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1]2014年在《中国对外贸易失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鼓励进出口的外贸政策逐步实施，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了WTO之后，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外汇储备逐年增加。但是，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加，导致了持续性的高额货物贸易顺差，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对滞后，服务贸易逆差逐年扩大，对外贸易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长期高额的贸易顺差意味着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加大国内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国际间的贸易摩擦增加，外贸环境恶化，导致人民币承受巨大的升值压力，制约了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而不合理的外贸结构直接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依托于廉价劳动力和丰裕生产资源的加工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现存的粗放外贸增长方式对我国经济和进出口贸易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以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研究为主题，从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出发，对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变动趋势以及对外贸易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研究了我国外贸失衡的成因和效应，认为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原因分别是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下的要素禀赋状况；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缺乏内部有效需求和以“奖出限入”为特征的外贸政策倾向，并采用计量方法对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而对外贸易失衡会导致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不稳定，不利于调整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人民币承受的升值压力增加，加剧国际间的贸易摩擦。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路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和升级的步伐；促进内需发展，扩大和提升进口规模和质量；完善国际间的贸易摩擦处理机制；促进贸易市场多元化。
匡国建[2]2007年在《如何发挥金融在促进外贸平衡发展中的作用——从广交会转型谈起》文中研究指明广交会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转型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标志着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从强调出口创汇向注重贸易平衡的重大转变。金融通过汇率机制、结算机制、融资机制和避险机制等方面的作用,对贸易平衡发展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战略目标,离不开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和金融服务的有效支持。为此,要着力解决当前金融领域重出口、轻进口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金融的调节和服务功能,促进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货物贸易与金融服务贸易协调发展。
郝渝[3]2000年在《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出口具有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进口则是抵消这种作用的因素，是贸易乘数中的一个减项，并提倡一国尽可能地去追求贸易顺差。这是因为出口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很容易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因为出口就意味着扩大市场，增加就业和取得外汇收入，但是对于进口的作用，往往会产生一些怀疑和争论。因此，就有了许多限制进口的政策主张。 应该说，这样认识进口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是较为肤浅和片面的。本文在分析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内涵、作用条件的基础上，分别阐述进口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口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对外经济贸易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旨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二十年的发展，并力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分析我国进口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及当前应鼓励进口的商品范围；探讨全球化贸易格局下，我国加入WTO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对策及实现动态平衡增长的条件。
金英姬, 张中元[4]2018年在《中美贸易逆差真的导致美国就业下降吗?——兼论特朗普“贸易再平衡促进就业”的困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采用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ITA)的出口创造就业(Jobs Supported by Exports)数据库所提供的1999-2015年间美国对188个贸易伙伴出口所创造的就业数量,实证检验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口、出口以及贸易平衡(顺差或逆差)对其出口创造就业率的影响,特别是进口以及贸易平衡对美国就业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美国与其贸易伙伴的进口、出口均会促进美国的出口创造就业率,美国对其贸易伙伴贸易顺差的提升(或贸易逆差的减少)对美国出口创造的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在美国占比较优势的中、高技术含量产品上,其从贸易伙伴的产品进口增加会促进美国的出口创造就业率,在美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低技术含量产品上,其对贸易伙伴的产品出口的增加则会降低美国的出口创造就业率;而且美国对其贸易伙伴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中技术含量产品的贸易顺差的提升(或贸易逆差的减少)会降低美国出口创造就业的增加;美国从产生贸易顺差的经济体增加进口并不影响美国的出口创造就业率,而从产生贸易逆差的经济体增加进口还能够促进美国出口创造就业的增加。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依据的"货物进口增加导致就业下降"的观点是不全面、不准确的;美国打着保护就业的旗号实施贸易保护不仅阻碍其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违背全球自由贸易的潮流,也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标。
郑梦婕[5]2011年在《连续3年安排专项资金促进口》文中研究指明本报讯 （记者郑梦婕）记者近日从有关会议获悉，我市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拟定出台促进进口专项资金，切实改变“重出轻进”观念，把扩大进口作为全面谋划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外贸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在稳定出口增长的前提下，积极促进进口增长，实现我市进出口贸易平衡发
贾朝旭[6]2008年在《新疆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如今的世界是对外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潮流,进出口贸易推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东与祖国内地相连,西与周边八国接壤,向西开放的地缘区位优越,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研究其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意义重大。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集中于对中国整体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少,并且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能与中国整体的特征相异。本文以新疆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新疆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力图从实证角度,科学、客观的计算出二者的关系,以此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本文从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出发,以提出加快新疆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为归宿。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历史和比较相互补充等。本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二部分是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概述;第三部分是进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第四部分是新疆进出口贸易现状分析,同时分析新疆进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就新疆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分析;最后一部分提出对外贸易政策与建议。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进出口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增长率超过全国水平,外贸依存度稳步提升,外贸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贸易顺差稳步攀升;(2)新疆进出口贸易还存在问题需要解决,新疆贸易总额在全国所占比重很小,贸易依存度仍然大大低于全国水平,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外贸地理分布过于集中;(3)从长期来看,新疆GDP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出口和进口的增长显著的促进了GDP的发展;(4)从短期来看,出口和进口同样对新疆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5)针对新疆进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制定并落实相关政策,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原有市场,积极开辟新市场,以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一机遇,推动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从而推动新疆经济发展。
佚名[7]2018年在《海上丝路贸易指数(2018年7月)》文中研究指明进口贸易持续增长顺差收窄成为新常态2018年7月,我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实现稳定增长。其中:出口贸易连续四个月维持11%-12%的增长趋势;而国内对于原油、煤炭、铁矿石等原材料进口需求持续旺盛,带动进口贸易额增长达到40%,贸易顺差大幅收窄43.56%(今年二季度每月顺差收窄幅度在14%-18%之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对进一步扩大进口、推动贸易平衡发展提出政策举措,贸易顺差收
NGUYEN, THI, HOANG, DAN（阮氏黄丹）[8]2015年在《越南汇率制度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评估越南当前汇率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就应该对越盾的汇率进行科学地评估。因此,越南央行应该为越盾确定目标汇率。为了确定当前汇率是否有利于提高越南商品的竞争力,越南央行有必要公布一份科学的汇率评估报告,根据汇率的评估报告,我们可以知道汇率如何决定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央银行有如何干预汇率的形成,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为了提高本国商品出口的竞争力,越南央行应该强制使越南盾贬值；有的学者认为政府应该放弃对汇率的干预,让越南汇率自由浮动,由市场来决定汇率；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为了保持越南宏观经济稳定,就应该使汇率保持稳定(即固定汇率)、同时兼顾物价稳定和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实际有效汇率(REER多边实际汇率)可以用越南的通胀率与贸易伙伴国通胀率之间的差距调整而成。因此越南央行可以根据该汇率来评估目前的汇率是否合适,或能否担任上述的几个目标,特别是确保越南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笔者选择多边实际汇率作为研究来探讨汇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因为,笔者认为REER一致符合越南的最初货币市场,并REER被预期正如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为央行调整汇率,然后能确保汇率方向达成长期均衡。为了满足看待汇率波动和越南中央银行的策略和当前汇率制度的一个角度和意见,笔者除了研究实际有效汇率对越南出口的影响之外,我们还研究相关汇率的理论基础(见第2章)、探讨越南从1989年至今的汇率政策机制(见第3章)和越南进出口的状况(见第4章)。除了第1章导言和第8章主要结论和对越南的政策建议之外,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共分为六章。第2章为汇率理论综述,主要对相关汇率理论进行梳理如汇率理论、汇率机制相关理论以及汇率影响出口贸易的相关理论。第3章为越南汇率沿革实证分析,主要对越南汇率机制回顾,并在探讨国际汇率机制比较与对越南的借鉴。第4章探讨越南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并且讨论越南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相关影响,主要分析越南进出口贸易和汇率变动状况。第5章依据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年汇率制度以及产品贸易上的特点(在第3章和第4章一分析),构建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产品出口的理论模型,该章先构建一个以基于几个假设的出口来决定基本模型,然后从供给视角进一步扩展假设条件,拓展基本模型。该模型与已有理论框架的区别在于：在给定需求函数条件下,从出口厂商供给视角进行了拓展,逐步引入了汇率风险、单位进口投入成本等变量,构建了一个比较符合越南汇率和实际产品贸易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最终构建的产品出口决定模型将表明供求均衡的产品出口数量是由如下的几个因素决定：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及汇率风险；外国价格水平及外国消费需求；单位国内成本以及单位进口投入成本。理论模型将表明本文的重点是关注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变量弹性,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水平上升(贬值)将促进越南的产品出口增长。汇率风险变量对于出口数量的影响却不明确,可能是负向、正向影响、或者无影响,具体结论依赖于厂商出口外汇收入与进口投入外汇支出成本的比较。总体来看,汇率变动的出口贸易效应依赖于汇率水平变动及其汇率风险各自效应的加总净效应。第6章解释表明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与步骤,在从更广泛视角回顾汇率变动对贸易效的应实证文献基础上,采用GARCH (1,1)模型衡量汇率波动性风险,以及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设定形成了实证分析的完整框架,详细说明实证估计方法与步骤,提出了从数据平稳性检验到协整检验的估计路径和步骤。本章特别是指出了数据生成过程结构突变对于数据平稳性检验,然后决定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OLS还是协整检验。第7章依照第6章的实证模型设定和估计步骤,采用越南实际产品出口金额和越南盾与20个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等相关数据,实证估计了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越南向20个贸易伙伴的实际产品出口金额的影响。本章在说明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方法的基础上,详细报告了数据ADF单位根检验和结构突变的单位根检验结果,采用GARCH(1,1)模型测算的汇率波动性风险,以及纳入结构突变哑变量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并表明估计结果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估计结果,汇率水平变量的累积弹性为-0.0038267,影响是负向,但比较小。汇率波动性风险的累积弹性为负-14.236,表明汇率风险负面阻碍产品出口金额,意味着,汇率风险仍像通常预期的那样负面冲击实际出口。这表明,越南产品出口厂商总体面对随时间而变的汇率风险,由于出口报酬吸引力降低,为规避汇率风险而减少出口,所以汇率风险的总效应仍然为负。该两个变量的估计结果均比理论模型的预期相反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另外,本章研究结果也表明,国外消费需求与越南实际产品出口额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累积弹性为0.061873,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外国需求增加1%将会刺激对越南产品实际出口金额增长0.061873%。该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越南产品出口大部分是农产品、矿产品、必备产品,生命产品至关重要,所以出口产品弹性小导致影响不大。外国价格水平对越南产品出口的累积弹性为3.089759,表明外国价格水平上涨将会显著越南产品出口的增加。单位进口投入成本变动对越南实际产品出口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其累积影响为0.106448,表明单位进口投入成本增加1%将出口金额增加0.106448%。国内投入成本变动对实际出口额的影为负向,与预期的理论模型一致。此变量的估计结果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从该论文研究之后,我们还提出了建议如下：越南必须实际应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应该使用REER作为基础的目标汇率,从该汇率来调整市场汇率,为了得到官方汇率具有购买力平价与一篮子商品相比,以确保越南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赵果梅[9]2015年在《中国环境贸易平衡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恶化日益严重,多半以上城市出现雾霾天气,江河湖泊污染和居民饮用水安全隐患频繁发生,生态环境系统已经无法通过自动循环来恢复。同时,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统计:1961年至1990年参照期的长期平均气温为14℃,而2014年陆地和海洋表面的全球平均气温比该平均值高出0.57℃,且未来的温度会更高,全球变暖的趋势仍将持续。随着世界各国对减少污染排放和环境保护的呼声不断壮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必须主动承担起节能减排的重任,这就使我国陷入了“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持续发展”的两难境地。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上升为我国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那么,如何快速减少污染排放,完成减排任务已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Wyckoff and Roop(1994)指出随着商品贸易流的转移,污染流这一隐性要素也随之发生转移,一国可以通过减少本国产品的生产,增加产品的进口来达到降低本国污染排放的目标。中国作为贸易盈余大国,对外贸易对其环境污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本文首先利用WIOD提供的1995-2009年由41个主要经济体组成的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环境账户表,重新构建了充分考虑各国污染排放强度差异和中间投入结构技术系数差异的环境贸易平衡和污染贸易条件测算模型。从总量层面和多种污染物层面这两个维度分析了1995-2009年期间对外贸易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并采用结构分解法分析了影响中国对外贸易隐含污染物转移的因素。其次,考虑到随着贸易流的区域间转移,隐藏着污染流的逆区域间转移,进一步从国别层面分析对外贸易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所得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针对已有的研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展望。具体实证结果如下:从总量层面上来看,1995-2009年间,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正面影响远低于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贸易盈余国,同时也是一个环境贸易赤字国,且赤字额呈上升趋势。中国CO_2、NH3、NOX和SOX的贸易条件在1995-2009年期间均大于1,即中国单位出口隐含污染排放量大于单位进口隐含污染排放量,“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不过,污染贸易条件整体呈现改善趋势。中国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是抑制环境贸易赤字增加和改善污染贸易条件的主要因素,进口规模的扩张也是抑制中国环境贸易赤字增加的因素,但出口规模的扩张却导致环境贸易赤字增加。从国别层面上来看,1995-2009年期间,在进出口转移量的流向上,中国出口隐含CO_2、NH3、NOX和SOX排放量主要流向欧美经济体的欧盟和美国,占中国总出口隐含污染物量的比重达2/5以上,而中国进口隐含CO_2、NOX和SOX排放量主要来源于东亚经济体的韩国和台湾,NH3量主要来源于美国;在净转移量上,除台湾外,中国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尼之间双边贸易隐含CO_2、NH3、NOX和SOX量平衡在1995-2009年均呈现赤字状态且赤字额呈现增加趋势。与欧美国家之间的环境贸易赤字额占中国总的环境贸易赤字额的1/2以上。进口规模的扩张和中国国内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是导致中国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环境贸易赤字减少的主要因素,但出口规模的扩张、中国国内中间投入结构的劣化和进口来源区域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却使得其增加;在双边贸易污染贸易条件上,中国与欧美国家及东亚经济体之间的污染贸易条件在1995-2009年期间均一直大于1,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这些经济体的“污染避难所”。但中国双边贸易污染贸易条件整体上呈现改善趋势,这主要是由中国国内污染排放强度效应引起,而进口来源区域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和中国国内中间投入结构的恶化却使其增加。
许可[10]2012年在《人民币汇率及美元指数与中国外贸兼论金融危机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的再次崛起被普遍视为21世纪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变迁的重大事件,中国加入WTO以后加速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步伐,并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随之而来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加剧,也给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造成困难。在以全球账户的再平衡和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为汇率政策主要决策目标的大背景下,对汇率水平及其波动率对贸易的真实影响的深入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此外,中国国际贸易结算主要以美元为主,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也主要盯住美元。美元本身的汇率水平及其波动对于中国对外贸贸易是否有影响,同时美元波动与人民币本身的实际有效汇率水平是否相关都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命题,而由此又会衍生出汇率水平及其波动对不同国家的贸易量影响是否会不同,对于不同行业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的冲击有多大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将在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做出分析,并通过相关数学模型定量分析勾勒出问题答案的轮廓。本文首先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美元指数及二者波动率和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的关系。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美元指数利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进行拟合,计算出人民币有效汇率及美元指数的波动率；进一步分别建立进出口贸易数据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率,进出口贸易数据和美元指数的模型,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协整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一系列实证方法,研究了中国加入WTO以来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美元指数及二者的波动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的长短期影响；对美元指数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了Copula建模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更进一步确认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实际所受影响中的美元汇率因素。基于我国复杂的对外贸易结构背景,为有效评估过去十年的汇率政策对贸易的微观结构影响,以及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提供决策依据。对我国前20大贸易伙伴按贸易不平衡度分类并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协整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研究方法分别研究了我国对这20大贸易伙伴贸易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美元指数等因素的长短期关系,并对所得结果做了初步的归纳总结。对我国加入WTO到2010年6月整体外贸平衡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总体虽有顺差但仍处于贸易平衡区域。我们还研究比较了同时期几个重要行业进出口贸易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美元指数模型,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特别是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进口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是,这与我国经济结构和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结构有关。在本文的后半部分,通过对进出口数据进行分段趋势模型拟合,我们从较为直观的角度定量地研究了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总量以及我国对20大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额度的冲击影响和累积影响,揭示了我国对外贸易所受外在因素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汇率政策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内部均衡和外部平衡的基础和核心,汇率政策目标和贸易政策目标也是在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维护好金融稳定的重要指标。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决策层在金融稳定约束下进行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相机抉择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 中国对外贸易失衡问题研究[D]. 李丹. 河北大学. 2014
[2]. 如何发挥金融在促进外贸平衡发展中的作用——从广交会转型谈起[J]. 匡国建. 南方金融. 2007
[3]. 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D]. 郝渝.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4]. 中美贸易逆差真的导致美国就业下降吗?——兼论特朗普“贸易再平衡促进就业”的困境[J]. 金英姬, 张中元. 上海经济研究. 2018
[5]. 连续3年安排专项资金促进口[N]. 郑梦婕. 汕头日报. 2011
[6]. 新疆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 贾朝旭. 石河子大学. 2008
[7]. 海上丝路贸易指数(2018年7月)[J]. 佚名. 中国投资. 2018
[8]. 越南汇率制度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D]. NGUYEN, THI, HOANG, DAN（阮氏黄丹）. 云南大学. 2015
[9]. 中国环境贸易平衡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赵果梅. 湖南大学. 2015
[10]. 人民币汇率及美元指数与中国外贸兼论金融危机影响[D]. 许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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