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沪地区最低工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探究 *
李晓春 伍云云 梁梦宇
(南京大学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自上世纪末最低工资标准在我国提出以来，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效果就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但这种关注往往只包括就业人数和劳动力生活水平，很少顾及环境。近年来，环境污染的矛盾愈发突出，在此背景下，最低工资对环境的影响也应受到关注。但时至今日仍几乎没有相关文献讨论这个问题。本文首先通过构造理论模型，论证最低工资标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对江浙沪地区2003-2016年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江浙沪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对环境污染均存在倒U型关系，并确认江浙沪在某些污染指标上已经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后半段；最后，依据理论与实证的结果，对江浙沪地区提出了针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最低工资标准；环境污染；劳动力买方垄断；库兹涅茨曲线
一、研究意义
自1993年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及1994年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来，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效果就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随着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和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地方开始屡次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发点一般是就业与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但往往忽视最低工资标准对其他因素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但在以粗放式工业化进程中，也带来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环境问题成为政府宏观决策时重要性越来越高的因素。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伴随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我国的环境污染也一直在恶化。这让人不禁思考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系——若该影响确实存在，政府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必须考虑环境污染问题。因此，现阶段下，探寻二者间的影响机制、制订正确的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就成为经济工作中不能忽视的问题。
为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尝试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并根据对江浙沪地区所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供参考、选择。
二、文献回顾
最低工资是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一种制度，是指在法定劳动时间内，劳动者在正常劳动强度下，国家以法律方式保证其应得的、可满足其生活及供养家庭所需最低费用的制度。它最早起源于新西兰，学界自其出现便予以高度关注，对最低工资标准实施效果的关注点往往落在就业效果上，很少有人关注最低工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文献，大致可以将已有文献分为以下三部分：
(一)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引致劳动力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一般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市场能够通过自发地调节达到均衡工资，此时最低工资标准在超出均衡工资的部分必然引起不必要的失业，如马双等(2012)认为，最低工资每降低1%，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会增加约0.06%。[1]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如Card & Krueger(1995)对宾州、新泽西州的快餐行业进行研究，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并不会减少雇佣工人的数量，只会增加企业压力；[2]罗小兰(2007)经过实证提出在中国存在一个值，未达到该值时，提高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产生促进效果，只有大于该值时才会产生反效果。[3]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有两种，分别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定与买方垄断市场假定。第一种以王梅(2012)为代表，即维持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不变，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以移动劳动力需求曲线从而创造新的就业量，并认为影响这种效应效果的原因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就业者负担、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4]第二种则基于更符合低端劳动力市场现状的买方垄断市场，如李晓春、何平(2010)，对这种最低工资标准的阈值现象构建出理论模型进行解释；[5]进一步，李晓春、董哲昱(2017)剖析了持续性的买方垄断劳动力市场下，最低工资标准如何促进就业的特点；[6]以上文献都同意，劳动力市场只要存在买方垄断的因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可能存在一个“既提高农民工基本生活水平、又促进就业的效果”的双赢区间。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能倒逼企业创新，间接影响产出(李后建，2017)。[7]
(二)就业与经济增长
一般认为，就业与增长具备着稳定的正向相关关系。例如，Solow(1956)基于改进的C-D函数将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进行分解，认为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正向函数；Arthur M.Okun(1962)提出GDP增长率变化与失业率变化存在的稳定负向关系，即“奥肯定律”(Okun’s Law)；[8]王经绫(2014)通过实证发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同步性与协调性，提出这种正向相关关系的主要来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
(三)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考虑一个总人口不变、农村生产力过剩、没有人口净流出、城市第二产业具有完全劳动买方垄断特征的经济。图1中各图的解释如下：
以上文献都没有直接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但是我们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一条清楚的脉络：
最低工资变化→产出的变化→经济增长变化→环境变化，这就是最低工资影响环境的路径。由于缺乏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究竟对环境如何影响，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基于此原因，下文将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
三、理论模型
劳动者市场走向取决于人力资本状况及其所在行业(孙妍，2011)，最低工资只影响低收入劳动者，选择买方垄断市场研究对象较符合实际情况；[4]同时，冼国明和徐清(2013)通过实证验证了中国城市几乎都存在工资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的事实，中国的劳动力买方市场特征突出。[15]
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一般认为始于1991年Grossman & Krueger和世界银行的两份独立实证研究报告，二者都提出了环境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与人均GDP水平正相关、在高收入水平上负相关的“倒U型”关系。[9]Panayotou(1993)将Kuznet曲线应用到环境中用以描述这种关系，称为“环境Kuznet曲线”(简称为EKC)，并提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转折点在人均收入3000、5500美元左右。[10]在学术界，通常认为EKC是一个经验图形，一般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研究，如Lopez(1994)等。[11]而Deacon(1994)认为，EKC下降阶段主要是环境规制的结果，而非人均GDP的提高所致；王玉君、韩冬临(2016)则认为经济发展通过对个人行为与公众行为的影响，会促进全社会的环保行为，从而缓解环境污染状况；[12]陈向阳(2015)认为，EKC的形成机制受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公民意识因素等多重影响，并且具有非单一的形式，即倒U型与N型可能出现在不同的污染指标上。[13]
图1-1：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是指：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享有完全的议价优势的市场。即：AB为企业所面对的正斜率的劳动供给曲线，OC为雇佣的边际成本曲线，斜率两倍于劳动供给的曲线；CB为负斜率的劳动需求曲线。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以B点作为均衡点。考察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小，容易看出：最低工资标准处于零到A点对应的工资之间时，对企业决策没有影响；从A点开始，最低工资标准开始影响企业决策，其中，AB段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会创造就业，同时没有失业产生；BC段，在创造就业的同时，也会引起失业；C点以上，既会减少就业又引起失业。故而不妨称AC为“可行区”，且A、C点对应的就业量是相同的。
(2)入选能力较低，不能满足矿井的正常生产。重介质主选系统采用2套3GDMC1200/850旋流器，设计原煤处理量为500 t/h，实际平均约为380 t/h。其原因是入厂原煤未经筛分手选，全级进入破碎机，且破碎粒度上限难以控制，重介质旋流器堵塞频繁，生产效率低；煤泥脱水回收能力不足，制约了重介分选系统连续稳定生产；原煤质量变差且煤泥发粘，导致放仓因难、给料量不均匀。
图1-2：最低工资处于AC段时，任意一点的对应就业量相对于初始状态A都有就业的提高和相应的就业增长率
值得一提的是，因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而新增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假定农村劳动力并不能带来社会总产出的增加。这样就不需要在考虑城市新增产出的同时农业产出是否因劳动力转移而减少。(当然，考虑到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产值差异，即使农业产值有减少的部分，整个社会总产值也是提高的。)
图1-3：将经济增长率(gY)分解为全要素增长率(gA)、资本存量增长率(gK)、就业增长率(gL)。即：
g Y =g A +αg L +(1-α )g K ，
也就是
其中0<α <1)，这样就建立了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联系。
当认为政府完全以提高市场有效性、保证就业和减少失业作为政策目标时，自然有均衡工资比最低工资高的假定，最低工资将在初始点A与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点B之间移动。实际上，在买方垄断市场下，二者的这种大小关系确实是事实。
图1-4：假定经济体总人口不变，那么人均GDP增长幅度等于总量GDP增长的幅度。然而在不同地方，初始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存在差异的，初始人均GDP不同，A、B点造成的影响也因之不同。为方便比较，本文分别以High和Low分别表示人均GDP初始水平高、低两种典型情况，此时A、B在不同初始水平下对应有A 2、B 2以及A 1、B 1。
1.3.2 丰富医学院校的数据，使其多样化。各个高校都在扩招生源，所以学校的文献资源也在每年增加，从而产生更多的数据，需要进行统一管理，而大数据形式多种，按照评估要求，生均图书要达到80册/每人，每天要处理各种借还、文献检索等产生的大量日志数据，正好符合这一要求。现在非结构化数据在数据总量中占的比例在80%以上[12]，具有多样性。
图1-5：为了增强模型可视化，将人均GDP进行坐标轴转换。
图1-6：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描述的是污染随着经济水平的上升“先恶化、到拐点之后再改善”的过程，图1-6的横轴为人均GDP水平、纵轴为环境压力。由于初始人均GDP不同，A、B点在EKC上的位置是不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对环境压力的效果取决于A、B点的相对位置不同，最低工资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可以是积极或消极的：若A点低于B点，在AC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能引起环境的恶化；若A点高于B点，AC内最低工资的提高可以改善环境压力。
图1 最低工资标准对环境压力的影响机制
素的偏好，在相当多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与此同时，对摄影本体以及纯粹影像的追求在商业大潮中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位置，显示出可贵的价值和持久的魅力。
借助通用软件，将抽象、乏味的原理用形象的动画直观展示，方便理解。如讲解“点动控制电路原理”时，电路用蓝色表示断开无电流，用红色表示接通有电流，通过四张PPT幻灯片演示动画效果，第1张：断路器断开状态，控制电路、主电路均用蓝色表示；第2张：断路器由断开转换为闭合状态，按下按钮，控制电路用红色表示接通；第3张：接触器线圈得电后连动其主触头吸合，主电路用红色表示接通，带动电机转动；第4张：松开按钮，控制电路、主电路均用蓝色表示断开。演示中，通过对元器件的断开、闭合操作，引起电流无、有的变化，能更好地理解控制电路原理。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时，A、B在图1-6上可能处于三种位置：均在拐点左边、分别在拐点两边、3.均在拐点右边，如图2所示。一般地，最低工资标准不会超过完全竞争均衡点B，最低工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分别有三种关系与之对应：
为了向患者提供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医疗服务，医院开设了专病门诊与症状门诊。如开设眩晕门诊，使患者在同一诊室即可由不同专科的医生给予治疗和建议，避免多科奔波。专病门诊数量从16年的18个增加到17年1季度的48个。近年试点推行4个知名专家团队门诊，实现院内层级诊疗服务模式，引导患者有序就医，提高医疗服务资源的利用率与社会效益。
在高中物理知识的学习中，我们应重视基础概念、定理的理解和掌握，结合物理知识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形成完善的物理知识框架，为自己物理综合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要养成自主思考和探究的习惯，进一步加深自己对各种物理现象的认知，善于对物理习题进行总结，从题型、考查内容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促进自己解题能力的提升，在解题的过程中，要思路清晰、步骤严谨、正确率高，提高自己解题质量，以达到提高自己物理成绩的目的.
1. 当A、B点均在EKC左边时，随最低工资提升环境污染压力递增，如图2-1；
2. 当A、B点在EKC两边时，倒U型，随最低工资提升环境污染压力先递增后递减，如图2-2；
3. 当A、B点均在EKC右边时，随最低工资提升环境污染压力递减，如图2-3。
图2 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压力的关系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浙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寻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各省环境污染造成的影响情况。鉴于选用污染指标物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EKC位置结果，本文选取碳排放量和废水排放总量两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符合严谨性要求。
(二)研究变量
(1)Carb：碳排放量(单位：万吨)；本文使用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指标物，之所以使用排放量而非其大气浓度，是因为根据王敏、黄滢(2015)的结论，对同一种类污染物而言，以大气浓度、排放量计算的污染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结果分别为U型与倒U型，所以使用碳排放量而非大气浓度更适用于本文需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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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江浙沪2003-2016年碳排放量
数据来源：三省市2003-2016年统计年鉴。
(2)Wat：废水排放总量(单位：万吨)。废水排放总量即生活废水与工业废水之和。本文使用废水排放总量作为污染物指标之一。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如图4所示。
图4 江浙沪2003-2016年废水排放总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Wage：最低工资标准(单位：元)；最低工资标准是本文主要研究的解释变量。其中，截至2016年底，三省市最低工资分别为2190元、1770元和1860元。
本文应用数值模拟软件Fluent对人字形板式换热器板片的导流区、换热区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在板片各参数允用范围内，弧半径为定值条件下，为使人字形板式换热器具有较好换热性能，倾角与峰间距之间关系。
在回归前，观察Wage与Carb，Wat的散点图，表现为近似的倒U型曲线或近似的正斜率直线，猜测最低工资标准与碳排放量、废水排放总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处于拐点附近。考虑到最低工资标准是各省市独立制定的，故而对三省市分别回归，三省市两个回归模型所得结果如下。
(4)TFP：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根据杨再贵(2008)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法，以索洛余值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即A=g r -∝g k -(1-∝)g l ，其中∝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直接取0.35，g r 表示实际经济增长率，以名义GDP的增长率去除CPI的影响得到；[17]K表示资本存量，本文结合了贾润崧等(2014)采用的永续盘存法[18]和D-Z(Dadkhah & Zahedi，1986)方法，[19]估算出2003-2016年的各省资本存量；g k 是资本增长率，由估计出的资本存量所得的同比增长率表示；g l 是劳动力增长率，以各省份劳动力资源(就业人数+失业人数)的同比增长率表示。
以上数据来源于2003-2016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5)Gov：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支出(单位：万元)；本文以三省市“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表示该变量。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6)Stru：产业结构；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产生及排放的污染可以忽略不计，第一、二产业才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例如，李鹏(2015)认为，经济体从第一产业主导到第二产业主导，会造成环境恶化，从第二产业主导到第三产业主导，环境问题会有所缓解。[20]本文采用李鹏的方法，采用各省当年第三产业GDP占名义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的影响。这部分的数据来源于三省市2003-2016年统计年鉴。
但上天总是仁慈的，就在老婆和王姐还在惋惜时，库医生亲自过来通知我，由于明天蒋院长有事，原定于明天上午的手术要推迟一天做。
(三)回归结果
基于理论模型部分的设定，作出以下回归模型：
Carb it ，Wat it =∝0it +∝1it Wage +∝2it Wage 2+∝3it Z +u it
其中，下标i=1,2,3，分别代表上海、江苏、浙江；t代表不同年份；∝0it 是模型的常数项，∝1it 、∝2it 、∝3it 是待估计参数，u it 是数学期望为0的残差项。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可以假定燃料在使用过程中，同一种能源具有稳定的碳排放系数；本文碳排放量数据基于各省8种主要碳排放来源燃料(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的使用量、根据IPCC提供的碳排放系数进行转化得到。数据来源于三省市2003-2016年统计年鉴，如图3所示。
Carb it ，Wat it 为象征环境污染的被解释变量，用分号隔开说明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作两个方程分别回归。分别为碳排放量和污水排放量。
Z为控制变量，包括Gov、Stru、TFP；选取三者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这三个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明显具有相关性，且与最低工资标准明显不存在共线性。
在扬州市极力推动旅游国际化的背景下[1]，本研究拟通过对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海外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海外游客旅游行为特征的细致调查，分析其目前海外客源市场结构，进而提出拓展海外客源市场的策略，以扩大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海外客源市场份额，从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与海外知名度.
小水电站、水库分布广，数量多，但水电站发电装机、水库库容规模小，运行管理机构不健全，特别是农村水电站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安全运行管理不到位，势必影响电站发电经济效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浙江省泰顺县水利局工作人员经多年研究设计了一套水库、水电站运行数据监测系统，安装该系统后，电站业主或管理人员无论在办公室、家里或出差在外，随时都可以上网浏览查询电站、水库的一切资料和运行数据，做到监督、指导水库、水电站运行，达到电站运行效益最大化。该水库、电站运行监测系统具有工作可靠性强、设备投资省、运行费用低等特点，目前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Wage2=Wage*Wage，即最低工资标准的平方项。加入Wage2是为了识别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污染是否存在二次曲线关系。当Wage2系数显著时，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污染之间是二次曲线的关系：具体而言，Wage2系数显著为正时为U型曲线，显著为负时为倒U型；Wage系数显著不为0时，曲线有或正或负的最值点。
该数据来源于各省政府历年相关文件。
其中，为方便分析，本文也同时将控制变量的系数回归结果列出。各变量(包括控制变量)第一行数字是系数，第二行数字是对应P值；倒数第四行是R的平方值，数值越大表明拟合的效果越好；最后三行是根据回归结果，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平方项性质所拟合出曲线的特征，包括是否为倒U型曲线、曲线取最值时对应的最低工资标准数额、2016年底最低工资标准与最值情况的相对位置关系。
1. 碳排放量
2. 废水排放总量
(四)结果分析
三省市Wage系数均显著为正，而Wage2均显著为负，表明存在Wage与Carbin，Wat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验证了前文的猜想。即在2003-2016年间，在控制了技术、政策和产业结构的前提下，三省市的最低工资与环境压力之间均是倒U型曲线关系。
最低工资与环境污染之间有倒U型曲线关系(意味着三省份在以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均在拐点附近。进一步地，两个方程的结果显示，2016年三省市都已经跨越了EKC拐点。)分别观察最低工资标准与两种污染指标的倒U型曲线：碳排放量上，2016年三省份都已经处于曲线后半段，而废水排放总量上，2016年上海、浙江处于曲线后半段，江苏处于左半段。对应于EKC，上海、浙江在两个污染指标上都跨越了EKC拐点，江苏则在碳排放量上超越了EKC拐点，同一地区在不同污染指标上处于EKC曲线不同位置。
李永刚、王硕(2017)通过对1995-2014年的污染物与人均GDP的省际EKC实证研究，[21]得出我国仅北京、上海处于EKC后半段的结论，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却证实，江浙沪三省市份都达到了EKC拐点附近，且江浙沪三地在碳排放量上都达到EKC后半段。2016年，浙江、江苏省在部分指标已经越过EKC的拐点，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基层劳动力的议价能力提升。完全买方垄断劳动力市场是在企业具有完全议价能力的前提下成立的，在现实中，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劳动者的学习，都将提高了基层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形成不完全买方垄断市场，这在理论模型中体现为MC曲线顺时针旋转，其中ED为增加就业区并且随着议价能力的提高，MC逐渐接近供给曲线，如图5所示。
图5 不完全买方垄断劳动力市场
如此，初始点位置由A移动到E，以同样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更早到达EKC拐点(图6)。同样地，对应于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压力的倒U型曲线关系，也会比预计更早跨越拐点。
图6 不完全买方垄断的初始位置( E点)
2. 科技创新加速。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国际环境问题，使得发展低碳型、减排型科技已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随着此类科技创新的不断出现、生产的环保水平的不断提高，单位产出的污染随之减少，因而总产出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环境压力的增加。
本实验采取3个实验组探讨不同菌种对纳豆风味的影响。实验菌种分别为纳豆菌、纳豆菌+酵母粉、纳豆菌+甜酒曲。
3. 经济水平高。本文理论模型中，经济水平越高往往意味着初始位置在EKC位置越靠后。江浙沪作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代表性地区，对环保事业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部分污染物指标达到EKC拐点也是情理之中。同时，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个人环保行为(王玉君等，2016)，[22]该效应会给环境污染带来一个滞后的降低作用，也将加速到达拐点。
4. 地理位置的特点使得三地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江浙沪由于地理位置较近，经济发展水平虽有差异，但同处长三角地带的地理特征使得三省市的经济发展步调有一定的同步性，可能存在一定的跨行政区污染，但也可能在治理环境污染上取得一致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最低工资不仅仅关系着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问题，也包含的环境问题。我们基于买方垄断下的劳动力市场，通过构建最低工资与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就最低工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作出理论解释，并提出因初始经济条件不同，最低工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的不同的对应关系，即正相关、负相关和倒U型曲线关系。同时，本文通过对江浙沪三省市2003-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与碳排放量、废水排放总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及曲线转折点上对应的最低工资标准，并得出江浙沪在两种污染指标上都已经跨越EKC拐点的结果。因此，我们提出制订最低工资标准时，必须考虑环境污染因素的政策建议。
有鉴于江浙沪三地的同一地区在不同污染指标上处于EKC曲线不同位置，以及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于环境的影响不一，我们建议有江浙沪的关部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需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但还要注意以下三点：
1. 就环境条件而言，上海市、浙江省有继续提高最低工资的空间；但对于江苏省则不然。短期内，江苏需要在碳排放量和废水排放总量两个指标中做出取舍；长期来看，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可以使得环境跨越EKC曲线拐点，但在此之前可能会出现环境恶化的阶段，也会因此产生失业。
2. 鉴于最低工资政策是省级行政区政府制订的，幅度相同的最低工资变动对各市、各县区的影响可能是有差异的。例如，江苏省在废水排放总量上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半段，此时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会使得废水的环境恶化，应适当控制提高最低工资的幅度。但根据李晓春、张平(2017)的测算，江苏常州市已经处于EKC曲线的右半段，如果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提高的慢，对常州市的环境保护反而不利。[23]这就要求全省统一最低工资标准下，还应该顾及各地级市、县区的特殊情况。
3. 仅根据本文结论，各地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有碳排放量缓解的环境效益，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市场均衡以后会造成失业，形成新的社会问题，且可能改变最低工资标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导致得不偿失，因此最低工资的提高要注意幅度，不宜盲目拔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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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71(2019)02-0078-07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7年度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绿色发展研究”(17JJD630002)。
[收稿日期] 2019-03-14
[作者简介] 李晓春(1959-)，男，山东人，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伍云云(1991-)，女，江西南昌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梁梦宇(1995-)，男，广西贺州人，上海社科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责任编辑：向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