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一个动态模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结构调整论文,中国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国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现有的研究通常是从我国改革以来所有制内涵的多元化、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过程中所有制结构的优化等角度对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进行阐述（苏东斌，1998）。这类研究无疑清晰地给出了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方向，即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但难以明确回答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速度将如何变化，经济的转型是否内生地决定着一个均衡的所有制结构，政府的目标以及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又是怎样影响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的比重等等这些问题。
最近，国内经济理论界已经开始尝试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进行动态角度的分析。例如，樊纲（2000）将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放到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之中加以考察。然而，在他的研究中，国有经济的效率低下被作为一个基本假定，因此这一动态考察只是简单地给出了国有经济会最终趋于一个非常小的份额这样的结论。平新乔（2000）则从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相互竞争的角度分析了所有制结构的内生决定性，认为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是国有企业放弃纯粹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而部分地追逐利润目标之后导致非国有企业进入的结果。然而，这样的解释却无法内在一致地说明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放弃原来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事实上，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与壮大是原有计划体制下的一种必然，而不是国有企业（或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我们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够普遍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张维迎与栗树和（1998）交这种低效率归因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委托－代理关系，认为是地方分权化改革使地方政府为提高本地企业竞争力而让度企业剩余索取权，最终导致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近期，国外过渡经济学界对东欧与俄罗斯等国最优转型路径的一系列研究也都包含着对转型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认识（如Katz & Owen,1993; Aghion & Blanchard,1994; Chadha & Coricelli,1997）。与早期“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理论所不同，此类研究强调了过快改革的潜在风险，因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也被认为应当是渐进的。但是，由于假定了国有企业因所有制本身而存在的低效率，在这些研究中，产权改革的合理性就被事先给定，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结果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对国有企业低效率成因的不同解释就会产生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不同认识。事实上，与之相关的对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效率比较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话题，虽然近期的研究更加倾向于认为私有产权更为有效（Shleifer,1998; Schmidt,1996）。从中国转型的实践来看，在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作为基本假定之后再来考察转型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是不恰当的。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产权改革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发生的，与此同时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也在进行。对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事先假定完全排除了转型过程中存在产权改革之外的使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可能（注：根据陆铭的研究，放松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就业与工资管制是比产权改革（如提高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利润分成）更为重要的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措施（Lu,2001）。），也就很可能导致对今后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趋势及其均衡状况的判断失误。
事实上，中国改革以来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全可以在所有制本身的效率差异之外得到说明，本文正是用主流经济学方法从产权改革之外来解释中国转型中所有制结构的动态调整的一种尝试。我们试图证明，当政府同时以产出与就业为目标时，即使不考虑所有制本身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动态过程也会符合我们对现实的观察，并且其均衡水平又是由模型内生决定的。
一、有关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一些事实与本文模型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激励机制、提高企业效率的改革措施，但是直到九十年代后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力度才有所加强。与此同时，中国的非国有企业规模在转型过程中基本上保持着增长。对于中国这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我们想指出以下几点特征性的事实。
首先，由于产权改革的滞后，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主要不是存量的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中所有制性质转换的结果，而是增量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以及存量非国有企业的扩张所造成的。其次，国有企业在融资等方面享有优先权，这使非国有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相对提高，造成了资源由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的转移。也就是说，通过金融市场政府实际上向非国有企业征收了隐性税收，或是向国有企业进行了隐性补贴（注：樊纲（2000）曾论及这种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资源转移。）。最后，虽然改革中辞退企业隐性失业人员已经成为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愿望（符钢战，1992），但这一愿望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着吸纳隐性失业人员的任务而始终无法彻底实现。（注：据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在1995年联合进行的一次“企业富余劳动力调查”显示，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性失业率为18.8％，接近于国家其他权威部门对城镇就业中隐性失业率作过的估算（国家计委和体改委提出为25％，国家研究机关提出为20％～25％，统计局为20％，劳动部为10％～12％）。参见王诚（1996）。）隐性失业在国有企业的长期大规模存在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与效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然的。（注：我们并不否认其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例如市场结构与产业组织的演进对转型中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模式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参见张军，1998），但这种影响往往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无关。）
上述事实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式。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对国有企业的冗员排放加以控制，并且以贷款优先等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补偿，使得非国有企业也间接地承担了一部分隐性失业的成本。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动态模型来刻画上述的转型过程。
假定经济由国有与非国有两大部门组成，各自都具有资本劳动比为1的里昂惕夫式的生产技术。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就业量分别为S与N。（注：更为完整的表示应该为S（t）和N（t），出于简便我们将t都略去，下同。）由于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总是相对不足的，因而多余的劳动力就可能成为企业内的隐性失业人员。假定非国有部门的就业全部属于有效率就业（efficiency workers）而国有部门除了有效率就业（S[,E]）之外还吸纳了一定的隐性失业（S[,D]）。用L[,E] 表示全部的有效率就业量并且将劳动力人口总量标准化为1，用U表示显性失业率，那么我们有：
我们假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规模（或隐性失业的排放）由政府控制，在确定国有企业向社会释放（或吸纳）隐性失业人员的具体数量时，显性失业造成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总产出都在政府的考虑之内。用1／2U[2]表示失业带来的社会成本，（注：Burda （1993）也使用了类似的社会损失函数。）这样政府的最优决策就可以由如下的动态最优规划表示：
在这个动态最优问题中，我们有一个状态变量L[,E] 和一个控制变量S[,D]，e[－rt]为折现因子（注：这里，折现因子的存在足以保证被积函数的收敛性。）。可以证明，经济转型中初始条件对转型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转型的初始状态中社会显性失业率为零，（注：1986年推行劳动合同制时，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0％， 而在美国，自然失业率据测为5％， 因此我们从理论上做这样的假设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初始的隐性失业规模不是太大（注：即：
），那么依靠社会的就业创造逐渐吸纳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来完成经济的转型就是可行的，我们有：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得到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路径。首先转型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会有一个均衡，即当隐性失业排放完毕之后所有制结构将趋于稳定。（注：我们不排除其他促使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可能，但这已超出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其次，给定的取值路径，（注：τ值的变化应当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关心程度（由所有制偏好所决定）、外界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这会影响到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等因素有关，我们认为，现实中τ值总是小于0.5的。但在本文的模型中，τ只是一个外生变量，对τ值的进一步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最终达到的均衡水平就由模型所内生决定。所有制结构的均衡值首先取决于经济转型的初始状态，当经济转型之初国有经济的资本存量（或有效率就业量）规模较大时，均衡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就会占有较大的份额。此外，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同模型参数a、b的大小有关。当隐性失业的利润侵蚀主要由国有部门承担时，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a变小）或隐性失业对利润侵蚀的加重（b增加）都会降低国有部门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份额。
二、对转型中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一个模拟
本文模型的动态机制是社会就业创造对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吸纳，如果不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那么这就必需以传统计划就业体制的打破为前提，（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就业体制改革之前也存在着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流动。但是如果考虑到劳动力的素质差异，即隐性失业人员往往属于低素质劳动力，那么这部分职工只可能更加倾向于在国有企业就业（陈钊、陆铭，1998）。因此，如果不改变传统计划就业体制， 国有企业是很难将隐性失业人员排放出去的。 ）而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正是我国就业制度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我们以1986年作为模拟的初始期。
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模拟要以隐性失业的变化为基础。通过对初始的隐性失业规模S[,D]（0）以及参数a、b的不同设定，我们就能得到转型中隐性失业规模的变化。根据（8）式不难发现， 隐性失业规模在加速下降且最终将完全被社会的就业创造所吸纳，（注：当然，我们认为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前文中转型成功的条件是满足的，因而此处参数设定也满足这一条件。）并且由于模型参数值的不同，隐性失业的变化路径也会有差异，参数a的增加相对于参数b的下降更加有助于缩短隐性失业排放的过程。由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相对于压缩企业隐性失业人员的成本开支（如下岗人员的下岗工资和医疗费用）而言，通过提高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对就业创造和经济转型的成功完成更加具有积极作用的举措（陈钊，2001）。
在隐性失业变化路径的基础之上，只要能够确定非国有部门的初始规模（初始的有效率就业量）以及转型中的τ值，我们就能够进一步对转型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进行模拟并得出所有制结构的均衡值。以下我们将非国有部门的初始有效率就业量设定为0.35，（注：1986年非国有经济的产值份额与职工份额分别为37.72％和31.59％，因此这样的设定是合理的。）这同时决定了国有部门的全部就业量在1986年为0.65。转型中的τ值很难确定，在本文模型中，τ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在数值模拟中与其并不可行地力求τ值的准确而丧失简洁性，不如只对τ值作简单假设而将重点放到分析τ值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及其均衡值的影响上。
图一是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模拟结果，根据参数设定的不同我们共绘出了6个模拟图。 图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表现为国有部门比重的持续下降以及非国有部门比重的持续上升，随着转型的结束，隐性失业完全被排放，所有制结构就达到一个均衡值，图中S与N的图像成为两条水平线。（注：我们已经指明，本文不可能穷尽所有影响所有制结构的因素，因而此时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就需要从本文模型之外寻求解释。）
如果对比图一（1）中的左右两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τ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影响。当τ＝0.1时，隐性失业对企业的负担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转稼给了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相对更慢，与右图（τ＝0.3）相比，左图中变量S的下降较快且最后稳定在位置更低的水平线上，即均衡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部门的比重较低。其他两组模拟图的对比也同样反映出τ值增大对提高所有制结构中国有部门比重的作用。图一（2）与图一（3）反映了当τ不变时，参数a、b的变化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及其均衡值的影响。我们发现，与图一（1）相比，当τ＝0.1时，如果利润侵蚀越多（b越大）或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慢（a越小），那么国有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份额也就越小。并且这里参数b 的变化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但是随着τ值的增大（τ＝0.3），非国有部门对隐性失业成本的负担与国有企业更为接近，参数a、b的变化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就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参数a的减少或参数b的增加都会延长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过程及其均衡，而τ值的变化只会影响所有制结构的均衡，对转型期的长短不发生作用。
此外图一的模拟都反映出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速度是逐渐加快的，即国有部门的份额加速萎缩而非国有部门的份额则加速上升。
三、结论
与现有的文献所不同，本文并没有首先将我国转型中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归因于所有制本身的效率差异，而是将其视作转型过程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具体而言，就是经济转型中国有企业既承担了特殊的社会功能同时又需要与非国有企业相互竞争的一种结果。
在本文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体现了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两大目标之间的一种权衡：允许国有企业过快地排放隐性失业有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和社会产出的增长，但是会引起社会显性失业率的上升，增加社会的不稳定；禁止国有企业对隐性失业的排放则会拖垮国有企业，也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根据政府控制下的最优经济转型路径得到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及其均衡。在这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由模型所内生决定的，本文也给出了各种因素对均衡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还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思想解放的结果，也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且，更容易为我们所忽视的，这也是发展国有经济的一种需要。转型过程中非国有部门与国有部门之间不只是简单的相互竞争的关系，虽然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导致国有部门比重的下降，但同时却也为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排放创造了条件。这样，随着转型中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完全排放，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就会趋于稳定。
当然，理论上的简化也使本文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假定政府以产出增长与社会稳定为目标，但政府的目标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现实中，使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具有竞争优势或劣势的因素也远比本文所涉及的要丰富得多（如Smyth et al.,2001）。然而，一旦采用了动态模型，我们也就不得不抽象再抽象，这或许也是经济学研究本身的一种权衡（trade-off）。
本文只是从经济转型的意义上突出了所有制效率差异之外的导致转型中所有制结构变迁的原因，但并不排除其他可能影响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因素，例如，Miyamoto和Yu（2000）分析了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影响。我们的模拟表明，随着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完全排放，所有制结构就趋于稳定，但这并不是说现实中的所有制结构就不会再发生变化，而是需要我们从经济转型之外去寻找其他的原因。我们至少可以尝试寻找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所有制本身可能导致的效率差异（随着问题侧重的不同，这种效率差异可能也是不可忽略的），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例如政府可能出于所有制方面的偏好使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始终保持一定的比例，甚至通过各种政策扶持提高国有企业的比重。
从本文的模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可行的进一步的扩展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例如，本文模型假定转型中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有效率就业具有相同的产出效率，这最终体现为两部门中每单位有效率就业对就业创造的贡献是相同的，即两个部门具有相同的模型参数a。 一个可行的对本文模型的扩展是将国有部门中有效率就业的产出效率视作国有企业内部隐性失业率的函数，当国有企业内部隐性失业率较高时，企业内的X －低效率现象会使其有效率就业的产出效率更加地落后于非国有部门，直到隐性失业完全排放后两部门的产出效率才会相同。这样本文模型就可能得出更为丰富的结论，例如转型中的隐性失业规模始终在下降，但很可能国有部门早期的就业萎缩会使其内部隐性失业率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即使是在通向成功的转型过程中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产出效率的差距也可能会出现暂时扩大的趋势。
此外，本文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研究是宏观层面上的，在微观角度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考察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国有企业对隐性失业的排放构成了本文动态最优问题的基础，其本身也属于微观层面上企业的一种重构行为。我们将这种企业重构建立在政府控制（或政府对企业管制的放松）这一微观基础之上，这符合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这样本文的模型就隐含地假定了国有企业具有将隐性失业完全显性化的意愿。但是，国有企业对隐性失业排放的行为本身也是值得我们从微观层面上加以研究的。例如，是什么因素导致国有企业具有排放隐性失业的动机？这种动机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如何变化，并且在不同的国有企业内（如在员工持股的国有企业内）是否也体现出一定差异？此外，在劳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来研究隐性失业的排放的本身也是一项可行的工作。例如，我们可以放弃本文对劳动力同质的假定而考察被排放出国有企业的劳动力的结构与效率特征，由此引申出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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