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与人的适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社会变革；适应；发展；心理卫生
适应和发展——人生的两大基本任务
在心理学中，适应通常是指有机体对环境条件的顺应。再深入一些推究，可以发现这个概念包含着两种稍有差别的意思。其一，适应是指个体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发生改变的过程。既然是相互作用，发生改变的应该是双方，但人们在说到适应时，心目中想的主要是个体的改变，是个体改变自身去顺应环境条件。这样看待适应是有道理的，因为对于单个个人来说，他能直接支配、控制的是自己的行为。如果他想要环境条件发生有利于自己的改变，他只能通过支配自己做或不做某些事情来间接地实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环境的力量太强大，个人操纵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许多他无法选择、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要只能依靠调整自己来适应环境。例如，一名智力中常、家境贫寒的农村青年，以其一人之力，很难获得像一位同样智力中常，然而家境富裕、教育条件良好的城市青年那样的发展机遇。这两个人要达到同样高的个人发展成就，前者须在自我调整、自我努力上下更大的功夫。
适应概念的第二个含义是指个人——环境关系的一种状态，即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和谐协调、相宜相适的状态。我们有时说某人在其生活环境中如鱼得水，非常“适应”，就是指适应概念的这种含义。但是，从生活史角度来观察人的一生，便会发现这种适应状态总是暂时的。适应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适应期中总是孕育着变化的种子，这种变化要么是环境条件的改变，要么是个体自身的改变。一旦这些变化因子“长大”到一定限度，适应的天平便发生倾斜。接着便是一个调整期，逐渐达到新的适应。
综合上述讨论，我们不妨这样对适应下一个定义，即，适应是个人通过不断作出身心调整，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维持一种良好、有效的生存状态的过程。
适应和发展无法分开，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心理学中，发展指的是个体的成长和才能品质在时间上的变化（积极变化）过程。它是成熟和个体同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两者的函数〔1〕。近几十年中，研究发展的心理学家的视野扩大了。传统的发展心理学主要研究儿童至青年这一发展阶段，但随着成年人及老年人的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心理学家逐渐把目光扩大到整个人生的发展上，出现了所谓“毕生发展心理学”。
发展和适应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个相对适应的水平上，由于个体生理的成熟，或由于环境和教育条件发生了改变，原来的适应平衡便被打破。新的条件和新的要求需要高一级水平的心理机能和个性品质才能适应。由低一级的适应水平向高一级的适应水平推进的过程，便是发展。
人类的个体的发展既有其客观定则，又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或可变性。就前一点而言，首先，绝大多数个体只要生长在一个基本正常的环境中，就必不可免会有所发展。身体一天天成长，能力和知识越来越丰富。其次，每个人都要经历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从嗷嗷求哺而蹒跚学步而追逐嬉戏而结婚生子……。就后一点而言，发展又不是一个纯粹自然自发的过程。因为发展总是在一个人为环境中进行的，而环境又有极大的可变性。一个人所面临的经济条件、教育条件的好坏，人生际遇的改变，会对其发展过程产生重大影响，使得发展有时顺利，有时出现障碍和差错。实际上，许多心理学家相信，虽然每个个体都有一个心理发展的上限（这个上限由个体遗传的发展潜质决定），但大多数人并未达到这个上限。
我们所谈的个人生活环境实际包含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两部分。由于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物，所以对于人类个体来说，主要的适应课题乃是对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因为任何个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生存，个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生理需要）都要透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即他与别人的关系，才能获得满足。
由于适应和发展都和环境条件有依存联系，环境条件既可支持个人的适应和发展，也可能阻遏其适应和发展，因此，有理由要求我们的社会文化条件变得更合人性，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遗憾的是，事实好象并非如此。
社会变迁——现代人面临的适应挑战
20世纪是一个发生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世纪。变化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速度之烈，为文明史上所仅见。作为人适应和发展环境的社会文化条件的这种变革，使当代人的适应面临严峻挑战。学者们在研究社会变迁与人的适应的关系的时候，确认以下一些因素对人构成适应压力：1）价值冲突压力；2）社会变动压力；3）文化移入压力；4）生活事变压力；5）目标——努力不符压力；6）角色区分压力；7）角色冲突压力。〔2〕为更多一点了解这种适应挑战，我们不妨联系几种社会文化变化，看看它们造成压力和挑战的情形。
变化之一：专业分工愈来愈细，造成人的心理机能的片面使用和发展。大工业生产导致非常精细的专业分工，这种分工只要求生产者具有非常单一的能力，并在该项能力方面有卓越的发展。对这种生产来说，生产者最好是只具有某一功能——譬如专门焊接一批固定焊点——的“机械手”。他的思想、情趣、创造性等等变成了多余的累赘。从心理生活的丰富性，心理机能发展的全面性来比较，一位狩猎社会的猎人甚至要比一位在流水线上作业的现代工人要幸运得多。一位猎人要有灵敏的视、听、嗅、想象和思维能力，要有强健的体魄，要有独立拚搏、不屈不挠的意志，要有合作、助人的品质。他的环境也提供了充分的压力和刺激让他发展这些机能和品质。而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呢？社会要求他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对金钱的需要，二是娴熟地拧镙丝的技能。看看今天中国经济特区的“打工仔”、“打工妹”的生活情形，便可知此言不虚。
变化之二：人口密度增加，人际冲突增加。由于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迅速向作为工商业中心的都市集中，造成人口相对密度的急剧增加，使得人际摩擦和冲突的机率大大增加了。大量社会学调查都表明，人口密度与暴力、犯罪等严重人际冲突升高相关。更大量发生的还是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人际矛盾。有限的工作职位，有限的晋升晋级机会，有限的居住、交通、教育、医疗容量，在各方面制造出一个个竞争“瓶颈”。竞争催生冲突。这些使人经常处于应激压力之下。
变化之三：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传统家庭担负着多重功能，如生产、生殖、保护、教育、消费等等。以这多重功能为纽带，家庭结构比较牢固地得以维系。但在现代社会里，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的功能日益萎缩，其它一些功能也日益社会化（如教育功能转移到学校，安全保护功能转移到保险、社会福利、公安部门），家庭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家庭结构向小型化、核心家庭发展。家庭破裂、重组的比例增加，稳定性下降。由于性爱成分在维系家庭上的作用相对上升，加上避孕技术的进步和性道德观念的淡化，使家庭不稳定的趋势更加突出。在各种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离婚率上升现象，就是这种变化的证明。
联系家庭生活对个人的心理健康的关系来看，家庭历来都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支持、维护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一方面引起冲突和压力，造成心理困难。在现代社会中，虽然总的说来家庭的积极作用仍然大于消极作用，但两种作用成分却发生着令人担心的消长：支持、维护心理健康的作用在下降，相反的作用在上升。
变化之四：教育日益片面化，忽视个性和谐发展。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发生畸形变化。一方面是社会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个体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另一方面是教育日益变成了职业教育、谋生教育。教育内容片面集中于知识、技能的传授上。大至国家、社会，小到家庭、个人，对教育进行评价的尺度越来越单一地集中在对生产力的开发方面。个体全面和谐地发展愈来愈变成一句空话。在今天的学校（还有家庭）里，体育、美育要么受冷落，要么就单单对那些稍有天赋的孩子进行重点教育，以便让这些孩子日后以体育或艺术谋生。
教育畸形的结果，一是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经受巨大的学习压力和竞争压力，产生大量的心理困难，二是让学生以不健全的个性品质走向社会，造成长远的适应困难。
变化之五：人际直接交往减少，情感联系淡化。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联系和沟通大量倚重各种通讯工具、信息载体和大众传播媒介。借助这些先进手段，人的行为半径可延伸至很远的物理空间。但另一面，人生活的社会空间却缩小了，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也减少了。由于交往的形式越来越间接化，交往的内容也就越来越非个人化，以直接交往为条件的情感交流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结果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发现满世界都是同类，却又互不相知，每个人周围都是许多“熟悉的陌生人”。
变化之六：价值观的变化。价值观的演变是演变着的实际社会生活的反映。这里不拟谈论当代社会价值观转变的方向及其好坏，心理学者更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取向改变的速度和深刻程度。在近几十年里，世界各大文化中都发生了巨大的价值危机和价值嬗变。中国社会近十多年里的价值转变更时时使人“觉今是而昨非”。在一个价值尺度变动不已，价值取向从单一走向多元的社会里，个人内部和人际间的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们知道，个体的价值观作为个性因素之一，对其认知、体验和行动有重大影响。价值冲突和混乱必然造成心理困难。
陷入适应困境的现代人
在如此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人的心理适应变成了一场艰苦的战斗。这从现代人心理适应的两个特点可以看出来。
当代人适应过程的特点之一，是适应的相对平衡期缩短，动态调整期变长。好不容易建立起一个适应模式，但持续没多久就变得不适应了。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速度太快。这一情况的突出例子是近十几年中国社会价值取向的演变。80年代初的“知识热”迅速演变成“文凭热”，没几年“经商热”、“下海热”又后来居上。“热”中寓含着人们的价值追求。“热”的转换意味着社会价值取向的转换。如此频繁的价值转换，不可能不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体系，迫使个体重新评价以前的价值追求，调整价值取向。其它方面的情况也大致与此相似。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条件似乎永远在向个体的能力、经验、现有的适应模式发出挑战，持续终生地保持着压力。个人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准备好了再上阵”。他（她）总是仓促应战，总是刚刚“适应”了又立刻变得不适应，没有喘息的机会。
由于适应状态持续时间变短，调整时间变长，个体经受的应激压力便增加了。经常处于应激状态又是诱发心理障碍的一个基本原因。
现代人适应和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有更大的自由度去选择自己的人生。在传统、习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连带感”（relatedness）较强。个人行为较多受到有连带关系的他人——如他（她）的父母亲友——的支配。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往往在很早就相当明白地摆在他（她）面前：他（她）父母的今天就是他（她）的明天。个人选择的余地相当小。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习俗、价值取向也不鼓励青年一代自主自立，自由选择，而强调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品行。这种情况在我国儒家精神中有强烈表现。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便是写照之一。但在现代社会里，一方面由于经济、文化生活条件的不断变化，社会不再能提供给年轻一代一条现成、可靠的生活道路，而代之以一系列的选择机会甚至是选择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教育、习俗和价值取向均崇尚、鼓励独立自主、自由选择。两者合在一起就创造出年轻一代必须选择、渴望选择这样一种局面。选择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了。
选择自由度增加固然给个体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但也并非全如想象的那般美妙。正如E·弗洛姆所指出的，这是一种使人焦虑痛苦、 剥夺人的安全感的自由，一种促使人想要逃避的自由。因为你必须选择，无人能代替你选择，且须由你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3〕来自众多治疗家的经验和临床研究都表明，选择和焦虑几乎是一对孪生子。大量的焦虑个案都与来访者面临某种人生选择有关。当人面临一个选择关头时，既有一种控制感——“我的命运攥在自己手里”，同时又深深体验到无助、孤单。焦虑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在这场求适应的战斗中，现代人如果不是已经失败，至少也是陷入了困境。实际资料残酷地表明这是事实。这里不罗列世界各国的调查，仅以我们国家的情况为证。
中国社会自解放以来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尤其是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成了世界上社会变迁最剧烈的地区之一。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变革是前所未见的适应困难。从50年代以来，历次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显示，我国人口中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一直在上升，且上升呈现加速趋势。例如，精神病的发生率50年代为1.3—2.8‰，70年代为3.2—7.3‰，而80年代初一次大规模调查为：15岁以上人口中，精神病的时点患病率10.54‰，总患病率12.69‰。该项调查还表明，在15岁—59岁的人口中，神经症的时点患病率达22.21‰。〔4〕近几年国内一些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卫生状况做了不少调查。尽管这些调查的工具、方法、评估标准不够统一规范，但总的倾向性估计是，大学生中存在心理困难的人数比例约在15—25%之间，其中神经症患病率可能达到3—4%。
天津社会科学院潘允康等1988年初在天津市进行了一项社会心理调查。〔5〕调查中有一些涉及人们对社会生活变化的适应性反应的项目。调查者中不适应人数比例之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部分项目的反应情况见下表。
项目肯定反应率
1.原来不烦恼的事现在开始使我烦恼 63.8%
2.我觉得心烦，亲友的帮助也不管用 38.2%
3.我不能集中精力做我要做的事 49.7%
4.回顾以往，感到人生是经历一场失败21.6%
5.我感到害怕 18.8%
6.我感到孤独 26.0%
7.我感到人们对我不友好24.9%
8.我感到苦闷 32.9%
9.睡不好觉47.6%
出路在哪里
现代人能走出适应和发展的困境，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吗？历史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少思想家和学者从工业文明与人性的调适角度探讨现代人适应和发展困难的原因。他们认为，工业文明和人类本性之间存在基本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神经症和各种心理障碍。卢梭、弗洛伊德及当代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有这种看法。他们的论证大致是这样的：人类个体与生俱来就有一些先天的生物性的心理倾向，此即人的生物本性。这种本性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与人类早期的生活环境相适应。到了现代，人类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大踏步前进造成了一个与传统生活条件面目迥异的生活环境，而人的生物学进化却几乎停滞不变。这就使得今天的人类要用相对“原始”的生物本性来应付大大改变了的生活条件。奥格本把这种情形形容为“穴居人要在现代城市中生活”。〔6〕在这些学者看来，人的本性和现代文明的基本矛盾是当代人心理适应困难的根本原因。由于文明的进步无法逆转，人的生物学进化又不可能加速，二者遵循不同的规律，因此，指望这种调适矛盾出现转机是不可能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前景一片暗淡。〔7〕另有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意上述论点。他们认为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人的生物本性必然不能适应现代条件。〔8〕当代人的心理困难的原因在于物质文化的加速发展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结构性失调。用奥格本的话说，是由于三种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落后于物质文化。一方面，改变了的生活条件向现代人提出了适应挑战，另一方面，社会文化中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出支持个体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体制。人的先天素质中并不缺乏适应的潜能，人所缺少的是获得适应能力的环境条件。〔9〕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回顾本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当代社会中的确存在造成适应和发展困难的因素在增加，支持和辅助个体适应和发展的因素相对落后的现象。如果问题的根源真在于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失调，那我们就应该采取积极行动来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在如何帮助人类个体获得良好的适应和发展问题上，有两条路子可走，其一是改造环境，其二是帮助个人。所谓改造环境，就是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活动更人性化，更利于个体的适应和发展。这需要对上述基本活动的实施情况进行检视，从而对其中违反人性的部分加以改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认为社会发展遵循自己独有的规律，这个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其中经济发展规律又起着支配作用，经济发展规律是不理会人的善良愿望的。笔者不这么看。社会发展的确有自己的逻辑，但这逻辑中本来就包含着人类能对社会发展的方向、进程、手段进行调节、干预这一前提。既然人类难免自觉地制止战争，拯救灾荒，通过减少乃至停止某些生产来保护环境，实行计划生育……，人类也就能够有意识地改造其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不合人性的部分，使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统一起来，达到一种“人为的社会”和“为人的社会”相统一的境界。在这条路子上，西方发达国家做了一些努力，但受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束缚，作为不大。中国社会在这方面有制度和文化传统上的不少优势（当然也有劣势），我们应该更有作为。比如中国社会体制上的集体主义取向，中华文化传统中重人际关系、人际支持的倾向，中国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相适而不是一味地占有和征服的精神，其中都有支持个体适应和发展的成分。重要的是在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发展时期，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一些，不要以经济成就代替一切，不要以为任何西方的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东西都是好东西，总之，不以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物质文明，我们就大有希望。
第二条路子是帮助在适应和发展过程中有困难的个人。这里说的帮助是一种专门化的帮助。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以政府行为的方式，通过建立心理卫生保障体系这样的社会支持系统来帮助自己的社会成员克服适应和发展障碍，达到较好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一支持系统有如下特征：1）明确的目标——预防和矫治各种心理障碍，维护和增进心理健康，促进人格的健全发展，提高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的适应和改造能力；2）一支工作队伍——包括来自各相关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员和受过专门训练的志愿人员，如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咨询和辅导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学校心理学家等；3）服务场所——各级各类学校、社区机构、公共卫生机构、政府主办的各种社会福利机构、各公私雇佣部门等；4）广泛的工作内容——如心理咨询与治疗、学校辅导、职业发展计划、家庭辅导、酗酒吸毒及犯罪的改造等等；5）相关的学科群——如精神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大学科中与心理卫生相配合的子学科和专业；6）法律保障——各发达国家都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和保障心理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
我国心理卫生工作起步并不晚，如民国初年即有先进学者倡导职业辅导工作，1917年由伍廷芳、梁启超、张謇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30年代由著名教育家吴南轩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1936）。但我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一直非常迟缓，中间有几十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85年才恢复成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自80年代中期以来，心理卫生的推进渐渐有了活力。但这些进步与改革开放大环境下人们对心理卫生的需要之间的差距仍然太大。纵观世界各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情况，可看出各国的发展莫不与政府的重视和推动有关，其中尤以立法保障为重。期待我国政府全面考虑精神文明建设的涵义，在保障公民的心理健康，关怀公民的适应和发展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收稿日期：1994-09-15.
注释：
〔1〕R·M·利伯特等著，刘范等译：《发展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马尔塞拉等编，肖振远等译：《跨文化心理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8页。
〔3〕E·弗洛姆著：《逃避自由》，上海文学杂志社（内部资料），1986年印行。
〔4〕陈学诗：《精神医学的进展》，载《中国医学年鉴》（1985），天津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
〔5〕潘永康：《社会改革和心理变化》，载《百科知识》1990年第4期。
〔6〕〔8〕W·奥格本著，王晓毅、陈育国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47页。
〔7〕S·弗洛伊德著，傅雅芳、郝冬瑾译：《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3、9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