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
喀麦隆和卢旺达：后殖民时代经济史的比较分析
快 思
摘 要： 近百年来，非洲国家和非洲社会始终在与人类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做斗争。在当今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背景下，这一斗争影响着非洲发展所带来的国内和国际的价值。本文主要关注喀麦隆和卢旺达后殖民时代的经济，它们的政治经济状况在非洲具有代表性，它们面对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挑战也是所有非洲国家，乃至世界上其他亟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演变以及它们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环境，共同塑造了它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历史环境、民粹主义政治以及国家金融资本主义创造了新殖民主义经济，喀麦隆和卢旺达则在这种新殖民主义经济中继续发展着。
关键词： 喀麦隆；卢旺达；后殖民时代；经济发展
导 言
喀麦隆和卢旺达地处非洲土地最肥沃、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带之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两个国家都被视作非洲经济成功的典型案例。然而，它们也都面对外部环境和各自内部的财政压力。它们的窘况引起地方团体和国际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战争消耗和内乱问题上。另外，2000至2014年的相关统计报告表明，这两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矿产资源、工业化速度以及农业生产力已经被完全重新分配、勘探或开发。① Mobbs，Philip M.，“The Mineral Industries of Cameroon”，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s Yearbook ，April 2016；Yager，Thomas R.，“The Mineral Industry of Rwanda”，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s Yearbook， February 2016；KPMG Global MiningInstitute， Cameroon， CountryMiningGuide， KPMG International， StrategySeries， 2014； Cook， Rupert&Mitchell，Paul，Evaluation of Mining Revenue Streams and Due Diligence Implementation Costs along Mineral Supply Chains in Rwanda， Bundesanstalt für Geowissenschaften und Rohstoffe，Federal Institute for Geo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BGR，Analysis Report，November 2014；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Lands-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Sector.Land Sub-sector Strategic Plan，2009/10—2013/14， Kigali：The Land Thematic Working Group National Land Center，July 2010；Rwanda Geology and Mining Authority.Strategic Plan 2010—2013， Final Draft，April 2010；参见 Munyaneza，James，New minerals found as govt steps up exploration，The New Times， February 13，2018，http：//www.newtimes.co.rw/section/read/207943 ，2018-04-18；Djoyum，Beaugas-Orain，Mineral potential of Cameroon，Business in Cameroon， Yaounde：18 April，2018，https：//www.businessincameroon.com/mining/1909-3615-mineral-potential-of-cameroon，2018-04-18.因此，分析喀麦隆和卢旺达独立以来的经济历史以及这些历史是如何影响其经济性质和特性的，是经济史家和历史学家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不明白和理解当前的各种历史挑战，就会使关于发展和进步的建设性见解复杂化，最终会加剧当前两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紧张局势。因此，在重新思索、解释和重构喀麦隆和卢旺达独立后的经济史之前，概述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的具体内涵非常重要。简而言之，这些挑战如今被纳入认识论和经验主义范畴内进行研究。在认识论的研究和批判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认为来自非洲、讨论非洲、关于非洲的“殖民主义”历史科学是明显存在的。① Diop，Cheikh Anta，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Myth or Reality， New York：Lawrence Hill and Company，1974， pp.xii-xvii； Van Sertima， Ivan，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 New York：Random House Inc.，1979，pp.xvi—xviii；Mudimbe，Valentin Y.，The Invention of Africa：Gnosis，Philosophy，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U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p.10，14—29；Hountondji，Paulin，The Struggle for Meaning：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Athens，Ohio，U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2，pp.10，174—183；Prah，Kwesi Kwaa，The African Nation；the state of the nation， Cape Town：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African Society，2006.在过去的70年里，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一直从事上述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每个时代都在重新书写历史，尤其是我们，受特别历史大事件的影响，在重新评估历史、经济发展和政治演进的内涵”。② Williams，Eric，Capitalism and Slavery，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p.Vii；Ngugi Wa Thiong'o，Decolonis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1987，pp.1—3.对于威廉斯以及之后的两代关注非洲社会科学的认识价值和本土性的学者而言，这已经成为对非洲文化认知的主要挑战之一。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在本土化的平台和表达中，只有当对价值、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的诠释具有经得起自我证实、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品质之时，对社会进步所做的历史性解释才有代表性，历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才更有意义。③ Ngugi Wa Thiong'o，Decolonis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Harare：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1987，pp.1—3.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类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这些特性从未被给予适当的知识空间来完成自我发展，只得创造出现在许多人所理解的“全球殖民”的文化认知。④ 参见 Escobar，Arturo，“Beyond the Third World：Imperial Globality，Global Coloniality，and Anti-Globalization Social Movements”，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5，No.1，2004，pp.207—230；Mignolo，Walter D.，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Global Futures，Decolonial Options，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
在研究和批判的经验主义层面，当我们着手对非洲政治、非洲国家的结构和功能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经济进行历史分析时，非洲学者所面临的问题中没有一个比物证自身的偏见更具有挑战性。传教士记录、殖民地档案、西方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分类体系以及博物馆学，都成为非洲历史研究中在时间、哲学和物质层面上界定古代、现代和当代的主要证据类别。在文化和相关的科学方面，非洲的本土性往往被持续和惯常地“他者化”（othered），其结果便是创造出了一个充满着“异域情调”的现实，以及一个对空间、时间和价值进行的认识论上的“重置”。⑤ Hountondji，Paulin，Knowledge of Africa，Knowledge by Africans：Two Perspectives on African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Benin，Afric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RCCS Annual Review， No.1，September，2009. 亦参见 Said，Edward W.，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24—26；Said，Edward W.，Orientalism， New York：Pantheon，1978.瓦伦丁·Y.米迪穆比（Valentin Y.Mudimbe）认为：
对120℃环境友好型钻井液体系进行的渗透率恢复值测定结果见表11。从表11可看出，该体系渗透率恢复值大于90%，滤液体积小于4.5 m L，表现出较好的油层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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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扩张理论和对非洲原始性的论述强调史实性，以及特殊历史模式的推动。换句话说，蒙哥·帕克1815年的旅行日记和兰德兄弟1838年的报告，从本质上关注类似相同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被R.E.伯顿（R.E.Burton）、V.L.卡梅伦（V L.Cameron）、H.M.斯坦利（H.M.Stanley） 以及 E.D.卢格德（E.D.Lugard）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出来，且得到20世纪人类学家的关注。他们揭示了“文明”和“基督教精神”的差别，以及从“原始”“异教”向“进化”和“皈依”的转变。例如，从这个观点中，我们可以说，J.塞萨尔 - 波特（J.Chaillet-Bert）关于殖民步骤（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实用理论拥有同卢格的欧洲托管非洲理论同等的重要性。他们针对强迫非洲人进入新的历史维度所提出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最终，两种叙述都是根本上的简化主义。他们所说的既不是非洲也不是非洲人，而是为其发现和顺理成章征服一个大陆的过程，并将这片大陆定性为“原始”和“无序”，以及随后对它的“再生”（regeneration）进行开发的方式提供辩护。⑥ Mudimbe，Valentin Y.，（1988），Op.Cit.，P.33；参见 Taiwo，Olufemi，How Colonialism Preempted Modernity in Afric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U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pp.21—25.
这些遗产究竟是什么？要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历史背景下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殖民地及其殖民动机进行研究。
本文的理论分析定位高于应对来自方法论的挑战。也就是说，由于对过去事件的任何分析性的解释都要服从认识论和经验的偏见，我们必须采用严格缜密的方法论来进行批判。因此，形成本文所要论述的框架理论上的和经验上的问题是，如果说非洲历史研究面临诸多方法论上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的主要指标或事例是什么？这些方法论在对喀麦隆和卢旺达的政治经济进行分析之时，又是如何解释其动态和复杂的遗留问题？
本文通过对1935年至2016年间研究报告、统计数据等文献，试图探索喀麦隆和卢旺达“后独立时代”经济的历史背景，通过对相关问题对比和回顾，分析两国经济发展在不同叙事方式当中存在的本质矛盾。本文认为多重的社会因素推动宏观和微观经济在喀麦隆和卢旺达得以发展，而且这些经济运行的规则和标准由金融机构和国际多边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确立。如此的经济运作最终既表现为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现实状况，也定义了当下两国的经济特征。
一、对喀麦隆和卢旺达政治经济解释的方法论挑战
在外国直接投资（FDI）指标中，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今，国家直接投资指数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见图表2）。因此，虽然地方和国际经济学家将其视为积极结果和经济“增长”的指标，但真实的情况是，大多数资本生产都流失到了债务偿还能力差和资金管理失当的部门中了。⑥ Amin， Aloysius A.， An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Cameroon. Nairobi；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Research Paper 116，March 2002；Tambi，Mbu D.，Economic Growth，Crisis，and Recovery in Cameroon. Op.Cit.1981年至1988年期间的金融危机和衰退受到了全球石油和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这进一步加大了对喀麦隆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和创造盈利能力的压力。这迫使比亚政权变卖资产并重新筹措贷款，导致了喀麦隆中西非法郎在1994年贬值了50%，以及在1997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再度借款。自独立以来就已经存在长达30多年的依附关系被再一次加强。
然而，正是“后殖民”理论和批判的深刻、包容和激进的特点，凸显了现代或后现代主义以及欧美试图界定非洲独立之后面临经济和发展的挑战的叙述框架缺陷。因此，格拉汉姆·休根提醒我们，“‘后殖民主义'这个名词是为了解释新殖民主义，以及在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继续存在的帝国主义思想和行动模式的。这当然不是指殖民时代的终结……所谓‘后'（post）指的是殖民主义的延续，这个词的组成可能确实过于隐蔽和含蓄，但总之它不意味着殖民主义‘之后'（after），那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④ Huggan，Graham，The Neocolonialism of Postcolonialism：A Cautionary Note.（Links&Letters，Issue 4，1997）；p.22. 一些被休根批判的学者认为，非洲国家是本土“民族”（national）的创造物，它们的经济被作为独立实体对待，其创立基础是“民族”利益，而不论其历史上与殖民主义的联系及后果如何。在过去的60年里，这种抽象概括创造了一系列的话语体系以阐述某些形式的经济发展，却常常否定非洲国家及其经济与欧美国家以及它们的殖民遗产在认知、结构和功能上的联系。⑤ 农业经济、矿业、银行机构以及传媒集团那些继续同欧洲保持联系的例子，参见 Jens Borchers，“Why are former colonies in Africa so important to France？ ” Mail and Guardian， 06 May 2017， https：//mg.co.za/article/2017-05-06； Stephen Smith， How France maintains its grip on Africa，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1 May， 2010，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8639874.stm，2017-10-10.在其中一些叙述中，卢旺达和喀麦隆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分裂仅仅是自然资源紧张的象征，例如土地纠纷、部落冲突或部族首领、政治精英对上流社会、劳动者和青年之间的霸权关系。① Kaberry，Phyllis&Chilver，Elizabeth，“ Source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Slave-Trade：the Cameroon Highlands”，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6，No.1，1965；Engoteyah，Tambi and Robert Brain，A History of the Cameroon， London：Longman，1974.这些话语掩盖了这两个国家当代经济运行的本质问题及其认知核心问题。
另一个遗留的挑战是，由于经济生产部门（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农产品）的变化有限，每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只能以建设性的方式集中于经济建设中的工业、农业生产和运输货物的能力。这些计划（1960—1965、1966—1970、1971—1976、1977—1981）旨在进一步发展农业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能力，还为相关机构和项目创造更好的管理实践。④ Bamou，Ernest&Masters，William A.，Distortions to Agricultural Incentives in Cameroon.World Bank；Agricultural Distortions Working Paper， 42，December 2007.这些计划的突出之处是超过70%的投资来自外国的捐助者和基金。⑤ Tambi，Mbu D.，“ Economic Growth，Crisis，and Recovery in Cameroon：A Literature Review，”Journal of Industrial Distribution&Business， Vol.6，No.1，2015，pp.5—15.
这些批评没有充分审视非洲语境中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历史环境和遗产一直被证明极大地挑战着卢旺达和喀麦隆的政治发展、经济进步和发展信心。因此，概括出所谓遗产以及现存的历史条件究竟是什么，十分重要。由此，人们能够清晰地重构解释两国经济本质的话语体系。
二、经济发展与独立后的喀麦隆
因而，殖民主义神话认为，非洲历史的劣等性并非单单由于存在许多“未被记录”的现实，而且还有它对现代化的文明使命以及继续作为分析非洲经济和政治历史的强大推动力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这意味着任何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只能强烈依赖于对欧洲、阿拉伯地区以及亚洲历史的记述和相关文献中收集和整理而来的经验数据。① Eze，Michael O.，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p.10—13.
D.W.纳布德雷曾指出，“帝国主义关系”的转型依赖垄断资本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支配、定义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最重要的是，资本日益集中，小企业被大企业吞并。主要经济部门被垄断银行和公司控制。为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竞争，殖民当局竭力控制大型银行和企业，角逐资本输出的市场，以图从原材料和食品生产过程中获取更高的利润。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以及其他形式的垄断组织，在国际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些垄断组织的基础之上，世界开始分化。”③ Nabudere，Dani W.，Imperialism in East Africa-Volume 1：Imperialism and Exploitation， London：Zed Press，1981，p.13； Frank，Andre G.，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78，pp.157—164；Baran，Paul 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73，pp.110—118.
因此，殖民当局迅速建立起名为“喀麦隆”的领地，作为其原料产地以及欧美和非洲内陆的商品流通枢纽。④ Rudin，Harry R.，Germans in the Cameroons，1884—1914：a Aase Study in Modern Imperialis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8，pp.260—283；Owona，Adalbert，“La naissance du Cameroun；1884—1914”，Cahiers d'Etudes Africaines， Vol.13，No.1，1973，pp.16—36；Le Vine，Victor T.，“The Politics of Partition in Africa：The Cameroons and the Myth of Unific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8，No.2，1964，pp.198—210；Austen，Ralph A.，“ The Metamorphoses of Middlemen：The Duala，Europeans，and the Cameroon Hinterland，ca.1800-ca.1960”，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16，No.1，1983，pp.1—24；Zeleza，Tiyambe，A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Africa：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1，Nairobi：East African Educational Publishers，1997，pp.393—394.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德国和法国（维希政权）之间为争夺殖民地代理权的战争爆发后，英法殖民当局开始争夺权力，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⑤ Ngoh，Victor J.，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Cameroon，1884—1961，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Master of Arts Dissertation，1979，pp.1—3；Boahen，Albert Adu（ed.），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Volume 7：Africa Under Colonial Domination 1880—1935， Paris：UNESCO，1985，p.389.这种争夺带来的结果之一是1944年的布拉柴维尔会议的召开，会议建议殖民地的发展和工业化应由私营企业推动。⑥ Atangana，Martin，French Investment in Colonial Cameroon：The FIDES Era （1946—1957）， 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9，p.95.由于英法两国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僵化破裂，尼日利亚政府根据英国指令通过一项法令，规定由喀麦隆发展公司（独立后成为喀麦隆农业贸易管理的一所机构，管理内容包括可可、咖啡、香蕉、茶叶、棕榈油和橡胶等）管理和开发所有在西喀麦隆的前德国种植园。① Le Vine，Victor T&Nye，Roger P.，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ameroon，Metuchen， New Jersey：The Scarecrow Press，1974，p.22.几年过后，国际联盟于1949年颁布法令，规定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殖民地领土进行管理，而且不允许领土扩张。② Treaty of Versailles，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Article 22， League of Nations，April 1919； Gardinier，David E.，Cameroon；United Nations challenge to French polic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这一法令旨在帮助西欧国家合法地重新控制殖民地领土，以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取经济利益。③ Cosgrove，Carol A.，“ The Common Market and Its Colonial Heritag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4，No.1，January 1969，pp.73—87.例如，一些政治经济集团，如法国东非联邦和法属西非是法国寻求增强同殖民地联系、扩展其政治经济威望的工具。④ Ginio，Ruth，French Colonialism Unmasked：The Vichy Years in French West Africa，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6，pp.162—165.其目的是为殖民者提供服务的重要农业企业、为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之间金融往来服务的中介机构得以在殖民地建立，进一步方便金融服务和相关企业在当地的发展。⑤ Atangana，Martin，French Investment in Colonial Cameroon. Op.Cit.，pp.23—34.
总而言之，把智能控制系统应用到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中，不仅可以 提高电气自动化安全、可靠稳定的运行，也可以促进电气自动化自动控制 的能力。因此，就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和开发新的技术，提高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的效率，不断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不断增加市场的竞争优势。
因此，法国在喀麦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首要目标是建立和维持对当地经济的控制。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国建立法属非洲法郎区，也就是后来的中西非法郎区（CFA Franc）。1946年1月，让·莫内制定了莫内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CGP）委任，着手“重建”法国二战后业已凋敝的经济。⑥ Mioche，Philippe，Le Plan Monnet：Gen è se et elaboration 1941—1947. Paris：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1987.为从当地获取收益、攫取资源，法国在当地建立货币制度，使殖民当局能够独占殖民地经济。其背后的主要动因实际是为了将法国经济与殖民地领土相融合。为达到目的，法国政府还建立了储备基金银行，为法郎区殖民地提供保险金和贷款。因此，当喀麦隆独立的时候，国家的进出口利润已经紧紧依附于法郎和法国储备银行的储蓄和投资制度。另外，为掌控殖民地经济链，法国还加强对进出口货物手段的控制，掌管喀麦隆港口的关税设定，要求开放与法国国家银行关联的殖民地零售银行，以确保法郎在喀麦隆自由流动，减少法国企业在当地经营的阻碍。1946年4月以后，法国政府成立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投资基金”，推动法国海外殖民地的长期发展和现代化。⑦ Atangana，Martin，French Investment in Colonial Cameroon， Op.Cit.，p.17；Atangana，Martin，“Mythes et reali té s de l'investissement priv é en Afrique noire française：Le cas du Cameroun dans les ann é es 1940 et 1950”，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35，No.1，October 2013，p.131.所以，当喀麦隆独立的时候，它的经济是服务于法国国民经济的。
1948年4月，喀麦隆人民联盟（UPC）成立，为获得独立进行了漫长而又残酷的斗争。虽然拥有很高的支持度和革命立场，但该政党的领导人、总书记鲁本·恩·尼约贝（Ruben Um Nyob é），主席菲利克斯- 罗兰·姆米耶（F é lix-Roland Moum ié）以及副主席阿贝尔·金戈（Abel Kingu é）、欧内斯特·乌安迪耶（Ernest Ouand ié）仍被英法殖民当局宣布为非法。⑧ Chem-Langhee，Bonfen，“ Southern Cameroons，Traditional Authorities and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1953—1961”，Afrika Zamani， Vol.1，Nos.14—15，1984，pp.147—163.1957年尼约贝遇刺，紧接着1960年姆米耶遇刺，而法国情报局则迅速秘密采取行动，任命他们支持的阿赫马杜·阿希乔为领导人。阿希乔任内接连发生群体性暴动，但他维护了法国的商业利益。1966年，他建立喀麦隆民族联盟并在1972年举行公投，将喀麦隆从联邦共和国转变为联合共和国，以便集中政治权力。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喀麦隆经济发展的地区就是为了满足殖民者的资源开采需求而发展的殖民地区，⑨ Guyer，Jane I.，“The food economy and French colonial rule in Central Cameroon”，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19，No.4，1978，pp.577—597.如喀麦隆最大城市杜阿拉和首都雅温得。这些城市都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们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殖民当局的行政管理人员、殖民地商人、银行家、非专业人员和工匠及劳动者集聚在这里。农业（咖啡、可可、棉花、橡胶、香蕉、油籽、谷物、木薯、牲畜、木材）是喀麦隆经济的支柱，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价格发生波动，但仍为殖民地当局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有记录显示，在1930年至1949年期间，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玉米耕地面积从1930年的3.8万公顷增加到1949年的14.1万公顷，粟的种植面积从1946年的20万公顷增加到1949年的67.2万公顷；木薯的种植面积从1948年的5.6万公顷增加到1949年的5.8万公顷。① Mitchell，B.R.，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Africa and Asia，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82，p.123.因此，在独立多年后，领导集团和其他国家机关中的少数权势者仍要确保其自身得到法国政府和当地商业精英的支持，“庇护、资源和镇压的关系，以使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综合利益能立足于要么是满足，要么至少是足够平静，让喀麦隆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名单中‘奏效'的一个。当其他国家仍在蹒跚走路的时候，国家和市场的发展标志着喀麦隆的稳定以及‘投资的安全'”。② Takougang，Joseph and Krieger， Milton，Africa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1990s：Cameroons Political Crossroad，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8，p.4.
阿希乔的继承者保罗·比亚将其个人政治利益和法国以及喀麦隆的商界精英捆绑在一起，寻求在阿希乔的遗产之上建立并巩固其个人权力和影响力。国家控制了关键的企业，并提供必需的资金。五家国有企业（法国海外省矿业管理局、海外省设备研究中心、热带技术中心、海外领土农业发展办公室和喀麦隆信用社）以及四家半公有制企业（法国纺织纤维发展公司、热带油料作物总公司、喀麦隆电力公司、喀麦隆房地产公司）是独立之时国有化的产物。早在1949年，殖民政府已开始为这些公司、相关公司和它们的各种项目提供贷款服务。到1953年，这个数字由于贷款利息膨胀到302，068万法郎（当时的货币价值）。这些支出和商业贸易垄断使喀麦隆经济已经产生了债务和依赖关系，在随后的几年中影响其预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价值（参见图表 1）。
教育文化价值-古建筑即是一部活历史，书本上毫无生趣的知识使得学生很难提起兴趣。通过现场近距离对于古建筑的讲解，可能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古建筑因附带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使得它成为该地区的一种宝贵乡土资源。
巴班斯基(1984)强调：“教学过程最优化不仅要求科学地组织教师的劳动，还要科学地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8]。
图表1 喀麦隆政府债务在GDP中占百分比③ 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通常用“债务占GDP的百分比”这个概念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定期偿还其债务。图表中信息来自：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ameroon/governmentdebt-to-gdp，2018-05-01.
广泛地说，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可用一句话概括，即“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对于这一批判的普遍争论是，在“种族划分”和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群体的多样性前提下，发生在喀麦隆和卢旺达的地方争斗是由欧洲国家的奴隶贸易所激化的，这一行为完全限制了殖民当局在该地区充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能力。最终，在承认非洲国家独立之前，他们所信奉的“现代化”目标在这里并未实现。然而，“独立时代”带来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议程，这是两国最终走向“现代化”自然进程的一部分。无论是喀麦隆还是卢旺达，尽管这些族群的冲突显得不自然、过于表面或含糊不清，但都在典型的民族主义方案下成功实现了社会和经济中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转型，并成了非洲国家的典型。② Carney，James J.，Rwanda before the Genocide：Catholic Politics and Ethnic Discourse in the Late Colonial Era， Oxford（ United Kingdo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这一线性逻辑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本体是自相矛盾的，它脱离了所形成的历史环境。
作为“国家”（State），喀麦隆和卢旺达拥有复杂的历史和关系。这两个国家的形成有赖于殖民者的利益、影响和行动，这点毫无疑问地贯穿于殖民时代前后，这些地区都拥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历史遗产。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针对“新殖民主义”的讨论已如火如荼，其也被证明是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特征，② 参见 Topa，Giuseppe et al. （eds.），The Rainforests of Cameroon：Experience and Evidence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2009；Kimanuka，Oscar，Sub-Saharan Africa's Development Challenges：A Case Study of Rwanda's Post Genocide Experienc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Uvin，Peter，Aiding Violence，The Development Enterprise in Rwanda， West Hartford：Kumarian Press，1998；DeLancey，Mark W.，Cameroon：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新殖民主义的想法和现实最近既未被主流观点认可，也鲜少在对两国独立后的经济进行分析的叙述框架中被明确地提及。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反对把新殖民主义特征和现象纳入到喀麦隆和卢旺达的历史叙述之中。这一问题必须放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品生产及“后殖民”理论和批判的大框架中加以理解。③ Ngugi Wa Thiong'o.，Moving the Center：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Nairobi/London：East African Educational Publishers/Jamues Currey，2008，pp.1—57；参见 Gayatri Spivak's interviews titled，“Questions of Multi-Culturalism”和 “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Spivak，Gayatri （ed.Sarah Harasym），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 New York：Routledge，1990，pp.59—74；Boyce-Davies，Carole，Left of Karl Marx：The Political Life of a Black Communist，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7.
图表2 1970—2016年在喀麦隆的外国直接投资
三、经济发展和后殖民时代的卢旺达
在非洲内陆国家（如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乍得、乌干达、南苏丹和布隆迪等）中，卢旺达的领土最小，但却有更为复杂和苦难的历史，这些是如何影响到经济、文化、政治和冲突的叙事的呢？乌干达学者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描述了卢旺达1994年发生的种族大屠杀的性质：
马姆达尼的逻辑和历史语境十分重要。任何关于当代卢旺达事件的性质和历史的叙述，都必须了解其殖民政治、文化和经济特征、历史和遗产。因此，马姆达尼越分析1994年大屠杀时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他就会越坚信“权力如何有效地绘制了学者们所追求的关于卢旺达的知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不仅使学术失去了它通常声称的、与世界权力和实践相距甚远的客观性的面纱，而且还使人们具体了解到，在20世纪非洲的帝国主义计划中，有关卢旺达的历史书写是多么地错综复杂。因此，很明显，某些叙述选择忽视非洲人和殖民当局在塑造卢旺达的殖民和当代经济方面的一种复杂的依赖和共谋网络。② Carney，James J.，Rwanda before the Genocide. Op.Cit.；Campioni，Maddalena&Noack，Patrick （eds.）.Rwanda Fast Forward： Soci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Reconciliation Prospec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Laband，John.Daily Lives of Civilians in Wartime Africa：From Slavery Days to Rwandan Genocide. 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2007.
6.1 危害特点：茶黄螨食性极杂。成、幼螨集中在幼嫩部位刺吸汁液，被害叶片增厚僵直、变小或变窄，叶背呈黄褐色、油渍状，叶缘向下卷曲。幼茎变褐；丛生或秃尖。花蕾畸形，果实变褐色粗糙，无光泽，出现裂果，植株矮缩。
“卢旺达大屠杀需要在殖民主义的逻辑中加以考虑。殖民主义的恐怖导致了两种类型的种族灭绝冲动。第一个是定居者对当地人发动大屠杀，殖民主义的暴力行为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第二种是本土居民清除外来定居者的冲动。前者显然是卑鄙的，后者则不然。土著暴力的政治性质使人们很难将其视为种族灭绝的冲动，因为它是定居者暴力的衍生品，当地人的暴力在持续的侵略面前显得不那么赤裸裸，更多的是自卫。”① Mamdani，Mahmood，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Colonialism，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9—10.
那么究竟是哪方面的遗产影响卢旺达当今的经济发展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了解卢旺达地形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环境和人类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常常被主流经济历史分析所遗忘。地理和卢旺达的国土给当初的殖民者带来一系列令人烦恼的问题。最大的、最明显的问题是多山的地形以及不稳定的气候，它使得比利时和法国的商人、布道团以及探险家难以穿过此地到沿海地区。结果，在1928年至1943年之间侵袭该地区的饥荒使当地居民和殖民当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大量迁移。③ Pottier，Johan，Re-Imagining Rwanda. Op.Cit.；pp.11—12.
另外，“当地的粮食作物是数百万卢旺达人可靠的食物来源。但由于欧洲开始同东非联系的加强，西方化的饮食和‘生活用品'改变了卢旺达人的生活，导致了当地粮产量的下降，尤其是20世纪早期。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不仅与人口增长相一致，而且也反映了欧洲培育的经济作物对当地作物的替代，以及西方的农业技术对传统的农业行为的替代”。④ Seburanga，“Jean Leonard，Decline of Indigenous Crop Diversit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Rwand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diversity， Volume 2013，10 pages，2013，p.5.
因此，虽然卢旺达政府用于各种经济部门产出的投资以及公共开支比率在大屠杀开始的前15年里不断稳步提高，但所赚取的资本在阻止对外国援助和经济干涉方面却无能为力。事实上，在大屠杀之后，诸如微软、星巴克、谷歌和MTN集团之类的跨国企业已经大量投资了卢旺达的经济，② 南非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公司成立于1994年，目前在非洲及中东地区2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迫使卢旺达政府为它们几十年前获得的贷款提供再融资，用于建设电信基础设施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③ 参见 UNCTAD，An Investment Guide to Rwanda：Opportunities and Conditions 2012. New York and Geneva：UNCTAD， 2012； Tumwebaze， Petersen， Government enters partnership with Microsoft.Kigali， The New Times， 25 November 2016.这一点可以通过2003年至2016年外国直接投资所提供资金体现出来（参见图表4）。因此，尽管它们的发展目标之一是在未来20年产生一批精通技术和高技能的中产阶级，但实施、创造就业和项目成本超过了这些项目所产生的最终财政收益。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最终在知识产权和资本回报方面垄断了电信等部门。
图表3 卢旺达政府债务在GDP中占百分比
虽然如此，对独立后卢旺达的经济特性起到最大影响的因素，除了殖民剥削以及自然疾病，还有恶意构造的社会经济阶级。他们宣称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管辖权以及使用权，还有享受在卢旺达独立后稀缺的就业机会。⑤ Kraler，Albert，The state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he Great Lakes-What is different about post-colonial migrations？ University of Sussex，Sussex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no.24，2004.经济部门差异的限制（工业、农业和技术）在创造市场方面遭遇了瓶颈。那些为了追求更好的机会（或是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发现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胡图族-图西族的争论）而被迫放弃原来在农村地区生活的劳动者，最终被迫离开卢旺达逃往其他邻近的国家。从1950年到2006年，接近数千万的人口由于以上原因移民到了其他地区。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引进熟练工人以及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措贷款来发展经济（参见图表3）。① Cassimon，Danny et al. （eds.），The Changing Face of Rwanda's Public Debt， University of Antwerp，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Policy and Management，Working Paper No.14，November 2016；1976年至1994年期间，卢旺达的外债增加了20倍。1976年为4900万美元，1994年接近10亿美元。其主要债权人是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和类似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债务进程中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1995年，国际金融机构持有卢旺达外债的84%。
图表4 1970—2016年在卢旺达的外国直接投资
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民族主义的强化和种族间争斗的加剧产生了紧张和冲突。殖民主义政权的分裂日趋严重，“种族差异”中的角色越发式微。另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欧洲官方通过划定地理区域所塑造的种族人口学，为了便于管理而创造的新种族，在一些情况下有意实施了种族歧视政策。在殖民国家和其欧洲代理人的支持下，非洲人在“超级部落”组织的基础上适应了上述变化。④ Kasara， Kimuli， Colonial Legacies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in Rwanda and Burundi in the 1950s， Monograph：Columbia University，2016.因此，在政府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福利体制以及公共/私人领域中挥之不去的殖民主义烙印，使喀麦隆和卢旺达在其独立后也没有摆脱其殖民主义的依赖性。
四、对卢旺达和喀麦隆政治经济的批判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1世纪开启这段时间里，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当前卢旺达和喀麦隆的经济现状。然而，殖民主义遗产及殖民国家的依附性，国家所处的环境以及周期性的社会政治危机，共同作用构成了当今两国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美国学者卡莫拉博士借用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图塞“结构因果律”（Structural Causality）的概念，对这些现象及其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他认为“独立前和独立后的殖民实践在外国援助者、商品市场和国际贷款机构中的制度化，形成了一种经济物质基础：种族意识形态、武器出口、外国军事支持、强迫民主化、军队入侵、无能的国际机构、仇恨电台、精英操纵、个人同谋和区域不稳定等。他们共同作用构成一种不稳定、不正常、最终导致种族灭绝的社会关系”。① Kamola，Isaac A. ，The Global Coffee Economy and the Production of Genocide in Rwanda，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8，No.3，2007，pp.571—592；P.571.事实上，这个论点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它很好地解释了过去的继承与依附性之间的联系。
然而，它几乎无法解释目前欧洲和美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对各国及其经济的发展轨迹所造成的影响。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经济学家所言，“高外债是有很多原因引起的，它会对不同的经济体产生各种负面影响。在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长期的流通账户赤字主要反映了出口能力的受限，以及对于以消费和投资为目的的进口的依赖性。流入这些经济体所直接产生债务的资本大部分来自官方”。② UNCTAD，Chapter V：External Debt and Debt Crises：Growing Vulnerabil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New York and Geneva：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2015，P.120.
未等张万邦开口，北边阵营中有人跨前一步，大声道：“我等皆为德公公护卫，场上这位是左护卫张万邦，我乃右护卫花五奇。俗话说，宰相家奴七品官。德公公乃大内总管，食一品俸禄……”
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必须在金融权力的国际矩阵中结合历史环境来理解这些挑战，以及理解这些权力矩阵是如何选择和定义资本的价值的。萨米尔·阿明对“人们必须理解虽然帝国主义仍然是主要的敌人，但社会帝国主义构成了主要的威胁”的强调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帝国主义体系分裂为控制中心和控制边缘，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中心地带，帝国主义朝着社会帝国主义呈现出强化的趋势，也就是朝着高级的新资本主义发展，这与资本的更加集中相对应。③ Amin，Samir，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摩擦纳米发电机等效电路模型研究……………………………………………………魏子钧，耿来鑫，边森 24-5-35
卡莫拉以及许多其他学者认为，虽然某一经济体的稳定程度是根据其通过创造、就业和保护能够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社会群体而产生资本的能力来衡量的，但这常常否定其结构、功能和文化特征及其历史遗产的作用。因此，尽管维持了国家对某些主要经济部门的高度控制，人们还是不能够将这些国家从恩庇主义和裙带政治中脱离出来，并最终无法了解其将对该区域的总体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显的新殖民主义经济结构迫使各自政府去重新考察他们的民族主义发展计划，以及其所提出的发展结果；特定的周期性的群体性暴乱的本质在于其殖民主义所设定的领土和“国家”。
结 论
本文分析的是喀麦隆和卢旺达当前社会经济现实所拥有足以塑造独立后其本国发展的各种复杂的要素、势力以及历史遗产。这些因素、势力以及历史遗产最终导致了严重的依附性，将他们本国经济同外部的政治、社会、经济利益相捆绑。在这一问题上，现存的新殖民主义是造成这一情况最为关键的原因，但至今为止它却并未受到我们过多的关注。
近期许多非洲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为非洲国家建立单一非洲货币的举措，引起了非洲人和国际社会的极大兴趣和关切。然而，对于喀麦隆和卢旺达而言，技术的短缺、基础设施的不足以及对外国投资的严重依赖和有限的多元化市场，给两国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恶劣的新殖民主义环境。对于研究这些现实的经济史学家来说，了解非洲国家的性质及其发展和维持其经济能力之间的因果联系和认识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独立学院学生英语底子薄、学习积极性不强，视听说课堂活动流于形式，教学效果不佳。为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其听说能力，优化视听说教学设计尤为重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非洲经济史”（14ZDB0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快思（K.D.L.S.Prah），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南非籍讲师（邮编200241）。
（冯理达、吴泽涛、姜璐译，沐涛校 责任编辑：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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