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学社群的式微与清初文学的自我规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江南论文,文学论文,社群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6)01-0072-08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6.01.009 明崇祯十五年，河南雪苑社遭受兵革之灾，但江南之地仍在明朝版图，文社活动仍显繁盛。此时已是复社领袖张溥去世的第二年，复社联盟体有分崩离析之势，维扬郑超宗与松江李雯为挽救局面于该年在虎丘组织了第四次社集活动，但规模却难以与前三次相比。此后再无社集活动，复社联盟至此算是正式解体了。松江几社不愿过多参与政事，专心科举与古诗文创作，复社解体后，几社却繁盛起来，但后来也逐渐分化解体。甲申事变前几社一下子分化为求社、景风社、雅似堂社、赠言社、震雉社、昭能社、野腴楼社、小题东华社、西南得朋会九个社群。甲申事变后，复社、几社领袖在抗清斗争中死伤殆尽，再加以弘光帝在南京登基后，阉党马士英、阮大铖对东林后裔及复社文人报复打击，复社几社诸子死难逃逸不计其数，士子风流不复存在，科举文社倍显凄凉。清顺治二年六月，行剃发令，文人士子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又于该年开科取士，江南士子心绪才稍见稳定。至清顺治六年，江南文人结社才又逐渐兴盛，尤以松江之地为盛，结社之人多为几社后人(或门人弟子)①。清顺治六年(1649年)前后，宋实颖、宋德宜、宋德宏、徐乾学、徐秉义、章在兹、彭珑、王发、何栋、顾方青、王复旸、章诏、钱宫声、杜登春等人多为徐孚远与杨廷枢门人，他们在苏州组织了沧浪会(社员主要来自吴郡与松江两郡)。江南文社因此分为吴地一派(有沧浪会、慎交社和同声社等)，松江一派(有原社、须友堂文会、棠溪诗会、春藻堂文会、大雅堂社、丽秋堂文会、振几、振雅社、东皋尚齿会等)。本文重点论述自复社联盟解体后清初江南文社之发展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清初江南之文社多为几社分支，在本质上与明末文社同，为明末文社之继续，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即可看出： 首先，清初文社的科举本质未变。清顺治二年以后，江南初定，范文程向顺治皇帝建议：“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丙戌会试后，八月再行分试，丁亥二月再行会试。”[1](P353)顺治皇帝采纳其建议，下令立即仿照明制开科取士。顺治二年(1645年)秋八月举行乡试，三年(1646年)春二月举行会试，沿袭明制，“嗣后以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奉特旨开科，则随时定期”[1](P353)。清初朝廷开科取士，目的是取悦于当时的读书人，巩固其统治地位。此时，一些读书人动心了，几社领袖李雯在《林屋洞稿》中说过这样的话，“明末士子的结社，原始为著科举，在明代得不到科名，就在清朝得到科名，也可以做为进身之阶了”[2](P153)。李雯的话代表了当时一些由明入清文社士子的思想，谢国桢先生认为这是“地主绅衿求功名的性质”[2](P153)。李雯和宋征舆就是这样，二人为几社元老，在明代久困诸生，屡不得志，清初开科取士，对于二人来说，进身机会来了，李雯于清顺治元年归顺清朝授中书舍人，第二年(即顺治二年清政府的第一次科考)还担任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宋征舆也于该年十月参加乡试，顺利中了举人，顺治四年(1647年)又高中进士，康熙朝官至副督御史，可谓官运亨通，春风得意②。二人的行为与思想为明末文社中的“孤贫失志之士”树立了榜样，许多人都先后出来应举寻求功名了，参加顺治二年、三年考试的文社士子很多中第，其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杜登春《社事始末》记之曰：“乙酉丙戌，社中诸君子连镶登选，相庆弹冠。”③但此时“社中旧人尚大半伏处”④，到了清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科，文社士子“始尽出而应秋试”[3](P13)。可见，明末文社的科举本质在清初仍然未变，由明入清的科举士子结社会文思想仍然十分浓厚，明代文社的科举陋习在清初仍然延续，如明末文社常常结交朝中权贵，互通关节，通过公荐、独荐、转荐录取社中文人。入清后，此种陋习未改，于是有清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颁布学宫“卧碑文”，第八条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此规是对清初文社士子科场弊端加以规制。但是此规并未收效，以至后来很多文社士子遭受横祸，如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慎交社吴兆骞，同声社陆子元罹难，杜登春无不痛惜地说：“江浙文人涉丁酉一案，不下百倍，社局或几于息矣。”[3](P20)此后，科举主司与文社士子“兢兢守法”，再不敢有互通关节之事，那些无钱无权之“单寒之士悉进”[3](P20)。 其次，清初文社仿复社联盟举办社集活动，成立社群联盟体。松江几社集会不断，当年几社成立时社址就选在彭宾所居披云门外的春澡堂。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赠言社分化而来的震雉社，“登东海之堂而不得，归于燕又(彭宾)，集二十余人为一会，与几社诸子之文会相等”[1](P157)，可谓社集再盛。清顺治六年(1649年)，松江文社士子多为徐孚远与杨廷枢门人，他们就在苏州联合吴郡与松江两郡士子立了沧浪会。其后，彭珑联合宋实颖、宋德宜、宋德宏、尤侗等人在吴地立慎交社，章在兹兄弟与王发、王昊等人立同声社。慎交与同声二社虽同出吴郡沧浪会，但却形同水火。“那时社中诸子彭云客珑、宋既庭实颖、尤西堂侗等，就想化除私人的意见，联合两郡的人士，推而广之，共举十郡大社。”[1](P159)并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在嘉兴南湖举办社集活动，吴梅村参加了此次社集[4](P1457)，规模很大，据顾师轼《吴梅村年谱》引毛奇龄《骆明府墓志》言，当时集会“连舟数百艘”，“越三日，乃定交去”[4](P1457)，成员也来自15个州府，成员有：山阴骆复旦，会稽姜承烈、徐允定，萧山毛牲，太仓吴梅村，长洲宋德宜、宋实颖，吴县沈世英、彭珑、尤侗，华亭徐致远，吴江计东，宜兴黄永、邹祗谟，无锡顾宸，昆山徐乾学，嘉兴朱茂晭、朱彝尊，嘉善曹尔堪，德清章金牧、章金范，杭州陆圻等[4](P1457)。此时的十郡大社俨然成为一个如复社一样的联盟体了。清顺治十年(1653年)，吴梅村应召入都，道经虎丘，举行了十郡大社的第二次社集大会，吴梅村被推为盟主。此次社集比上次规模更大，据《壬夏杂抄》载，至者五百人，又程穆衡《梅村诗笺》言，“几郡人士至者几千人”[2](P160)。第一日由慎交社宋实颖、宋德宜、宋德宏主持，辅佐者为尤侗、彭珑。次一日同声社章在兹主持，辅佐者为赵炳、沈韩倬、沈世奕、钱仲谐，太仓王昊、郁禾、周俶肇作为两社联络之人，正如程穆衡在《诗笺》所言，十郡大社集会“凡以继张西铭(张溥)虎丘大会”[4](P1463)。文社士子再现当年复社虎丘社集风流盛况，不仅有专门的联络成员，而且具有订盟誓言仪式，《壬夏杂抄》曾载曰：“会日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散时如奔雷泄泉，远望山上，似天际明星，晶莹围绕。诸君各誓于关帝前，示彼此不相侵畔。”[4](P1463)又王随菴自定《年谱》云：“次日复有两社合盟之举。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拔其尤者集半塘寺订盟。四月，复会于鸳湖。从中传达者研德、子俶，两人专为和合之局。”[4](P174～175)此次社盟集会，吴梅村非常高兴，即兴写下《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四首》，诗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盛况的：“杨柳丝丝逼禁烟，笔床书卷五湖船。青溪胜集仍遗老，白帢高谈尽少年。笋屐莺花看士女，羽觞冠盖会神仙。茂先往事风流在，重过兰亭意惘然。”[4](P1463)他在盛赞士子社集风流，文会灿然之时，也流露出丝丝怅然之情，因为此情此景让他想起了昔日复社虎丘大会的社友们，不免有些伤感。他在其二写到：“挚友沦亡惊岁月，诸郎才调擅风流。十年故国伤青史，四海新知笑白头。”其三写到：“文章兴废关时代，兄弟飘零为甲兵。”彭师度，字古晋，为几社六子之一的彭宾的儿子，吴梅村把他与吴兆骞、陈维崧称为江左三凤。当年彭师度也参加了十郡大社的虎丘集会，年仅十五岁，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他从“虎丘归，自称旧人子弟举大社，网罗一郡之人，亦大会于须友堂中。刑牲执耳”[3](P17)，十郡大社的这次社集活动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可谓继明末复社后掀起的又一个文坛盛会，但可惜的是，清政府于顺治九年与十七年两次禁立社盟，此后便再无这样的盛会⑤。虽然大的社集活动少了，但文社的小的集会却不断，一般是在科考之前集会更多，如杜登春等人清顺治七年(1650年)组织的原社，六月乡试之前，“花期”会于杜登春斋，“上巳”会于宋直方海闾堂间，四月八日又会于李啬斋读易山房中，五月五日会于张康侯书连堂中，考试前的集会讨论很是有用，原社中先后有五人得隽，宋直方赞曰：“吾辈几社文会，十余年困于诸生，无一隽者，公等五年中中五人，又与明经选者皆是社中人，可谓胜前辈远矣。”[3](P17～18) 清初文社还延续了明末文社强烈的门户意识。我们先从清初文社的名称来看，如慎交社之“慎交”乃慎重交友之意，同声社之“同声”即有“志同道合”之意。两社名称意味着“非同调者不可与往，尊师取友需慎重选择”，可见两社分门别派意识甚强。自张溥死后，文坛没有了领袖式人物，囿于门户之见，松江几社各立派别，在明崇祯十三、十四年，“求社景风，两路分驰，似有不能归一之势”[3](P9)。明崇祯十五年，几社元老徐孚远“获隽北上”，无暇顾及社事，就把《几社六集》之刻，委托给张子服来评选。但徐孚远这一去不要紧，几社领袖式人物没有了，社内之人对选文之人不服，便对选文起了意见，于是淡公叙、张子固、唐欧冶兄弟、钱苟一另立求社，刻《求社会义》，由王玠右、王名世二人选评。李原焕、赵人孩、张子美、汤公瑾等人则另立景风社，有《几社景风初集》之刻，托名徐孚远评选，几社之文收入其中，似乎为顾及徐孚远面子而为之，其实景风社成员业已单刻，几社与景风二社此时貌合神离。景风士子多“涉猎于诗酒燕游间”[3](P9)，未能专心举业，求社似乎看出景风之社士风不正，于是脱离几社，自收新人，把几社士子抛之一边，“专力勤学精举业”[3](P9)，结果求社之人“试必高等”[3](P9)，特别是在明崇祯十五年的会试中，“得隽者皆求社之人，景风无一不在孙山外者”[3](P9)，幸亏徐孚远“隽于北榜，几社稍有生色”，但求社与几社并立之势成为现实[3](P9)。凡此皆源于科举文人之间的门户之争。此后，门户之争日烈，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言：“那时几社的派别，更形分离，在崇祯十五年间，景风社分为雅似堂一派，求社分为赠言社一派，在几社的朋友，更分成了无数的小集团，如震雉社集、昭能社、野腴楼、小题东华集、西南得朋会等的名称。”[2](P155)景风与求社疏远几社，几社后人便另立新社，如杜登春(为杜麟征子)与夏完淳(夏允彝子)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结西南得朋会，“诸社文会，悉来敦请，皆谢绝不与”[3](P9)，以此表达对景风、求社的不满。为了取消门户之见，几社领袖徐孚远以几社长辈的身份让西南得朋会的年轻人应赴求社之招，一来求社诸公“专力勤学，精工举业”，应该亲近他们，把他们当成楷模；二来求社人心不稳，似乎有分门别户之心，西南得朋诸子以子弟入求社，可以“浑化无异同之迹也”[3](P9)。甲申事变，文社士子偃旗息鼓，清政府为笼络汉族文人开科取士，江南文社士子先后应试。清顺治六年(1649年)在江南吴淞之地形成慎交社与同声社两大文社，成员大半为徐孚远与杨廷枢门人。但此时杨廷枢抗清死难，几社元老徐孚远已跟随抗清队伍到了台湾，江南文社缺少主心骨；因此，慎交社与同声社虽同门居多，但也形同水火，彼此相轻。即使吴梅村出面调解组成十郡大社联盟，也未能消除彼此之间的门户之争。清顺治十年(1653年)，几社元老彭宾之子彭古晋参加完十郡大社回来后，以几社后人自居，回到松江举大社，就遭到杜登春原社诸子的反对，“由许孝修操选政的关系，就把彭古晋的大社一夕销散，松江人士全归到原社里来了。这十郡大社本来是敷衍的局面，不能入复社有统制的能力。大社虽然消亡，但慎交、同声，仍然存在，但不能相容”[2](P159)。正如沈彤《震泽志》所言：“(同声社与慎交社)遂各立门户，相为水火，垂二十年而后已。”[2](P159)可见，只要科举存在，文社的门户之见就不会消失。清顺治七年(1650年)，杜登春、顾开雍、陶岑、张渊懿、王铧、施授樟、宋直方、李啬斋、秦宜兆、林子武、宣子威、李远略、朱则纲、李宜显、李为彰、杜子旷、宋思玉、宋泰源、宋祖年、钱芳标、张守来、李定宜、张砚铭、施吕授、林武宣、朱彦则、李定远等人组建原社。原社主要由松江沧浪会分化而来，成为与吴郡同声社、慎交社并峙的一个社群，“原社的同人，在南北闱之中，得中的颇多，很得到一部分的势力，主持坛坫的是宋直方、李啬斋等人，门户很严，那时率真社想加入原社，但被他们拒绝了。原社的文选共刻了二集，后来林古度、陆冰修起来，又重立社局，于是原社又分出恒社。”[2](P162)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率真社多次想入到原社中来，都被拒绝。许多想入社的文人被拒之门外，原社受到很多的非议。于是，林古度、陆冰修等人就从原社中独立出来，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另行组成了一个恒社，与原社相抗衡，“欲夺原社之帜”，虽然后来张子美、吴伟业想尽办法调和恒社和原社的矛盾，但“群心日竞，意气嚣然，不能帖服”。门户之严格还表现在取友之严格，如清顺治十年(1653年)彭古晋参加完虎丘十郡大社集会回到松江后，在徐友堂也举行社集大会，但参加之人“不论乡市胥隶，苟识之无，罔不握手，叙弟昆，登坛坫矣”[3](P17)。此时同社许孝修正以庶常丁艰里居，看到彭古晋结社取友如此不加甄别，恐为世所笑，于是告之于杜登春。彭古晋便让杜登春又举行了第二次集会进行筛选，据杜登春记载，当时筛选十分严格，“分三厅事列座，即席面订”，“糠秕沙砾尽汰靡存”[3](P17)。整体上看，门户之见在清初依然十分激烈。 编选社稿等文学活动依然在清初延续。文社的本质在于科举，编选社稿成为文社日常文学活动，也是该社立足文坛的标志。社内文人选登社稿，预示着其文坛地位的提升，其中第希望也就增强。社稿成为文社士子进身之平台，各家文社对编选社稿十分重视，自明末复社领袖张溥死后，复社《国表》之刻嗣响终绝，但几社之文会反而繁盛起来，社稿社刻不断。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言：“复社开了三次大会，风头真是出尽了，但是张天如已死，复社就嗣响终绝，而几社的文会却繁盛起来。”[2](P156)从明崇祯五年(1632年)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几社制艺之文总共刻了七集。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北都失守，五月，南京官吏拥福王朱由菘继位，江南版图仍属南明小朝廷。这时，几社领袖陈子龙请告终养，夏允彝丁忧家居[2](P157)；但江南文人的科举活动并未受到影响，几社的选文活动仍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操选政者为几社六子之一的徐孚远，该年刻《几社会义》第七集。自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几社分化而来的文社皆以社稿社刻作为立社之标志，如求社有《求社会义之刻》，景风社有《几社景风初刻》，雅似堂社有《雅似堂》之刻，赠言社有《赠言社初集》之刻，昭能社有《昭能社》之刻，野腴楼社有《野腴楼小题》之刻，小题东华社有《小题东华集》之刻。清顺治七年(1650年)由松江沧浪会分化而来的原社，成为与吴郡同声社、慎交社并峙的一个社群，时间一直持续到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先后有《原社初集》《原社二集》之刻，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陶冰修、林古度、王阶石、金天石、吴日千、吴六益、彭师度、董含、董莫诞、姜蓥如、王宗蔚、田茂遇等30余人组建棠溪诗会(又名恒社)，编有《棠溪诗选》一集。看来，只要文社科举本质不变，社团的社稿编选活动就会传承不绝。 清初还有些文社延续了明末文学社群的地域特色。文学社群的兴起多限某一地域，由当地有声望的文人士子组织，文社创作具有了地域性。由明入清后，某地文社或为明末文社之延续，或为明季文社士子后人组建，文社文学宗旨与创作风气与该地业已形成的社群文学传统(包括社群领袖倡导的文学理论)有很大关系。如清顺治六年(1649年)，兴起于吴地的同声社就是从西南得朋会分化而来，而西南得朋会就是从松江几社诸公而来，因此，同声社文人与松江几社具有师承关系，该社受几社老祖陈子龙的影响很大。经同声社领袖倡导，同声社诸子效仿，便很快形成风气。据《明史本传》载，陈子龙“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辞，取法魏、晋，骈体精妙”[5](附录)，同声社即继承陈子龙之文风，取法魏晋。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载，与其同邑(江苏常熟县)的状元孙承恩(原名曙，字扶桑，清顺治十五年状元)“为诸生时，好以骈体为经义，是时吴中有文社曰同声，而孙实为之领袖。同社多效其体以为文，而风气遂为之一变。所选丁亥房书，名曰《了闲》，悉六朝丽语，风行海内，一时纸价顿高”[6](P34～35)。据王应奎记载，朝廷对同声社“六朝骈体为经义”的八股文风似乎不满，致使“满大臣刚公弹驳文体”，同声社领袖孙承恩“乃与进士胥廷清、缪惠远、史树骏，举人毛重倬同时被逮”[6](P35)。同声社所倡“以六朝丽语入八股”文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风呢，为了直观起见，笔者把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载同声社丁亥房书《了闲》中“学而时习之”全章节录如下：“且自芸吹缬古之香，杜陨求声之草，桂残招隐之花。”王应奎说：“以此三句括全题三节，通篇语皆类是。”同声社所倡文风为何遭受清政府禁止呢？笔者以为，清初沿袭明科举政策，清初统治者在总结明末“腐朽”八股文风基础上，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革科举，规定八股文：“凡篇内字句，务求典雅纯粹，不许故摭一家言，饰为宏博。”[7](P303)清顺治六年(1649年)又明令取消明末以来对策使用四六骈体之陋习，推行质朴文风，以“清真雅正”为衡量八股文章优劣的标准[8]。据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朱倓《明季社党研究》记载，同声社为松江几社分支，成立时间大致在顺治六年清政府明令科举不可以四六骈体入时文之际。由此看来，同声社以六朝丽语入八股被朝廷禁止也在情理之中。由于同声社为几社分支，故其所倡“以六朝四六体入八股”实是几社领袖陈子龙文学理论和文风的继承，同声社遭此命运，冤哉！ 明末社党之争仍在清初延续。关于清初社党之争，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六节)中有载，叶君远先生在《吴伟业评传》[9](P176)中亦有记载，笔者综合二家之说叙之。清初社党之争实乃明末阉党与东林复社之争的继续，阉党代表为冯铨，东林、复社代表为陈名夏。冯铨与魏忠贤相勾结，参与杀害杨涟、熊廷弼等人，清兵入关被征用，清顺治二年任弘文院大学士，所举荐援引的人多是魏党余孽。陈名夏为江南溧阳人(隶属苏州)，清顺治二年降清，八年，升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是东林后裔，复社成员，曾著有《五十大家之刻》，所以他在清初多引荐社局中人，如陈之遴、宋征璧、吴伟业等人，以此增强自己在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与声望，增强自己的朝中实力。他还从江南社局中选拔人才，很多社局中人中第，甚至许多涉科场案者能得以幸免也与陈名夏的暗中帮助有关。杜登春不无感慨地说：“两社(慎交社与同声社)同朝数辈，文章声教，实为海内亘古所未观，同社之在里门者，竞举大会，声动江表，江上之得免者，赖主盟皆在朝列。”[3](P21)东林、复社与阉党素来水火不容，因此，在清初顺治朝，分别以冯铨和陈名夏为核心，形成了两个互相倾轧的党派。清初朝中党社之争依然炽热，在野文社的斗争亦如火如荼，如陆銮对慎交与同声两社的攻击。据叶君远先生《吴伟业评传》考证，陆銮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以前跟吴伟业并没有什么往来，当然，他们之间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私怨。陆銮之所以告吴伟业，起因在于社事。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自吴中一带慎交社、同声社成立后，“声动江表”，要求入社者甚众，这种情况有点类似明末的复社。但两社不像复社那样积极谋求扩大组织，而是高竖门墙，制定了严格的入社标准。其他州县的士子被拒绝入社的不下百人。“大约绝之已甚”，遂引起不满甚至仇恨。杭州人陆銮就是因遭拒而生恨的。这个人很阴险，欲借“通海案”加害两社，以泄私愤。吴伟业自从顺治十年主持两社虎丘大会之后，就成了两社共同推戴的精神领袖，其地位颇似当年的张溥。恨两社者遂亦移恨于他。陆銮上书告密，讦告两社成员参与了郑成功的反攻，又说两社乃复社余党，兴举社事，将为社稷之忧。所幸的是朝廷将此案交给了地方查审，陆銮以诬告罪被置于法[9](P257～258)，这样江南文社士子才舒缓了一口气。由此看来，文社的门户意识，以及朝内的党派斗争，文社的政治色彩在清初依然存在，但相对于明末复社而言，其政治色彩已经有所减弱了。 总之，清初江南文社多为明末文社之继续，但与轰轰烈烈的明末文社相比，显得有点谨小慎微。明代末年虽然政治腐朽，但文学却显得激烈飞扬，以复社联盟为主的文学社群对改变明末腐朽之文风，掀起文学思潮，形成以文社为基础的众多文学流派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初文禁甚多，文社活动缺少明末文社的参政意识，为避免政治打击进行自我封闭，自我约束。比如，自丁酉科场案后，江南文社士子遭受重创，此时任礼科给事中的杨雍建与江南文社颇有联系，慎交社领袖彭云客(珑)就出自其门，杭州人陆銮攻击江南文社结党营私，参与通海之案，使得文社士子人人自危，杨雍建为江南社局担忧，就与慎交社领袖宋德宜、同声社沈韩倬商量，“不明告天子，将来祸且不恻”[3](P21)，这才有杨雍建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禁社盟之疏，据杜登春记载，此后“家家闭户，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会盟之事”[3](P21)。松江原社领袖杜登春为了避免触犯时局，对社员进行自我约束，还刻《平生言》二十条“条列风规之鉴戒”[3](P22～23)。 文社的自我规避，使得清初江南文社沦为科举之附庸。之所以说清初文社大多沦为科举之附庸，是因为此期文社士子斤斤于举业，而不事诗与古文辞创作，举一个细节即可看出。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清顺治七年(1650年)沧浪会成员王印周召集社内诸子举行文会，清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科同榜下第者皆至，只有田楫公来得稍微晚了些，自言从吴门慎交社那里获得科举试题“二十纸”，并把试题分发给同科下第之人，而社内新人则不予。此事引起杜登春的不满，直接导致慎交与同声两社从沧浪会中分化而出[3](P14～15)。可见，此次文会主要为揣测科举试题，并非像复社几社那样科举之余进行古诗文创作，所编社稿多为八股文集，集会也多揣摩八股文章，较少从实际出发讲究真实学问。杜登春为几社元老杜麟征之子，受父辈影响切实治学，另立原社时便要求诸子“岁月磨练古今文以应四方”[3](P15)，要求社员“学问文章，皆从切实处讲究”[3](P15)。原社诸子切实治学，兼事古文辞，引起慎交社羡慕，社中许多人因未能与原社诸子深交而奥悔[3](P15)。慎交社敖山来便秘密携带“震修兄弟”入原社与原社诸子交流学习，原社诸子却不知其为慎交社主盟。从清初文社有切实学问者得到大家艳羡这一细节说明，清初文社士子多以“帖括”之学为学，缺少了明末文社诸子“以学为学”的精神。正如杜登春所言：“前辈诸先生时文外兼事古学，不能专攻举业，今日新进，皆不事诗古文，殚心帖括，虽小小遇合，终非立身立名之根本。”[3](P19)此时原社中人只有宋直方(即宋征舆)为几社元老，宋曾中顺治四年进士，此时里居，杜登春就搬出宋征舆，以几社元老身份训导社内后人“古学”。杜登春是这样记载宋征舆训导原社诸子古学的：“分古文词题，严督诸子，按月一校，校其阙略有罚，合式者亲举一觥饮之，未合式者勉之以应读何书。于是乎，原社诸子蒸蒸向学。一年之后，不复株守时文本头矣。”[3](P18～19)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乙未会试，“原社之星灿”而“同声尚无达者”[3](P18～19)。可见，原社有几社元老在，以兴复古学为科举，得中机会就很大；而慎交社与同声社诸子斤斤于“帖括”之学，却无益于举业。清初大多文社士子如后者，这也许是清初文风不振之原因吧。以中国文学史观之，清初很多文学家为由明入清的社团文人，如雪苑社侯方域，复社才子吴梅村、钱谦益等人，而清初十几年之文社新人较少文坛巨匠，也许与清初文社诸子未能明经治学，未能治科举之余兼修古文辞有很大关系吧。与明末文社士子比，清初文社完全成为为科举服务的组织，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没有多大影响，甚至起了反面作用，论者因此才说清初文社完全成为科举之附庸。 但在另一方面，清初主盟文坛者多为由明入清之复社文人，如作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娄东诗派盟主吴梅村、虞山诗派主盟钱谦益等人。以上几人皆为明末复社元老，文学创作以兴复古学为己任，对振起明末腐朽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入清以后，他们对新起之文社未能返经读书，只斤斤于科举导致古诗文不振似有所识，开始倡导古学勉励新起文社士子，清初很多文学流派就是在新起文社基础上奉明末文社文学家为盟主而形成的。如江苏太仓地区本为复社张溥故乡，复社大本营，张溥死后，该地文坛稍有不振。清顺治十年(1653年)左右，太仓文坛新崛起十位青年诗人：周肇、黄与坚、王揆、许旭、王撰、王昊、王抃、王曜升、顾湄和王摅，后人称此十人为“太仓十子”(又称“娄东十子”)。其中周肇、黄与坚、王揆、许旭为慎交社成员，王昊、王曜升为同声社成员。最初，慎交社与同声社因斤斤于帖括之学，备受杜登春等人的讥笑，钱谦益批评最甚。这显然是明末复社“宗经复古”思想在清初的翻版。原先，慎交社与同声社水火不容，经复社元老吴梅村出面调节，两社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在苏州虎丘主持了“慎交”、“同声”两社大会，吴梅村成为两社盟主。与吴梅村同为太仓人的慎交社成员周肇、黄与坚、王揆、许旭与同声社成员王昊、王曜升借此机会言归于好，奉吴梅村为盟主，在太仓地区组织了一个诗社——太仓十子社。吴梅村为培养后学把他们的作品编为《太仓十子诗选》。程邑在《太仓十子诗选序》中说：“吴江诗才，推梅村吴先生为领袖，十子晨曦奉教，故能各臻胜境，斯编亦其手定者也。”⑥“太仓十子社”享誉文坛。十子社奉当地先贤(即吴梅村)为盟主，有共同的师法对象，创作风格“如出一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太仓十子诗选》)，因此形成了一个地域性诗歌流派。其后，汪学金又把此十位诗人作品编为《娄东诗派》，“娄东诗派”之名遂立。在吴梅村的指导下，“娄东诗派”创作活跃，是继复社之后太仓文坛的又一创作高潮。清初之娄东诗派成为一个如同明末一样的以文学社群为基础的地域性文学流派，特别是慎交社、同声社、太仓十子社联络培养了有才气的流派成员，为娄东诗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明末复社文学家吴梅村对清初娄东诗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指导和培养作用，对繁荣清初文坛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可惜的是，这样的社群性地域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在清代初年似乎显得相对少了些。 明末复社领袖张溥在七录斋广交天下士，与松江几社文人结盟，建立深厚友谊，形成全国性的社群联盟实体。但到清代初年，吴松两地社群文人互相轻视，彼此猜忌，缺乏凝聚力，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一个像张溥那样的在文坛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领袖，也没有形成一个像复社联盟一样的有组织性的联盟实体。清初江南之沧浪会、慎交社、同声社、原社在分分合合中经历了历史的沧桑，从而导致社群文人之间缺少必要的文学交流，也没有进行过有意义的文学争鸣，抑制了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关于这一方面这里我举其中的一个细节说明之：杜登春与苏州的沧浪会成员何栋有姻亲，清顺治六年(1649年)，杜来到苏州娄葑之地，结识了沧浪会成员章素文、彭云客、王其长、徐乾学、顾方青、徐秉义、王复旸、章诏等人。杜登春想借此机会联合松江文士成立沧浪合局，但此时章素文与彭云客心存的却是分局之意，估计二人感情不合。章素文问杜登春云间之地有哪些人才，娄东后起之秀有哪些人才。杜登春告诉他云间之地人才济济，娄东王义白为世家才子，杜登春还唱了一首夸王义白的《沧浪亭歌》赠给章素文，希望三人能共图举业。但是章素文“不深谋于余”，似乎囿于地域门户对杜登春有排斥之意[3](P13～14)，可见，清初社局文人缺少张溥那样的广阔胸怀，以及广揽天下人才之志。慎交社与同声社成员本为沧浪会中人，二社从沧浪会中分出源于章素文与彭云客对社中同人王其长好恶的不同。王其长的父亲王节(登己卯贤书)曾与复社名士杨维斗上疏攻击阉党，在“苏州民变”中又辅佐“五君子”击打朝廷缇骑，与应社诸子为把臂之交。王其长可谓名家子弟，复社后人，但因其“习染廒市，通字画，作古董以愚贵人，立意尚游侠，贾利吴阊”[3](P14)，导致沧浪会中彭云客对他的轻视，杜登春言：“彭窃轻之，彭轻之，则广平兄弟轻之矣，轻此一人，遂有慎交之说。”[3](P14)可见，慎交社从沧浪会中分离，源于社中文人之间的好恶，十分可笑。而章素文也十分轻视王其长其人，但自己在社中资望不高，于是才拉拢他成立同声社。社中文人拉帮结派，形同散沙，文社士子之间缺乏必要的冷暖关怀。清顺治八年(1651年)冬，杜登春母丧，慎交社诸子前来吊丧，同声社却无一人前来，引来原社诸子一片叹息[3](P15～16)，时年杜登春“卧病娄东三月余，濒于死者再”[3](P16)，慎交社诸子委托原复社领袖张溥女婿侯武功在他在身边求医买药，照顾甚勤，而同声社“以不吊先母故，跬步隔垣，不一垂问”[3](P16)。慎交社虽在苏州，却十分关爱松江原社的杜登春，积极联合原社中人。同声社虽然同在苏州之地，但却对松江原社杜登春缺少必要的冷暖关怀，联盟意识不强，不像复社诸子互相关怀，彼此救助，亲如兄弟。可见，清初文社形如散沙，缺少一位像张溥那样胸怀坦荡的文坛领袖，在清代初年没有凝聚成一个联盟社群，清初文社陷入一种封闭状态，这对文学的发展帮了倒忙。 清初江南文社多是在清政府恩威并施的襁褓中长大的，带有太多的复杂性、两面性与先天的不足。清初先后发生的丁酉科场案、清顺治九年与十七年的禁止社盟、清顺治十八年的奏销案、通海案及陆銮攻击江南文社结党营私案，使得江南文社大伤元气。文社士子受连累者不计其数。杜登春就说：“辛丑奏销之事，同社人一网几尽，江左绅士凡一万五千人，社中人不啻千余，于是弃家客游者有人，仰屋毙牖者有人，改名就试者有人，纵酒逃禅者有人，文士之气，稍稍沮丧。”[3](P21)此后社局渐趋衰落。据《苏州府志》载，一直到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吴届远说同学陈颖长、赤锷、徐武恭、李露、沈丹珊、计希、李道武、张损持、尚瑷霜、赤嗣、雷沂震，左右坛坫，在傅清堂举大会社集，吴门、娄东、玉峰、虞山、云间及浙之武林、海昌、苕山、檇里、五源、浯水、当湖、魏塘、桐川等地士子，“莫不声气相通，论文莫逆”，但此次大会只是昙花一现，“三十年来，此事不讲，而文风已不振矣”[2](P161)，从明代末年兴起的江南文社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①谢国桢先生就言：“南明的小朝廷就被清兵消灭，清兵节节的直下，江南不久归入清廷版图。夏允彝和陈子龙就在松江与吴胜兆联合起义，被清兵所擒，都殉了节。那些复社、几社的名士，如吴应箕、顾杲、吴易等人，皆以起义作了为国而死的壮烈牺牲者，其余的像熊开元、方以智、钱秉铖也作了和尚，徐孚远跑到外面，作兴复的工作。他们会文的事情一变而为革命的豪举，这是何等令人钦佩呀！这些老先生们被清兵杀的杀，逃的逃，所剩下的仅有几个几社的后进了。”(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8页) ②在明代取得功名的文社士子，为了“保节”，大多选择了效忠明朝，或死节，或抗争，或隐逸，或遁入佛门。但那些在明代未取得功名的孤贫失志之士似乎就没有那么多的忠孝节义了。李雯与宋征舆正是这后一类人的代表。据姚蓉考证，李自成攻陷北京的那年，李雯正跟随在京为官的父亲李逢甲左右，但其父受农民军追赃被拷掠致死，李雯由贵胄子弟一下子变成乞丐，靠乞讨为父亲募得棺材，日夜哀哭。清兵入关，此时的李雯已经气息奄然，辛得在清朝任职的旧交曹溶救济推荐，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在李雯的思想中，仇恨的是农民军，投靠清朝既为父报仇，又为国除害，所以李雯不像陈子龙一样积极抗清，而是心怀坦荡地投到清政府的怀抱中。此时的宋征舆正伏处松江一隅，既没有李雯的生存危机，也没有陈子龙一样的官吏身份，他仅为一个小小的诸生，甲申事变对他而言似乎没有那么大的震撼，他仍然忙于家业和举业，闲暇之余从事诗文创作，与甲申事变前生活没有两样；因此，他于顺治二年参加科举似乎就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笔者存此一说，以备参考，见姚蓉《明末云间三子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页。据杜登春记载，该年中第的社中文人有：张九征、宋征舆、张安茂、繆慧远、尹明廷、郭亮、薛耳、毛重倬、李延榘、周茂源、徐鼎、曾五典、方元成、顾子咸、季振宜、方亨咸、顾镛、曹尔堪、薛眉、叶舟、黄永、张王治。 ④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页。到了清顺治五年，几社后人也出来应试了，如宋实颖、宋德宜、宋德宏、邹祗谟、董以宁等都出来应试，其中宋实颖、宋德宜、宋德宏为吴地沧浪会和慎交社人。 ⑤一直到五十多年以后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文禁稍宽以后，慎交社才有了一次社集，此后社事活动就衰息湮灭了。《苏州府志》载：“康熙庚寅，吴届远楫复大举于傅清堂，同学陈颖长锐霜、赤锷、徐武恭元顾、李露桢寅、沈丹珊凤城、计希深默、李道武绳善，与颖长门人张损持、尚瑷霜、赤嗣君起、雷沂震暨沾，左右坛坫.时则吴门、娄东、玉峰、虞山、云间及浙之武林、海昌、苕山、檇里、五源、浯水、当湖、魏塘、桐川，莫不声气相通，论文莫逆.三十年来，此事不讲，而文风已不振矣。”(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1页) ⑥吴伟业《太仓十子诗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序写于清顺治十七年，正好为杨雍建上疏禁止社盟之时，因此，太仓十子不敢以社为名，但却有结社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