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南亚安全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以印巴卡吉尔冲突为实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吉尔论文,南亚论文,中国论文,实例论文,印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5至7月，南亚次大陆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由于大批穆斯林武装人员从巴基斯坦一方越境，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控制线卡吉尔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鉴于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的爆炸性特征，特别是印巴已实际成为有核国家，这场被称作“非战之战”的冲突对该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带来了重大威胁。出于不完全相同的动机，主要大国和国际社会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卡吉尔冲突既有过去复杂的历史根源，又是冷战后世界局部性冲突的一个典型缩影，根据这一基本认知，中国出于对维护地区稳定的高度负责感和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在整个冲突期间坚持了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得到国际社会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肯定。通过对中国的外交努力与印巴卡吉尔冲突的关联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对南亚安全的潜在和现实影响及其相关的制约因素。
（一）中国对克什米尔争端的传统立场
克什米尔与我国西部边陲地区紧邻，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关系长期紧张的焦点所在，中国出于对自身战略利益和周边安全的考虑，历来高度重视克什米尔事态的发展。现对中国对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传统立场作一简单回顾。
中印关系在50年代经历过一段短暂的亲密友好时期，中国当时对克什米尔争端的基本立场是：印巴两国应在排除任何外部干扰的情况下通过相互协商解决争端。从双方在该地区的态势着眼，该立场无疑客观上更符合印度一方的利益。1962年中印之间发生大规模边界冲突，两国关系交恶，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发生了可以理解的变化。中国这一时期的基本立场是强调克什米尔应通过公民投票来选择自己的归属，实际上是声援克什米尔内部争取从印度分离的斗争，支持巴基斯坦对该地区的主权要求（注：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社科出版社，1983年，第327页。）。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刚在数年前的边界自卫战中击败印度的中国明确声援巴基斯坦，坚决支持巴收回克什米尔的立场，并向印度发出最后通碟，要求印方停止在中印边界锡金一带的武装挑衅，否则中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行动。很显然，中国的强硬态度表明了对巴基斯坦的绝对支持。印度迫于当时形势，不得不在中印边境部署重兵，以防备中国可能配合巴基斯坦发动的袭击。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印度也存在着同样的担心。为了防范中巴之间的军事合作给印度可能构成的威胁，印度赶着在同巴基斯坦开战前匆匆与苏联签定《印苏友好条约》，目的实在于牵制和威慑中国。印度成功肢解巴基斯坦后，中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印度在苏联支持下的侵略行径，要求印度撤出它用武力占领的、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巴方领土。当时美国派出它的第六舰队驶入孟加拉湾，通过炫耀武力向印度施加压力。尽管中国并未直接介入这场印巴战争，但印度仍然怀疑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利益一致，对中国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和敌意，甚至认定中、美、巴三方在冷战时期共同敌视印度而进行了战略合作。
中印双边关系自80年代末开始得到显著改善，1988年拉·甘地访华重新恢复了双方领导人的互访，相互间的理解明显增加。至少从1995年江泽民访印起，中国的提法有所改变，对克什米尔争端的观点更趋于客观，开始强调“双边协商”与“执行联合国决议”并重的立场。但1998年5月印度核试后，中印关系因印度有意识地将“中国威胁”作为其顽固推行其核计划的借口而受到无端伤害，近年来逐渐修复的邦交再次面对严峻的考验，长期存在的某些敏感问题重新得以凸现。具体说，中国对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立场再度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主要表现为重新强调克什米尔的民族自决权和联合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一系列决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与中印关系的互动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二）中国对卡吉尔冲突的表态
还在卡吉尔冲突初期，中国就明确指出印巴双方应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彼此间的一切争端，避免使事态扩大和冲突升级。表现出我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公正立场。在印巴两国外长举行对话前夕，我国媒介指出：“我们真诚地希望（冲突）双方能够抓住这一机会，保持克制，通过坦率和耐心的和平对话解决相互间存在的分歧。”（注：《中国日报》1999年6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由于中国的西部边境地区与相邻国家和地区的稳定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一旦导致大规模冲突，将对我国的西部边境产生重大的影响（注：丁增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解放军报》1999年6月12日。）。同时中国媒介也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有可能插手印巴冲突的担心。《中国日报》并告诫说：印巴两国应该考虑到冲突的加剧将会招致西方干预的危险，立即停火符合印巴双方的利益（注：《中国日报》1999年6月26日。）。
卡吉尔危机全面爆发前夕，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沙拉夫（现巴政府首席执政官）率巴军事代表团访华，傅全有在向他重申中巴军事合作重要性的同时，就表示希望巴印之间通过耐心、认真的对话实现相互争端的和平解决。李鹏也对随后来访的巴外交部长阿齐兹说，巴印两国应保持克制，以和平手段解决彼此争端，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6月12日。）。唐家璇也代表中国政府指出，中国希望印巴双方能找到政治解决的有效途径；印巴两国同为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应共同防止克什米尔问题升级（注：《中国日报》1999年6月13日。）。中国的国际时评也指出，必须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印巴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6月14日。）。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表态和中国的舆论可以说表明了中国对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和此次危机的基本认识与立场。
谢里夫6月底前往北京访问，试图说服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他会见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能支持巴方决心与印度最后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行动计划，但中方明确希望巴、印通过协商解决当前的冲突。中方指出，克什米尔的紧张局势从根本上讲不符合该地区人民的利益，没有南亚的和平与发展，就不会有亚洲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与繁荣（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6月30日。）。中国政府明确指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外交途径。另据印报透露，中国领导人对来访的谢里夫直言：中国希望巴基斯坦理解中国在目前形势下的局限性（注：R.莫汉：“致力关系正常化的中国之行”，（印）《印度教徒报》1999年6月14日。）。事实证明中方向谢里夫和辛格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呼吁双方维护克什米尔控制线的现状，尽快达成停火，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所有争端。
朱镕基也向谢里夫指出，克什米尔争端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涉及领土、民族和宗教等诸多因素，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加以解决。中国领导人表明中国希望巴印两国尽快通过对话，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以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6月29日。）。外界从中国领导人谈话中得到的信息是：中国希望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注：“中国要求谢里夫恢复谈判”，（印）《印度教徒报》1999年6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谢里夫结束访问后明确宣布，中国真诚希望印巴双方能认真尊重克什米尔的控制线。这是自卡吉尔冲突以来中国首次专门提到维护印巴控制线的权威性。除重新强调控制线的重要性外，中国的发言也首次强调：印巴应排除外来干预和通过双边努力，公正合理地解决相互间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所有分歧。
（三）印度：对中国反应的反应
卡吉尔冲突爆发之初，印度主要受过去那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的制约，对中国在印巴冲突形势下的可能反应不抱过高的期望，表现得更多是怀疑和戒备。印度出于冷战思维，认为，中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构成了对印度的战略挑战，批评中国向巴提供各种先进常规武器，并无端怀疑中国提供了巴发展核、导能力的关键性技术和原料。在印度看来，中巴的特殊关系支持和鼓励巴敢于与印度进行全面抗衡和发起挑衅。而卡吉尔冲突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在这样的对抗背景下发生的。
危机爆发后，印度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反应，揣摩中国的意图，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印度看来，中国支持印巴双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表态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中国赞同巴基斯坦在冲突开始后不久即提出的与印度举行对话的建议；二，中国指责巴基斯坦动用武力进行边境渗透。也有分析家认为中国的态度在随事态的发展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当印度军队在控制线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明显优势后，中国开始更强调尽快实现停火和恢复双边对话、维护控制线的现状；当印度的“清剿”取得节节胜利时，中国发出明确信号要巴基斯坦尊重控制线的合法性，尽快撤出武装人员，遵守《西姆拉协议》和《拉合尔宣言》。甚至有评论怀疑，如果印方的军事行动遭到挫折或陷入严重僵持，中国是否会作出不同反应。
但印度意识到，中国的立场与过去明显有所不同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反应多少让印度感到意外。印度舆论称：尽管巴基斯坦要员陆续访华，但从中方措辞谨慎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中国与巴基斯坦在这次事件中存在显著的分歧。总之，卡吉尔冲突是否标志着中巴战略关系开始出现松动？中国的南亚政策是否正在发生改变？这类问题引起了印度的特别关注。
印度外长J.辛格在卡吉尔冲突最紧张的时候访问了中国，他的来访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和各种猜测。印度舆论对他的访问事前就多抱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次访问正值中国重新调整外交政策和南亚政策的关键时刻，中国已重新开始重视印度对国际新秩序可能作出的积极贡献，并称中国已对卡吉尔冲突表明了公正的中立立场（注：A.阿恰亚：“中印关系述评”，载K.巴杰帕伊、A马图：《孔雀与龙：21世纪的印中关系》，新德里，2000年，第168～198页”。）。这次对话的重点是自印度核试以来中印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外界注意到，辛格的访问对印度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成功。其意义在于：第一，访问本身打开了印度核试后中印关系中存在的外交僵局，结束了印度在核试后的大国外交中最困难的一环；第二，中印两国均申明不将对方视为战略威胁以及双方同意举行常规性安全对话，从而有助于保持和增强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第三，也许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更重要的是，辛格的访华使印方进一步探明了中国对南亚地区形势、尤其是对克什米尔冲突所持的真正立场。双方同意建立安全对话机制被印方认为是辛格访华取得的最重要成功。因为这不仅表明中印两国因印度核试引发的紧张得到了缓解，而且也间接地表明了中国对印度在卡吉尔冲突中的处境有所理解。尽管中国媒介有关辛格来访的报道没有提及卡吉尔冲突，辛格回国后也表示未与中方专门讨论这场冲突，并称中国也无意充当印巴之间的“仲裁者”（注：R.莫汉：“中国保持谨慎的中立？”，（印）《印度教徒报》1999年7月1日。），但外界相信中国对印度处理卡吉尔危机的方式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在稍后的谢里夫访华期间，印度的分析家更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立场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中国首次明确指出印巴控制线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尊重，但只字未提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注：R.莫汉：“中国：尊重控制线”，（印）《印度教徒报》1999年7月2日。）。而在此前，即使在中印关系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也只同时强调通过双边协商解决（印方坚持）和遵守联合国相关决议（巴方坚持）两点。从中国政府的表态中，印度再次确认了中国“不偏不倚的立场”。印度舆论认为，中国直接对巴施加积极影响，促使亮明自己对冲突的立场，有助于为印巴恢复对话创造了适宜的气候；中国在此次冲突期间强调印巴通过双边努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和尊重控制线的立场如能得到坚持，便可证明中国的南亚政策已出现重大转变。并且由于中国在印巴冲突中的立场变化，“中印关系正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注：A.U.萨尔马：“中国在卡吉尔对抗中的调解”，（印）《印度教徒报》1999年7月5日。）。西方有评论甚至承认，中国在卡吉尔冲突期间严守中立，积极促成印巴双方在巴首先撤离穆斯林武装的条件下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与地位（注：J.加维：“中国在南亚的新角色”，（美）《纽约时报》1999年7月3日。）。
（四）中国的影响与国际参照系
鉴于中国对印巴克什米尔冲突的基本立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有必要将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态度作一比较。美国：经双方共同划定并承认的控制线已长期存在，争端应通过双边协商得到解决；俄罗斯：印度清剿武装渗透者的行动完全符合其进行自我防卫的主权要求；法国：印巴双方应保持克制，阻止克什米尔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英国：印巴两国必须根据每一方的利益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德国（代表G-8国家）：尊重控制线，尽快停火并恢复谈判。并申明一旦冲突加剧，G-8国家将不会只起“旁观者”的作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要求双方维护控制线现状，撤回武装渗透人员，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国际反应表明，巴基斯坦在这次冲突中明显受到孤立。因此大致看来，中国尽管对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意图有所警惕和保留，但就维持南亚的和平与稳定的基本立场与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保持了大体一致。
卡吉尔冲突长达两个多月，在此期间印巴两国都极力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印度希望国际社会谴责巴越过控制线发动挑衅和入侵；巴则呼吁支持克什米尔内部争取自由的斗争。除部分穆斯林国家外，国际反应基本上对印度形成一边倒的趋势。G-8国家要求冲突双方保持克制、维护控制线现状、撤出非法越境的武装人员的声明大致代表了西方和俄罗斯的立场。其中，美国的立场值得特别注意。美国自冲突发生便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随着6月中冲突的激化而更趋明朗，即强调必须尽快恢复原定印巴控制线现状，立即停止武装渗透，巴方武装人员必须撤回控制线另侧。美国对卡吉尔危机的态度再次向印度昭明了美国南亚政策的改变，使印巴的外交处境出现反差。在印度看来，美国的这一立场至少从几个方面对印方有利：一，美国承认这次危机的发生在于巴基斯坦的军事冒险；二，美国拒绝支持巴利用卡吉尔危机将克什米尔争端国际化的诉求；三，美国拒绝巴对克什米尔控制线的权威性的任何质疑，反对对该线作任何人为的更改（注：R.莫汉：“美国与卡吉尔”，（印）《印度教徒报》1999年6月10日。）。
作为可能对巴施加有效影响的两个大国，美国坚持要巴方维持控制线原状，撤退武装人员；中国不赞成巴方武装人员越过控制线的军事冒险行动，中、美的态度明显使印度在外交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尽管印度历来反对其他大国介入克什米尔问题，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化企图，但现在它意识到国际压力完全可能增加自己在这场冲突中的筹码。印度至少在两方面可利用外部反应：一，在外交上使巴陷入困境，从而迫使巴撤出武装人员；二，促使国际社会理解印度采取适当军事行动的必要。印度明白，能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影响巴基斯坦的大国只有美国和中国。但从实际效果看，美国未能劝说巴同意停止武装渗透，至少其前期努力并不能在促成巴结束冲突并与印度达成妥协的问题上奏效。印度舆论一度甚至对美国对巴基斯坦无能为力感到不可思议。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主动要求中国向巴基斯坦施加影响，对促成卡吉尔冲突的尽早结束发挥积极影响（注：A.U.萨尔马：“中国在卡吉尔对抗中的调解”，（印）《印度教徒报》1999年7月5日。）。
印度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卡吉尔冲突未像以往演成印巴两国间的全面战争，除了明显的核因素外，中国的积极斡旋和调解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这一立场对谢里夫赴美、与克林顿达成巴基斯坦同意从印巴控制线以南地区撤回穆斯林武装的协议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注：I.辛格：《1999年的卡吉尔：巴基斯坦的第四次克什米尔战争》新德里，1999年第201～202页。）。印度分析家认为，巴基斯坦未能在卡吉尔争端中得到中国的明确支持，似可表明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保持中立的态度显然对印度是有利的。事实上在印巴对峙中，中方声明只要不明确支持巴的立场，就相当于向印度发出了一种积极的信号。因此不难理解，印度会认为中国在印巴冲突期间的立场表现出某种公平原则，反映了中国愿与印发展更密切关系的诚意。
不过应看到问题的两面。一方面，印度意识到中国毕竟是对巴基斯坦决策者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促成巴方武装人员的撤离不失为一个值得欢迎的政策。因此印度舆论欢迎中国能在这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保持“中立”立场，为促成印巴对话取得积极进展创造出良好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出于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的担心并特别是对中国的高度防范，印度又认为完全不能接受中国的居间调停。印度仍对中巴长期以来发展起的密切关系耿耿于怀，认为中国依然是巴的战略盟友，是印度的对手，因此不能担当印巴之间的调停人或仲裁者（注：A.U.萨尔马：“中国在卡吉尔对抗中的调解”，（印）《印度教徒报》1999年7月5日。）。
（五）中国面对南亚：调整与制约
中国在印巴卡吉尔冲突期间的反应和作用可从几个方面去加以解释。首先，中国对卡吉尔冲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冷战结束后印度战略地位进行重新评估的结果。卡吉尔冲突的战略环境与1965年、1971年两次印巴战争有很大不同。冷战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南亚的格局，巴基斯坦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地缘重要性丧失，而印度作为地区大国的地位得到新的加强，南亚的战略平衡发生了明显有利于印度的变化。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印度“新经济改革”使印度的经济增长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同时随着印度经济的国际化接轨过程加快，印度作为开放中的世界大市场的优势日渐显露。随着南亚的公开核军备化，尽管印巴两国都受到国际制裁，但事实上印巴的国际形象有所不同。印度在国际上热心表明自己是高度负责的国际社会成员，并努力展示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形象，以此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拉拢关系（注：参看V.K.昌德：“迟到的保证：民主在印美关系中的作用”，K.巴杰帕伊：《面向21世纪的印美关系》新德里，2000年第149～158页。）。此外印度与前主要盟友俄罗斯（苏联）的关系在冷战后不仅没有疏远，而且在军备领域还有进一步的密切。印度90年代起致力恢复、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极力扩大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随着冷战后美国及其他大国亚太政策、尤其是南亚政策的调整，印度作为地区大国的地位得到充分的认可。中国对卡吉尔冲突的反应，尽管针对的是一个具体的局部问题，但可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上述国际性因素的理解。
其二，中国对卡吉尔冲突的反应，也反映了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对外部安全的感知。随着全球冷战的结束，强调根据本国利益对外部热点问题作出务实反应的现实主义重新成为国际政治思维与实践的主流。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毫无节制地显示武力。西方在南联盟科索沃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停火后继续在该地部署大量兵力，尤其是北约袭击我国驻南使馆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危机；北约的东扩则对我国的长远战略安全构成了威胁。从地区形势看，美国在拉拢印度牵制中国的同时，与中国的战略矛盾却更显突出。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对美国推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对亚太地区安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深表关注。为了抵消美国的战略遏制，中国也致力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印度改善关系并寻求共同点。尽管中国对俄罗斯多次提出的中、印、俄“三角伙伴”结盟不感兴趣，但随着国际关系中某些新特征逐渐明朗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转阴，中国开始意识到与印度在外交上寻求共同利益，在战略上消除对抗、增进理解的必要性。总之，力求在自身国家利益与新的外部现实环境之间求取平衡正在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大特色。作为该战略设定的具体体现，中国坚持反对由单一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积极呼吁建立一个多极化世界秩序。在这样一种设想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无论其政治影响、经济潜力、军事实力还是其不断强化的战略意向，中国都难以排斥它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其三，中国对卡吉尔冲突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维护自身主权的考虑。这种考虑说到底就是：在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具有民族、宗教多样化的主权国家应如何看待和维护自身的内部稳定与主权完整。印度在诸多方面与中国的处境非常接近，不能排除克什米尔冲突带有这种类型的特征。美国为首的北约在1999年宣布了新的战略构想，在下决心东扩的同时，也强调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行动干预其他国家内部少数民族、教派的人权问题，以人权压主权的做法越发升级。科索沃战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尤其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有不少势力始终利用“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对中国施加政治高压，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行打压。鉴于公开申明这种新的强权机制以及存在对其他国家滥用这一原则的先例，中国必然对美国及西方打着“维护人权”和“民族自决”的旗号加强对中国直接干预的可能保持高度警惕。它要求中国必须限制美国伸张霸权、建立多国联盟来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鉴于这种背景，中国绝不希望有相似处境的印度从中国得到错误的反馈，反成为这样一种反华组合中的成员，因此中国不得不考虑继续无条件支持巴基斯坦可能给自身战略利益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四，多方面的事实表明，印巴此次冲突的局部背景尽管与过去类似，主要围绕教派矛盾而展开，但非法渗透到控制线印方一侧的穆斯林“自由战士”具有明显的雇佣武装性质，带有国际恐怖主义的某种特征。事实也证明事端是由大批武装渗透者的越境军事行动所挑起的，并且他们在卡吉尔一带的军事冒险显然得到巴基斯坦军方以及巴国内一些激进宗教团体的支持。近年来，一些跨国界恐怖主义势力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为基地，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仅影响到印度、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亚独联体国家，而且已直接影响到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尽管克什米尔发生的冲突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不能简单地与国际恐怖主义相关联，但引发冲突本身打破了该地区的稳定，并完全可能触发周边地区的不稳，为西方大国的强制性干预提供方便的机会。这些都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有鉴于此，中国需要明确地表明立场，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客观公正地尊重事实。因此必须承认，巩固国内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边境地区的稳定、防范跨国恐怖活动的需要，也决定了中国对卡吉尔冲突的基本立场。
最后，对中国而言，南亚局势的变化和动荡不安直接关系到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安全。在冷战结束和南亚已实际核军备化的背景下，印巴围绕克什米尔的冲突结果进一步加剧，完全可能引发两国间另一场总体战争，势必会破坏周边地区的安宁，从另一方面也会对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稳定局面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并可能给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并且更严重的是中国可能因此而无端卷入一场本不希望介入的外部冲突之中（注：张晓东：“‘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形成”，《亚洲时报》（电子版）2001年3月28日。）。特别是鉴于目前正在启动中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前景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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