，在理论与情感上扩大了中共的支持群体。正如吴国桢在晚年回忆录中所讲的那样：“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这个词有中国式的说法）。”(52)一旦接受了中共所宣传的“帝国主义”话语，人们对于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历史地位等的看法，便自然接受了中共的观点。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下，“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深入民众了”(53)。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论说义和团运动的话语体系，较之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乃至“新青年派”来说，实现了根本转换，也为思想界、学术界论说义和团运动话语体系的根本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转换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重新评说，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动员、构造集体认同的过程。
注释：
①陈振江：《义和团运动研究一百年》，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页。
②梁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论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2期；金福军、蔡乐苏：《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变化及其政治意涵》，《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181页。
④赵春晨：《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⑤《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0页。
⑥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8-224页。
⑦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⑧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⑨⑩陈独秀：《克林德碑》，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416、409页。
(11)(12)前揭《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15、419页。
(13)（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1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15)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16)(29)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69-770、771页。
(17)(20)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41页。
(18)(21)(26)彭述之：《义和团运动与帝国主义》，《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124、115、115-116页。
(19)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13-814页。
(22)(23)《彭述之选集》第1卷，第123、124-125页。
(24)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6-637页。
(25)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682页。
(27)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601页。
(28)前揭《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92页。
(30)(35)(37)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蔡和森文集》，第637-638、636、639页。
(31)(34)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43、340页。
(32)(36)彭述之：《义和团运动与帝国主义》，《彭述之选集》第1卷，第127、126页。
(33)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69-770页。
(38)(42)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蔡和森文集》，第638、640页。
(39)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恽代英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43-944页。
(40)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14-815页。
(41)彭述之：《义和团运动与帝国主义》，《彭述之选集》第1卷，第126-127页。
(43)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46-349页。
(4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45)《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46)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1-1/03/content_499021.htm，2008年10月2日获取。
(47)胡锦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75289/5686157.html，2008年10月2日获取。
(48)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9年版，第165-177页。
(49)王学典：《“语境”中的“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前揭《义和团研究一百年》，第52-53页。
(50)(51)（美）西德尼·塔罗著、吴庆红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9-61页。
(52)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53)陈独秀：《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9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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