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都丹阳地望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丹阳论文,望新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於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自来众说纷纭，主要有“当涂”、“秭归”、“枝江”、“丹浙”等说。另外，还有“秭归迁枝江”说、“丹淅迁秭归和枝江”说、“商县迁内乡又迁丹浙再迁均县”说等等。近年来以“丹浙”为中心之多元说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多元说的先後顺序言人人殊，迄今为止尚未有定论。值得欣喜的是，最近在古文字材料中已出现了有助於“丹浙”说的新资料。
新蔡葛陵楚墓所出两枚竹简（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图版七七，大象出版社,2003年。），简文隶定如下（采取宽式）：
昔我先出自
追宅兹
章 甲三：11
以选迁处 甲三：24
《释文》（注：贾连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见《新蔡葛陵楚墓》，第189页。）对以上简文予以准确的隶定，多可信从。例如：“”，从“邑”，从“川”；“ ”，从“水”，从“疋”，读“沮”；“章”，读“漳”等。笔者拟在《释文》的基础上，讨论相关问题。
“先”，先君，先祖。《战国策·赵策一》“事先者”，鲍彪注：“先，先君。”《文选·报任少卿书》“行莫丑於辱先”，李善注：“先，谓祖也。”
“出自”，从某某所出。“出自”的宾语既可以是人名，如《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汉书·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颛顼。”也可以是方位名词、国名或地名，如《诗·邶风·日月》：“日居月诸，出自东方。”《诗·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楚辞·天问》：“出自汤谷，次於蒙汜。”《左传·昭公十六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资治通鉴·孝献皇帝》卷五九：“明公（董卓）出自西州，少为将帅。”其中《左传》“昔我先君……出自周”与本简“昔我先出自”辞例相较，如出一辙，而“”恰好从“邑”，这就基本限定了本简“”为国名或地名。
《三代》5.12.1著录子良人甗，铭文首字《三代》目录隶定甚确。《集成》945释文隶定“邕”，殊误；然而定其时代为春秋早期，则可以信从。按，铭文字体呈楚系风格。铭文与新蔡简文“”可以互证，说明这是楚国一重要的地名。
“”，从“川”得声，可读“均”。《管子·立政》“以时钧修焉”，《荀子·王制》“钧”作“顺”。另外，“旬”，从“匀”得声，也可以与从“川”得声的字通假。例如《管子·人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注：“旬即巡也。”《国语·郑语》“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竹书纪年》、《史记·楚世家》“紃”作“徇”。《尔雅·释言》：“徇，遍也。”释文：“张揖《字诂》徇，今巡。”凡此均为“川”与“匀”声系相通的佐证。
本简“”（均）从“邑”，应是地名，疑即“均陵”。《史记·苏秦列传》：“残均陵，塞
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索隐：“均陵在南阳，盖今之均州。”正义：“均州故城在随州西南五十里，盖均陵也。”在今湖北丹江口以西水库之中。
“追”，《释文》硬性隶定为从“追”，从“
”，本不误。然从上读，则未必是。今改从下读。
首先，分析“追”字构形。“追”原篆“
”旁上方从“屮”形为饰笔，这类“”旁比较特殊，参见下列两周文字：
追 
新蔡简甲三：11 
陈
簋盖
归 
不其簋 
应侯钟
天星观简（注：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随县编钟（《集成》291·4）
随县编钟（《集成》286·4）
官 
随县简67
笔者曾指出：这类 “”旁上方所从“屮”形，乃饰笔，或“缘
字而类化”（注：何琳仪《战国文字声系》，中华书局，1998年，第1072、1215页。），不足为奇。如果将以上“追”、“归”及从“归”诸字之偏旁，与本简“追”字互相比照，隶定後者为“追”，无庸置疑。
附带说明，本简“追”与郭店简《穷达以时》7“白（百）里（转）追五羊”之“追”基本同形：
追 
新蔡简甲三：11 
郭店简《穷达以时》7
显然都应该释“追”。郭店简《注释》（注：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引唐兰说释其为“馈”（注：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72页。），也有一定道理。下面列出西周铜器铭文 “
”及字书中相关之字：
埶驭觥 
《字汇补》
如果仅就埶驭觥“马”而言，唐说在形、音、义三方面都可以贯通。觥铭“”从“贝”，从“追”，与《字汇补》“，遗也，贶也”（注：《字汇补》“”可隶定从“贝”，“迫”（“辵”旁省简为一竖笔）声。读“虞怨切”，可能是变音。）似可比照。另外，“”与“馈”亦可相通。然而用其解释郭店简就比较困难。有鉴於此，《注释》“裘按”疑该字读“鬻”，以牵合《淮南子·修务》“百里奚转鬻”。按，郭店简“追”，应读“归”。众所周知，“归”本从“追”声，以往音韵学家均列“追”、“归”为同一声系，属脂部。检《史记·货殖列传》“是以廉吏久，久则富，廉贾归富”，集解：“归者，取利而不停货也。”此乃“归”之引申义，与“鬻”义近。郭店简“百里转追（归）五羊”，意谓“秦穆公以五段羊皮赎百里奚之身”（其事详见《史记·秦本纪》）。这一珍贵的训诂资料却被日本学者轻易否定（注：冈白驹说，引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47页。），未免卤莽灭裂。
本简“追”亦可读“归”。《孟子·离娄上》：“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焦循引《广雅·释诂一》云“归，往也”（注：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6年，第302页。）。“归”或作“
”。《集韵·微韵》：“，往也。”《尔雅·释言》：“宅，居也。”本铭“归宅”，有“往居”之意。其与《潜夫论·遏利》”子罕归玉，晏子归宅”之“归宅”词义虽不尽相同（又参《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水经·淄水注》等），然亦可证“归”与“宅”确实可以连文。
“章”，又见甲三：268、乙四：9等。《释文》均读“沮漳”，甚确。“疋”与“且”声系相通，已见典籍异文（注：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97年，第900页。）。
“以”，犹“又”也。《淮南子·人间》：“冬间无事，以伐林而积之。”《太平御览》引“以”作“又”（注：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33页。）。是其确证。
“迁处”，读“迁居”。楚简之“处”（注：林澐《读包山楚简
记七则》，《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说文》以为即《孝经》“仲尼居”之“居”（上13）。《书·多方》：“予惟时其迁居西尔。”
“迁处”之後可能有脱字，拟补“於郢”二字。
以上简文可以标点释读如下：
昔我先出自（均），追（归）宅兹（沮）章（漳），以选迁处（居）［於郢］。
简文大意谓：“过去，我的先辈出自均陵，往居此沮、漳流域，又选择迁居在郢。”
当然，甲三：11和甲三：24是否可以系联，直接影响到拙文拟补之字。凡此种种，还都有商榷的余地。不过，这并不影响拙文的主要观点。因为，甲三：11的文意仍然完整。
新蔡葛陵楚墓的墓主坪夜君成，乃楚昭王之子坪夜君子良的後代（注：《新蔡葛陵楚墓》，第183页。）。因此，墓主的“我先”理所当然也就是楚国王室的先辈。据简文可知其发祥地在战国时代的均陵，即唐代的均州。这与传世典籍所载完全吻合，参见《史记·苏秦列传》“残均陵，塞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索隐：“均陵在南阳，盖今之均州。”正义：“均州故城在随州西南五十里，盖均陵也。”《史记·韩世家》宣惠王“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届丐，斩首八万於丹阳”，索隐：“故楚都，在今均州。”“均陵”或“均州”皆以“均水”得名。西汉时的“均水”即後代的“育水”或“淅川”。古代邑名和水名都不妨异名，并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顺水”和“顺阳”的来历。检《水经·均水注》：“均水南迳顺阳县西，汉哀帝更为博山县，明帝复曰顺阳。应劭曰，县在顺水之阳。今於是县，则无闻於顺水矣……西有石山，南临汮水，水又南流注於沔水，谓之汮口者也。”杨守敬曰：“应劭凡遇县有阳字，皆曰某山、某水之阳，其实多无此山水。”（注：杨守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472页。）按，“汮水”即“均水”，“汮口”即“均口”（注：杨守敬《水经注疏》，第2473页。）。至於“顺水”，郦道元、杨守敬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其实根据《水经·均水注》方位所述，可知“汮口”即“均口”，其附近的“顺阳”即“均县”。由此类推，“顺水”即“均水”。“顺”通“均”，犹上文所论“”通“均”（“顺”与“”均从“川”声）。笔者过去认为均州设置甚晚，未敢轻信。现在看来，楚简“（均）”与《史记》“均陵”，乃至後代的“顺阳”、“均州”、“均县”，皆一脉相承，远有所本。
新蔡葛陵楚墓墓主家族迁徙的路线，恰好与学界所称的楚人自北向南大迁移的趋势相互吻合，看来决非偶然。有学者明确提出，武王前期，丹阳仍在淅川，南迁在武王後期（注：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姑且不论这一时间的推断是否准确，而综合出土和传世文献考察，楚王南迁以前都城的地望在今湖北丹江口水库一带，应是迄今最可信的一种说法。
新蔡葛陵楚墓还出一枚竹简，也非常值得注意：
及江，汉、沮、漳，延至於
。是日就祷楚先老童、祝［融］ 甲三：268
“”，《释文》隶定为从“水”，从“衣”，从“目”，从“米”，显然不能释读。其实此字原篆作：
按，《释文》所谓“米”旁，实乃“水”旁之误认。中间横笔乃饰笔，古文字中习见，例不赘举。《说文》“霸”之古文所从“雨”旁的“水”形，亦作“米”形：
此字与简文“”所从“
”旁应属同类。然则此字无疑应隶定为“”。《说文》：“，北方水也。从水，声。”
简文“”应读“夔”。首先，“褢”是“怀”之异文。《汉书·外戚传》“褢诚秉忠”，注：“褢，古字。”《玄应音义》“怀孕”作“褢孕”。《诗·小稚·小弁》“譬彼坏木”，司夜鼎（《集成》2108）之“”应读“褢”。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以此为人君则鬼”之“鬼”读“怀”（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85页。）。《隶释·三公山碑》“咸褢人心”，洪适曰：“褢即怀字。”至於《说文》引“坏”作“瘣”，亦可资旁证。其次，“”与“夔”声系相通。《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楚人以夔子归”，《谷梁传》“夔”作“隗”，是其佐证。另外地名“夔”亦作“归”，见《左传·宣公八年》疏、《史记·楚世家》索隐、《水经·江水注》等。而《礼记·缁衣》“私惠不归德”，注：“归或为怀（上海简《缁衣》21作“”）。”凡此可证，“”、“褢”、“归”、“夔”皆可通，而“”自可读“夔”或“归”。
“夔”，本周方国名，与楚同姓，後被楚所灭。《春秋·僖公二十六年》：“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注：“夔，楚同姓国。今建平秭归县。”在今湖北秭归。简文记载春秋早期楚人向西发展与《春秋》“灭夔”十分吻合。
结合上揭两条竹简资料“昔我先出自均，归宅兹沮、漳，以选迁处［於郢］”（甲三：11、24）与“及江、汉、沮、漳，延至於”（甲三：268）来看，楚都“先丹淅後秭归”之说（注：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第97页。）亦并非空穴来风。
另外，下面一枚竹简也与“沮漳”有关：
渚沮、漳，及江，上逾取
。 乙四：9
“渚”，江水之支流。《诗·召南·江有汜》“江有汜”，释文“水枝成渚”。简文“渚”已引申为动词，“渚沮、漳，及江”意谓“沿支流沮、漳，到达长江”。楚国著名的宫殿“渚宫”（见《左传·文公十年》），其命名可能也与“渚”字这一义训有关。
在鄂君启舟节铭文中，“上”表示逆流而上，“逾”（降）表示顺流而下。简文“上逾”可能表示首先逆流而上，然後顺流而下。又甲一：12“为君贞，将逾取，还返尚毋有咎”也可与本简参读。
“”，原篆右半旁已折断，然从左半残缺部分分析，仍可辨识该字为上从“草”，下从 “
”声，似为“菻”之通假字（详见下文）。《说文》：“阸，蒿属。”“”，又见包山简“上”(150)，亦地名（注：何琳仪《包山竹简选释》，《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
“”，疑是“郴”的通假字。鄂君启舟节铭文有地名字，其原篆左从“邑”，右从“”，学者多倾向读“郴”（注：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197-198页。）。二宇均从“”声，或一字异文。“”与“林”声系每多通假。《左传·庄公八年》：“初，公孙无知虐於雍廪。”《史记·齐太公世家》“廪”作“林”，索隐“亦有本作雍廪”是其佐证。另外，《说文》：“菻，蒿属。”段玉裁曰：“按，
芦同菻。”（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广雅·释器》：“，翳也。”王念孙曰：“箖，曹宪音廪。古通作廪。”（注：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36页。）乐器铭文中习见之“
钟”即典籍之“林钟”，亦可资参证。
“郴”即《汉书·地理志》桂阳郡“郴县”，在今湖南郴州。据甲一：12上下文意，知本简“将逾取”的主语应是时王，即楚悼王。《後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因此，甲一：12和乙四：9二简所记载的内容当与楚悼王“南平百越”（《史记·吴起列传》）有关。
简文“渚沮、漳，及江，上逾取郴”，可译为：
沿支流沮水、漳水，到达长江；逆湘水而上，又顺耒水而下，攻占郴县。
至於“逆湘水而上”之後，又从何处“顺耒水而下”，则有待研究。
新蔡葛陵楚墓所出竹简所载与“沮、漳”相关的三条史料，学术价值甚高。下面从三方面简述：
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除东方系“当涂”之说明显不可信之外；其他西方系“秭归”、“枝江”、“丹淅”（包括“均县”、“商县”、“南漳”）三说，各有其文献和考古方面的依据。笔者一直相信“丹淅”说，今见出自战国时代楚人手笔“昔我先出自均，归宅兹沮漳”的记载，则更加倾向於这种说法。
首先，“丹淅”说有较早的传世文献记载。楚都“丹阳”最早见於战国末年的《世本》，其《居篇》云：“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而“丹阳”地望则多为後人的解释，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淅。”索隐：“二水名。谓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丹水、淅水皆县名，在弘农，所谓丹阳、淅。”《史记·韩世家》宣惠王“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於丹阳”。索隐：“故楚都，在今均州。”看来司马贞对“丹阳”地望的定位也并不一致。若据《屈原贾生列传》索隐之说，熊绎时的“丹阳”似在今丹江口水库西北端，旧丹水之北，即《汉书·地理志》弘农郡所辖之“丹水县”。若据《韩世家》索隐之说，则“丹阳”似在汉水之滨。唐代均州包括汉水两岸西起白河东至今丹江口的广大地区，其州治即《汉书·地理志》南阳郡“武当”（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47-48页。）。有的学者认为：熊通由淅川“迁入均县、郧县一带的汉水之南”（注：周光林、郭云进《楚丹阳地望新探》，《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不是没有道理的。《山海经·海内南经》：“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焉。”（注：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421页。）和《水经·沔水注》引《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都是此说的文献依据。不过考虑到最流行的说法“丹、淅二水交汇处”（注：宋翔凤《过庭录》卷四《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引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68-169页。），和淅川下寺龙城遗址（注：裴明相《楚国丹阳地望新探》，《文物》1980年第10期。），西南距均县都不远；而唐代均州东至可达今丹江口，则完全可以把司马贞二说统一起来。即熊绎时的“丹阳”可能在今习家店与草店之间的丹江口水库中。这一地区曾经发现过朱家台西周遗址，“其上限为西周中期，下限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考古学报》1989第年1期。）。有学者把朱家台遗址与沮、漳流域西周中期文化相互比较，指出楚式鬲有“自北向南依次晚进的发展线索”（注：谭远辉《试论朱家台西周遗址与楚文化的关系》，《楚文化研究论集》第3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遗憾的是，今天古均州和“丹、淅二水交汇处”多被丹江口水库所淹没。将来试图用更丰富的考古资料来印证“丹淅”说，恐怕已失去历史的机遇。欲答“丹阳”在何处？聊以解嘲云“君其问诸水滨”。
其次，简文“及江、汉、沮、漳，延至於（夔）”，最有可能是春秋楚成王西进“灭夔”的史影。但这与“秭归”说显然无关，因为“延至”已使江、汉、沮、漳与夔的先後顺序昭然若揭。夔舆楚虽为同姓，夔却不是楚的最初发祥地。至於“枝江”说尽管也有较早的文献记载依据，不过遗憾的是，沮、漳河中下游尚未发现春秋以前的文化遗址（注：湖北省博物馆《沮漳河中游考古调查》，《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而当阳磨盘山遗址虽然可以早到西周，但是“从地望、规模、性质等角度综合考察，该遗址应该与早期楚郢都无涉”（注：王红星《关於早期楚郢都探索如何深化的思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5集，黄山书社，2003年。）。另外，简文“渚沮、漳，及江，上逾取郴”，可能是战国楚悼王“南平百越”的史影，弥足珍贵。
综上所述，新蔡葛陵竹简的吉光片羽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文字资料。地下文献“均”即熊绎时的“丹阳”，这与地上文献“丹阳”在“均陵”或“均州”的记载完全吻合，且有零星的考古资料为参证。因此在有关“丹阳”地望的众说之中，“丹淅”说的分支“均州”说可能性最大。笔者并不是一元论者，以上观点并不排斥“秭归”、“枝江”二说。众所周知，“丹阳”和“郢”同样可以“侨置”，不过与楚同姓的夔、罗之“丹阳”不会早於均州之“丹阳”，则是近情近理的推断。凡此种种，本文也顺便涉及。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我们不敢奢望这是最後的结论，只是期盼今後有更直接更完整的出土文献来验证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