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中国争办奥运会受挫、入关受阻，以及冷战后世界上各国纷纷调整各自国际战略的新现实，中国应该对自己的国际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并且，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国际战略作适当的调整。
一
中国申办奥运会受挫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英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打“人权”牌造成的。入关受阻则主要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及盟国对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的超前经济遏制，之所以说是美国及盟国对中国的超前经济遏制，是因为他们将现在仍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发达国家，即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让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履行发达国家入关的义务。而这样对待中国的依据之一就是1993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实力的高估。据1993年5月《世界经济展望》按购买力平价估算的1990年中国国民生产部值为17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499.32美元，而根据中国统计局1991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数据，199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3701.8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23.78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数为中国统计局数字的4.59倍。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1990年美元和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不应该是当时1美元兑换4.77人民币的官方汇率，而应该是1美元兑换0.96元人民币。请问如果中国以这样的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来用人民币购买美国财政债券，美国政府能够同意吗？换个角度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实践来看，人民币汇率从1990年到1994年1月一直是对美元贬值的，而后虽然有一定幅度的升值，但是升值的幅度远远小于贬值的幅度。而从汇率决定的理论来看，人民币汇率逐步由市场决定的过程也是更逼近其购买力平价的过程。因此，从人民币汇率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过高估计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依据之二是美国贸易统计夸大的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政府颂的最新统计，199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295亿美元。由于美国官方贸易统计把中国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直接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却没有把美国通过香港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算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因此，美国大大地高估了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据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计，仅此一项美国政府自90年代以来就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至少高估了1/3。
美国及盟国对中国打“人权”牌和对中国实行超前经济遏制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快速增长和对宏大国民生产总值更有有效动员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他们担心21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中国的扩张。他们打的超前经济遏制牌意在将近几年来超过西方国家近10个百分点的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拉下来，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慢一些。他们打的“人权”牌和对中国超前经济遏制是相互联系的，“人权”牌的主要意图在于利用人权，推销美国的多党制，以此来削弱对宏大国民生产总值更有动员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力量。除人权外，美国及盟国还在台湾、香港、西藏等中国主权和中国统一问题上阻挠、分裂中国，乃至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来达到这种目的。实际上，西方使中国申办奥运会受挫、入关受阻的政策是1989年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随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人权和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政策的延续。
就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来看，除了西方对中国打人权牌和超前经济遏制牌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增长红利和潜在中国大市场的分享，即打中国市场扩大和经济高速增长的牌，这表现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大规模的直接投资和与中国贸易的迅速扩展。到此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对中国打的三张牌，它们是人权牌、超前经济遏制牌和占领中国市场、分享中国增长红利的牌。三者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如前面提到的西方以经济遏制牌遏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人权牌削弱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力量，两张牌的合力是从整体上遏制21世纪可能出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中国。另外，三张牌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这表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大市场和增长红利分享的越多，他们对中国的投资、贸易和技术转移就更多，就更加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的扩大，从而也就越不能对中国进行经济遏制，反过来也就愈益要求他们对中国加强经济遏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潜在大市场和增长红利分享的越多，他们对中国发展权分享的越多，也就冲击他们所提倡的人权。实际上，西主国家应该正视的是，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开放和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维持才使得中国经济保持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三张牌并不是由一个西方国家来打的，而是由几个西方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同打一副牌，而他们对三张牌的看法和打法以及三张牌对他们各自利益的相关程度和影响是有所不同的。
二
面对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家的三张牌的现实，在90年代初，中国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对策：一方面，加速本身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利用中国增长红利和市场急剧扩大这种挡不住的诱惑，以攻增长红利和市场扩大的牌，压人权牌和超前经济遏制的牌；另一方面，利用美国、西欧、日本对占领中国市场的竞争性，拉日本、西欧，压美国，由此使得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逐步取消，使得美国克林顿政府宣布人权和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的。同时，在人权方面辅之以强调发展权、生存权和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别，联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样面临“人权”问题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对“人权”问题有不同于美国看法的日本，并对“人权”作出一些改善，来和美国抗衡的。
1994年底，中国入关受阻后采取了“走自己的路”的战略。1995年初美国继阻挠中国入关后，又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想制裁中国，而中国相应地采取了报复行动。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对经济战争这个当今世界主题的新的认识的产物，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除了和平与发展之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经济战争，中国在独立自主、竞争合作原则基础上，坚持适度有理、有利、有节的国际经济战争原则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它将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更好地生活，同时也将增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大市场这张牌的份量。
三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主要大国和地区纷纷对自己的国际战略进行了调整。由于各国国际战略彼此间具有对策论的性质。一国的国际战略对另一国来说既有对抗的一面，又有可利用的一面，几个国家国际战略的组合又包括战略合作对抗和合作利用的内容。因此中国必须明确主要大国和地区国际战略的内容。从而对自己的国际战略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战略配置。
美国克林顿政府目前实行的是以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和促进民主为主要内容，以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为主要目标的国际战略。处于第一位的经济安全战略是指通过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实施“公平贸易”、知识产权的外贸政策增强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军事实力战略是指美国进行有限战略收缩，但仍保持冷战后世界上唯一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促进民主的战略是指美国向世界推销其人权、自由和民主。美国经济安全战略中推进全球市场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对中国的开放是有利的，而“公平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对中国是不利的。由于亚洲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美国“公平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的冲击，因此，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联合亚洲一些国家抗美。美国军事战略实施在目前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联合国联合其盟国对冷战后地区冲突的平息，仅就其维持世界和平这一点来说对中国是有利的，而美国强权国际政治的行为和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冲突，因此，中国联合国这类问题表决时的弃权票是可行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联合国的这张票也可以作为联合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战略对抗的一张牌。美国促进民主的战略对中国是不利的，中国应给以反击。
日本国际战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日本在坚持“西方一员”的同时，开始执行“脱美入亚”的战略。经济上，由于亚洲经济的迅速崛起、欧洲共同体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圈的成立将作为“西方一员”的日本排斥在外，以及美欧与日本的严重贸易摩擦，使得日本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扩张中更加倾斜于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开始进行以规制缓和为内容的继明治维新以后的第三次开国。军事上，《日美安全条约》确立的日美同盟关系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中心，但是，美国开始缩小对日本安全保障方面的承诺和军事存在，日本在增加防务力量的同时，也在谋求建立多边的亚太安全机制。政治上，日本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争取作国际政治大国，为此正在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努力。就日本回归亚洲的经济战略来看，它为中国引进日资和技术提供了机会，日本的规制缓和为中国增加对日本的出口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由于日本亚洲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日本的雁行战略，即通过将外资、技术更倾向于向“四小”、东盟转移来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发展，这里有很浓的地缘经济战略的味道，因此，上面的机会就打了些折扣。就军事战略来说，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加对中国有威胁的一面，而日本主张的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和中国的亚太安全机制的考虑有一致的一面，并且二者在维持亚洲稳定上是一致的。至于日本争取作国际政治大国，如果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中国有不利和牵制的一面，如美国支持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背后动机之一就是想让日本遏制中国，但是如果把它变成有利的，就应根据美、欧、日间的矛盾着手建立良好的中日关系。在日本的国际战略中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有一种逐步变得同等重要的趋向，对此中国应给以特别的重视。中国应在积极渐进的原则下，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谋求中日两国关系的新发展。
欧共体的国际战略，在经济上，是在继1992年以商品、劳务、人员、资本自由流动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实现的基础上，力争在1999年前实行单一货币、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在军事上表现为北约的东扩，力在建立一个泛欧安全体系。在政治上，欧洲政府联盟的目标还有分岐，但是，现在已规定用一个声音讲话，一个“欧洲人的欧洲”可望在10年到20年后出现，就欧洲大市场来说，对外保护主义的增强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是它为中国摆脱出口过多依赖于美国市场提供了机会。最近，西欧根据其在亚洲的影响力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的情况开始实行新的亚洲政策，新亚洲政策中努力同中国合作及增加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一些政策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于西欧的军事战略，由于俄罗斯和阿拉伯地区的缓冲带作用，北约的东扩对中国不会造成威胁，相反由于俄罗斯会加强对北约的防御，可能减少俄罗斯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之所以说是潜在威胁，是因为俄罗斯在5-10年后将内部关系理顺后，它现在无暇他顾的状态就会有所改变，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领土、资源仍将在世界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东盟的国际战略。之所以强调东盟的国际战略，是由于随着东盟经济增长，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日益提高。东盟在引进外资，促进出口方面和中国的竞争性较强，但彼此也有经济上互补的一面。东盟在面临美国的民主扩张、“公平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和中国面临的问题相似，对日本军事扩张的担心和中国也有共同点。在亚太地区的美、中、日、东盟的四角关系正在形成，东盟的力量在上升，作用很微妙。中国可以在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联合东盟抗美。在遏制日本军事扩张方面，目前主机表现是反击日本有时对二战是侵略亚洲事实歪曲上，中国可联合东盟。由于东盟也担心中国强大后扩张，因此，东盟有联合美、日遏制中国的一面。美、日、中、东盟的四角关系仍在变化中。军事上，东盟各国所购买的先进武器质量和数量，都已远远超出本土防御需要，且有进一步增加的倾向。在东盟中一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南海问题，东盟一些国家军事占领中国南沙的一些岛屿，并且采取“联合国”的形式开发资源。目前中国的对策是争议搁置，共同开发。从维持和平环境着眼是对的，但是，现在现实是中国南海开发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因此，就南海问题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加快南海的开发。
四
通过以上对中国争办奥运会受挫、入关受阻，及冷战后世界上各国调整各自国际战略的新的战略现实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的制定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强调中国国际战略的国内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其次是在坚持中国永不称霸，也不当头，积极和平的国际战略，坚持全方位开放政策的同时，应特别认识到世界的主题除了和平与发展外，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经济战争，为此中国应在独立自主、竞争合作原则的基础上，采取适度有理、有利、有节的国际经济战争原则参加国际经济战争。再次，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要善于利用好美、欧、日三角关系；从亚太地区来看，中国要善于利用美、日、中、东盟的四角关系，以此来谋求中国的国家利益。最后，上面虽然对国际战略的对抗和合作进行了分析，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冷战后各国的国际战略仍在调整中，充满过渡性和不确定的色彩，因此，中国应坚持积极适应和实用主义的原则，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灵活地选择适当的国际战略。（1995年3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