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布勃诺夫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夫论文,事件论文,中山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分化更加明显，形成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他们组织各种反动派别，攻击国民党左派、反对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
1925年夏，国民党右派所谓的“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强调团体的独占性、排它性，这些小册子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1925年8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密谋策划暗杀了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11月23日国民党老右派谢持、邹鲁、张继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公”，发表背叛三大政策的宣言，公开分裂国民党。一时间，反共逆流甚嚣尘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打击共产党、反对苏联及共产国际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处，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拘捕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中共党员40余人。这是蒋介石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制造的阴谋事件，是蒋介石阴谋夺取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最高权力的重要步骤。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过去一些现代史研究者及一些历史教科书认为：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主张妥协退让，致使在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意反击，而主张采取退让政策”，“无原则大让步，帮助资产阶级右翼篡夺了革命的军事领导权。”
二
不可否认，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执行了对蒋介石妥协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并非陈独秀制定的。首先，事件发生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陈独秀不在广州而远在上海，由于“当时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也不可能通过商业电报局用密码电报向上海请示，而专程派人去也来不及”。因此，中共中央、陈独秀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中山舰事件”的情况。而后受陈独秀委托代表中共中央处理此事的张国焘是在事变后半个月才到达广州的。在张国焘到广州之前，驻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介石采取了让步政策。作为中共代表的张国焘顺水推舟，决定接受妥协政策。其次，中共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陈延年等对事件的处理一下子也拿不定主意，当他们主张反击时，又被苏联顾问说服，同意对蒋介石妥协。第三，事件发生时，原在广州的被孙中山骋为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的鲍罗廷、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共产国际驻华南代表维经斯基都不在广州，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因与蒋介石有矛盾，处于无权地位。
那么，妥协政策是谁作出的呢？当时在广州有一个苏共高级使团正在中国访问，正是该使团团长布勃诺夫作出了对蒋介石妥协的决定。布勃诺夫当时任苏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他的地位高于当时在华的所有其它苏联顾问，因此他运用自己的权利一手处理了“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布勃诺夫使团处于被软禁状态，蒋介石派部队“去东山包围顾问团司令部，并在顾问住宅附近布置了岗哨”，“在布勃诺夫门前也布了岗，虽然蒋介石知道后者在苏联身居要职”。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进行反击。苏共高级使团和苏联驻华南顾问团于3月24日开会决定处理事件的政策。会上，布勃诺夫根本不谴责国民党新老右派的阴谋活动，而认为事件的发生与苏联顾问和中共的错误有关，他说：顾问们在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有严重错误，第一：不善于预见国民政府内部的冲突，它在军队中也有反映；第二，过高估计了广州的领导力量和团结一致；第三，参谋部、政治部、军需部的集中管理进行得太快，没有考虑到中国将领们的心理和习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们受到过分的监督等等。布勃诺夫一方面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存在许多薄弱方面，党内教育方面无疑没有受到重视……党有些全神贯注于军事工作”，指责主张对“中山舰事件”进行反击的中共广东党组织一向偏重军事工作，有宗派主义、只知发展自己的力量，引起国民党的忌恨与不满；另一方面指责苏联顾问“越权”“有过火行为”。他说，顾问的任何过火行为都将造成不良的后果。最后，会议决定“不同意反击”。在布勃诺夫等人看来，引起“中山舰事件”的责任在中共中央、中共广东党组织及苏联在华顾问们而不在蒋介石。
布勃诺夫在作出对蒋介石“不同意反击”的决定后于3月24日回国。4月鲍罗廷回到广州，他一回到广州就根据共产国际确定的保持革命势力统一的方针和布勃诺夫作出的处理意见同蒋介石举行会谈，毫无原则地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他决心“通过满足蒋介石要求的政策来解决问题”。因此，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鲍罗廷都一一答应，就连蒋介石也说：鲍罗廷“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
三
布勃诺夫在制定处理“中山舰事件”的政策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陈独秀，对“中山舰事件”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实际上中共中央、陈独秀是通过外界新闻报道而得知事件消息的”。直到4月中旬，陈独秀陆续收到了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后才了解了事件的全部真相。于是陈独秀主张反击，但陈独秀的意见却遭到已回广州的苏联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坚决反对。正如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原因时对埃德加·斯诺所说：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的命令，中国共产党甚至无权不接受”。当然，陈独秀也没有权利否定布勃诺夫、鲍罗廷的“意见”。
“中山舰事件”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开始不敢相信，说是“英国情报机关虚构出来的事件。”5月6日《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写的《中国的形势和帝国主义者的计划》，文章说：“英帝国主义者……妄图调起广州暴乱，与此同时，向世界鼓吹说，国民党右派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一个同意和英国妥协的政府，并且逮捕了左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成员……广州政府被帝国主义报刊‘推翻’了，现实际比以前更加巩固”。1926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再度来华，在维经斯基参与下，中共中央于1926年7月在上海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以上事实说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是苏共高级使团团长布勃诺夫等人作出了对蒋介石妥协让步的决定，共产国际、苏联采纳了其决定，由鲍罗廷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贯彻，从而形成了妥协退让格局。因此，如果说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右倾错误的话，这个右倾错误的责任不在陈独秀，而在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代表布勃诺夫、鲍罗廷等人。
收稿日期：199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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