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尔库塞与弗洛伊德的学术缘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洛伊德论文,马尔论文,缘分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理学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新感性”理论的提出，还是对既有社会工具理性的批判，抑或是对人类未来解放的展望，马尔库塞始终都能从个体的心理角度出发探求诊治与疗救的方法。这使马尔库塞的思想具有一种悲世悯人的价值情怀，有着一种深沉而亲切的道德诉求。心理学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起共同构成了马尔库塞学术思想的三大资源，而他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又取决于他同弗洛伊德的学术缘分。本文将围绕这一学术缘分对马尔库塞的心理学思想给予梳理与分析论述。
一、挥之不去的心理学情结
从心理层面介入对人的研究，马尔库塞较之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行们是比较晚的。然而，他终归还是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这里找到了自己对“人”研究的会心之处，从而在最切近处，即从人的“心理”层面，转向了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具体分析。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吸收和运用，使马尔库塞认识到“不论是本能的解放还是理智的解放，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关于这样一种解放的机会和前提的理论必定也就是一个社会变化的理论。”[1](“1961标准版序言”p.17)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方法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思想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人所身处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做了一次成功地剖析。
早在马尔库塞写作《德国艺术家小说》这篇博士论文时，心理学对他的影响就已经存在。在论文中，他对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的分析为他以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研究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预示。小说中的古斯塔法·渥恩·阿申巴赫（Gustav von Aschenbach）这个人物使他最早认识到了“深层的原始力量”和“狄俄尼索斯”的诱惑怎样使一个地位极高的人沦入悲剧的命运之中。当然，那时的马尔库塞还没有也不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对这一现象做出更多的分析。不过，这并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因为马尔库塞后来的工作给了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完整解释。
如果说马尔库塞在《德国艺术家小说》中遇到的心理学问题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那么在他此后的一些文章中，对于心理学问题的提及却已经让我们看到心理学研究对于马尔库塞整个思想理论形成的重要作用。P·罗宾逊（Paul A.Robinson）认为：“实际上，在马尔库塞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清楚地存在着指向《爱欲与文明》的内容。”[2](p.188)1937年在他所写的《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有对“人格”、“灵魂”在文化中的处境的具体分析；1938年所写的《论快乐主义》有对享乐主义成分有效性的承认和对于唯心主义禁欲主义倾向的反对，该文中还对性压抑与攻击之间关系做了论述；《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写作于40年代，该文通过描述情人之间相互的物化或者说客体化以及对于人的“内在自由”的批判叙述，从而引出了其中所存在的心理学问题。尽管这时马尔库塞还不能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给予深入地分析，但我们却可以由此预见他后来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倾心之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人道主义的相关阐述曾使马尔库塞在现实政治的迷茫中获得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角度，然而由于马克思总体上对于人的心理问题探讨的相对缺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决发达工业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方面有些苍白无力。这样，马尔库塞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就试图用一种“新理论”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革命的意识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个体屈服于法西斯、斯大林主义和消费的资本主义。马尔库塞曾谈到，他在20年代就已经读到了弗洛伊德的著作，也看到了别人写的关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争论文章。[3](p.154)
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丰富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尔库塞这里是十分明显的。即使在他的心理学著作《爱欲与文明》中马克思的名字一次也没有提到，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却在这里得到了自始至终的阐释。凯尔纳认为马尔库塞“‘额外压抑’概念的提出是受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启发，而‘操作原则’的概念也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异化劳动思想密切相关。”[3](p.164)依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和弗洛伊德的压抑性理论，马尔库塞提出，“异化”既是扎根于劳动组织中的，同时在操作原则的支配下，异化还进入到人的意识之中，并渗入到身体和精神、行为和思想中。“异化”已成为人的真实的处境，成为人的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马尔库塞为马克思的理论注入了心理学维度，从而使心理学也成为一种政治分析手段，而不再是单纯的学问。阿多诺曾认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似乎在紧要关头失灵了，因为历史“从背后”越过了个体，而且历史过程的规律也一直是那些支配着具体机构而不是支配个体的规律。马尔库塞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在弗洛伊德所涉及的心理学的心理机制中，个体也是属，现在也是过去。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本身就是属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表明：“本能的变迁也就是历史的变迁。”[1](p.75)“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个人的失调比以前更直接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失调，对个人失调的医治因而也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对社会总失调的医治。”[1](“第一版序言”p.12)马尔库塞声称在《爱欲与文明》中我们关心的不是要纠正或改进对弗洛伊德概念的解释，而是要恢复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从深刻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理论。”[1](“导言”p.20)在剥削社会中，最重要的压抑就是身体上的压抑，尤其是性方面的压抑。对于性的压抑，马尔库塞比他同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要敏感得多。他赋予弗洛伊德心理学以更广阔的适用意义，同时也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心理学方面的不足。
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关于什么是人的本能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思考人的新视角。人的本能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在心理学上提出的问题，如果从“社会学”意义上去理解，就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马尔库塞认为，“精神分析的范畴无须与社会的和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范畴和政治范畴。无论精神分析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它都能够在管理和批判作用中成为有效的社会和政治工具，因为弗洛伊德在本能的动机和满足的最深领域内发现了社会与政治控制的结构。”[4](p.51)正是在对弗洛伊德理论本身的理解中，马尔库塞发现了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内在关联。因而有论者指出，马尔库塞论述弗洛伊德“性本能”的“社会学”意义就在于：其一，提示了人的本质结构。其二，找到现代文明对人的最根本的伤害之处，即现代人的病根。其三，认为要想把人类从现代病症中解救出来，只有把被压抑的人类本能再次解放出来，因此，找到现代人的病根也就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类“解放”的思路和模式。[5](p.113)
当然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从政治科学和哲学的立场出发来讨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需要证明的：这是因为弗洛伊德反复强调他的工作的科学和体验的特性。这种证明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必须显示弗洛伊德的理论结构对于这种理论（即政治科学和哲学——引者注）是开放的并且实际上是鼓励以政治的术语来思考的，所显示的纯生物性，本质是社会和历史的。其次，它必须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心理学在今天是政治科学的一个本质部分，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这是我们唯一要关注的事情）还要使对于被隐藏在当前政治中某种决定性的趋势的理解成为可能。”[6](p.1)人的心理因素已经超越了心理问题本身，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它不能不处于社会总体统治之下，而成为政治统治的牺牲品。
马尔库塞对于心理学问题的兴趣除了他本人对于人的心理问题的关注外，还与当时法兰克福学社会研究所全体成员整体上对于心理学方面重视直接相关。马丁·杰伊曾谈到霍克海默早在1927年就曾鼓励阿多诺写过一篇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并且，霍克海默本人还选择弗洛伊德的学生兰道尔为他的精神医师，一年后，曾严重折磨他的心理问题，即没有准备讲稿就不能授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表示感谢，霍克海默为兰道尔在法兰克福建立了一个心理分析研究所。为此，作为兰道尔老师的弗洛伊德反而两次给霍克海默写信向他表示谢意。1942年10月，霍克海默曾在公开的信件中这样评价弗洛伊德：“他的思想是我们的基石之一，没有它，我们的哲学就不会是这样。最近几星期我再次意识到他的伟大。”[7](p.120)
弗洛姆是研究所中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进行结合做得最好的一位研究所成员。1931年，他为《精神分析运动》写的文章《心理分析与政治学》就曾在心理分析圈子中引起过很大的震动；后来他发表的《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被认为是“整合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第一个具体榜样”。这之后他在研究所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出版于1941年的《逃避自由》一书，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都是极大的。弗洛姆关于“容忍”的讨论和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心理学分析，对马尔库塞的影响尤其重要。
阿多诺对弗洛伊德的态度同霍克海默对弗洛伊德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霍克海默认为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够完全逃脱他的社会起源，并且越是伟大的著作，就越是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因此，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的观念就有一种“非常正确的”“客观意图”，这不仅是因为它与生物学普遍性相适应，而且它表达了现代人毁灭冲动的深度和强度。1946年4月，阿多诺发表了《心理分析中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学倾向》一文，在文章中，阿多诺有针对性地指出，虽然修正主义和弗洛伊德一样都强调历史影响，但他们却较少像弗洛伊德那样转向“力比多”的“内部史”。由于过分强调自我的重要性，他们忽视了它和“伊特”（id）的遗传互动。修正主义自吹的对弗洛伊德的社会学修正其实是在缓和社会矛盾。他们根除心理分析的生物学根源，把它转化为一种人文科学和一种社会保健的工具，其“非性欲化”是否定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矛盾、否定当代文明中真满足和假幸福的裂痕的一部分。阿多诺认为，在纳粹主义的表演非常喧闹的时候，弗洛姆否认虐待狂的性欲基础，是极为错误的。像弗洛姆所做的那样，把性格类型范畴化就是接受整合性格的存在，它不过是“每个个体心理事实上的意识形态的掩饰”。[7](p.123)
阿多诺的这一思想代表了40年代研究所对待弗洛伊德的基本态度，马丁·杰伊认为，实际上，“40年代研究所的许多著作——《权威人格》、《启蒙的辩证法》、洛文塔的《欺骗的预言家》——弗洛伊德的适度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研究所回到德国后，这一影响继续在其理论和经验研究两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7](p.125)。心理学对于研究所来说，已成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支柱，而这一点最终也在马尔库塞1955年的著作《爱欲与文明》中得到了集中表现。
二、对人的生物学基础的强调
弗兰兹·斯达尔克在德文版的《革命或改良？》的“后记”中写道：“再一次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马尔库塞首先要求意识上的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在经济基础的革命的改变之前，先要有‘上层建筑’上的改变。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生物学基础：可以说，就是用西格马·弗洛伊德来丰富卡尔·马克思。”[8](p.108)凯尔纳也相信，马尔库塞对于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生物学成分的接受，不仅是那种补充马克思理论的目的所致，而且也是重构马克思的人类学理论的目的所致。他试图在解放的人类学领域为革命的希望提供一个新的基础。既然历史没有给革命提供保证，那么马尔库塞就希望通过人的本性来为革命的发生寻找基础。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人的本性包括破坏和创造两种能量，它抗拒着过多的压抑，而如果这种力量得以释放，就能够产生出革命的斗争冲动。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就具有同马克思理论结合的内在潜能。加上革命实际的需要，马尔库塞便开始强调人的生物学基础，同时修正了弗洛伊德对人的概念的界定和对于人的本能力量的分析。
在弗洛伊德看来，有机体的发展有两种基本的本能性活动：生本能（指性欲，弗洛伊德在更多的时候称之为爱欲）和死本能（又称死欲，即破坏本能）。爱欲期望生活在快乐原则下，但是环境却阻碍这种目的的实现，所以心灵中始终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斗争：爱欲、死欲和外部世界；相对于这三种力量，存在着三个基本原则：快乐原则、至善原则和现实原则；爱欲与死欲总会处于一种冲突之中，很难保持平衡，爱欲能力减弱了，破坏本能的能量就加强，反之亦然。马尔库塞谈道：“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不缩减爱欲的力量，破坏的力量就不会变得强大，在两种基本的冲动之间保持一种数量上的平衡；本能的力量是机械的，给两种对立的冲动分配相应的能量。”[9](pp.257－258)也就是说，在两种本能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能量之间的守恒状态，它们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弗洛伊德这里，破坏本能也可以成为生本能的形式。作为生本能的爱欲就是性欲，而性欲在本原意义上的作用就是“从肉体上获得快乐”。从本原上讲，有机体就是一个富有性的潜能的领域，由快乐原则来支配。
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将成为他讨论人类进步的理论基础。有机体的两种本能——爱欲与死欲，只要处于非控制状态，它们就不可能适合社会的需要。在马尔库塞看来，死本能在既有社会中的攻击性力量已经被整合掉了，成为服务于文明的力量。破坏的本能力量得到了释放，而爱欲却受到了压抑。因此，马尔库塞所要做的就是使“爱欲”得到解放，实现一种“非压抑性升华”。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用死来对抗生，并认为虽然生的斗争不能克服死亡的事实，但它至少可以使人带着一种“好的意识”去死，这种好的意识就是努力为之奋斗并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将会得到保护和改善。《爱欲与文明》全书就在于强调人要面对现实，面对残酷的痛苦、疾病、灾害和死亡等现实，为了人的解放和好的生活而同这种现实作斗争。在现实生活中，个体要么选择向压抑和破坏屈服，要么选择为了幸福和自由而去斗争。因此，为了解放，每一个个体必须不仅反对压抑的现实社会，同时也必须反对存在于人的灵魂中的世界。这样，“马尔库塞的解放理论确立了一个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相并列的灵魂和肉体的斗争”[3](p.188)。在现实中，人的爱欲往往被现实原则所修正而成为性欲，但是“爱欲在本原意义上大于性欲，它不是部分的本能，而是用来掌管整个有机体的一种力量。只是到后来，它才服务于再生产并被局限于性欲之中”[6](p.34)。在马尔库塞看来，爱欲而不仅仅是性欲才是人的全部需要和潜能，因而爱欲的实现真正关联着人的解放的实现。
有学者指出，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是“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转述自己对现代社会的看法，用心理分析理论作为一种批判工具的意图明显地表露出来了。”[5](p.119)这种看法大体不错，因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到处都充满着压抑性“权力”的世界，商品、消费方式、政治语言、性交场所等等。马尔库塞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考察这一切，认为现代文明对人的最大伤害就在于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在现代文明温文尔雅的面具后面，是一位原始的父亲。我们能够从现代社会简单的广告用语中，从政治家习惯用的语法中看到社会对人的思想的压抑，这不能不说是马尔库塞“解构”现代权力结构的后现代努力。[5](P.299)笔者认为，做出任何努力都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马尔库塞终究从既有社会的现实中，透视到了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压抑，深入分析了那只压抑人的看不见的黑手。马尔库塞对于现实这种精辟的论述和分析得益于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从《爱欲与文明》开始，生与死的辩证法代替了资本和劳动的辩证法，美学的理论成为比经济分析更为紧要的对人的解放有用的东西。马尔库塞在此形成了一种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确定的阶级斗争的标准和视野。就像他在《单向度社会的艺术》中所说的“艺术是自由社会的设计师”，并且“艺术形式确认它自身并且否定该否定的东西”。马尔库塞相信“第三条道路”的力量，即社会和哲学的解放力量。对马尔库塞来说，艺术不仅是通过它可以理解异化和物化的研究原则，而且美学的教育在消除异化方面代表着关键的力量。马尔库塞肯定文化在社会理论中所承担的角色，对此他早就论述过。在他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对于经济和劳动关系的过于看重，也只是解决了人的解放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在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革命并没有发生，人不仅没有得到解放，而且更加受制于外物的奴役，人的解放的希望不是更大，而是更小。这种从切身的经历和体验中得到的教训，使马尔库塞去寻找新的解放的途径，为人类寻找新的希望所在。
弗洛伊德对于艺术和审美的看法给了马尔库塞很大的启发。正是由此开始，马尔库塞构想出了一个非压抑性社会存在的美好前景。“俄耳浦斯的爱欲改变了存在，他通过解放控制了残酷和死亡。他的语言是歌声，他的工作是消遣。那喀索斯的生命是美，他的存在是沉思。”[1](p.125)艺术的世界是解放的世界，艺术以其同现实的异化而拯救现实中被压抑了的人的爱欲。在《审美之维》中，马尔库塞也谈到：“艺术表现的肯定特性还有另一个根源：这就是艺术对爱欲的执著，即艺术在反抗本能和社会的压迫时，对生命本能的深切肯定。艺术用它的恒常性即它历经万次劫难之历史性不朽，证明着它的这种执著。”[10](p.198)对于人的爱欲的强调，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强调，这就是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那里所找到的关于人的最为具体实在的内容。在发达工业社会或者极权主义社会中，只有艺术还保存着人的这种最为真实的东西，只有艺术才能成为人的解放的一种保证。马尔库塞论道：“艺术的普遍性，不以特定阶级的世界或世界观为依据，因为，艺术要揭示的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即展示出人性。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是任何特定阶级，即使无产阶级（马克思的‘普遍阶级’）都不能独自构成的。艺术中表现的快乐与忧伤、成功或绝望、爱欲或死欲，这些东西之间无穷的纠缠，不可能皆归结为阶级斗争的问题。历史也是以自然为基础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新陈代谢，也没有任何理由把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土壤的强调，斥之为倒退的意识形态概念。”[10](p.202)的确，自然的人性和人的生存的自然环境，无论怎么说都不可能只归结于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是指马克思本人的美学）所表现的不足，尤其是其对于经济和政治单一层面的强调所表现的不足，使其最终丧失了它最为强调的“政治潜能”。而艺术，因其是“异化”的，所以才保存了人类的全部希望和对于未来的憧憬。
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尔库塞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得以四季常青的人类自然本能层面的底基，对于弗洛伊德爱欲与本能力量的强调，使艺术终究与人的自然基础和人的解放相关联。在《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坚持认为，他正在做的是美和自由的回归而不是精神化。他相信，他正在通过重新解释许多年来在美学和哲学教育上出现的唯心主义概念，来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作出贡献。
三、论文明与进步的基础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是以对主要本能的有条不紊的抑制为出发点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对性欲的抑制，它将导致集体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二、对破坏本能的抑制，这将产生对人和自然的控制。弗洛伊德确信，文明的压抑性基础无论如何是不能改变的，哪怕是以超个人的社会规模的变革来改变。
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文明的进化以镇压、限制和对感性、本能的渴望的压抑为基础，要是没有这种对于人的本能的压抑，那文明的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人类机体在本原上受“快乐原则”支配，也就是说，人天生就有趋于快乐而避免痛苦的本性。然而文明的法则却不能提供这种原则，因为人类太脆弱，人类的生存环境又是如此的恶劣和残忍，对于本能的压抑和拒绝从开始就成为所有不快乐的劳动的基本条件，只有在对本能的否定和放弃中，文明的发展才成为可能。这样，人类社会要想从动物界走向人的世界，“快乐原则”就不可避免地要被“现实原则”所取代。现代社会在操作原则指导下形成了人的压抑性生存状态。从内在结构上说，人的压抑起源于人格结构不同层次间的内在冲突；从外在原因上讲，人的压抑是由社会环境、社会文明状态造成的。因此，现代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压抑性文明，压抑产生于文明发展的固有逻辑。马尔库塞由此认为，如果说弗洛伊德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那就是对弗洛伊德的一种误解。“过去的几十年中怕是没有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理性的思想家了。他的所有努力都在于说明，如果人类的生存状况要想得到改变，那么仍在人身上起作用的非理性的力量，就必须适应理性的需要。他所说的‘本我存在的地方，自我就要得到发展’这句话，是我在心理学中能够想象到的可能是最具理性的言论。”[6](p.33)弗洛伊德对于文明与人的本能、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分析可谓是深刻的，马尔库塞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种评价在马尔库塞一生中都是很少见到的。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压抑性反升华”，即用减少和削弱爱欲能量的方式释放性欲。[1](“1961年标准版序言”pp.15-16)这表明现实原则的势力对爱欲范围的侵害。“压抑性反升华”是马尔库塞针对现实状况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压抑性反升华”同“非压抑性升华”是相对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压抑性反升华”是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当代文明已经把社会财富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置于个体身上的弃绝（renunciations）和负担越来越显得不必要和非理性。”[6](p.3)也就是说，文明的发展成为人的唯一需要，个人被完全整合进了文明的劳动之中。这样，在一种满足的幸福中，“非理性的东西成为社会合理的形式，成为理性的整体”。个体就开始在他的本能结构、价值趋求和行为模式上迎合统治的需要，使统治也越来越缺乏对自主的、个人化东西的尊重。“实际的统治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机构，它们已经成为由社会劳动组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一切为了文明，个体置于其中而丧失自我。
在文明中，人们可以享受自由，然而文明中的自由，在保证组织劳动生产的必然性中有其内在的局限性，这种组织使个体“从一个快乐的主客体转为一个劳动的主客体”。这是通过现实原则战胜快乐原则，这是从孩提时代就在灵魂深处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原则。为了文明，自由就要受到限制；个体在文明的发展中，遵循着的是现实的劳动原则，而不是人的本能的快乐的原则。文明构成压抑。在这种状态下，“平静、和平和快乐原则在人们生存的斗争中分文不值。”[6](p.11)快乐原则总是要在现实原则面前缴械投降，快乐原则提供给我们的幸福无法实现，这是压抑的根源。
尽管弗洛伊德对于文明的论述很是独到，然而这种看法并非无懈可击，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需要修正的原因所在。在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尔库塞就试图从神话学与哲学的边缘处提出“一种非压抑性文化观，目的是要建立本能与理性的新联系”[1](p.144)。马尔库塞的文明观是在《自由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进步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和《爱欲与文明》等著述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些论述中，马尔库塞从人类文明的物质成果出发，通过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详细分析和修正，为人类的解放和幸福找到了一条基于文明成果基础之上的发展途径，从而使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出了对于人的压抑和控制的怪圈，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幸福和自由的前景展示在人们面前。
在“社会主义的生物学基础”一文中，马尔库塞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应立足于已有的科技成果之上。“资本主义的进步不仅生产出了自由的环境、人类生存的开放的空间，而且生产出了一种渴望，即对于这样一种环境的需要。”[11](p.18)技术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使人类战胜了匮乏和贫穷，而“自由实际上依赖大量的技术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在一次关于“新社会”的访谈中，马尔库塞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年轻人想要的好的生活就是一个没有战争、剥削、压迫、贫穷和浪费的生活。而现在发达工业社会已经解决了技术、科学和自然资源方面的问题，而这些，在现实中构成了新社会的必需条件。”[8](pp.69－70)马尔库塞并不幻想新社会或者人的真正解放会建立在一个虚玄的基础之上，他坚信新社会是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现有基础上得以完成的。与弗洛伊德的“文明”必然造成人的压抑的悲观态度不同，马尔库塞认为，现实原则并不必然同快乐原则对抗，至少在它们目标一致时是这样。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人的潜能的实现也是多方面的，也正如此，处于压抑中的人类才永远都有希望。本雅明那句有名的话“正因为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在马尔库塞这里完全可以改为：正因为拥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他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的解放一直是持乐观态度的。
顺着弗洛伊德探讨人的本能结构的思路，马尔库塞进而研究了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对文明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必然造成压抑的看法是未免失真的，因为“首先，并非所有工作都会导致非性欲化、都是不快的、都是克制性的。其次，文化推行的种种抑制也（甚至可能是主要地）影响来自死亡本能的攻击和破坏性冲动。至少在这一方面，文化的抑制会加强爱欲的力量。而且文明中的工作本身多半就是对攻击性冲动的社会利用，因此有助于爱欲的工作”[1](p.59)。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尔库塞赋予弗洛伊德理论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将科技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从弗洛伊德理论的死胡同中拯救出来。在一次访谈中，马尔库塞谈道：“我相信，工业社会已有的成就，在较大范围内，为被压制在统治利益之中的本能的解放提供了可能。同时，通过这些解放的本能——本质上讲是生的本能而不是死的本能，像团结一致这些事，都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现实。”[8](p.77)这些被解放了的本能能够变成提高人们生活的本能力量。
在马尔库塞看来，“本能在本质上要实现人的满足和永远快乐，但这种努力的实现将意味着人的死亡：自然的人和社会历史的人的死亡。自然的人的死亡在出生之前发生，而历史的人的死亡在文明出现以前发生”[6](p.23)。人的本能的全然满足和永恒的快乐，将永远不能得到实现。文明严格地说并不是造成人的压抑现象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人的压抑的产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作为一种物质肉体的生物性存在，人无法超越于此；而人永远也只能是生活于现世之中的，社会和历史的境遇在人出生之前和之后，都已经是作为人的一种必然的伴随条件而成为人的一种限制了，因而满足和快乐只能是相对的。弗洛伊德将压抑完全归罪于文明的发展显然是片面的。相反，文明可以在科学和知识的指导下，“将人们乌托邦的想象投入它的实现之中”。马尔库塞十分清楚，文明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文明给人带来的压抑会在人对于文明的管理中得到解除，最终让文明的成果服务于人类。
马尔库塞认为，感性和理性、幸福和自由和谐起来或者达成统一，只有在文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绝对的需要和绝对的贫乏也只有在这时才得以废除。文明将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人将真正得到解放。恰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进步因素的肯定一样，马尔库塞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将文明看成是造成人性压抑的根本原因，而是实事求是地将人的解放关联于已有文明的成果。马尔库塞没有陷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窠臼之中，而是改正了弗洛伊德较为悲观的文明观。马尔库塞说，压抑的进步的结果预示着进步本身的压抑原则的废除。想象出这样一个国度是可能的，即在其中，劳动机械化的发展使进行异化劳动的人的本能力量得以收回而回到它原来的形式之中，即回到生命本能的能量之中。异化劳动的时间将不仅缩短到最小，而且将完全消失；那时，生活将由自由时间所组成。这个国度不会是这样的状况：在异化劳动中消耗的时间占据着生活的主要部分，而留下来的归个体支配的用来满足他自身需要的自由时间仅仅是一丁点儿。[6](p.39)由此来看，面对文化危机的态度，马尔库塞比其同时代的哲学家们要乐观和积极得多，也现实得多。马尔库塞一向不反对科技和文明，对于发达工作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他并不是把矛头指向科技和机器本身，而是指向管理体制和管理形式，指向社会的组织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更关注各种媒介因素，从总体上关注社会和人的状况的原因所在。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比弗洛伊德，比《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比机械地反科技主义者都更高明。也正是在这一点，他还启发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形成。
最后要说明的是，弗洛伊德对于人的心理的分析实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的分析，是一种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的心理的分析；而马尔库塞的分析，则显然是将其置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境遇下来进行的。无论是《爱欲与文明》的论述，还是对于弗洛伊德人的概念的分析或对于自由与进步与人的本能关系的分析，马尔库塞都没有脱开现实的基础。马尔库塞通过恢复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具体性，使弗洛伊德的理论获得了对于现实的适用能力。犹如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本书之所以运用心理学范畴，是因为这些范畴已变成政治范畴。”[1](p.12)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这一改造，使马尔库塞获得了社会批判分析的思路和灵感，心理学理论使他真正获得了一个新的哲学批判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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