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娱乐化研究的轨迹与问题——SSCI核心期刊新闻娱乐化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闻论文,轨迹论文,核心期刊论文,SSC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1)10-0065-07
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媒体私人化、商业化的浪潮，新闻娱乐化(infotainment)——电视新闻中资讯与娱乐之间界限的模糊——已渗透在大众传媒的话语体系和日常文化生活中，Wolf将这一日渐上升的趋势称为世界的娱乐化(entertainmentization)。[1]在传统媒体领域，这一趋势亦被称为小报化(tabloidization)。传统新闻愈来愈倾向戏剧化和个人化的报道方式，政治人物在娱乐节目中越来越频繁的出现，新闻娱乐化的全球蔓延速度可见一斑。
媒体领域的这一趋势引发了学界诸多讨论，不同分支学派分别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新闻娱乐化的成因、结果及传播过程做分析和研究。传播学第一篇研究新闻娱乐化的论文则发表于1994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传播学教授Graber[2]关于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研究中。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共有95篇研究新闻娱乐化的论文被SCI、SSCI及A&HCI核心期刊收录(在“话题”一栏中搜索包含“infotainment”的“期刊论文”，从1976年到2011年01月2日)。其中，社会科学方面收录在SSCI核心期刊的有55篇，占全部研究比重35%。学界对新闻娱乐化研究呈每年递增趋势，图一为1992年来新闻娱乐化研究被SCI、SSCI及A&HCI核心期刊收录的论文数量年表。
图一 新闻娱乐化研究在SCI、SSCI、A&HCI期刊发表数量年表(1992-2010)
本文通过对迄今为止SSCI中关于新闻娱乐化的研究概念和问题做批判性回顾，梳理了新闻娱乐化与政治、媒体、受众等三方面的关系，厘清并对比了其主要研究问题、概念和假设。
新闻娱乐化与政治
随着新闻娱乐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兴起，Brants和Neijens[3]追溯了政治制度和社会格局的变化轨迹。美国的选民投票率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始持续下滑，这一无法逆转的事实引起了学界对大众媒体影响政治参与的关注[4、5、6]。虽然并未有研究证明政治新闻娱乐化是公众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减少的直接原因，新闻娱乐化对公民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一直被持续讨论，尤其是新闻娱乐化在全球蔓延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由于娱乐本质上被认为是“一段插曲、消遣，以暂时离开生活重担和责任的压力”，[7]对新闻娱乐化侵占媒体空间和观众注意力，影响资讯有效传播的忧虑不绝于耳。这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尤为严重：政治娱乐化是否将观众注意力从严肃的公共议题引致八卦、丑闻等方面，从而导致民众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和政治参与度的降低。
近些年来，很多欧美学者通过对欧美国家大众传媒与政治制度的研究，都将媒介商业化程度与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参与度联系在一起，并对新闻娱乐化、小报化对政治新闻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表示担心。[8，9-12]欧洲学者Scholten[13]发现，伴随着公众对政客、政党和政治犬儒主义心态的增强，欧洲选民投票率在持续下滑。此外，在研究媒体犬儒主义与政治犬儒主义关系时，Cappella等学者观察到：冲突导向的报道与公众日益增长的犬儒主义和对政治体制日益降低的信心呈正相关关系。[14、15]Blumbler的研究就持续地表达了对新闻娱乐化充斥大众传媒话语的忧虑：商业电视的政治新闻被视为流行文化而非严肃的公共对话，市场力量驱使媒体将严肃新闻包装为娱乐以吸引消费者而非理性公民；由于消费者往往对政治不感兴趣，适应这些政治冷漠的消费者的政治新闻则可能导致不看电视的选民增加。[16、17]在讨论当代传媒所面临的危机时，Blumler和Gurevitch明确表示，“新闻娱乐化导致理性政治对话的减少，这正是工具性民主(functioning democracy)的前提条件”。[17]
这些对新闻娱乐化的批评，大部分均来自于一个未曾验证的假设：资讯媒体和娱乐媒体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融合的界限；资讯媒体为理性的政治参与者提供有用但无趣的信息，而娱乐媒体仅提供有趣但无用的信息。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信息与娱乐在媒体空间和观众注意力方面是竞争关系，新闻娱乐化是有问题的。这些“有问题的假设”[18]——商业电视中的新闻娱乐化将导致政治新闻边缘化——从未得到现实经验证据的支持。此外，这些批评与魔弹论一样高估了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力，将受众看作政治传播中的被动参与者，这一假设已被互联网与互动媒体的兴起所反驳。
相反，新闻娱乐化对政治传播和公民参与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通过对美国、丹麦两国媒体公共议题的话语分析，Crigler和Jensen提出，“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逐步减淡，党派间政见差异日趋减少的社会，公众对政治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关注人物个性、个人际遇的媒体叙事”；[19]一定程度的个人化、通俗化叙述能让严肃新闻变得更易理解和接受。此外，通过分析安嫩伯格2000年全国选举的问卷数据，Moy，Xenos和Hess[20]分析了深夜喜剧节目与奥普拉脱口秀中政治内容对公民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观看政治新闻娱乐化能促进政治参与。观众午夜喜剧节目和奥普拉脱口秀政治内容的媒介接触量，与政治参与度的增加呈正相关。Moy的研究还认为，观众对硬新闻的偏离可能促进民主某些好的方面。[20]在亚洲，1998年Francis Lee针对香港广播谈话节目的政治传播效果做了问卷调查，发现公共商议与媒介新闻娱乐化并不相悖或冲突；进一步，Lee声称，“当信息与娱乐之间的冲突假设被丢弃，新闻娱乐化甚至可能对政治秩序有民主化的影响”，[21]而资讯民主化能为普通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的替代途径，扩大政治议程的界限，最终减少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政治参与的不均衡。政治学者Misciagno也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播技术及媒体市场结构变化，逐渐侵蚀了美国总统政治的传统形式基础：神话总统。[22]尤其是媒体收购合并引发的市场结构变化，收视率驱动的新闻娱乐化，政治公共人物的私领域受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神话式的总统政治效能，有益于民主政治。
由此可见，新闻娱乐化研究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研究概念的模糊。不同程度的新闻娱乐化，不同研究对象群体(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关注程度的不一)，不同认知阶段的影响效果(注意力、政治事实性知识、政治态度等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
新闻娱乐化与媒体
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欧洲广电系统的私有化进程，早餐电视(breakfast television)这一资讯娱乐新闻形式进入欧洲。通过对早餐电视新闻节目Good Morning Britain，Finland and America的分析，Wieten和Pantti指出，早餐电视新闻是最早的观众定制的新闻形式之一，承担起了组织受众日常生活和支撑其家庭生活的角色，伴随式观看成为受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3]而90年代初默多克星空卫视的开播，也标志着资讯娱乐全球化的开始。
通过对印度星空卫视的个案分析，Thussu指出印度电视新闻的新闻娱乐化过程实际上是宝莱坞化(Bollywoodization)、默多克化(Murdochization)过程。[24]媒体“默多克化”指的是“媒介权力从公众向私人的转变，跨国多媒体集团同时控制着新闻内容和新闻传输渠道”。[25]在2004年印度国家选举时，星空卫视对股市和汇率的电视报道频率达到顶点，这一表象背后是默多克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其他卫星电视一样，星空卫视的新闻报道也具有都市化倾向(urban and metropolitan bias)，而印度本土、传统尤其是乡村地区的新闻很少被报道；名人八卦、政治丑闻、凶杀暴力等成为新闻报道的常态，而大公司的运行监管情况却甚少得到报道；外国新闻在慢慢减少，除了集团内共享的新闻资源，即使在近邻国家星空卫视都没有全职的驻外记者。
在资讯娱乐全球蔓延的表象下，实质上是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媒体日益增长的私有化趋势；新闻生产对公司新闻源的依赖逐渐增多，公共新闻源则相对减少；越来越多的新闻资源关注公司、个人的利益而非公众利益。Thussu[24]观点鲜明地指出：媒体默多克化正日渐侵蚀民主政治的基础——慎思民主。星空卫视的案例展示了电视新闻渐增的新闻娱乐化倾向和默多克效应对印度电视新闻的影响，其代表了电视新闻文化从公共服务到利益导向制作的转变，这引发了Herbert Schiller[26]所说的一个根本冲突：不负责任的媒体力量如今构成了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无论全球还是地方的公共利益均要求有诚实的信息和图像；另一方面，这些信息倚赖于私人媒体所有者，而他们的个人利益常常与公共利益相左。显然，资讯娱乐所引发的问题，并不只是信息与娱乐形式上的冲突而已。我们现今拥有的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的电视新闻媒体，它塑造着人们的公共语境——资讯娱乐。在这种都市化的资讯娱乐语境中，异己观点，少数族群、弱势群体的声音将被越来越边缘化。因为这种新闻生产逻辑宣扬的是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帮助合法化符合跨国公司扩张需求的媒介环境。
作为第一个研究资讯娱乐的传播学者，Graber通过文本分析和50位电视新闻人的访问，对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制作理念做了研究。[2]研究发现：绝大部分从业者认为新闻需要严格地满足事实性的信息需求(who，when，what，where)，但如何还原事件发生背景(how)、归因事件原委(why)是取决于很多主观因素。此外，Graber通过对75个新闻提案的文本分析发现，每一个提案都包含以下戏剧性元素：特写、认同感、同情、冲突；其中，情感诉求比冲突感更受重视。早在1986年，Hallin就注意到冲突导向的电视新闻编辑手法，媒体“是新闻界亦是演艺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也是一个贩卖洗涤剂和谷物早餐的商人”；[27]Graber对传统电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分析更是证实了其盛行已久。此外，Graber讨论道，这种戏剧化的新闻报道方式不仅会将受众注意力导向事件枝节而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实信息，也会小题大做将小意外描述成耸人听闻的大戏剧，具有误导性与欺骗性。[2]
在《电视与公共领域：公民权、民主与媒体》书中，Dahlgren也指出，严肃新闻琐碎化，娱乐与资讯界限的融合，是资讯娱乐节目被诟病的两大罪状。[28]在《娱乐至死》中，Neil Postman曾警告说，新闻业已经变成表演界的一部分，新闻阅读只能提供读者不需要任何知识储备就能理解的语境碎片(decontextualized fragments)。[29]通过对传统电视新闻中新闻娱乐化的话语分析，Graber指出，在严肃新闻中娱乐元素的应用可能会取代或转移重要信息的传达。Rapping也观点鲜明地指出，正是通过迎合观众的基本欲求，“新闻娱乐化作为一个怪兽吞噬了新闻业”。[30]英国Canterbury 大学法学教授Buckingham对媒体对家庭暴力的建构做了分析，指出这种偏爱形式而非本质的报道方式是资讯娱乐犯罪学(Infotainment criminology)的特征。[31]商业化驱动的媒体使得这些缺乏分析深度的话语长期盛行，而严肃新闻因其需要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而受到冷落。这些基于新闻专业主义本身的忧虑或许更值得研究和探索。
在讨论严肃政治新闻版面缩水，而资讯娱乐等新闻形式渐升的媒介潮流时，Bennett和Livingston以“半独立的媒体”(a semi-dependent press)为题，将新闻视为媒体常规与新闻事件之间协商的过程。[32]一方面，媒体向收视率驱动的，高利润新闻的产业转型，使得新闻从业者的自主权增加，尽管这种自主权的增加能否对公民社会的民主有意的仍是未知，[33-36]另一方面，这种浮躁复杂的媒介环境伴随着日渐流失的观众有利于官员控制政治传播，技术和专业传播技术的进步被用来控制媒体政府的关系。[37、38]这样一种动态过程中，危险和机遇并存。
新闻娱乐化与受众
资讯娱乐与纯娱乐(entertainment)和媒体的娱乐性使用(entertaining use of media)不同，前者是媒体内容上的不同，后者是媒介使用中受众位置的不同，尽管两者都被用来为资讯娱乐辩护。早在1962年，Katz和Foulkes就注意作为补偿机制的媒介娱乐对受众有“逃避现实”(escapism)作用；逃避现实一直被认为是受众寻求愉悦感的动力之一，尤其是对于在社会底层中生活的人们尤有吸引力。[39]此外，社会比较动机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受众选择名人八卦、政治丑闻、煽腥暴力等新闻的原因。社会心理学家Wills的低向比较原则(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解释了这种动机：电视观众希望通过与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从而获得自我支持(self-supporting)的信息。[40]在Graber对传统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研究中，通过对50位电视新闻人的访问发现，电视新闻人将受众定位为好奇、聪明、注意力短暂的一个群体，节目需要不断提供刺激以保持观众的兴趣。[2]
Baum对不同政治参与度的受众研究也发现，新闻娱乐化对低政治参与度受众的事实性政治知识和政治态度的改变有重大影响。[41、42]在政治参与度低的受众中，消费软新闻的受众比不消费软新闻的受众对重大外交政策危机更为关注。Baum证明了娱乐价值是媒介接触和政治关注度的决定因素之一，但他并没有直接定量地检测政治关注度的增长与政治知识之间的关系。Prior延伸了Baum的研究，证明除了增加人们对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外，软新闻也促进了事实性政治知识(factual knowledge effect)的获得。[43]通过一个2002年全美范围内的网络问卷调查，Prior测验了新闻形式与媒介接触、受众政治知识获得之间的关系。调查显示，人们因为软新闻的娱乐价值而喜欢它，选择软新闻作为日常新闻源的受众对一般政治知识(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更为了解。相对于Prior对资讯娱乐所保持的审慎态度，Baum[44]对资讯娱乐促进政治知识获得这一结论则更有信心，因为Prior“软新闻受众少于硬新闻”的结论是基于其2002年区域范围内的网络问卷与Baum 1999年在全美范围内对两类新闻节目的尼尔森收视率的抽样对比。[41、42]而查阅2002年尼尔森数据就会发现，软新闻的受众并不少于硬新闻，甚至相较于1999年呈上升趋势。1996至2000年来自Pew研究中心的四个问卷调查显示，对于譬如Hard Copy，Inside Edition等资讯娱乐节目，低于高中学历受访者的观看频次高出大学以上教育水平的受访者27%。[45，46-48]此外，2002年在尼尔森收视调查中，以高中学历为界限划分的同样两类人群对于譬如Entertainment Tonight，Access Hollywood和Extra等资讯娱乐类节目的收视频次也相差26%。尼尔森和Pew研究中心的数据均表明，低学历的受众对于资讯娱乐类节目的收看频次显著高于高学历受众；资讯娱乐节目成为他们获取政治知识的主要来源。虽然政治新闻娱乐化并不能显著影响政治关注度高的受众对事件的总体知识，因为这类受众平时的政治新闻来源相对来说更多元，信息密度也更高；然而，在政治冷漠普遍存在的当代政治环境下，政治新闻娱乐化对低政治关注度群体的事实性知识和政治态度影响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战争等重大外交决策上。
通过对美国脱口秀节目《科尔伯特报告》(Colbert Report)中Better Know a District(BKAD)的文本及话语分析，Baym提出资讯娱乐节目有益于民主政治的一种方式：节目将政治表现为一种后现代游戏形式，通过滑稽模仿真实事件制造出一种质疑当代政治体制的可笑情景。[49]这种后现代主义报道方式讽刺了右翼政治传播的极权主义美学传播方式：重视情感诉求而非理性辩论，暗中侵蚀民主政治。BKAD并不是将新闻变成娱乐，而是在美学政治(aesthetic politics)时代将政治规范(political-normative)与美学表达(aesthetic expressive)相融合，将严肃的政治内容在游戏的氛围中传达。此外，在研究媒体报道与公众政策推理之间的关系时，Sniderman等英国政治学者发现，新闻的戏剧化报道方式的确吸引了一批不关心新闻的受众，增进其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情感投入，并且刺激他们关注并思考这类事情。[50]
此外，娱乐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被广泛讨论，除新闻娱乐化外，将教育信息有意地融入娱乐内容中的教育娱乐化(edutainment)，也被广泛讨论。教育娱乐化援引了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和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理论，[51、52]认为游戏作为一种认知工具能够有助于有效的信息学习。[53]关于教育娱乐化的研究持续标明，当节目内容令人愉悦时，媒介使用者将更有动力去学习和理解其中的信息。[54、55]Vorderer的研究也持续证明：感受到愉悦的媒介使用者将会更有兴趣，倾注更多注意力去理解节目提供的信息。[56-58]而在研究受众的娱乐动机时Bente和Fromm观察到，观众有意去观看诸如每日脱口秀节目和电影这样的娱乐内容来反思自己的生活处境。[59]
由此可见，由于受众是聪明、好奇而注意力短暂的，新闻娱乐化也许不是政治冷漠的原因，而是政治冷漠环境下媒体竞争注意力的结果，而其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政治冷漠；然而导致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仍存在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而非新闻娱乐化本身。而一定程度的新闻娱乐化(政治幽默，后现代讽刺模仿)能够吸引受众注意力并增加其政治知识，对于低政治参与度的受众更能影响其政治态度。
如上所述，学界关于新闻娱乐化一直有一些误解。关于信息和娱乐的对立分法是其中之一，[56]由此产生了对新闻娱乐化的过度批评和解读，而媒体与社会真正的问题可能被忽略。传媒市场的竞争压力使严肃新闻以更易接受的通俗形式出现，然而，正是同样的市场压力同时也导致了煽腥新闻的盛行，这是新闻娱乐化程度上和内容的问题。然而，与新闻娱乐化同时发生的，是媒体市场化、商业化背景下传媒帝国的出现——好莱坞化、宝莱坞化及默多克化——以及新闻娱乐化全球蔓延的表象下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不平等的加剧。
在研究新闻娱乐化对民主制度的影响时，Brants 提出，媒介商业化带来的竞争压力使得电视政治新闻不断依赖娱乐形式来获得收视率，从而将导致政治传播的危机。[18]此外，Brants与Neijens提出了新闻娱乐化影响政治传播的三种情况：“假如这是政治表达的主要形式；假如这种表达方式是为了掩饰某些信息；假如这种表达方式导致了政治被曲解”。[3]此外，Brants将新闻娱乐化的负面功能归为两类：(1)掩饰(hideout)功能，在政治运动中将竞选策略包装为资讯娱乐的形式，以便通过媒体审查或有意误导公众的行为损害参与式民主。(2)引诱(seduction)功能，被政客个人魅力所吸引的观众会忽略传播中的严肃政治议题，而陷入媒体所呈现的不真实的政治世界。这些忧虑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且因其来自早已过时的“刺激—反应”观念，在当今多元媒介社会尤为可疑。
多数批评将新闻娱乐化归咎于媒体市场化、商业化和媒体内容商品化的结果，对这种情况下的民主政治受到威胁感到忧虑。[10、60、61]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娱乐化的正面作用被很多声势浩大却无法验证的批评声淹没。此外，一些很难被归类为资讯、娱乐或传统媒体叙事方式的节目越来越多；受众作为媒介使用者的主动位置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值得重视。当然，资讯娱乐全球化表象下的政治经济结构对慎思民主的侵蚀的确值得忧虑：媒体日益增长的私有化趋势；新闻生产对公司新闻源的依赖逐渐增多，公共新闻源则相对减少；越来越多的新闻资源关注公司、个人的利益而非公众利益，但是这种忧虑很多时候错将新闻娱乐化作为自变量寻求因果关系，却忽略或默认了新闻娱乐化可能与政治冷漠加剧现象一样，是媒体垄断、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结果。
综上所述，新闻娱乐化的核心研究问题并不止于信息与娱乐两者能否在传播中结合(媒介内容)，或者新闻娱乐化是否会或者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传播(媒介效果)；而是将新闻娱乐化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推动力)与政治之间的博弈过程作为自变量，分析主动受众的多元媒介环境下媒体作为公权力的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