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183;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流散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图亚特论文,霍尔论文,英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在国际文化研究领域，围绕着将英国文化研究尊崇为文化研究的起源形态的倾向，出现了大量争论。正如亨德尔。赖特(Handel K.Wright)所指出的，有关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和形成的大多数解释，都倾向于强化其历史发展的神话和单一化解读。乔恩·斯特拉顿(Jon Stratton)和伊恩·昂(Ien Ang)一直强烈批评英国文化研究中构建自身“起源神话”的倾向，认为这是一个在“(殖民的、父权的白人)伟人历史理论中”构建的神话。他们担忧的是建构这种神话的方式：在这种建构方式中，英国文化研究基本上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受到外部势力侵扰的英国本土的产物。 相比之下，斯特拉顿和昂认为，与其说文化研究先是在英国形成，而后被出口到其他国家，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集合点，即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并且在西方英语世界，在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某种历史条件下，许多地理上处于流散多元化(dispersed plurality)状态的知识分子在经过一系列思想运动后所聚集、到达的国际集合点”。让我感兴趣的是，斯特拉顿和伊恩·昂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可能有利于重塑种族和文化身份问题”。 我尤其想接受他们的观点，即在英国文化研究中斯图亚特·霍尔这位牙买加出生却以英国知识为背景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提供对这种“起源神话”进行批判的有效方法，他经常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霍尔必须不断地兼顾他的黑色皮肤、英国国籍以及他在文化研究中的标志性地位，他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具有的独特地位为他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使他能够积极投入到对英国文化研究的修正主义解释中。特别是，他们认为，正如霍尔以其特有的话语立场——我们试图将其描述为“流散的”(diasporic)——所表达的，他对自身学术和个人经历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批判英国文化研究形成的传统观点的道路。 本文通过探讨霍尔的学术经历，提供了对英国文化研究的一次流散性的解读(diasporic reading)。尽管如此，在描绘这幅流散的图画时，我并不想取代对英国文化研究的下述解释，即强调工人阶级文化和新左翼政治的重要作用，我关注的是，按照霍尔的“学术实践模式”所提出的后殖民分析将这些问题重置于新的语境中。我的论点包括，重新考虑将曾在一系列有关主体性之本质的争论中留下历史印记的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基点，这些争论见证了文化研究关注点的转变，历经了从阶级到性别、到种族以及最近到有关文化身份和种族问题的更一般性概念的转变。然而，我感兴趣的不是简单地将这一转变视为一种进步的运动(即从以阶级为基础的身份和文化的“坏”模式向“多重”身份的“好”模式的转变)，而是以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解决一系列类似关注点的方式，特别当这些关注点围绕的是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变革和身份碎片化问题时。 剧烈的文化转型和个人移民经历在霍尔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这个背景下，他的经历为作为一种学术—政治运动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特别有效的视角。但是，在讨论与英国文化研究具体相关的霍尔的学术和政治生涯时，我并不想将霍尔或文化研究简单地归结为种族和文化问题。相反，我感兴趣的是用流散概念作为一种比喻，这种比喻不仅可以表达殖民地黑人移民破碎的经历，而且可以用于一般的身份问题。我的灵感来自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流亡”(exile)概念及其与学术实践的关系，我想指出，这种流散经历不仅是一种“实际情况，［而且也是］我有意将它作为一个隐喻的条件”①，其在英国文化研究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传统而言，围绕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而构建的叙事，来源于农业地区威尔士和工业城市利兹，它们分别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出生地。这些文化研究的“创立者”(及其文化研究本身)的故事往往被牢牢地定位在英国的土地上，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上。相比之下，我想提出一个替代性的原初叙事，它始于英国之外的英国殖民地的一个据点，并且使支撑文化研究之起源神话的阶级文化和边缘性的逻辑体系更为复杂化。有些出人意料的是，霍尔本人常常被毫无疑问地置于霍加特/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的轨迹当中，就像许多理论家将他定位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政治传统当中一样。霍尔的近期作品转向更加自觉地强调自己的黑人身份、流散身份与其学术政治的关系，然而，这种转向不仅提出了基于阶级文化研究叙事来定位霍尔的正当性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作为整体的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些起源神话的有效性问题。尤其是，霍尔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中将自身复杂的学术经历进行语境化重构，并将其移民经历的重要性作为进行政治/学术批判的修辞，这就为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神话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为了理解这种基于身份和文化双重破碎感的学术政治结构的发展，在接下来的部分，我想探讨霍尔的加勒比背景及其移民经历和殖民身份，以此来挑战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起源叙事，并引入新的批判性词汇。 自我叙事 在《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ves”)这篇强调当代移民迁徙的向心性的文章以及最近的两次访谈——一次是接受陈光兴(Kuan－Hsing Chen)的访谈，另一次是接受酒井直树(Naoki Sakai)的访谈——中，霍尔描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在20世纪50年代移民到英国的牙买加人的经历，特别强调了这些经历对于塑造他的身份感所起到的作用。如霍尔所指出的，被迫永久性地从家乡流离失所和被迫无休止地重建自己身份的经历，通过新的身份叙事使他“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从理论上说，早在我明白以上任意一点之前，身份就已经从最初被创造出来”②。这一被强化的身份建构感的根源，甚至可以远远追溯到霍尔在牙买加的成长经历，那里是一个充满殖民和阶级张力的环境。比如，霍尔的父亲任职于联合果品公司，并晋升到以前只有白人雇员才能达到的管理岗位。由于他的父亲最初来自有色人种和中下层阶级的背景这一事实，他的社会地位被进一步复杂化，而霍尔的肤色稍浅的母亲则成长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种植园环境中，并认为自己“实际上是‘英国人’”。 正如霍尔指出的，由于成长在“一个中下层阶级家庭，即一个试图成为牙买加中产阶级之家庭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之家庭的家庭”，因而他很早就接受了有关差异问题的教育。他的家庭身份认同是殖民者文化而非牙买加文化，这种文化执着于种族和肤色的差异(霍尔描述了他作为家庭中肤色最黑的成员的局外人地位，他记得他的父母拒绝让他与更深肤色的同学混在一起)，这意味着霍尔经历了非常个人化的殖民主义文化的矛盾。他回忆起自己曾努力疏远他的父母及其阶级和殖民愿望。比如，当他的父母感伤旧殖民地时代的远去时，霍尔则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强烈认同当时羽翼未丰的牙买加独立运动的反帝目标。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在传统的英语应试教育体制中游刃有余。与通常范围较窄的经典教育相比，霍尔的阅读范围更广(他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习读了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列宁的作品)，他承认自己“非常愿意成为殖民地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自早年时起，霍尔就经历了认同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体系的矛盾。虽然他从霸权和殖民教育体系的学术成就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自信，但与此同时，他也继续对加勒比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抱有兴趣并有着持续的认同。 虽然霍尔成为那些似乎有能力在“拥有加勒比身份的认同感”与“成为英语方面的学者”之间游刃有余的学校老师的有力榜样，但他的家庭环境并没有提供任何等价的空间，使霍尔能够将自己塑造成类似的多重主体身份。通过回顾家庭生活和1951年移民到英国的原因，霍尔捕获到殖民主义及其矛盾对个人产生影响的主观效果。他反思道：“当我看我的童年和青春期早期的快照时，我看到的是一张沮丧者的照片。我不想成为他们想让我成为的人，但我不知道如何成为其他人。”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尔背井离乡的主观经历来自牙买加教育体系强加给他的牙买加身份和英国身份认同，这在很多方面为霍尔移民英国提供了心理准备。正如他所指出的，他试图通过奖学金从他从来没有完全属于过的那个殖民之“家”逃到英国牛津大学，而牛津大学本身就是一个核心的殖民机构以及被他的家人讽刺性地视为真正的文化之“家”的地方。然而，并不令人吃惊的是，1951年的牛津大学更是一个令霍尔倍感无所归依之地。 英国文化的危机 要想评论霍尔在牛津大学的时光，首先应该关注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参与和忠诚，正如我稍后将要讨论的，我们看到霍尔在新左翼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然而，霍尔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认为，在牛津时期很少讨论的后殖民政治文化与新兴的新左翼的政治关切之间具有连续性。事实上，他在牛津时期的第一个三年的自画像是后殖民政治生活中总体“饱和状态”的一种体现，正如他在那时所经历的，在“第一代反殖民和后殖民的黑皮肤知识分子”所主宰的环境中，在那些毕业研究由本国政府资助以及随后返回自己国家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成为了后独立时期的领导骨干。 当霍尔获得了二等奖学金并决定留在牛津时，他加入英国左翼政治的时期到来了。正是在这个时期，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比如在后来的新左翼发挥作用的艾伦·霍尔(Alan Hall)、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但与共产党和工党保持疏远关系。作为当时传统左翼政治团体的一种替代，霍尔和其他这些“独立的”左翼成员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团体(Socialist Society)，这个团体试图聚集起各种左翼思想家(从后殖民知识分子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和帝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然而，我认为，霍尔越来越多地参与左翼政治，并不代表他与自己早期的殖民政治彻底决裂，而是激发了他对流散群体的关注，这标志着霍尔本人与更为传统的英国社会主义机构之间的矛盾关系。与此相关的是，霍尔的社会主义团体是由“外国人或内部移民以及许多外省的、工人阶级的英国人(他们或是苏格兰人，或是爱尔兰人，或是犹太人)”组成的。也就是说，早期形成过程中的新左翼从旧左翼的传统结构中脱离出来的推动力来自一群共享文化迁移经历的个体。 当霍尔等人关心传统英国左翼的政治基础遭遇挑战时，正值英国在经历由外部引起的重大社会动荡。正如斯特拉顿和昂所指出的：“虽然英国提供了对英国语境中的‘文化’进行彻底反思的独特的创造性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文化研究并未独立于‘有机的、内在的力量’。”④恰恰相反，霍尔在一篇写于1958年的题为《这个国家社会生活模式的主要转变》的文章中曾提及，英国所处的环境被打上了国际而非单纯国内力量的印记。昂和斯特拉顿认为，有助于这种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进程是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国家的地位逐渐下降，这种下降与美国作为“新的西方全球超级大国”的出现是同时的。 虽然布莱恩·S.特纳(Bryan S.Turner)已经指出，与英国相比，其他英联邦国家在战后不久就立即开始以更为公开的方式努力应对种族和多元文化的问题，然而我仍然要指出，英国作为一种帝国力量的衰落，是与美国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以及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英国不断增加大众文化出口同时发生的，这些共同见证了对英国单一的和排他的民族身份的重大挑战。事实上，斯特拉顿和昂认为：“帝国时代的结构正在摇摇欲坠，一个非主导的更普遍的形式突然进入到英国文化生活早前整齐划一的等级结构中。”⑤这是以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移民大量迁徙到英国为标志的，这个进程将占据英国身份认同核心的国内种族主义问题摆在了最显著的位置。但是，这也为斯特拉顿和昂反思英国知识分子文化中“边缘”人物——如霍加特、威廉斯，当然也包括霍尔——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这三个人物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关切使得英国的文化传统和建构变得清晰可见，这个进程由对“文化领地的斗争、谈判和反抗”的关注所支撑。事实上，斯特拉顿和昂认为：“历史明确显示，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增强的推动力在于对英国国内处于从属地位、边缘地位、次要地位的力量的批判性关切和确认。”⑥与斯特拉顿和昂相比，我对文化身份的转换和破碎的概念比对边缘化的修辞更感兴趣。我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增强的推动力”来自文化与身份之间存在的矛盾，像霍尔这样一位处于矛盾境遇的人物成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他来自中下层阶级背景，接受的却是英国社会的精英教育，然后又被浸淫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中。霍尔在关于社会流动性和战后英国“新的无阶级”(the new classlessness)的早期文章中捕捉到了这种矛盾的经历，在他对“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的评论中，男孩保留了对家庭和社区的些许忠诚感，［但必须］不断地区分正确的自我提升之动机(这将使他在大学里名列前茅)与错误的自我提升之动机。然而，我非常赞同斯特拉顿和昂的是他们以文化研究的形成为中心的有关讨论，这是“一种再认识：在‘社会’中不会只有一种‘文化’，而任何‘社会’都是由历史上的各种具体文化(它们是在主导与从属的关系中建构起来的)组成的”⑦，因此，文化存在于斗争和争论的关系中。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斗争的一个基点，它支撑着霍尔的左翼政治，并且见证了他在牛津时期挑战传统左翼的政治信条的原则。 新左翼的崛起 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正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革，英国传统左翼机构内部也经受着危机感。正如尤恩·戴维斯(Ioan Davies)所指出的，这场危机本质上是由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及英国(连同法国、以色列)参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给英国左翼的传统意识形态基础以重大打击所造成的。50年代，斯图亚特·霍尔在英国期间遭遇了一场社会文化的重大变革，当时英国的左翼政治体制正在经历激烈的自省过程。这个社会和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时代，给霍尔和其他独立的左翼人士提供了为英国左翼谋划另一条政治路径的机会，这条路径位于“处于核心的共识政治”与过激的斯大林主义之间。 乍一看，牛津大学不大可能出现一种试图超越传统政党政治的左翼政治运动的环境。霍尔所描述的20世纪50年代的牛津大学是一个被垂死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冥顽不化的浅薄”(怀旧般地试图在校园里重新创造一种故地重游的氛围)所统治的地方，几乎没有显示出有利于激进思想产生的背景。正如霍尔评论道：“像我这样的局外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到这种从教育和文化上重建英国阶级体制的过程中。”然而，霍尔(以及许多英国出生的“奖学金男孩”)等“局外人”参与创建了各种新左翼俱乐部，出版了新左翼杂志，从而背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和政治的关注焦点；而1956年的事件尤其导致了《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两家期刊的合并。 《新理性者》最初由爱德华·汤普森等人编辑，在更加传统的共产党左翼圈子和20世纪30年代“人民阵线”的社会主义政治中脱颖而出。相比之下，《大学与左翼评论》由斯图亚特·霍尔、查尔斯·泰勒(加拿大人)、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和加布里埃尔·皮尔逊(Gabriel Pearson)(两人都是犹太人)主编，其发起的牛津学生抗议运动并没有与政党发生联系。霍尔回忆说，这两代左翼政治之间的分歧与地域和阶级的显著差别如出一辙。更具体地说，《新理性者》总部设在英格兰北部，与农村的劳动者阶级群体有着重要联系，而牛津和伦敦那些以《大学与左翼评论》为基地的“新左翼”更倾向于与世界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结盟，要么成为中产阶级，要么变成“向上流动者”。正如霍尔所承认的：“作为一名殖民地居民，我当然本能地对更具社会隐匿性的都市文化倍感亲切，尽管我对《新左翼评论》没有深入到非大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当中去感到后悔。” 霍尔对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的矛盾感情在一篇发表于1958年《大学与左翼评论》中的名为《无阶级之感》的文章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霍尔描述了传统工人阶级的消亡，颇有些许留恋工人阶级共同体团结的怀旧色彩，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有关身份和差异政治的早期洞见。正如霍尔所评论的：“像传统的工人阶级共同体一样，他们经常需要防御或攻击其他共同体、其他民族和种族群体、‘同性恋者’群体、‘格格不入者’、‘奖学金男孩’，有时甚至是好战分子。” 因此，伴随着阶级政治继续主导左翼政治文化，霍尔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英国文化本性的日益断裂非常敏感，并在推动传统英国左翼政治的分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将左翼与当代英国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尝试，见证的大事件主要是1960年《新理性者》与《大学与左翼评论》合并创办《新左翼评论》，后者的出版(在头两年由斯图亚特·霍尔主编)反映了一种由《新左翼评论》主导的研究左翼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正统方法，它标志着新左翼运动开始远离有组织的政党形式，走向一种新社会运动联盟的政治。例如，霍尔认为，新左翼当时试图构建与各种社会和政治团体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构建是围绕对以核裁军运动为代表的“早期‘新社会运动’的深度参与进行的；因此，我们处在了成为1968年之后‘新政治’的前沿阵地”⑧。 我所论述的这种向以联盟为基础的政治的转变可以被视为一种认可，这种认可来自新左翼以及类似霍尔这样身份的人，其阶级政治的传统观念分崩离析，被更广泛的身份政治观念所替代。虽然这种社会身份的观念仍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框架中，但这种范式已开始转向后来成为主流的文化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葛兰西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脱颖而出，这让我们看到政治斗争不仅仅存在于阶级和经济学领域，它在上层建筑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发挥着作用。 文化转向的推动力不仅由新左翼的社会政治运动提供，而且根植于由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和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作品里所描述的英国生活的其他表现中。此外，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批判传统也提供了一些举足轻重的文本，例如《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1958)和《漫长的革命》(1961)，它们对霍尔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威廉斯与英国文化之间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使他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霍尔一样，威廉斯的特点是既具有政治—学术身份又沉浸在传统的英国知识分子文化(特别是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中，并被吸引到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而且如尤恩·戴维斯所指出的，他拥有一种“来自其威尔士祖先的强烈的殖民地边缘感”。在威廉斯上世纪50—6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出现了批判英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开端，在这种批判中，英国生活中文化和政治边缘人的声音开始被倾听，又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文化帝国主义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批判。威廉斯有关英国文化内部人—外部人关系的观点为他重新解释英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提供了理想的制高点。特别是，他对利维斯专注于高雅文化的传统进行了重新解读，将其分析框架扩展到包括由“普通”人的生活组成的日常文化进程中。 霍尔及其他新左翼有关大众文化和媒体的作品可以被视为步这种研究取向的后尘。例如，在《阶级和大众传媒》这篇发表于1967年的论文中，威廉斯等“开创者”的著述对霍尔思想的影响明显表现在他对“情感结构”的关注上，这与阶级文化以及霍尔经常提到的文献如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具有一致性。然而，与威廉斯不同，霍尔对恢复英国战前的有机工人阶级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更为关注针对消费主义的新文化、媒体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及战后英国社会的向上流动对阶级关系的影响来构建理论。正如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所评论的： 由富裕的工人、大众媒体、向上的社会流动构成的新世界，被其他作者视为对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威胁，但却成为霍尔分析的起点……霍尔对文化研究的形成的突出贡献是他坚持投身到当代世界当中去的紧迫感。⑨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和理论转向 1964年后，霍尔在伦敦大学教授电影和大众文化研究，同时——与帕迪·沃纳尔(Paddy Whannel)一起——出版了开创性的作品《大众艺术》(1964)。霍尔和霍加特创建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如果说牛津大学是新左翼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同寻常的站点，那么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沉浸在一种彻底的阿诺德式氛围中)或许就是一个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场所，因为，与质疑支撑阿诺德式的精英文化观的人本主义价值相关的领域就出现在这里。正如霍尔所描述的，英语系任命霍加特为教授，不过霍加特却宣布他有意继续从事他始于《识字的用途》的研究，即研究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经历的影响，这或许并不出乎意料，但却令人感到沮丧。霍尔指出，英语系实际上拒绝资助任何此类研究，这就使霍加特不得不用他自己的经费去聘请一名大学研究员来建立和维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个人就是斯图亚特·霍尔。 因此，虽然该中心隶属于大学院系，但它一开始就处于整个大学体系内部相当边缘的位置，不过这种身份却在许多方面使得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得以发展出一个可能比在学术上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代理机构，而不是去发展历史学、英语和社会学中更为根深蒂固的学术规范。该中心的项目在大学中得到的待遇是临时性的，这意味着虽然有时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会面临被关闭的威胁，这一点不像其他学术部门，然而它并非被迫维持本科课程，因此，它还是可以引导许多资源直接进入到对当时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和理论构建当中。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对英国文化生活大规模的、多元化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现在已经成为“伯明翰学派”研究方法的代名词，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该中心的第一个10年仍然以寻找适合英国文化生活的理论机构为特色，这个进程见证了文化研究和新左翼主要依赖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别是，《新左翼评论》主动承担了将当时尚未有英译本的欧洲文本翻译成英文的艰巨任务。霍尔1962年辞任主编之后，该杂志在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领导下改版为更具传统学术色彩的期刊，它不再更多地关注霍尔倡导的社会运动问题，而是去关注更为广泛的理论问题。然而，正如尤恩·戴维斯所指出的，尽管这种关注焦点转变了，但是该期刊仍然对60—70年代的英国新左翼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将欧洲理论的焦点带入对被视为停滞的英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关切中。对于霍尔而言，新左翼内部的第二次“突破”对文化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事实上，他最近指出：“如果没有那些‘原始文本’(Ur－text)［即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和随后的葛兰西的翻译作品］，如果学术界内部没有人阅读这些文本，那么文化研究就不可能发展自己的项目：它无法生存，也不可能成为依靠自身力量的研究领域。”⑩ 如果说《新左翼评论》在60年代帮助新左翼将关注点转为聚焦批判的政治理论，那么70年代则见证了更为广泛的批判文化的发展和体制化。因此，一方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霍尔在1968—1979年任该中心主任)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该中心的学者们不再是孤掌难鸣，因为70年代还见证了其他一些以大学为基础的、新左翼倾向的院系和研究团队的形成，以及《荧屏》(Screen)、《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男/女》(m/f)、《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女性瘾者》(Spare Rib)等系列左翼批判期刊，和默林出版社(Merlin Press)、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收获者出版社(Harvester)等左翼出版社的出现。 左翼知识分子思想全面体制化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大量作品的涌现，这些作品试图利用欧洲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去开启一系列有关英语文化的问题和讨论，当然，这个过程也提出了关于英国自身地位的问题。显然，自我反思“国外”理论的这种转向，部分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局外”重要人物对英国知识分子文化的逐步渗透，这种英国知识界内部面向欧洲的转向，也可以被视为代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人身份的更为广泛的转向。尤其是这个时刻可以被认为，标志着英国曾经的帝国君主身份以及企图通过加强与日益一体化的欧洲之间的联系(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坚称自己“仍然是重要的中等强国”的最终瓦解。 然而，英国左翼向全球不断扩展的影响力显然比英国外交政策的功能更能反映出60—7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经历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变革。特别是，这一主流进程对生活在70年代的英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和方向的影响之一便是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和迅速扩张。不仅英国的学生人数从1960年到1967/1968年期间翻了一番，而且其构成也变得更为多样化，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学生和英国出身的黑人学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将自己的目光转向英国知识分子传统以外的欧洲的文化和社会模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身份的政治 正如许多理论家所指出的，70年代向欧洲理论的转向代表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时刻。例如，比尔·施瓦茨(Bill Schwartz)认为，与“理论”的相遇，特别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涉及戏剧性的重新定位，这个重新定位远离其最初对“生活经历”的意义的关注，转而关注日常生活文化与更广泛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样，科林·斯帕克斯构建这一理论的时刻，是从更为人本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转变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尤其是阿尔都塞主义的研究方法。 在科林·斯帕克斯关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描述中，70年代霍尔领导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是由排斥其他方法、注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导的。当然，霍尔在他的一篇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遗产的文章中似乎进一步充实了这一单一化的解释，他描述了70年代女性主义和以种族为基础的理论方法的出现，认为它打断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霍尔也承认，虽然他和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他于1979年成功地推举霍尔任该中心主任)了解女性主义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并试图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吸引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来，但是女性主义最终还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中断”了其在中心的发展，这种阻力来自“父权主义势力的充分渗透，它使人相信父权主义已经否定了自身”。此外，关于作为需要理论化的核心社会范畴的种族的前景，霍尔指出：“事实上，让文化研究将自己的议程放在关键的种族问题和文化政治问题上，本身就是一场深远的理论斗争。”(11) 然而，在提供对文化研究发展的流散性解读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解读这一阶段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相互影响且冲突不断的各种理论之轨迹的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是将它们视为更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斗争伴随着对英国文化——其身份不断受到各种起源可能性的挑战——更为广泛的关注。此外，霍尔本人对此提出，流散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移民经历，在这种情景下，这些主体的身份既被视为压迫他人的族长，也被视为种族上的低等贱民。我认为，这只是70年代文化研究试图应对困境的一种复杂历程，从这个角度解读，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所反映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标志着与矛盾的、由社会所建构的主体达成妥协的一种尝试。 正如保罗·琼斯(Paul Jones)在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重要文本——比如《监控危机》(1978)——的讨论中所指出的，该中心首次集体创作的这些作品系统探讨了战后时期英国身份形成过程中种族主义的结构性作用，它们“已经不再纠缠于理论的抽象，而是致力于形成大众/知识分子与政界的共识”。因此，虽然文化研究往往被描绘为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再到“理论上的清晰”(theoretical clarity)的过程，但琼斯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叙事很少关注一个事实，即“这一研究课题的生命力在于它有能力充分阐述这种利益关系，以及那些仍然积极介入政治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及其意识’”。(12) 和琼斯一样，我认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史不仅仅是对英国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敞开怀抱的历史。正如霍尔本人所认为的，新左翼及其后来的文化研究“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问题、一个困难、一种危险，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此外，这一案例，即霍尔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需要与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论进行一场尚未完成的争论”。因此，该中心介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表明，其已经意识到在它所提供的解释模型与当代英国社会文化关系的复杂性之间存在差距。例如，最初被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是因为其认为意识形态的生产具有相对自主性，可以远离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纯表达性的模式。然而，阿尔都塞主义本身也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它倾向于将文化领域视为一个主导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纯粹领域，没有为争论或异议提供足够的空间。 向葛兰西、特别是向其复杂的霸权观念的转向，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条路径，使其远离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些过于受局限的和过于总体化的方面。在葛兰西的权力模式中，尤其重要的是，霸权是一个属于历史集团的概念，它代表了一系列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盟。因此，这一模式所预设的意识形态主体“拒绝承认有一个预先给定的统一的意识形态主体”，认为它并没有取代“组成了所谓‘主体’的自我或身份的‘多样性’”。当阶级作为从属性(subalternity)的标志开始受到对社会不平等所进行的女性主义的和以种族为基础的各种阐释的挑战时，我想要表明的是，霍尔向葛兰西主义的转向是在英国文化研究内部推动转向强调文化身份的政治，而非阻止这种转向。 例如，一方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现的对文化的女性主义批判被描述为这家由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导的机构内部受到了短暂的干扰；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解读为将性别引入了对文化的探讨当中，这些文化探讨包含并进一步阐述了葛兰西的关切，即如何将矛盾的、由社会所建构的社会主体概念化。这并非否认女性主义的到来，特别是1978年《妇女问题》的出版，代表了对男性主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机构和学术政治的重要挑战。霍尔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除一些其他因素外，他最终在1979年离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去往开放大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兼顾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与中心的资深家长式人物双重角色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正如安妮·巴尔萨摩(Anne Balsamo)所指出的，在《妇女问题》中，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修正主义版本，与影响英国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思想中的其他各种研究版本——比如拉康的精神分析——一起，“为进一步推进对性、性别以及社会关系组织的阶级之接合(articulation)的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推进文化身份问题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种族问题在文化研究中的出现。虽然中心有关亚文化的一些研究已经触及种族问题，但是《监控危机》的出版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种族问题。基于一次特定事件，即1972年三名种族主义青年因在以黑人为主的伯明翰汉兹沃斯地区“行凶抢劫”一名男子而被重判收监，《监控危机》试图为具有70年代特征的英国政治共识的崩溃提供一种更广泛的分析，并且全面解读英国国内借助围绕黑人犯罪问题产生的“道德恐慌”而从意识形态上来处理共识危机的方式。通过对这种方式——工作、社会地位、民族性等传统工人阶级的主题借助这种方式作为建立一种跨阶级共识的共同能指(signifier)而被动员起来——进行分析，《监控危机》指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进程，该进程有赖于在全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锻造一个历史集团或联盟。更具体地说，它表明，英国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并非进步政治的特别附属品，而是可以被作为本质上的保守派进行动员，以支持以种族主义结构为基础的“独裁共识”(authoritarian consensus)。 此外，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分析还证明，支撑英国身份的种族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也说明围绕后帝国时期的英国文化和身份问题所展开的内部冲突正在加剧。如霍尔所说，《监控危机》的出版“代表了我自己以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决定性转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认识到不同于阶级的社会范畴在霸权斗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获得了对当代英国的“黑人民族性”与“英国性”相互交织之本质的理解。而1982年出版的《帝国罢工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使这项研究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部著作是由一个新兴的黑人知识分子群体——包括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和普拉提哈·帕尔玛(Pratibha Parmar)——共同完成的，它催生了一系列的流散黑人活动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但主要聚集在伦敦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考比纳·莫瑟(Kobena Mercer)通过对上世纪80—90年代英国“流散群体的文化政治”之轨迹的描述认为，《帝国罢工的回归》的出版以及80年代早期以文化研究为导向对种族主义所进行的批判“看到了起决定作用的大众通过集体活动聚集在一起，在80年代中期，他们的应急议程围绕着黑人的代表性这一关键主题开始影响公共机构”。(13)这些发展以及保罗·吉尔罗伊独特的、有影响力的《没有黑色的英国国旗》(1987)——可以说是第一部自觉代表黑人英国文化研究文本的著作——随后被视为黑人文化研究领域的出现。 撒切尔主义、新时代和族性的回归 1979年，斯图亚特·霍尔离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到开放大学任职。80—90年代，霍尔在开放大学继续自己的研究，直到最近才从社会学系主任岗位退休。在此期间，他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是《艰难的复兴之路》，霍尔将这本散文集定性为“战后英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历史性转折点”，即70年代中期向右转以及随后的1978年至1988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执政。霍尔以葛兰西为基础对保守民粹主义的分析——其灵感来自撒切尔——的核心是，他认为，撒切尔试图围绕种族和英国的民族性问题在“人民”中建立假想的团结意识。因此，尽管英国的“民族文化”在一段时间已经受到帝国主义衰落、全球化和世界市场转型的威胁，但是霍尔认为，撒切尔通过在“一种更狭义但比以前更确切的定义”范围内重新定位英国的民族性而利用了这种身份危机。 然而，在80年代末，霍尔对种族、文化和身份的研究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即研究重点由作为英国民族性的霸权结构之边缘和消极代表的种族和黑人的民族性转向一种相当不同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将族性(ethnicity)而非种族(race)视为优先研究对象。霍尔不是将族性视为“其他”(othered)，而是开始认为，诸如英国这样的当代社会，其日常经历展现出了族性和文化身份之先驱或中心的特征。例如，在首次发表于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霍尔宣称，移民现在已荒谬地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经历”。他在《新时代》以及其他著作中继续指出，西方社会中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性和差异性已经导致普通人的身份有可能不断扩展，并为新的身份政治开辟了空间。作为文化论战的一个聚焦点，这种不断扩大的身份的标志之一就是“族性的意外回归”。然而，与在有关英国身份危机的保守辩论中通用的传统种族和族性观念不同，霍尔劝告左翼转向支持他当时的“新族性”观念。对霍尔而言，“更多元化的族性观念”可能是“对四面楚歌的、霸权主义的‘英国民族性’概念的反对，这一概念在撒切尔主义时期稳固掌控着政治和文化话语权，并且因为是霸权主义而无法作为一种族性来代表自己”。(14)对族性而言，这一研究取向在展现英国的民族性方面发挥了作用，英国的民族性“毕竟是种族身份的一种非常具体和特殊的形式。它在具体的历史中有着一席之地……它存在于有关领土、有关家园何在以及海外何在、有关什么远在天边以及什么近在眼前的一系列观念中”。(15) 霍尔认为，虽然英国的民族性一直被连续地、“自然地”建构着，但事实上“它总是与差异进行着较量。为了作为霸权实体呈现自身，它总是不得不吸收所有的阶级、种族或性别的差异”(16)。因此，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国家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解体揭示了英国民族性的建构本质。这种反思英国身份的过程，其核心是流散主体的身影，这一身影位于致力于强调“统一的”文化和族性之传统的、独一无二的本质的文化当中。正如我在本文中所指出的，这一身影在掌控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一种全面的转变，霍尔的研究重新转向在全球化的框架内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关注点进行再定位，强调种族和身份彻底去中心化的本质，这一转变同样反映在黑人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的流散作品中，例如保罗·吉尔罗伊1993年出版的《黑色大西洋》。然而，我一直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在民族的影响力与跨民族的影响力之间形成了张力，亦即英国文化研究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全球化的或流散的身份。正如比尔·施瓦茨(Bill Schwartz)所指出的，在全球背景下将文化研究重新语境化将面临某些危险，危险之一是文化研究得以生成的具体的社会情境被简化为僵化的空洞抽象。相比之下，在本文中，我试图保持一种明确的、英国文化研究得以出现的英国化语境，同时努力寻找一种“对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被建构更加敏锐的洞察力”。 作为英国黑人知识分子的领袖，斯图亚特·霍尔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有所助益，可以通过他的角色来重新定位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并且“更具想象力地去思考使文化研究及其相关研究领域得以兴起的历史条件”(17)。尤其是，通过将英国新左翼的关注点在更广泛的跨国文化身份政治的背景下重新语境化，霍尔的经历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可以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作出传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解释。然而，在关注文化身份问题方面，我一直在试图把下述观念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即文化研究仅仅出现了边缘性的参与。与这种观念相反，本文提出的流散框架关注的是常常将霍尔的生活和职业标记为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者和英国黑人知识分子的那种张力和矛盾。这里所提出的“流散”概念拥有一种存在于各种身份文化之间并跨越各种身份文化(而不是在它们之外)的功能。换句话说，通过流散的镜头解读英国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这项学术事业为什么以及如何与全世界许多类似的思想运动和团体相关联并且被它们所接受的途径。 注释： ①Edward 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The 1993 Reith Lectures,Vintage,London,1994,p.39. ②Stuart Hall,"Minimal Selves",in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eds),Studying Cul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Edward Arnold,London,1993,p.135. ③⑧Kuan-Hsing Chen,"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Morleyand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Rouledge,London,1996,p.368,p.494. ④⑤⑥⑦Jon Stratton and IenAng,"On the Impossibility of a Global Cultural Studies:'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Rouledge,London,1996,pp.376-377. ⑨Colin Sparks,"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Rouledge,London,1996,p.368. ⑩Stuart Hall,"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October,Vol.53,1990,p.16. (11)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in 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 and Paula Treichler(eds),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London,1992,p.282. (12)Paul Jones,"'Organic' Intellectuals and the Generation of English Cultural Studies",Thesis Eleven,Vol.5/6,1982,p.119. (13)Kobena Mercer,Welcome to the Jungle:New Positions in Black 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New York,1994,p.14. (14)Stuart Hall,"New Ethnicities",in Kobena Mercer(ed),Black Film,British Cinema,BFI/ICA Documents 7,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London 1988,p.29. (15)(16)Stuart Hall,"The Local and the Global: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in Anthony D.King(ed),Culture,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Macmillan,Binghamton,USA 1993,p.22. (17)Bill Schwartz,"Where Is Cultural Studies?",Cultural Studies,Vol.8.no.3,1994,p.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