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中的智力外流理论最新进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发展经济论文,智力论文,学中论文,最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1.3
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但是，从发展伊始就有大量的熟练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学有所成者从发展中国家持续地向发达国家流动，这就是发展经济学称之为“智力外流”(brain drain)的现象。智力外流的动因是什么？外流过程有什么特点？对发展中国家有何影响？这些是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发展经济学对智力外流的研究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最初对智力外流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智力外流中，留学人员学成后滞留不归者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与此同时，智力外流后的回流逐渐增多。于是一些学者的观点开始改变，逐渐指出了智力外流积极的一面。本文着重分析发展经济学中智力外流理论的最新进展。第1节是对早期文献的一个简要回顾；第2～3节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智力外流理论，其中第2节论及智力外流的内生动态模型，第3节讨论智力外流的地理和部门特征。
一、早期的智力外流理论：静态与外生的悲观结论
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医生、护士和教师大量向发达国家迁移，构成智力外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对这一现象，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打击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早期的智力外流理论把对熟练工人的需求看做是外生的，是由发达国家的劳动市场决定的，从而工资的决定也是外生的。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熟练工人的工资存在巨大的差距，因而引起熟练工人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主要关心智力外流对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影响。显然，流动是否损坏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是否完全竞争和不受干预，即是否没有任何扭曲。如果是完全竞争，则熟练工人的工资决定于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劳动力定价是通过劳务的国际贸易完成的。此时国内外同等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工资低于其边际生产力的事实，因此熟练劳动力的外流是正常的，不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福利。
但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也存在着种种扭曲。其中最主要的扭曲是外部性和政府的教育补贴，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文献主要讨论的问题。外部性是因为作为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其工资具有刚性，而且低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在这种扭曲下，社会边际产品和私人边际产品不相等，人才外流就会对输出国留下来的未外流者产生不利的福利影响。
早期智力外流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是巴格瓦蒂(J.Bhagwati)，他和另外一名学者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分析了技术移民对输出国的福利影响。在技术移民中，由于工资的差距，发展中国家是输出国，发达国家则是接受国。技术移民对作为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在如下三个方面产生了影响：
第一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教育决策。当国外实际工资高于本国，同时向国外迁移流动存在着可能性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就会增加对教育收益的预期（等于国外的工资乘以迁移的概率），并据此作出教育决策。存在迁移可能性时的教育期望的收益高于封闭经济，因此更多的人口选择接受教育，以增加技术移民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熟练工人的技术移民直接降低了国内熟练工人的失业率，从而提高了留在国内的熟练工人的工资，这再次激励国内人口增加教育需求。由于教育的固定成本享受国家财政补贴，当高学历者迁移到国外后，也把这部分补贴带出，从而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注：Bhagwati & Hamada,1974.）
第二，熟练工人的外迁成功还影响到留在输出国国内的工人的福利。既然熟练工人外迁提高了国内熟练工人的工资，这种影响就会波及其他部门，从而影响其他部门的工资与就业。于是不熟练工人工资随着熟练工人工资上升，而这会增加不熟练工人的失业，从而扩大了技术移民减少福利的效应。另外，技术工人工资增加，就业减少，而教育成本增加，因此减少了国民收入。（注：Bhagwati & Hamada,1974.）
第三，熟练工人的外迁减缓了国内熟练工人劳动市场上的供过于求，有可能也减缓甚至逆转了国内熟练工人或专业人员从城市向农村地区的流动，从而限制了国内知识与技术的扩散作用。例如，在1996年到1998年间，尽管印度注册医务人员的数量增加了24%，但其在农村初级卫生单位工作的医生数量减少了9%。（注：Bhagwati & Hamada,1974.）
此外，如果国外的劳动市场在筛选应聘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熟练工人方面更有效率的话，则迁出国的效率损失更大，因为筛选总是导致生产力最高的高级人才外迁。
不过另一方面，在早期的智力外流文献中，技术移民也有其有利的一面。第一，既然外迁之后工资提高，那就说明在外迁之前工资是低的，低于其边际产品。这样，当熟练工人外迁之后，其边际产品高于其工资的剩余就留给了智力输出国；第二，有利于减少国内非技术工人的失业。国内对熟练工人的供给是过剩的，尤其是在城市。这样熟练工人就会挤占非熟练工人的工作，造成后者的失业。而在技术工作中，技能与工种并不匹配。这样，当一部分人外流时，剩下的熟练工人可能和国内的工作匹配得更好，而非熟练工人的失业率也得以降低。问题在于，这些结论并不总是和数据吻合。（注：Bhagwati & Hamada,1974.）
早期智力外流理论的主要缺陷是不够深入和细致。第一，没有考虑到部门性质，更没有分析到企业这一层；第二，虽然早期理论按照收入差距划分了输出国和输入国，却没有对输出国进行区分，没有考虑不同输出国在规模、收入和劳动市场特征等方面的区别。国家大小不一样，智力外流模式也不同。输出国劳动市场的特点不同，智力外流的福利影响也迥然有异；第三，没有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讨论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的相互影响，其分析仅仅停留在静态的层面。
另外，早期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在的技术迁移。由于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网络特性已经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个人联系在一起，并不必然需要熟练工人的空间移动。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智力外流出现新的特点时，自然也就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智力外流理论：
对筛选机制和增智效应的强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外流速度加快，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临时迁移中出现了智力外流，留学人员学成不归者占据了较高比例；一些早期的外流熟练工人或专业技术人员开始回迁；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越来越多地由私人负担成本，国家补贴部分逐渐减少。这种现象重新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对智力外流的兴趣，他们的分析更为动态，结论也更为乐观。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发达国家的工作机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方面吸走了一部分优秀人才，这是所谓的“泻出效应”(drain effect)；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教育激励，鼓励他们去接受教育，从而增加了输出国的工作技能存量。同时，留在国内的熟练工人之间的相互溢出效应，以及外迁者的回迁和与国内的商业往来也能增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福利。这就是所谓的“增智效应”(brain effect)。
在90年代的智力外流模型中，斯塔克(O.Stark)、贝恩(M.Beine)、蒙特福特(A.Mountford)和韦达尔(J-P.Vidal)等人分别分析了增智效应的三个机制，并指出了这三个机制对智力输出国社会经济福利的增进作用。
第一个机制是教育与技能具有外部性，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的外流鼓励了国内人口增加教育与技能投资。(1)在国外高薪技术工作开放的前提下，输出国人口愿意多接受教育，这有助于增进技术工人输出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注：Stark,Helmenstein & Prskawetz,1997,1998.）(2)技能具有生产上的外部性，人口中受过教育的比例越大，程度越高，则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也越高；（注：Beine,Docquier & Rapaport,2001a.）(3)技能可以进行代际传递，从一代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巩固和扩展继承下来的技能。（注：Mountford,1997.）而且，某一代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下一代的人力资本形成就越有效率。（注：Vidal,1998.）
第二，在筛选不完全的情况下，技术移民存在着回迁的可能性。国外高薪工作需要的是高技能的熟练工人或专业人员，但技能与教育水平是两码事，只有工作技能而不是教育才能增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教育水平只是增加工作技能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教育水平可以间接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并不能必然提高。因此，发达国家的用人企业需要对持有学历文凭者进行甄别筛选，将高能力者与低能力者分开。如果筛选是完全的，就能够把各种能力的受教育者区分开，这样做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顶尖人才外流。而且，技术移民是确定的，低能力者注定不会受到雇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对输出国开放发达国家的高薪工作机会，都不会刺激国内有更多的人口接受更多的教育。对于高能力者而言，无论国外有否工作机会，他都是要接受教育的；对于低能力者而言，教育需要支付成本，而收益在国内不高，出国又不可能，因此其期望教育收益并不因外国高薪工作机会的存在而提高，从而不会选择接受教育。因此，完全的筛选降低了技术人才输出国的经济福利。假设无迁移可能性时的受教育人数为A，存在国外工作机会同时筛选完全时出国的顶尖人才数目为M，则完全筛选和对外开放时留在国内的人数为(A-M)。
但是事实上，用人企业能够轻易地辨别文凭的好坏，却不能马上辨别持有文凭者的能力的高低，能够做到的是事后的筛选，经过一段时期的雇用，才得以辨别能力的高低。因此，筛选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筛选产生两个结果，其一是导致在智力外流中个人迁移的不确定性，只有一部分能够迁移，每一个获得文凭的人迁移成功的概率都相同，而迁移概率是由外生变量确定的；其二是经过事后筛选，一些外迁者会回流。工人的工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既取决于其能力，也取决于其教育程度。既然相同水准的技能与教育在国外比在国内能够获得更高的薪水，那么，由于筛选的不完全，低能力者也有机会在完成学业后出国（或留在国外）受到高薪雇用。因此，相对于没有迁移机会而言，整个人口无论其能力如何，接受教育的期望收益都增加了，而教育成本是相同的，这就鼓励国内有更多的人去接受更多的教育。假定无迁移可能性时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A，有迁移可能性时的人数为B，迁移的概率为p，则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劳动力市场后，留在国内的高学历者为(1-p)B。如果国内人口接受教育之后按照d的比例产生社会效应，则迁移所牺牲的社会效益为dpB，剩下的社会效益为d(1-p)B。对比一下，无迁移时的教育人数和社会效应分别为A和dA。因此，d(1-p)B＞dA是有可能的。（注：Mountford,1997;Stark,Helmenstein & Prskawetz,1998;Vidal,1998;and Beine,Docquier and Rapoport,2001 a.）
当然，实际的教育决策是根据主观的概率进行的，而不是根据事后观察到的概率进行。但是从长期来看，主观的概率会向事后的客观概率收敛。
第三，即使输入国可以做到对技术移民进行完全筛选，也还是有途径加强对输出国个人的教育激励，从而有可能增进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既然出现了智力外流，那就表明输出国存在着一些未利用的教育能力，而之所以未加利用，是因为国内需求缺乏所致。当发达国家开放工作机会时，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的期望工资，并诱使他们外迁。尽管完全的筛选吸引了能力最高的顶尖人才（设为M人），但如此一来也在国内留下了高薪空缺，为能力稍逊一筹的同等学历者所递补。由此往后递推，则所有未出国者都能从教育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于是就鼓励了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等于M人）。最终在技术移民中，有多少人外迁，就会有多少原本不愿意接受教育的人增加教育投资，获得学历和文凭，以竞争比没有文凭时工资更高的工作。因此，只要有迁移的可能性，不管接受国的筛选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接受教育的人数都会比没有迁移可能性时同等增加M人。此时留在国内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为(B-M)=(1-p)B，而不是(A-M)。（注：Commander,Simon;Kangasniemi,Mari & Winters,Alan,2003.）
以上讨论的是增智效应。除了增智效应之外，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的迁移还会产生其他有利影响，如汇款回国、回迁、与国内建立商业联系等等。
筛选有一个过程，筛选的结束会导致一些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的回迁。在迁移初期，只要教育程度相同，无论其能力如何，工资都是相同的。其结果，低能力的工人得到高于其能力的工资。但是，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学历相同但能力不同的工人在工作中逐渐表现出生产力的差异，这些差异为国外企业家观察到，他们据此调整工资。于是能力稍低者从迁移中获得的好处消失，一些熟练工人或专业技术人员就此回国。即使这些人在国外没有获得技能，他们也比在没有迁移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注：Stark,Helmenstein & Prskawetz,1997.）
另外，如果技术移民更多地考虑消费，当输出国消费品价格低廉时，技术移民在国外获得的人力资本在国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更有价值，回国效力自然在情理之中。由于这些人在国外的工作经历，他们掌握了更多的技能、经验和储蓄等金融资源，也建立了业务联系的网络，这些可以促进他们回国后与国外展开有效的商业交流和合作，形成输出国对外部世界的联系通道。
增智效应体现了智力外流理论的内生性质：教育是在智力流动过程中决策的，与智力接受国的筛选有关，因此，智力外流的因素可以结合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筛选机制和智力流动的过程，使得智力外流理论发展为动态模型。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智力外流理论：地理因素与部门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对智力外流的分析中，产业在地理方面的影响和部门特征是两个被强调的因素。
地理因素与发展经济学中的“中心—外围”模式有关，克鲁格曼(P.Krugman)和鲍德温(Richard E.Baldwin)等人利用“中心—外围”模式分析了智力外流在产业集聚带来的不平衡发展中所呈现的特点。他们认为，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当运输成本或贸易障碍较低时，产业趋向于在一些地区集中。产业的集中自然带来要素配置的集中，从而引来劳动力的流动，其中包含着熟练工人的流动。尤其是当一些高科技行业集中在一些国家时，熟练工人也会跟着迁移到这个国家。（注：Krugman,1991;Baldwin,Richard E.& Forslid,Rikard,2000.）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集中和比较优势无关。在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利用现有资源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和其他国家交换，这时并不必然引发劳动力的迁移。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吸收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以扩大某种产品的生产规模。随着产业的集中、劳动力的流入，需求也增加了。
这种智力外流是由于产业集中引起的各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结果，其对输出国的影响并不确定。一方面，在这种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先进产业的集中产生了中心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很高的工资水平，而智力外流的地区构成外围，工资要低得多。智力外流越快，中心与外围的工资差别也就越大，因此，这对智力输出国留下来的工人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产业集中产生规模经济，因此在既定资源的条件下，整个世界的产量增加。这就意味着如果运输成本也低的话，智力输出国可以从世界贸易中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产品。
“中心—外围”的思路不支持内生智力外流理论所宣扬的智力外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既然是因为产业集中而导致智力迁移，那就没有回迁的机制，也没有人际网络或海外人员的效应。而且，他们认为整个世界的熟练工人总数是既定的，因此在智力外流中不存在对输出国的教育激励机制。
卡曼德(Simon Commander)、坎加斯尼米(Mari Kangasniemi)和温特斯(Alan Winters)等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工人外迁还表现出非常强的部门特点，最早在医疗卫生领域，后来在软件行业比较突出。（注：Commander,Simon;Kangasniemi,Mari & Winters,Alan,2003.）这集中反映了20世纪晚期技术移民构成的变化。
在发达国家有非常庞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着更为优厚的工资待遇，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这些熟练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来源，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这些工人的供给。由于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领域熟练工人的教育和培训成本得到很大的公共财政补助，因而其工资也相对较低。换言之，在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人力投资和劳动市场都是扭曲的，这就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这种差别足以吸引发展中国家熟练工人向发达国家迁移。智力外流和国家的大小有关，国家规模越小，越难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也就越是倾向于外迁。
当医疗卫生领域熟练工人向发达国家迁移时，更严重的问题在于：(1)公共教育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其中医疗卫生领域的人才教育也是如此，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大量地在财政上资助医疗卫生的教育；(2)医疗卫生教育在增加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面具有很大的滞后性；(3)医疗卫生具有较强的团队工作性质，非一人一力所能成功。医疗技术越进步，先进的医疗设备越大，医疗的团队性质也就越强。这就意味着，团队中一个人的单独作用不大，但一旦有人离开，就如同一个链条上的某一环断裂，从而破坏整体；(4)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资源非常缺乏，而且地区配置不当，主要集中在城市，并且享受特权的人能支配更多的医疗卫生资源。因此，技术移民对发展中国家是极为不利的。除非进行市场化，否则要对整个行业采取一揽子总体方案，局部的奖惩政策是不起作用的。
上个世纪70年代，软件行业的熟练工人的流动性超过了医疗卫生领域。与医疗卫生领域不同的是，政府对这个部门的介入较少，尤其是在软件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公共补贴相对较少，私人对教育的投资正在增加，市场扭曲也少。因此，就算软件业发生大量熟练工人外迁，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不是太大。
但另一方面，软件业的技术移民也可能对输出国福利产生不利影响：(1)它可能会加大熟练工人技能和工作技术要求的差距。在发展中国家，熟练工人或专业人员在技能和生产中使用的技术往往不能匹配，当高级专业人员不断外迁时，这种不匹配也就加剧了，从而导致福利损失。也确实有证据显示，发展中国家软件业的工人和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同行在工作中使用的技术是一样的，但是软件工人各自的技能却不一样；证据也显示，发展中国家的高级专业人员大多移民到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硅谷就会聚了世界各地的软件业精英。不过，这种会聚主要倒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生产技术上的差距，更多地是因为人际网络、企业环境方面的差距。其结果，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和发达国家在软件业上进行不利于自己的分工：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在软件价值链的顶端，如软件的构思，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软件业价值链的底端进行编码作业；(2)打击智力输出国企业进行职业培训的动机。发达国家不断挖走人才，发展中国家熟练工人或专业人才不断跳槽。在这种人员流动频繁的情况下，企业不愿意对职工进行在职培训，在选择技术时也会选择低技术种类的方法或工艺来进行生产，这样企业专业人员被挖走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结果降低了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