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将论文,北宋论文,群体论文,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1-0116-06
宋朝的“重文轻武”及“以文驭武”已是共知的事实，清代王夫之在《宋论》中有过评说，现代主要有宁可先生《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1]、台湾学者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2]两文，对“重文轻武”风气及武将地位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在北宋“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与社会风气之下，武将作为群体的素质究竟处于怎样的状况？其影响又如何？这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却少有专文论及，遂不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不仅如此，由于对这些问题未能细究，还直接影响到对宋代国防“积弱”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此展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一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3]（《礼记·杂记下》），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常识。唐太宗在《帝范》中就有“阅武第十一”与“崇文第十二”两篇，明确指出“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4]（《帝范》卷4）。
自先秦以来，文臣与武将在历代王朝的统治过程中扮演两大重要的角色，各负其责。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才常能被军旅所吸引，遂涌现出一大批兼通治国之术的杰出军事家。
北宋建国后，与以往相比，武将群体的地位和素质开始明显发生转变。如所周知，经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夫跋扈之后建立的赵宋王朝，朝野上下皆视武人为动乱的根源所在，在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背景下，确立了百般防范武将的政治原则。与此同时，在“与士大夫共天下”[5]（卷221）思想的支配下，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不仅使文官队伍不断膨胀，而且从“文”也成为世人追求的目标。诚如宋人所云：“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6]（《贵耳集》卷下）这就不能不严重地腐蚀了“军功”的感召力。于是，优秀人才不再愿踏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改换武职。如宋太祖时，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就不愿改换军职[7]《辛仲甫传》。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虽射术高超，但却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8]（《湘山野录》卷中）。宋仁宗庆历中，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陕西对夏战事，宋中央一时下令将四位统帅改换观察使的武职。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不肯拜”，此事遂寝[7]（《范仲淹传》）。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也不愿沦为武官。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见长的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但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效法孙膑、李靖等前代军事家，而是孜孜以求将武职身份改为文臣[9]（《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卷58《进何去非备论状》。由此可见，北宋文人中普遍存在以从军为耻的观念。这种社会价值观的流行，无疑影响到武将队伍的发展，制约了其群体综合素质的提高，造成了军事将领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后果。此外，适应封建租佃经济而发展的宋代募兵队伍，主要由破产农民，甚至罪犯所组成，其社会地位更低于以往普遍征兵制下的农民，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可以说明。而军人被视作“贱隶”的结果，也极大地削弱了武将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于是，“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在宋初很快萌芽，“以文驭武”的治军原则也随之产生。当北宋的统治政策和社会价值观都将武将排挤出政坛的主流地位之时，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武将群体素质下滑的后果。当然，这一结局经历了逐渐加剧的发展过程。
北宋建国初，宋太祖在“收兵权”的过程中，对军队将领采取了大力整治的措施，特别是对禁军三衙的统帅防范极严。如冤杀殿前都虞侯张琼[7]（《张琼传》）和贬逐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贇 [7]（《韩重贇传》）二位果敢的大将，即为例证。透过张、韩二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对高级将帅极度猜忌。事实上，在处理完韩氏之后，赵匡胤特下诏书，禁止京师和沿边武臣挑选士兵为亲兵卫队[5]（卷7）。在宋太祖猜忌、防范的举动影响下，高级将官便不得不谨慎从事，以打消人主的疑心，如杨信在张琼冤死后接替遗缺，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谨慎和“忠直无他肠”，所以“上委任之不疑”，即使忽染哑疾，也能继续得到重用[7]（《杨信传》）。出身胡族的党进虽膂力过人，但目不识丁，赵匡胤“以其朴直，益厚之”，先后任侍卫步军、马军都指挥使十余年。然而通过杨、党二人的记载，却发现其“哑疾”和“朴直”有不少漏洞，不免使人怀疑有伪装之嫌。张、韩的遭遇和杨、党的受宠，无疑对军队将领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促使他们向明哲保身的方向转变。
宋太祖有意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处心积虑地营造“崇文”的气氛，以对武将施加压力。有一事例，颇能从侧面说明统治者处理文臣武将关系的态度。开宝后期，德州刺史、武将郭贵被调离本地，国子监丞梁梦升到德州做知州。郭氏走后，其族人继续在德州违法牟利，梁梦升便予以惩治。郭贵为了报复，便通过正得宠的武官史珪告状。不料史珪反映梁氏“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时，宋太祖不仅没有治梁梦升之罪，反而立即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5]（卷15）。此事恰恰与以往史氏诬告大将张琼致死的结局相反。
赵匡胤公开要求军队武将学习儒家经典，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10]（《涑水记闻》卷1）。其实，武将提高文化素养本是应该的事情，但赵匡胤刻意要求的却仅在于儒家宣扬的臣子之道，这就不免产生很大的局限性。大将党进本不识字，但也要对宋太祖表示自己尚文，在闹出一些笑话之后，党进只得辩解道：“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11]（《玉壶清话》卷8）而此事也足以说明朝廷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于是，便出现了发生在曹彬身上的极端化表现。曾长期以统军大帅身份征讨四方的曹彬，对文臣极为敬畏，以至于位居枢密使时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要作出退避让路的姿态[7]（《曹彬传》）。
应当承认，宋太祖一朝，正值内外用兵之际，武将群体基本上能正常发挥作用。宋人和后世常以郭进、李汉超、姚内斌及冯继业等一批驻守前线的武官为例，说明当时武将拥有较多的用兵权，这大致都是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郭进等人都是戍边的中高级武将，其职权仅限于各自的防区，而除了郭进具有用兵谋略的素质外，其他人不过是勇猛而已。至于更高级别的将帅，在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态度的影响下，已有束手束脚之感，出现了顺从迎合及保守的趋势，其所为较以往历史上的将帅已大为逊色。甚至还有许多昏老无能之流忝位武职，如义武军节度使祁廷训，胆小怕事，有“祁骆驼”的别号[7]（《祁廷训传》）。因为宋太祖没有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正面交战的缘故，才未能暴露出军队将领们的弱点。
宋人张演深刻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12]（《官门》）这种做法势必使武将队伍丧失了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摧残了其应有的积极进取精神和斗志，导致自卑意识弥漫军营，并促使其追求享乐安逸，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作为战将角色的群体素质。当然，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宋太祖以后各代，其开端却与赵匡胤所为有一定的关系。
宋太宗时代，无疑是武将群体素质和命运明显出现逆转之时。借助非常手段即位的宋太宗，因其狭小的气度、平常的才质和阴暗的心理，对带兵武将就更为猜忌。其中第一次北伐期间发生的部分将领拥戴太祖之子的事件，对赵光义教训尤大[13]。他在晚年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5]（卷32）这里所说的“奸邪”自然不是日益受宠的文臣，而是可能兵变夺权的武将。因此，宋太宗在抑制武人的道路上加快了速度，对武将附加了种种戒律。如当王显出任枢密使时，宋太宗告诫道：“卿代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随即赐给王显《军戒》三篇，并曰：“读此亦可免于面墙矣。”[14]（《太宗皇帝实录》卷26）至于如“阵图”、监军之类控制前线将帅的办法，更是不胜枚举。宋太宗还开始参用文臣为统军大帅。雍熙三军，大臣张齐贤出知代州，“与都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5]（卷27），这可算作文官出知首州要府而兼管驻军的滥觞。柳开出知宁边军，可谓文臣守边的又一例。
宋太宗在位期间，虽然出征用兵、驻屯防御，仍主要由将领负责，枢密院中也继续维持较高的军比例[7]（《宰辅年表》），但对武将权威的过度挤压，却使其各方面的素质及精神状态发生蜕变。如枢密院武职长贰、三衙将领及前线统帅，大都是宋太宗的无能亲信。其中王显、柴禹锡、赵镕、张逊、杨守一及弭德超等担任枢密使要职者，皆为以往藩邸属吏，名为武官，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他们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难怪元人修《宋史》时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7]（卷268“论曰”）以曹彬、潘美为代表的宿将，惟明哲保身，甚至不惜牺牲部属。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曹彬谨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杨业于死地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谓“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15]（《宋论》卷2。以傅潜、王超为代表的新一代禁军统帅，多为庸碌之徒，纵然握兵十万，也临阵惧战。而如田钦祚、王侁之类的武将，则贪婪、险恶，以逢迎攻讦为能事[7]（《田钦祚传》、《王侁传》）。
当上述大批将领把持军队之时，稍有所作为的武将便陷于可悲的境地。世人熟知的杨业的悲剧即为一例。死于杨业之前的郭进，同样是被抑制武夫政策所葬送性命的一位良将[7]（《郭进传》）。猛将呼延赞的遭遇，也颇有代表性。将门出身的呼延赞，久经沙场，勇猛异常。第二次北伐失败后，他向朝廷献计献策，并请求带兵戍边。呼延赞满门投身抗辽事业，他和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杀契丹”，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浇其身体。他还自己设计降魔杵、破阵刀等重兵器。像呼延赞这样的武将，如若生活在汉唐勇于用兵的时代，必然大有用武之地。然而，呼延赞恰恰是处于尚武精神开始沦丧之时，这便注定了其无法作为的结局。据记载，宋太宗对浑身散发着浓烈兵戈气息的呼延赞并不欣赏，在亲征幽州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装束的缘故，竟几乎将其斩首。呼延赞最终困顿死于军营的庶务之中[7]（《呼延赞传》）。呼延赞的遭遇，正是当时武将群体本身角色沦落悲剧的缩影。
在赵光义费尽心机打压武将的背景之下，武将从总体上形成循规蹈矩的特征，这从太平兴国三年发生的一件荒唐事件可以得到明证：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诈称天子派出的巡边使臣，在地方武官的向导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内。面对不持任何凭证的李飞雄，当地将领竟俯首贴耳，甘心受缚就刑[5]（卷19）。此事足以反映武臣们的屈从驯服，其应有的强悍素质可谓荡然无存。
所谓的“重文轻武”政策和社会风气的真正形成，也正是在宋太宗时代。如宋太宗即位仅两个月，就亲自操持科举考试，录取500多人，规模空前，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5]（卷19）。又如：宋太宗大规模重建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亲赐名为“崇文院”[5]（卷19），以示“崇文”的决心。再如：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而且还要求禁军首领也来参观，所谓“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7]（《李至传》）。而宫中原有的“讲武殿”，则被改名为“崇政殿”[5]（卷24）。在此局面下，武将群体便不能不产生自卑之感。值得注意的是，眼见武将群体呈现出庸碌无能的状态，就连一些文官也感到后果严重，于是向天子进谏，请求给武官们一定的权威和荣誉，以免使国家武备涣散瓦解。如端拱二年，王禹偁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他甚至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5]（卷30）。另外，田锡等几位文臣也有类似的议论[16]（《上太宗答诏论边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武将群体素质下降的史实。
二
宋真宗即位后，无视武将群体素质降低的问题，继续沿袭其父的治军原则及措施。当时，前朝无能将帅依旧得到重用，即为证明。咸平时，辽军南犯，北宋大批武官在战场上都表现出庸碌、胆怯的特性。如傅潜以禁军大帅之职负责河北前线防务，提兵十万之众，却“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7]（《傅潜传》）；王超被称为“拙于战撕”[7]（《王超传》）；王显的表现也令人失望。当时还有级别稍低如王荣其人的典型。王荣虽素来胆小，却以宋太宗藩邸背景而出任禁军高级军职。咸平三年，当南下辽军撤退时，王荣奉命追击敌军，他带领五千余骑兵徘徊数日，却不敢进攻。最后为了搪塞朝廷，才率部到界河南岸奔跑了一番，又迅速返回。由于他与部下昼夜急驰，惟恐遇见对手，结果战马累死了近一半[5]（卷46）。
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攻时，宋军防线一触即溃，充分暴露了武将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及至“澶渊之盟”签订后，宋廷因对军事手段失去信心，便视议和为消弭边患的法宝。于是，武备进一步松弛，武将群体更受到冷遇。在此形势下，当政者逐渐推广“以文驭武”的措施，以便文臣控制军队，如枢密院中不仅出现文臣人数超过武将的情况[7]（《宰辅年表》），而且武将也受到文官的支配。据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颇有谋略的武臣马知节与文官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密院，一日，“上召公（王旦），至则见冀公（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17]（《文正王公遗事》）。以此可以窥见当时武将所遭受的歧视对待。在前线，文臣也越来越多地充当了指挥官的角角。如咸平四年，大臣张齐贤出任泾原环庆等路安抚经略使，负责应付党项的进攻[5]（卷49）；景德初，宋中央以向敏中充陕西路沿边安抚使[7]（《向敏中传》），等等。武将遭到排挤的结果，必然进一步降低其指挥能力。史称：“上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5]（卷60）这实在是当时武将群体沦落的一种曲折记载。
到宋仁宗时期，“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军功遭到了社会的普遍轻视。宋人对此有这样的看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18]（《儒林公议》）在此背景下，文臣完全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武将群体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枢密院中武将已寥寥无几，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如对夏前线，“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钤辖以上，许与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5]（卷135）。于是，范仲淹、韩琦等文官以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的身份，负责指挥各路军队。文官担任各地帅臣，已成为一种定制，如宋人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所云：“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19]（《百官门》）
长期倍受压制和岐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如张耆既无战功，又无谋略，只会坐享厚禄[7]（《张耆传》）。杨崇勋以攻讦寇准得到当政者的赏识，然无他才能，又性贪鄙[7]（《杨崇勋传》）。至于夏守“贇则懵于用兵，所谓“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7]（《夏守恩传附夏守贇传》）。尽管如此，张、杨及夏氏等人却出入禁军统帅和枢密使之职。郭承祐是人所共知的“小人”[7]，但累迁禁军要职，长期典军（《钱惟演传附钱彦远传》）。这就难怪武将要受到士大夫的蔑视，如宰相王曾讥讽枢密使张耆为“一赤脚健儿”[5]（卷107）。富弼称夏守贇为天下人所耻笑[5]（卷124）。欧阳修则公开认为郭承祐为“凡庸奴隶之才”[19]（《百官门》）。至于大批中下级武官，大都素质低下，少有作为，这从战场上的屡战屡败可以得到反映。
宋仁宗时期，武将中稍有战功、有头脑者，不是遭受迫害，就是受到压制，或死不得其所，或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如大将狄青、王德用及种世衡、张亢两位文人出身的将官，即是如此[7]（《狄青传》、《王超传附王德用传》、《种世衡传》、《张亢传》）。而他们鹤立鸡群的事迹，不仅不能说明当时武将素质的卓越，反而证明了有为将领孤立可悲的处境。
宋仁宗以后，惟有宋神宗朝曾力图全面振兴武备，改变国防颓势。因此，宋神宗、王安石对传统抑制武将的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实行了“将兵法”，以增强各地武将对辖区内军队的指挥权。宋神宗认为：“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7]（《苏颂传》）遂有意打通文武之间的隔阂，允许武官在考核词赋之后换为文资官衔，以提高将领的政治地位和素质。于是，在积极的政策鼓励下，出现了如王韶这样善于用兵而又勇于投军的文士。一时武将群体的素质也有所改善，这从西北战场取得的许多胜利可以得到证明。但是，进入宋哲宗元祐之时，各项变法内容在遭到清算的同时，包括允许武臣换文资在内的鼓励军功的措施也被视为弊政而废止[5]（卷407）。武将群体又一次遭到打击，张舜民《上哲宗请内外臣僚各举堪任将帅者》指出：“臣伏见近年以来，宿将凋零，今岁为堪。虽其间人才固有粗精，是皆自英考、神宗识拔，切磨收养，出生入死之人也。”[19]（《百官门》）
宋哲宗朝之后，虽然因政治斗争而武备出现不少反复，但总的说来，传统的驭将政策得到延续。在北宋末年，乱政之下又出现如童贯之类宦官把持军政，如高俅之流无赖掌握禁军的现象，因此武将队伍更为混乱，其群体精神面貌及素质也更为低下。到宋金联合灭辽时，北宋武将的无能怯懦暴露无遗。如刘延庆等将帅拥优势兵力也不敢与残辽军队交战，稍遇抵抗便落荒而逃[7]（《刘延庆传》）。由此可见，最终出现“靖康耻”的惨剧，实与北宋长期压制下造成的武将群体的无能有相当大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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