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发展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背景
过去50年，尤其是最近20年，中国在农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适量以至充足的衣食方面所做的努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到20世纪90年代末，用占世界只有1/15的耕地供养着1/5的世界人口，食物总体自给率超过100％，粮食自给率也在100％左右（国家统计局，2001年）。人均食物能量摄入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1700千卡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2600千卡，营养不良人口总数从1990—92年的1.93亿下降到1997—99年的1.16亿（FAO，2002）。农村贫困人口也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0年的3200万（国家统计局，2001）。这一系列的进步，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开始减缓。在进入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农业更面临一系列挑战。过去对我国的农业发展起过促进作用的诸多动力和政策效应已开始逐渐减弱以至消失。在农产品需求方面，随着收入增长，食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消费不但在消费结构上发生变化，对大部分的农产品来说在总量上也将进一步增加（因为大部分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为正）。从长远上看，中国能否同过去一样生产足够的农产品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以上大背景下，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由于复杂性，人们在入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问题上，认识更不一致，部分人对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悲观情绪。
我们以为解析中国当前和未来农业发展这一复杂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如下几个问题的认识：中国农业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何在？当前农业政策干预程度以及国内外市场变化情况如何？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变化又是如何？第一类问题与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战略有关，它决定中国未来农业发展靠什么取胜，决定中国农业发展始终必须坚持的原则和策略；第二类问题与我国各种农产品在开放的市场情况下受国际市场影响有关，当前的农业政策干预程度决定开放市场对中国农产品市场影响的大小，政策干预程度越大，农业受市场开放的影响也越大，同时短期内的国内外市场变化多端，有时难以预测，国家应对变化中的市场及时做出反应和对策，这些问题都同中国农业发展的短期对策有关；第三类问题与中国农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方向有关，它是国家决定未来支持农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的重要决策依据。
我们认为入世给中国农业和农业政策带来的变化同中国过去20年的农业和农业政策的演变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它是过去发展趋势的继续，入世对中国农业将产生影响，但影响是温和的，是同过去农产品贸易趋势一致的。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更好地理解以上第一类和第二类问题提供一些依据。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我们都应用到相关的计量经济实证分析或预测模型等方法，出于文章篇幅上的考虑，本文只对一些因果关系及其分析结果做简要的讨论，详细可见相关被引用的文献。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过去和未来农业发展增长因素作简要论述；第三部分推测2020年中国农业可能的发展方向，最后对本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农业增长的源泉和动力
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利进展奠定了基础。东欧和前苏联在改革的头几年内农业总产值的下降幅度超过50％。中国与此不同，改革的头7年，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近10％（国家统计局，1993）。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增长是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农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乘数关系。
然而，在过去10年，中国农业开始面临诸多挑战。农业生产增长减慢，粮食生产年均增长率也从1978—1984年的4.7％，下降到1985—1995年的1.7％和1996—2001年的负增长（年均下降0.85％，国家统计局，1990—2002）。对过去农业增长原因，已有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最早的实证性研究集中在测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制度创新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上。这些研究认为：改革的头几年，生产率的提高大部分源于制度创新。利用进一步更新的数据，我们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农业的影响在改革初期是仅略次于制度创新因素，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除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之外，在农业增长上，还有许多其它因素也对农业生产曾有过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价格和市场政策，它们的重要性已经被一些作者描述性地解释过和定量分析过。中国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系统的灌溉体系，过去对农业生产增长的分解分析的研究也表明其对农业生产增长的影响不可忽视。黄季焜和罗泽尔通过建立一个多产品的动态调整系统模型，分析了从改革初期以来各种因素对中国农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20年，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我国农业增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大部分时期，国家的价格政策和市场改革对农业生产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增加和农作物面积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国家外汇管理体制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提高国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合过去其他人和我们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一个基本判断，即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增加和面积扩大、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改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流通的完善、外汇和外贸体制改革等都对我国的农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仔细分析以上各影响因素近来的变化和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人们不难产生中国农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判断，这一判断从前面讨论的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减慢又相一致。
首先，由土地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农业制度创新所释放出的激励对生产的增长影响已发挥殆尽，很难想象未来还有新的农业制度创新能够发挥像土地联产承包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那么大的作用。
其次，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价格水平下，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不但增产不显著，而且将会促进成本的上升，从而导致我国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下降。
第三，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靠扩大农作物面积来增加产量的措施已成为历史，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意味着农业耕地还将会继续缩小。
第四，随着非农行业的发展，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也将会不断增长，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意味着在农业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即使生产资料投入不增加，农产品生产成本还将会继续提高，这在中国会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在农户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的情况下，机械替代劳动力的潜力相当有限。
第五，中国耕地的灌溉率（超过50％）已是世界最高水平之一，投资边际成本显著增长，边际回报率已明显下降，靠增加水利投资来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效果已远远不如过去，更何况水资源短缺将会越来越严重。
第六，通过农产品价格政策来促进农业生产的空间将大大缩小，因为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激励农业生产不但会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而且与中国入世所做的承诺相悖。
第七，通过外汇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农业生产的政策空间也将非常有限，外汇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经过1980—94年之间高达400％的贬值从而大大促进我国各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之后，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空间不大，近年来甚至还出现了升值的压力，即使未来可考虑对人民币进行适当的贬值，这同过去出现的大幅度贬值无法相比。
第八，过去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是以国家贸易为主导，入世后未来贸易体制改革意味着靠国家垄断来保护国内农产品生产的措施将逐渐退出。第九，非农部门的发展给农业发展在自然资源（如水和耕地）以至资金利用上产生的竞争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总之，过去促进农产品生产增长的诸多动力和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效应将逐渐消失或减弱，未来农产品生产增长几乎都将主要来自于新的技术革命。那么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未来农业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增长是否能够承担起国内由于人口和收入等增加所引起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我们对这个问题曾做过比较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是只要国家能够较大幅度地增加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中国的大部分农产品自给率都可以保持相当高的水平。保证未来中国农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过去更是未来中国农业生产增长的第一生产力，国家在任何时期都应该把农业科技投入当作农业发展中的首选政策。
二十年后中国农业发展可能的格局
为了推测在给定的一系列条件下未来我国农产品供需和贸易的变动趋势，我们利用中国农产品政策分析和预测模型（CAPSiM）对这一问题做了分析。利用该模型，我们分析了多种方案，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对其中基准方案的结果做一简要介绍。基准方案隐含了短期内入世和长期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基准方案假设未来农业科研投资增长同过去20年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
表1列出我们所预测的2000年至2020年中国主要谷物粮食的需求、供需和贸易等指标。表2列出同期其它农产品贸易和自给率变化情况。从表1和表2我们可以大概得出如下几个判断。
表1 中国主要粮食（大米、小麦和玉米）供给、需求和贸易预测（百万吨），基准方案
注：稻谷已转换成大米，总需求量包括口粮、饲料粮、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产后损失。
表2 在基准方案下各主要农产品的净进口量和自给率
注：油料不包括大豆油。
第一，当前中国粮食过剩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从长期来看，中国粮食需靠一部分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粮食进口量将逐渐增长，会从近年来净出口转向净进口，2010年和2020年将分别达到3100多万吨和4400多万吨（表1）。但即使到2020年，我国的粮食自给率还高达90％以上，这对人多地少的一个大国，能够在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下，生产90％以上的国内粮食需求量，已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农业科技进步或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未来中国的口粮将基本自给。虽然中国可能需要进口10％左右的粮食，但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粮食——大米和小麦，其自给率相当高。未来国际粳米市场将会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开放而扩大，这为我国北方地区粳米生产创造了发展的机遇。到2020年，我们的基准方案预测结果表明，大米的自给率将可能会高达108％（表1）。小麦进口在2010年左右达到高峰后，随着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和人均小麦消费趋于稳定和下降，进口量也将逐渐减少，到2020年，小麦的自给率也将能达到95％左右（表1）。
第三，中国未来要进口的粮食主要是饲料粮（玉米），这对我国的畜牧业发展有利。随着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畜牧业的发展，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将从目前的1999—2001年的年均1.09亿吨左右，迅速提高到2010年的1.51亿吨和2020年的1.84亿吨（表1），而国内玉米生产的扩大（同期从1.16亿吨到1.35亿吨）满足不了畜牧业发展对玉米的需求增长，到2020年将有27％左右的缺口（自给率为73％左右，表1）。但值得一提的是，进口国际市场上较为便宜的玉米来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畜牧业，促进畜产品生产和出口，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第四，棉花、油料、糖料等耕地密集型的农作物产品，进口量将逐渐提高。这些农产品到2020年国内的自给率大约保持在70—75％左右。在粮（玉米）棉油糖产区适量地进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非常有必要。
第五，园艺作物产品的出口将增加。例如，我们预测到2020年，中国生产的蔬菜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还将有4％左右的可供出口（表2）。水果的供需及贸易预测结果也基本上同蔬菜一致。
第六，中国的畜产品（除奶制品）和水产品的出口将逐渐增加，但出口量不会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多。我们估计，到2020年，畜产品和水产品出口量大约占国内生产量的5—6％左右。
第七，贸易自由化给中国农业长期发展带来的影响，从生产上看，利弊基本相当，但从农民的农业收入来看，农业总收入不但不会下降，可能还会上升，因为结构调整是使农民的农业生产向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行业发展。
第八，决定中国农业发展最主要因素是农业科技投入政策。在基准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做了各种不同的政策方案的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和自给率水平对农业科技投入变量最为敏感。
研究结果讨论
本文对中国当前和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些问题做了初步的解析，并对未来农业发展趋势做了推测。对中国农业增长的源泉和动力问题的分析表明，一系列曾经对我国的农业发展起到过积极促进作用的增长因素和政策措施及其所能产生的效应已开始逐渐消失，未来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动力将从多渠道向以农业科技进步为核心的主渠道转移，农业科技发展是中国农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国家必须在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资以及技术引进上做不懈的努力，这才是农业发展的基本国策。
结合我们对WTO与中国农业的分析结果，我们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更主要的是国内问题，未来农业发展情景更取决于国内的政策，取决于决策者和生产者对变化的国内外市场做出的反应和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我们认为入世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对中国并不陌生，中国已朝着更适于国内具有优势生产资源条件的方向迈进了二十多年。未来20年，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增长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的扩大，同过去20年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WTO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影响在于推进和加速过去已经发生趋势的速度。
对中国今后20年农产品供需和贸易的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利弊基本相当。中国还将继续提供着自己所需要的所有农产品的大部分生产，中国不存在口粮安全的问题。在农产品贸易上，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科技进步促进农业生产增长，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总之只要国家把农业科技这个纲抓好，中国的农业发展前景就不会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在成为一些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的同时，也将成为许多以新技术为主的劳动力相对密集型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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