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变迁中的图书馆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97(2015)05-0011-12 DOI:10.13366/j.dik.2015.05.011 自1840年起，中华民族进入了探索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救亡图存时期，百年历史进程使近代中国形成了“以现实问题为中心”[1]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历史时期思维方式的现实映射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演变，进而对图书馆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决定了图书馆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范式与最终命运。 1 “器物模仿”时期的图书馆学思想 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第一个时期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2]，有“师夷长技”的必要。1840～1895年间，中国进入了引入西方器物作为民族独立，救亡图存“利器”的器物模仿时期[3]。孕育于雷电交加之夜，产生于惊涛骇浪之中，蹒跚于风雨飘摇之际[4]，正是对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真实写照。 1.1 睁眼看世界时期的“文化载体的贮藏场所” 1840年的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上国的士大夫阶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率先睁眼看世界，掀起了一股基于传统文化转变的“经世致用”思潮和一股基于中外比较的“睁眼看世界”的思潮，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龚自珍批评传统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束缚，倡导经世致用，提出要“不拘一格降人才”[5]，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开启了学习西学的先声，开拓了中国近代化思想变革的先河。 鸦片战争中的丧师失地，屈辱条约惊醒了有识之士，尤其是直接参加战争的部分士大夫，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渐渐苏醒，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事物的涌入与我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冲撞，图书馆学思想也在西学东渐或平和或猛烈的冲击下萌芽了。按照中英《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国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1847年在通商口岸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就在徐家汇设立了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被认为是我国第一家近代图书馆[6]。林则徐在《四洲志》将西方国家的图书馆称为“书馆”或“书院”[7]，在介绍西方的历史、疆域、政治等概况中说明了英美俄德等国家与地区的图书馆情况[8]，具体提及了图书馆藏书与开放借阅的情况[9]，反映了西方除了坚船利炮外，文教水平也不低的情况。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方包括英法等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藏书及图书馆作了介绍，其中还谈到了西班牙的图书分类方法，据此认为应该学习西方图书馆的长处[10]，是最早提出学习西方图书馆的人。 图书馆作为西方新鲜事物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传统藏书楼与西方近代图书馆模糊的区别。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图书馆的最为初级的认识，即图书馆是“藏书”场所，是一个国家文教水平的重要象征。此时距离施莱廷格的“图书馆学”提出不到40年。 1.2 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场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世界海军进入铁甲舰时代，火烧圆明园的惨剧，大大震惊了清王朝的统治者，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1]思想的引导下洋务运动艰难起步。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带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开始出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一些大型洋务企业里，附设了翻译馆和技术学堂，而在译馆和学堂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藏书处所，它们在藏书内容和书目等方面已与封建藏书楼明显不同，具有了近代图书馆的性质，如江南制造总局设有广方言馆[12]，广雅书院藏书楼等[13]。第二，从1864年开始，曾国藩创立金陵书局，1867年马新贻设立浙江书局，1868年丁日昌设立江苏书局[14]，之后，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西巡抚刘坤一也在辖区设立书局[15]。书局作为图书出版机构同时也附设了藏书机构，有的对外开放部分承担了图书馆的职能[16]，甚至还承担了国家呈缴本或者贮藏馆的职能[17]。第三，一些大藏书家受到洋务思想影响也将自家藏书对外开放阅览，履行了近代图书馆的职能，如浙江陆心源的守先阁[18]。 一些深受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介绍了外国的图书馆，并提出在中国藏书楼基础上引入国外图书馆模式建设近代图书馆的设想。王韬在《漫游随录》中提出“夫藏书于私家，固不如藏书于公所，惟能萃于公所则日见多，无虑其散矣”[19]，对古代藏书楼和公共藏书楼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对比。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介绍了西方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制度，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公共藏书楼的主张[20]。 除此之外，外国传教士等也纷纷在中国设立近代图书馆。1851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图书馆作为上海租界市政府董事会重要咨议机构而设立，1881年，图书馆同意对公众每天免费的开放几小时[21]。按照《北京条约》中关于传教士自由传教的规定，1876年英国教士傅兰雅在受聘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期间，创办格致书院及格致书院藏书楼[22]。1888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以其私人所藏的中文书数十部，主教住宅内所藏的圣公会的英文图书为基础，创立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雏形[23]。这些图书馆实践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藏书楼的认识。 与此同时，在适应世界外交形式与履行《天津条约》关于“互派使节”的规定等多种因素驱使下，中国派出了第一批驻外使节，出使列国的外交使节们通过日记等记录了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大量关于西方图书馆的描述。1867年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奉命随团出使西洋，记述了纽约图书馆的情况[24]；驻英法大使郭嵩焘积极探究西学和西洋政教，详尽介绍了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与借阅制度、图书分类与目录方法，还首次提及了英国图书馆的呈缴本制度[25]。第二任驻英法大使兼驻俄国大使曾纪泽简单记述了巴黎图书馆的状况[26]。驻德国大使李凤苞对德国国家图书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列举了德国图书馆的藏书排列，书籍种类等诸多细节[27]。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参观考察梵蒂冈教会图书馆，将中国的藏书楼与西方的图书馆进行了横向比较[28]。
1.3 器物模仿时期“广置藏书，可兴文教”的藏书楼思想 在民族危亡，内忧外患的时期，图书馆作为西方新鲜事物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教会图书馆与西方图书馆的影响下，中国开始意识到传统藏书楼与西方近代图书馆的模糊区别。在整个睁眼看世界的时期，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藏书楼阶段，认为西方图书馆是藏书的地方，是文化载体的贮藏场所。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图书馆不只是一个藏书机构，而是“藏用并重”的文化场所，人们可以通过阅读藏书获取知识，培养人才；同时，藏书楼与翻译馆等共同承担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附属中介服务机构职能。器物思想下的国家政府花费大力气编练陆军，设置国营工厂，对图书馆关注不够，他们惊叹于西方图书馆藏书量的巨大与开放借阅的独特方式，图书馆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出现在考察日记篇幅与细枝末节中。 这一时期中国急剧追赶西方，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西方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思想迅速发展的时期，1850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29]；1876年杜威创办《图书馆杂志》并发表《图书馆专业》一文，充满自豪地宣布图书馆职业是一门专业的时代已经到来[30]；1887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学院建立[31]。但是由于受到器物思想的制约，国人对西方的图书馆思想的关注始终未能有所突破，始终停留在图书馆是一个“藏书场所”的认识上。 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实践以洋务机构藏书楼的形式孕育着，以教会图书馆为镜子比照着；科学思想的传入推动了古代学问范式向近代学科范式的转变，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重新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藏书楼的认识。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图书馆学的“广置藏书，可兴文教”的藏书楼思想得以形成。图书是文化的载体，尽量多的收集图书，是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国家文化与教育水平的重要体现，“伏念高宗纯皇帝特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津逮后学，由是江浙人文甲于天下”[32]，与此同时，国人也意识到单纯的图书自身不能体现其价值，需通过对图书的学习提高教育水平，才能培养新式人才，一颗“开放致用”的种子已经种下。 2 制度构建时期的图书馆学思想 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的第二个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33]。甲午战败，举国哗然，连日本这样的“蕞尔小邦”都打不过，都是因为政治制度的落后，“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34]，于是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与接踵而来的清末新政。 2.1 戊戌变法时期的“文化观念的宣传场所” 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主张，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从而推动了主流文化从器物模仿向制度构建的过渡。 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进行，维新派与保守派开始激烈论战。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清帝书》中痛陈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措施时，就提到“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并在筹办强学会时设立强学书藏，以达到“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以广见闻而开风气”[35]的目的。在维新运动推动下，一些异于洋务学堂的西式学堂纷纷建立，其中1897年成立的北京通艺学堂附设图书馆并拟定了图书馆章程[36]，将开放对象推及一般民众，具有了近代图书馆气息。1895～1897年，全国各地共成立了学会80多个，其中设立藏书楼的就达50余所[37]，为发挥更大作用，大部分学会藏书楼均有目的地向社会公众开放[38]。 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清政府内部的部分开明官僚也纷纷上书清政府要求创办新型藏书楼。1896年，孙家鼐奉旨筹办京师大学堂，认为“仪器图书，亦必庋藏合度”，京师大学堂应当“建藏书楼、博物馆”[39]。1898年作为管学大臣的孙家鼐主持制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为崇闳，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40]，将藏书楼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上。 戊戌变法时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严复于1895年翻译了《天演论》，综合了达尔文与赫胥黎的思想，综合阐释了严复特色的进化观，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戊戌维新乃至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先导[41]。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从多个角度批判封建文化与专制主义，提倡立宪政治，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文化运动的高潮[42]。一股“进化”潮流风靡神州大地，为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奠定了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带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阅读处与学会藏书楼等机构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但是在实践中其所起到的更多是维新理念与革命理念的宣传场所作用，图书馆思想依然停留在藏书楼阶段，但是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关于设立藏书楼的规定已经模糊的有了将图书馆作为文化制度的影子。近代图书馆经过长期酝酿，产生时机已经成熟。 2.2 清末新政时期的“文化教育的制度保障” 1901～1911年间新政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文化领域也活跃起来。1901年皖省藏书楼建立[43]，1902年古越藏书楼建立，1903年韦棣华在武昌文华学校创立筹办阅览室，1904年湖广总督端方在奏陈中称“又创立图书馆一所，专庋古今中外有用书籍、图画之属，以备学者浏览”[44]，成为目前见诸史料的首座以“图书馆”命名的文化机构。这些带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无疑开启了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发展的新纪元。尤其是古越藏书楼的出现，更是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徐树兰为藏书楼的建立写下的《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与《古越藏书楼章程》体现了近代图书馆作为文化制度的图书馆学思想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基[45]。 1905年日俄决战东亚，君主立宪的日本击败了君主专制的俄国，进一步促进了清廷的立宪进程。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派遣“五大臣”赴西洋与日本考察，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序幕。两路考察团访问了许多图书馆，如戴鸿慈使团访问了柏林皇家图书馆，载泽使团考察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两路考察团大大小小共参观了20多所图书馆[46]。1906年10月13日，出使归来的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连上三道奏折阐释君主立宪政体的好处，其中在《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提到“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47]。这些对后来官办与私人图书馆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从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开始，奉天、山东、山西、云南、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封疆大吏相继奏请开办图书馆[48]。1909年，学部《学部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褶》中奏请建立京师图书馆称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49]，1910年学部颁布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中规定了图书馆要“供人浏览”，具有“保存国粹”“造就通才”的作用[50]，1910年，预备立宪的备奏事宜中提到“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51]，进一步推进了图书馆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晚清地方绅士刘光汉积极地宣扬新式图书馆，宣传公共图书馆思想，从对“以书籍自私”批判和对“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的论述两个方面表达了其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52]。1908年，广东士绅在梅县创立松口图书馆，掀开了近代乡镇图书馆发展的序幕[53]。之后近代图书馆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极一时之盛。 1906年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表示要仿形西方君主立宪政体，并发布系列配套制度[54]。正是这样的历史机遇，作为制度革新产物的一座座近代图书馆拔地而起，建立新式图书馆从民间的呼声上升到了国家的行为，关于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创办规制，办馆理念等均被提出，图书馆作为国家的文化制度被确立下来[55]。 空前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得西方近代图书馆思想在中华大地迅速地传播，西方学科范式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迅速发展，并且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孕育着中国自己的图书馆学[56]。1909年，孙毓修写成《图书馆》一书，并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率先提出了“保旧而启新”的办馆宗旨，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中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其思想穿越百年历史迷雾，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57]。同年，《学部官报》开始连载刊出王国维翻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从振兴教育、提高文化的角度向国人介绍了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发展简史，提出人们学习文化科学，必须依赖于图书馆这样的公众阅读的场所[58]。 以此时代为起始，中国的图书馆发展进入事业发展与学科发展双轨并进的时期，在此之后中国的职业图书馆学家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主动担负起引领潮流的历史责任。 2.3 民国初期的“教育制度的组成”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震惊全国，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1912年孙中山回国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经过反复的政治博弈，1912年2月12日大清宣统皇帝下诏退位，之后袁世凯在北京继任民国临时大总统。 由于民国的建立没有过于广泛与激烈的革命战争，政权更替相对平和，清朝预备立宪时期的诸多政策与文化机构被保留下来[59]。在原有的国家政权基础上，“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家影响的加深，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 国家政策层面，在蔡元培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1914年7月民国教育部公布《社会教育官制》，将“图书馆事项”纳入社会教育司的职责；1918年12月公布的《教育部分科规程》中进一步确认了图书馆事项由社会教育司掌管[60]。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短暂的春天，经济与文化得到发展，也促进了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1916年全国有普通图书馆与通俗图书馆260所[61]。 图书馆事业的持续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图书馆学教育开始零星出现，学科思想初步形成。民国初期，以克乃文和韦棣华为代表的外籍图书馆学家开始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教学模式开设图书馆学专业课程[62]。1914年，沈祖荣得到韦棣华的资助，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研习图书馆学课程，并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后回国报效[63]。在这之后，胡庆生、洪有丰、刘国钧、袁同礼、戴志骞、汪长炳、徐燮元、李小缘、杜定友等纷纷留学国外并陆续回国，他们积极筹划图书馆事业，开创图书馆学教育，宣传图书馆理念。 2.4 制度构建时期“大开书藏，服务文教”的制度思想 清末新政与民国初年的思想变革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极大丰富了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封建社会的“主权在君”，奉行的愚民政策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主权在民”，“还智于民”的资产阶级三民主义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64]。封闭式的封建藏书楼被具有民主精神的，开放式的图书馆所取代，并被赋予文化教育的职能。图书馆开始成为文化教育制度并为国家政策所确认，以国家制度形式推行，图书馆作为教育制度转变，也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 正是在“还智于民”为指引的制度构建思想导引下，图书馆学的“大开书藏，服务文教”的制度思想开始形成。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眼中的图书馆是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机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将图书馆作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机构，文化观念的宣传场所。清末新政时期，统治者阶级的部分开明人士将图书馆作为文化制度予以确认，作为新政中的文化制度，图书馆是文化教育的保障制度。民国时期，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民国教育部将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制度确定了下来，使之成为宣传新文化的重要机构，成为整个国家教育的组成部分。随着图书馆的藏书向民众开放，新思想开始随着图书的传播而广泛流传，图书的教育价值也随着国家制度支撑下的图书馆的广泛设立而广泛地深入民众之中，为提升民众的知识与文化水平和促进国家进步积蓄了人才力量。
3 思想改造时期的图书馆学思想 第三个时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65]，辛亥革命后，虽然君主制度被推翻，但文化改变仍然不大，民国的建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未实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思想领域去探索民族独立与富强的道路。 3.1 新文化运动下的“新图书馆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启迪，使得人们对图书馆在推动文化进步、发展国民教育，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可能的贡献渐有认识。1917～1927年的十年间，新图书馆运动蓬勃开展[66]。 1920年，韦棣华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图书科，并且积极争取庚子退款投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标志着我国正规的图书馆学学校教育的起步。1921年，杜定友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开设图书管理科，开创了我国师范教育设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先河[67]。除此之外，国内还举办过多次图书馆学讲习班，如1920年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班、东南大学暑期图书馆讲习科、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等[68]。 中华教育改进社下设的“图书馆教育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进行图书馆学学术活动的学术组织[69]。1923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倡议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区域性的图书馆协会，为成立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奠定了基础[70]。1924年，《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创刊，这是由专业图书馆协会创办的学术刊物，从此专业的图书馆学术刊物陆续出现[71]。1925年6月2日，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先生当选为协会第一任的董事部部长，在就职演讲中号召建立中国自己的图书馆学[72]。 新图书馆运动推广与宣传了图书馆观念，创立了图书馆学教育体系，推动了图书馆学学术研究，创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作为重要平台开始开展与国际图书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73]，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学科研究的重要阶段。 3.2 社会活动家的大力推动 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参与推动了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并加大了其社会影响，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上提出的关于图书馆的部分理念对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大钊是宣传和创建新式图书馆影响最大的公众人物，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倡导使用新型分类法组织文献，实行开架借阅等[74]，成为图书馆平等服务，开放致用的实践者。梁启超提出群众图书馆对推动现代文化发展的作用是重大的，他认为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应该效仿美国，是民众图书馆建设与图书馆参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提倡者[75]。 一批图书馆学家也以社会活动家、社会名流、文化学者的身份参与图书馆理念的传播。李小缘提出图书馆者乃收藏、流通古今中外人类思想经验之所在[76]，1926年，李小缘发表《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激烈批评封建藏书楼观念，系统阐述公共图书馆思想，提出“图书馆的书，是动的，是要流通的”，阐述了关于图书馆流通与服务的思想[77]。1921年，刘国钧提出“近代图书馆之最大职责不仅在守馆内所藏之书，而在使其馆中之书皆为人所阅读，而尤贵乎使人人皆能读其所当读之读物”[78]。 在这些社会活动家的积极宣传下，图书馆理念开始深入民众，推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图书馆教育的发展，使图书馆的性质与作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3.3 教育救国希冀下的职能凸显 面对混乱的局势，虚弱的国力，知识分子们越来越认识到，“振兴国运，抵御外辱，并不能只依靠几个精英，而要依托于全体国民，国家的强盛并不能依赖于简单的物质性力量，根源在于国民素质的高下”[79]。社会教育思潮不仅影响着教育界，也影响了图书馆学界[80]。 晏阳初重视乡村教育，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教育理想，在乡村教育实践中采用的“巡回文库”这一服务形式，被誉为“近代中国巡回文库与平民教育结合的典范”[81]。陶行知在《国难与教育》的系列文章中曾指出“我们要对付国难，就须以教育为手段，使我们的力量起了变化，把不能对付国难的力量，变成能够对付国难的力量，这才能达到目的”[82]。其所倡导的实用主义知识论、工具主义的图书论是新图书馆运动的学理资源，他认为图书馆的生命在于为民众教育服务，发展了“平民读书处”这种重要的民众教育形式，对图书馆开展民众辅导具有很大启发作用[83]。 教育救国是民族危机和忧患意识的共同产物，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在提升民众思想觉悟方面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图书馆作为文化知识服务的机构被认为承担着“民众大学”，“终身大学”的职能，普世教育、平民教育、开放教育等思想成为图书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3.4 科学图景下的学科的建设 1900年至1920年间，我国新式图书馆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并初步形成了较完善的图书馆事业体系。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急需一大批专业的图书馆管理与经营人才，因此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 1920年，在韦棣华女士倡导下，沈祖荣与胡庆生两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文华图书科在文华大学草创，1923年，韦棣华女士为了庚子赔款退款而奔走，1924年终于得到美国参众两院的支持，退款一方面用于建设北平北海图书馆，一部分用于资助文华图书科。1927年宁汉合流，武汉时局维艰，韦棣华女士艰难支撑，终于在1929年建立了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84]。同一时期，上海国民大学于1925年在教育科内设立图书馆学系，杜定友任主任；南京金陵大学于1927年设立图书馆学系，由刘国钧、李小缘等任教。 此外，杜威、泰戈尔等文化学者的访华之旅大大推动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立与发展的步伐。1932年，蒋廷黻深刻剖析了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前途，描绘了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前景，提升了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地位[85]。图书馆学作为一个学科也逐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完善的图书馆学理论群逐步确立。在研究对象方面，杜定友以“书—人—法”三位一体的理论阐释了他对图书馆学研究的认识[86]；1934年，刘国钧提出图书馆由图书、人员、设备、方法四要素组成[87]。在学科体系方面，李景新将图书馆学分为历史图书馆学与系统图书馆学，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88]。在图书馆管理方面，陈友松，刘伍夫系统论述了图书馆管理理论，引入了诸多现代管理观点[89]。俞爽迷论述了图书馆的教育价值，表达了图书馆在启迪民智方面的作用[90]。 这一时期也是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研究的一次高潮，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全面兴起，在印度阮冈纳赞提出了图书馆学五定律，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其“要素说”独树一帜，是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3.5 国难之下的文化救亡 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民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随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切被中断了。“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人民开始了自己的卫国战争。 抗战初期的抵抗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但是由于军事与政治的诸多原因，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随着战争的进行，华东、华北、华中、华南的图书馆建筑与文献遭到严重破坏，协会西迁，刊物停办，学者逃难，图书馆学研究陷入困境。 1937年之后，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颠沛流离至西南与西北等地躲避战乱，在极其艰苦的逃难过程中，学者们依然坚持着研究。沈祖荣指出图书馆应担负起“前方将士精神粮食的供给”、“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难民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育”的职责[91]。汪长炳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下《图书馆与社会》，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归纳为训练公德心，培养团结力等[92]。1942年，目录学家姚明达战地殉国，体现了图书馆学人只身赴国难的英雄主义精神。 学者们深入当地民众与军队中，了解民众、军队中伤员与战士的图书需求，积极宣传图书馆与阅读理念[93]，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在这种环境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强音，民国图书馆学人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把文化救亡思想渗透到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理念中，最终形成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文化救亡思想[94]。 3.6 思想改造时期“天下公器，启迪民智”的民主精神思想 活跃于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人大多有海外求学的经历，尤其是美国归来的图书馆学者，大多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文华一代大多是在他们的文化风信标的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并且很好的接受与传承了留美一代的图书馆思想与精神，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智慧与服务”的文华精神形成了，其影响一直到今天。 这与当时国内以三民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思潮相一致，开放的图书馆运作，平等的图书馆精神，免费的图书馆服务，与社会大环境相适应，得到社会活动家的广泛支持，并以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身份与社会广泛交互，中国图书馆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开始发挥其作用。图书馆作为思想传播中介，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为改变长期封建思想束缚下的麻木的民众思想作出了努力。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图书馆成为社会记忆的保存装置，图书馆保存图书以传承文化，激发国民性，训练团结心，成为文化领域救亡图存的重要机构。 从1912年以来的民国时期，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思想指引下，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以至于使人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图书馆依然是文化教育制度的体现。实则不然，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在参与国民教育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思想文化层面的体现，因为图书馆向一切民众开放，启迪民智。普通民众都可以来到图书馆自由的选择图书阅读，学习知识，体现了对民众的重视。通俗的说，图书馆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体现，民众可以自由的来到图书馆，而不是以身份、财富、文化水平为依据，在图书馆可以自由的选择图书，自由的阅读。图书馆以“天下公器”的崭新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承担了“民主推进器”的“启迪民智”的职能，不断从思想领域引领国家意识与民主精神的生长与传播，形成了图书馆学的“天下公器，启迪民智”的民主精神思想。
4 结语 纵观近代史百余年来，图书馆学思想逐渐演变，中国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中国图书馆学科逐步确立，中国图书馆学人薪火相传。近代图书馆自产生以来就一直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图书馆学思想也受到社会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而不断的演变。从“器物模仿”时期的“广置藏书，可兴文教”的藏书楼思想，经过“制度构建”时期的“大开书藏，服务文教”的制度思想发展到“思想改造”时期的“天下公器，启迪民智”的民主精神思想，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图书馆学思想不断发展、充实与完善，这一阶段是我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重要历史阶段。 (收稿日期：201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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