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思想论文,与时俱进论文,理论论文,精神论文,十八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①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断结合中国实际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将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一
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理论创新成果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党的行动指南和理论基础，党如果没有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就会失去方向和发展的动力，党的指导思想能否与时俱进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紧密相连。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了理论创新并把理论创新成果作为全党的行动指南，我们就会克服重重困难，取得胜利和发展，否则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1.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和指导思想不明确导致党在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失败与挫折。自1921年建党到1945年，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建党的理论基础，但在七大以前，包括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都没有对党的指导思想给予明确规定。在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勇气和牺牲精神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不明确、全党缺少行动指南和前进方向而导致大革命失败，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从失败的痛苦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进行新的探索；但是在这一阶段，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仍然没有对党的指导思想作出明确规定，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该党章中有17处提到共产国际并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要求全体党员对共产国际作出的决议“应无条件地执行”，并强调“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地执行”；在入党资格问题上，该党章亦明确要求“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②这部党章实际上是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组织，将能否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决议作为评判党的组织和党员工作成绩的标准，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直接导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遭受灭顶之灾——在白区损失近100％、在红区损失了90％以上，中国革命几乎被葬送。
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抵制了共产国际那些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指导和决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神圣化，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不明确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发生严重错误，未能扭转中国革命的危局。刘少奇在总结这一失败的教训时说到：“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③
2.为了克服理论准备和理论指导的不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从1928年六大到1945年七大，党走过了17年，在这17年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与国民党从分裂到再次合作；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两大战争；经受了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的两次失败；实现了从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两大历史性转折；进行了两次转移即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战略中心从南方向北方转移。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清算和纠正了多次党内“左倾”与右倾错误，使党获得了关于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将毛泽东思想上升到全党指导思想成为历史的选择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因此，1945年6月党的七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④这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党的成熟，体现了党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对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深入阐释，指出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殊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的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⑤
在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⑥
3.党的八大没有再提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随后又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产生偏差和失误，导致党和国家的事业再次遭受严重挫折。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具有极高威信，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外有着广泛的认同，但在苏联因素的影响和毛泽东的坚持下，1956年党的八大将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改写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没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的提法。对于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时作了如下解释：整风和七大“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⑦胡乔木的回忆和解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苏联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和毛泽东本人和党内部分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国的正确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形成体系，党对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经验，方针和政策还有待于实践检验的认识有关；同时，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和当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党内民主气氛和反对个人崇拜有一定的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同意、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决定的，归根结底是毛泽东的个人意见及其被全党逐步接受的结果。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反映出党对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指导地位的认识产生了偏差；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召开的九大尽管在党章中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却严重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原则和方法，其对中国国情的判断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也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这一阶段尽管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推向神坛，把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理论和思想作为党的创新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果导致重大失误和挫折。对此，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做了精辟的总结：“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⑧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重要原因在于党的指导思想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准确、科学、完整地把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时俱进地推进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邓小平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时出现的否定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非毛化倾向，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大错误”，“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⑨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导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科学体系作出了界定，并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再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该党章吸收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实现了党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表明党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与此同时，邓小平与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新道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与时俱进地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进党章，经过5年的实践检验，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同时在党章中将“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⑩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以及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这是我们党总结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后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历史性选择，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与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是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11)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通过了新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2)这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宝库，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石。
3.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用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十七大以后，科学发展观经历了5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效不断显现。党的十八大在党章修正案中，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大决策，进一步向世人宣示中国共产党人走科学发展之路的坚定决心，必将对全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和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3)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公式化和凝固化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必须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的营养，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境界。
1.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时俱进。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发表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鞭挞，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此以后，毛泽东不断地思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如何看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为了使全党对此形成高度的共识，毛泽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对理论创新与如何看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精彩的论述。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针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进一步中国化时强调：“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14)1956年8月，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15)1958年5月，毛泽东在讲话中生动形象地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高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16)1959年2月，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强调“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同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7)毛泽东这些精彩的论述和朴素的语言，表明了毛泽东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及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教条的一贯思想。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要求后人不仅要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要对新的实践、新的经验进行理论研究和概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新的理论。
此外，在建国后毛泽东还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和庸俗化，以破除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迷信，从而推动新的理论的产生。1956年3月，毛泽东在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谈话时对自己已发表的文章做了如下评价：“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满意”，“《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当艾地谈到“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时，毛泽东回答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18)1959年，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9)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党很快就从建国初期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束缚中摆脱了出来，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思考，对苏联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新审视，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开始了“以苏为戒”，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道路。
2.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继承了我党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党内“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邓小平在大力支持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对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开始思考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向全党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此后，邓小平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过程中，反复告诫全党：“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0)“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1)邓小平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并没有让我们党停止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的步伐。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具有高度的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他说：“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22)江泽民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国外包括西方国家东西的学习和借鉴，也要采取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切都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23)因此，“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24)江泽民特别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25)“历史经验都说明，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26)正是基于这些思考，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自觉承担起带领全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重任，提出了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和动力、方法等关键问题。他强调：“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27)“《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总结9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28)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维和历史担当，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在带领党和人民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科学发展观，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继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29)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30)这体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觉坚持我党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引导全国人民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注释：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②《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2-34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
④《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第44页。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333.335,334页。
⑥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页。
⑦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11页。
⑧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0、298页。
⑩《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第104、105、153页。
(11)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12)《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第182页。
(1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7、107页。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9、300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281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109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17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141、258、259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0、291、292页。
(22)《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6页。
(2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5、75-76页。
(24)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40页。
(25)江泽民：《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13页。
(26)《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34页。
(27)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2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2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30)《习近平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党的生命》，http：//cpc.people.com.cn/n/2013/0105/c64094-20099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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