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析罗蒂“后哲学文化”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趋势论文,理论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7－0069－04
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提出的“后哲学文化”的理论，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合流与融合的趋势。
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和《后哲学文化》等著作中宣告了始于柏拉图、由近代笛卡尔开创的、经过洛克、康德到罗素、胡塞尔以“认识论为主导、以奠定知识为基础作主要任务”的哲学的终结，提出了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后哲学文化”，大力倡导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融合，这在美国哲学界乃至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贺麟先生在《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译本“序”中指出的：“罗蒂思想今日不仅成为美国哲学界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且已扩大成为美国文化界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了。”
一、“自然之镜”哲学的终结，代之以“教化哲学”
罗蒂认为，传统哲学是“自然之镜的哲学”，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包含着这样一个隐喻：心灵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可以准确地反映外面的实在；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表象，其中有些是准确的，有些是不准确的，如果没有这面镜子，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哲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哲学认识论就是“准确地再现心以外的事物；因而去理解知识的可能性和性质，就是去理解心灵在其中得以构成这些再现表象的方式。哲学的主要关切对象是一门有关再现表象的一般理论，这门理论将把文化划分为较好地再现现实的诸领域，较差地再现现实的诸领域，以及根本不再现现实的诸领域。”（注：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知识是人所拥有的正确表象，因而把人心视为“自然之镜”。古代，我们以柏拉图的视觉隐喻的知识论为蓝本，他认为通过“看”、“型”(Idea)再现实在的表象。到了近代，笛卡尔“镜式”的认识论转向以内心为基础，表象存在于“心”中；心（心灵）是一面映照外在世界的“内在的镜子”，认识是通过心灵获得表象，可以说笛卡尔“镜式”的认识论使柏拉图“心理化”(Mentality)。
从康德开始，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直至近代哲学专门化，把哲学夸大成为各门科学的基础。这种看法可追溯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但直到康德才达到自觉的程度，他把哲学形而上学看成是科学的“皇后”；同时他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的科学”从经验的水平上升为先验水平。康德通过以认识论的中心问题确认在两类不同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通过认识论与“限制知识给信仰留地盘”的道德联系起来，迈进道德形而上学领域。所以传统知识论的哲学，到了康德成就了其完整的形式。可以说，康德哲学是“自然之镜”哲学的典型形式。
康德以后，哲学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以罗素为代表的英美的分析哲学。罗蒂认为，分析哲学“是另一种康德哲学”，这种哲学的主要标志是把再现关系看成是语言的而非心理的，它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达到更加精确的表象。另一个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他通过本质直观和先验还原的方法，获得“纯粹意识”，即最精确的表象。
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的“导论”中写道“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观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注：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
“自然之镜”哲学的终结，代之以“教化哲学”。罗蒂指出：“教化”(Edification)一词“代表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成效的说话方式的这种构想。”（注：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5页。）教化哲学的企图，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异国的文化之间，或在科学之间进行联系的解释学活动。教化性的话语不是建设性的，而应当是反常的、破坏性的；它借助异常力量使我们脱离旧我，帮助我们成为新人。
二、以“不可公度性”反对本质主义
罗蒂十分推崇解释学，认为教化哲学是反公度性，提倡“不可公度性”的解释学活动。“可公度”(Commensurable)在传统认识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要建立一门认识论，必须在谈话中满足彼此的合理性，必须与他人达成协议，找到与他人共同基础的最大值。而且，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必须有一个“逻各斯”(Logos)，而逻各斯只能由公度性方法所给予。由公度性纳入到“真正知识”概念中，这就排斥了趣味的或意见的这类问题的讨论，凡是不能被公度的东西都被斥为“主观的”。解释学反对认识论所谓的“公度性”，认为在文化领域中公度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可被公度的话语和不可被公度的话语的分界线，只不过是在“正常”话语和“反正常”话语之间的分界线。教化哲学或后哲学文化，“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某种异国文化或历史时期之间，或在我们自己的学科和其他似乎在以不可公度的词汇来追求不可公度的目的的学科之间建立联系的解释学活动。”（注：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5页。）罗蒂认为，杜威、维特根斯坦、蒯因、塞拉斯和戴维森等人的整体论、反基础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和意见观，都放弃了对公度性的追求，主张“相对主义”，因而冒犯了许多哲学家。
罗蒂还指出：德里达反逻辑中心主义是反本质主义的特例。逻各斯(Logos)希腊文原意是指语言、理性等意思，逻各斯中心主义者相信：当语言恰当地表象了非语言的东西，语言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其与实在完全包含透明的时候，即与对象相统一的时候。从柏拉图开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主客对立为前提的，追求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为目标，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本质主义。德里达提出“解构论”，否认语言中心论，反对逻各斯主义，这实际上是对本质主义的哲学的消解。德里达有句名言：“放弃一切深度，外表就是一切。”
三、以模糊主义反对传统理性观
罗蒂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看成是同义词，科学被看作是提供“硬的”、“客观的”真理，即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等人文主义者，必须关心他们是否是“科学的”，从而自然科学成为“合理性”的典范。而且，科学家现在被看作是使人类与某种超人类的东西保持联系的人；科学家由于无私地使自己反复面对坚硬的事实，成了道德的模范。但是人文科学则不同，无论人文主义者如何谈论多少“客观价值”，不过听起来就像有翼的马那样神秘，因此人们把人文主义学科看作与艺术一样，它们提供的只是娱乐而不是真理，即使是提供一种高级的而不是低级的精神娱乐，但也是“距离对真理的把握还很遥远。”对此，罗蒂进行了批判。
罗蒂认为：在硬事实与软价值、真理与娱乐、客观与主观之间作出区别，是一个非常棘手和麻烦的事情。它们不能用此来划分文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由于罗蒂提出的两种理性观——“较强的”理性（又称“较强的”合理性）和“较弱的”理性（又称“较弱的”合理性）。所谓“较强的”理性是指这种理性（合理性）是“有条理性的”，即拥有事先制定的合理的成功标准。例如法官事先知道一个诉讼状获得胜诉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标准。对商人的评价看他是否成功地实现了事先制定的目标。这样我们可以说法律、商业是理性（合理性）的样板。但科学家由于事先知道什么是他假设的否证，并只有一个试验的不利结果才放弃这个假设；同时科学家有一个清楚的科学理论成功的标准，“即其预见并因而使我们能够控制某部分世界的能力。”因此，自然科学才是理性的真正样板，从这个意义上，把自然科学作为理性（合理性）的典型是有道理的。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科休想有资格成为这种合理性，因为“人文学科涉及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事先无法有一个评价其是否成功的标准，我们之所以需要人文学科，正是因为我们事先不知道文化与社会的目标，否则就不需要人文学科了。如果我们把人文学科看成一种理性活动的话，那么“合理性就不能被看成是满足事先说明的标准，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这就是另一种意义的合理性，即“较弱的”理性观。所谓“较弱的”理性，是指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这种“较弱的”理性（合理性），在讨论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文学还是科学的问题，都要避免独断主义、自卫心理和义愤。我们应该避免“较强的”理性观，提倡“较弱的”理性观。
罗蒂把“较弱的”理性观又称为“模糊主义”。模糊主义主张“主体间的一致”。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问世以来，对科学是否合理的问题引起哲学家的争论。反对库恩的人把库恩当作“非理性主义者”加以攻击，指责他把科学变成“暴徒心理学”；这些人自以为维护了“科学的合理性”而沾沾自喜。但是库恩的实用主义朋友却为他软化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区别而庆贺，因此实用主义被称为“新的模糊主义”。它“企图模糊批判的‘理性’观提出的在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用“非强制的一致”观念取代“客观性”观念，这样一来，“真理”这个词可以同等地运用于律师、人类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判家的判断。“因为非强制的一致在所有这些学科中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可能需要的走向‘客观真理’的一切，即主体间的一致。”（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但这样一来，“主体间性”理论被指责为相对主义。罗蒂解释说：“相对主义”一词，一是认为一切信念都是一样的；二是认为“真”是多义的。模糊主义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实用主义者是“亲和性”的倡导者，把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始终认为人类的研究只有一个伦理的基础，而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根据这种看法，模糊主义认为，人类的研究“是不断地重组信念之网的问题”，不存在使标准不变的试金石。
传统理性主义把理性看作是衡量的一切的标准，认为每一种独特的文化都必然具备有某种不容挑战的“公理”、“必然真理”，这势必阻碍文化间的交流，文化之间似乎不是对话，而是靠武力征服。实用主义反对传统理性观，认为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区别，与同一文化系统的不同成员所持理论之间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实用主义者把任何文化领域的研究目标解释成获得一种“非强制的一致与宽容的不一致的恰当的混合。”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主——客体研究模式和真理符合论变成不可理解，“这些模式和理论失去了任何吸引力的世界将是实用主义者的天堂。”（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四、后哲学文化取代实证主义文化
后哲学文化，没有大写的哲学以后的文化，是否还能有进展？人们常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作为学术门类的哲学没有任何准科学的事情可做，没有恰当的专业把哲学教授与历史学、文学教授区别开来，这样也就失去了哲学的理性这种核心的东西。罗蒂对此作了回答：人们产生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必要的。因为从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来看，启蒙时代产生的实证的科学文化代替了宗教文化，到了当今时代，后哲学代替实证主义文化，这是一个进步。“正如当宗教直觉不再成为理智上值得尊重的（大写的）哲学思考的候选者时，就失去了某种核心的东西一样。但是启蒙运动正确地认为，接替宗教的东西将好些。实用主义者则断言，接替启蒙运动产生的‘科学的’实证主义文化的东西将好些。”（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在传统文化中，驱使年轻人博览群书，狂热地声称他们已经发现了可以证明一切的奥秘；科学家和学者则在奄奄一息时希望他们著作具有“哲学意义”和“普遍的人类意义”。实证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希望有一种在今后可以保留所谓“真实命题”，“即曾经一劳永逸地被表明是真的命题，它是人类代代相传的遗产。”（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与此不同，在后哲学文化中，虽然也要我们博览群书，并著书立说，但其目的不是什么要获得一种人类永恒的“普遍意义”的东西，而是“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一种描述我们遇到的各种描述方法的方法，即一种对人类迄今为止已有的各种描述的描述。”（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后哲学文化同意黑格尔这样一个观点：哲学是对它自己时代的把握，任何标准都是暂时的，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功用目的而构造的暂时支点。正是由于任何一个从事于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的人，没有那种超越历史的阿基米德点，他不可能告诉人们事物相关联的所有可能的方式本身如何关联，所以他注定是暂时的，注定会变得过时。
后哲学文化与实证主义文化的分歧，还表现在如何看待科学及科学方法的作用和意义的问题上。在实证主义那里，科学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政治、道德、文化、艺术等一切问题。罗蒂指出，这种观点是夸大科学及其方法的作用，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像”。其实，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与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例如：物理学是研究宇宙某一部分的一种方法，伦理学则研究人类行为准则的问题，各有各的用处。因此“它并不认为伦理学比科学理论更为相对，更为主观，也并不需要变得‘科学’”。（注：R.Rorty:The Consequence of Pragmanism.University of Minneta Press,1982.Pvi.）
罗蒂具体分析了从哲学内部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一个学说——科学哲学。在这种学说看来，科学有一种特殊方法，或有一种与实在的特殊关系。例如卡尔纳普·蒯因认为，既然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科学是合理性的顶点，科学是模范的人类活动，因此，科学哲学才称得上真正的哲学。蒯因虽然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进行批判，提出科学的整体论，但是后来一些科学哲学家又重新陷入“教条的形而上学”，宣称物理学是描述“实在的真实的终极结构”。而且人们也可根据蒯因的整体论的得出结论说：经验科学的研究是“整个文化”、“整个科学”。
罗蒂指出，自蒯因以来，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的特殊地位的论断，遭到人们指责的原因，首先是集中在科学方法的问题上。科学主义者采取一种强烈的、标准的理性观，抽象地从语言逻辑方面来分析科学知识体系，完全排斥在我们理解科学时必要的心理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因素，它理所当然地遭到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批评。库恩明确指出，科学理论的发展不能离开历史与社会，因而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被称为“社会历史学派”。而且库恩的后继者特别地要在社会意义上、而不是方法意义上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作出划分。其次集中在科学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科学才是来自对事实的观察，而非科学，诸如伦理学、文学等只是与人的感情趣味有关。对此罗蒂作了驳斥：科学家和道德学家都同样可以根据他们各自“心理和感受性”来说明自己的观察，即无须推论而获得的信念，都同样可以根据其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因素以特定句子对特定刺激作出反应的倾向。所以，“我们会很自然地假定，对一个给定人类有机体如何被程序化、以致用给定的词汇作出非推论报告的说明，将包含大概九分的思想史和一分的心理——生理学。这对科学家和道德学家是同样适用的。”（注：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