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主性与根基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基论文,自主性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5-0016-05 本文拟以《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本为中心，结合习近平近年来的相关论述，从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主性、根基性、坚持文化的自主性与根基性三个方面，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主性 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中，习近平首先参照儒学经典《大学》阐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基本框架，并强调：“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问题，而且从实践上明确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主性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的极端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同样也已经为我国不少文化学者所认识到了。例如，汤一介就说过：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他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2]此外，楼宇烈、姜义华等也对此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这一切说明，尽管各位学者的视角有所差别，但都认同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至于这些学者为什么如此坚定地倡导在坚持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逐步走向伟大复兴的曲折道路和光明前景密切相关的。毋庸讳言，一百多年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我国曾经出现过一种“民族文化主体性”消失的过程，导致在今天的中国人中，懂得自己民族文化精髓的人越来越少。当然，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志士仁人，在奋斗中也很快地开始觉悟，在本民族和文明中找错，是必需的，但只是找错，又是不行的。特别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的取得，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意识已经大为增强。 进一步说，关于坚持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从20世纪西方世界的一位文化和道德伟人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的论述中获得有益启示：“尽管孔子与一个时代的潮流不相一致，但未来仍然属于他……由孔子一手创造的思想还没有达到它最完全的发挥……如果设想一下中国思想的明天，那么它必然是一个从孔子学说出发的通过实现其开始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并将其中蕴含的所有生机和活力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有所革新的思想……对孔子精神做符合时代精神的革新意味着精神和伦理文化对于物质主义文化的一次胜利，它将不仅对于中国，甚至对于全世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3]要知道，施韦泽写下这些话语的岁月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1939/1940年，不太容易引起国人共鸣。而在中华文化已经出现复兴曙光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高瞻远瞩的预见! 有了这么一个背景，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习近平的论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天，我们13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国梦，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而这‘三个自信’需要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定作支撑。”[1]这就是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基在于“文化自信”、核心价值观自信，特别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即对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的自信。对国家、民族或政党而言，文化自信不仅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而且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集中体现。[4]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就文化和价值观建设而言，可以说正是这一自信的成果。当然，由于“民族文化主体性”消失过程的长期影响，导致许多人还不能够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而必须明确的是，现在的实践和理论条件已经允许并不断要求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过程中自觉地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必须指出的是，在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支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文明有益成果、时代精神)的论述中，习近平重点和反复强调了“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独立性”问题：“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5]“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6]“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7]笔者认为，这些阐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这么说的根据在于，在当代全球化的生活和思想语境中，我们不仅应该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精神独立性的角度来理解坚持核心价值观之文化自主性的重要性，而且应该自觉地认识到，坚持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主性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曲折和奋斗牺牲，尽管我们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但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能坚持和发扬光大“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我们就仍然有可能丧失大好的历史性机遇。 二、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性 习近平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的强调不仅在理论上是极为深刻的，而且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核心价值观建设也具有极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毫无疑问，在西方文化以“普世价值”的强势“横决”世界的时代，中国人如果缺乏“文化自信”，特别是缺乏对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的自信，那么是不可能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就像一个人如果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性信念，那么其脑子就会一片空白，成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或者为这种西方思想所支配，或者为那种西方思想所支配，或者一辈子禁锢在某种西方思想中，而不可能自觉地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做到“西为中用”、“洋为中用”。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惨痛的。现在，习近平强调“三个自信”需要我们以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定作支撑，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坚定和明确地强调了坚持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合理地处理“古今中外”思想之关系的努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如果说，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的强调，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即中国人“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问题；那么，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根基性的强调，则是为了解决培植其“生命力”和发挥其“影响力”问题：“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众所周知，在现代世界中，各种社会生活既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一面，也有国家性和民族性的一面；与科学技术、经济(器物文化)和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等相比，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生活(精神文化)与本国和本民族传统的联系显然是最为紧密的。这就是说，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生活当然有其世界性和人类性，但由于与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习俗、礼仪举止、价值观念以及心理语言和信仰认同等直接和深度相关，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生活的国家和民族相关性则又是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引进、借鉴和移植等所不可比拟的。因此，为培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和发挥其“影响力”，就要特别关注其民族和国家之文化根基性。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方面，随着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要创造更为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8]联系习近平2013年11月下旬考察曲阜孔府、视察孔子研究院的里程碑意义：“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表明中央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9]作为一次对传统寻根问道的文化之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在孔子家乡以最鲜明的姿态和话语表明了对孔子儒学和中华文化的敬重、热爱与深刻理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根基性的认识。因此，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苦难和奋斗之后，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更自觉地认识到“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1]的道理。 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性之重要性，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著名思想家的一些论述，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例如，梁启超早在写作《新民说·论私德》时就指出：“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学说所能为力也，即尽读梭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智儿(黑格尔)之书，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也则不可……苟欲行道德也，则因于社会性质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所以为养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会之所养者养我，谈何容易耶?”[10]联想到我国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尽管有些做法和说法也坚持了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性，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但毋庸讳言，由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的认识不够，当前整个道德建设之努力的效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至于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在开始摆脱苏联伦理学教科书模式的影响之后，不少学者又受制于以美国教科书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思维框架。在习近平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性和灵魂性之后，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工作者就应该自觉地为确立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性而努力了。 为坚持文化的自主性与根基性，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对此，习近平从五千年前延续发展至今的悠久文明之“独特性”，从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看待世界)的基本关系方面的独特价值体系，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还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1]的“和谐性”来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这不仅为我们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过程中，与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内涵所作的各种解读汇合在一起，为把握和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和根基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也为我们真正做到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典范的方法。 三、坚持文化的自主性与根基性 鉴于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上一些人提出了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情况，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12]显然，如此阐发和坚持“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不仅在实践上有利于当今世界和平，而且在理论上有利于我们在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基础上加上国际观这一环节，形成完整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内涵的观念系统。 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问题而言，在微观个人方面比较明确，应该以习近平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话中关于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以下几点上下功夫的要求为准。一是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知识是树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二是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道德之于个人、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三是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是非明，方向清，路子正，人们付出的辛劳才能结出果实。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四是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显然，上述四点要求不仅适用于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而且其精神实质也适用于我国各年龄段和各阶层的人士。 至于如何在宏观社会方面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于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其方法就比较复杂，习近平也看到了这一问题。为此，2013年8月19日他提出了“四个讲清楚”的基本方法：“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13]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讲清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 进一步说，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方法的“四个讲清楚”原则的提出，实际上涉及一个强调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之文化自主性与根基性的历史观问题。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进化”、“演进”、“发展”历史观的引进，启发了中国人追赶现代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但种种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的流行也导致了我国“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消失，至今仍然困扰着我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因此，为了真正做到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有必要反思和批判近代以来支配了许多人历史思考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十分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已经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阐发：“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14]显然，习近平强调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去认识中国，强调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观念，确实为我们坚持“四个讲清楚”的基本方法提供了历史观基础。 有了这一否定西方中心论的单线式前进的近代世界历史观的思想观念，自觉地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去认识中国，即基于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面向可大可久之未来的独一无二、连绵不断的生存发展的命运去认识中国，我们就有可能比较容易地掌握“四个讲清楚”的基本方法，并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支点之间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指导和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主体和根基，世界文明有益成果是借鉴和手段、时代精神是标志和趋势)，真正做到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真正做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5]。标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中国精神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自信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