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理论与古史重释：孙作云的神话图像研究
——文学人类学学术史溯源
苏永前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
摘 要：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孙作云是较早对神话图像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孙作云相继发表系列论文《饕餮考》《说鸱尾》《说羽人》，对出土器物与建筑装饰中的神话图像进行解读。进一步说，神话图像研究也是孙作云用图腾理论进行“古史重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远古时代遗存至今的种种神话图像，在孙作云的论说中并非怪诞离奇的虚构与想象，而是特定图腾信仰的对应物。
关键词： 孙作云；图腾；神话图像；古史重释
闻一多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视角研究古代诗赋、传说的方法，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直接传人便是孙作云。闻一多在致孙作云的信中说：“在学生中没有比你更能了解我的，做学问如此，其他一切莫不皆然。”[1](P357)孙作云在若干年后也说：“闻先生是我追随多年的老师，论作学问的方法，论文章的情趣，我是懂得他的。”[2](P642)师生二人的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与闻一多一样，孙作云的研究对象也涉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与民俗文化等领域。在方法上，除传统的文字考订与音韵训诂外，他也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视角对上述对象进行解读。所不同者，孙作云将人类学中的图腾理论进一步普泛化，通过神话图像研究，试图对中国上古图腾社会进行重构。
南北朝时期，目录学家王俭编撰的《七志》和阮孝绪编撰的《七录》，成为有重大影响的私人编撰的图书目录分类专著。其中，《七志》是我国第一部私人编撰的图书目录分类专著，首创了传录体的书目体例。
一、文化人类学与古史重释
论及20世纪前期的古史及神话研究，“古史辨”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顾颉刚及其同仁高擎“疑古”大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当然，因为观点的激进，“古史辨”派在当时也备受争议。从孙作云来看，他对“古史辨”运动也十分关注，对顾颉刚的一些观点也能审慎地接受。在完成于1940年的《蚩尤考》一文中，孙作云写道：“自民国十二年二月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后，继撰《讨论古史答刘（掞藜）、胡（堇人）二先生》，始对禹之为人与否问题发生怀疑。自此遂发生空前未有的疑古运动，为中国史学史上一件大事。顾先生据《说文》训禹为虫，因疑其人为乌有，以禹为‘蜥蜴之类’……事过二十年，顾先生之言，亦几经修改，吾人无须再事申辩。然以禹为虫之说，则卓确不可易。”[3](P199)不过总体而言，孙作云与文学人类学的几位先行者如郑振铎、闻一多一样，走的也是“释古”的一途。在《盘瓠考》中，孙作云对于古史有如下表白：“我的态度，是‘疑’了之后再‘释’，‘释’了之后再‘信’。我不是徒然地疑古，也不是盲目地信古，我的方法是二者之合。再用具体的话来说，就是我以为古史的事实，大致可信，古书并非尽伪。我们要在神话之中求‘人话’，疑史之中找‘信史’。”[4](P421)在《飞廉考》中，孙作云又说：“我们知道神话和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些神话简直是历史的变相。‘我们要在神话之中求人话，疑史之中求信史’，正是我近几年来研究神话的目标。”[5](P463)这几句话明显也是针对“古史辨”派而发。
问题是如何“释古”？是继续像乾嘉学者一样采取传统的训诂考据方法？或者像王国维一样利用地下出土文字来参证传世文献？自然，生活在现代中国且有过严格国学训练的孙作云，对上述两种方法并不陌生。在他的文章中，举凡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小学”功夫与现代考古学知识均清晰可辨。孙作云本人也曾说过：“我对于古史是一无所知，而且仅接触过几个问题，但我对于古史研究的方法或看法，都大致有了一定。这方法就是从社会制度的研究，来判断古史的真伪，用考古学上的实物来证明制度的有无，用文字学音韵学的方法来考证一个名词的得名之故，用民间的俗说、迷信以补文献的不足。我所用的方法不是限于一隅的，是综合的。”[4](P421)不过，在上述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相对而言，后一种方法更能显出孙作云的学术个性。众所周知，文化人类学自19世纪后期创立至上世纪前半叶，先后在西方涌现出众多理论流派。与闻一多等学者一样，孙作云所接受的也是古典进化论学说，诸如爱德华·泰勒的“文化遗留说”（survivals）、弗雷泽的巫术理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研究等，均对他产生过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图腾理论。从1939年发表《释姬——周先祖以熊为图腾》算起，图腾研究几乎贯穿了孙作云的大半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孙作云对图腾学说的痴迷，许多友人戏称其为“孙图腾”。不过，在西方各种图腾理论中，最受孙作云青睐的又是弗雷泽的学说：“图腾主义的发生，说者固人各一词，但我相信傅瑞则的‘怀孕说’（conceptional theory），因为它和中国的图腾信仰和神话传说完全相合。”[6](P34)实际上，这种学说成为孙作云解剖中国古史传说的一把钥匙。但凡古史传说中的种种疑难，他都试图用这种理论进行解释。由此出发，他还对中国上古神话图像进行了解读。进一步说，神话图像研究也是孙作云用图腾理论进行“古史重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远古时代遗存至今的种种神话图像，在孙作云的论说中并非怪诞离奇的虚构与想象，而是特定图腾信仰的对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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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是孙作云研究神话图像的第一篇论文。此文写成于1942年5月，1944年在《中和月刊》第5卷第1、2、3期连载。在中国，关于饕餮的传说由来已久，对之最早的记载出自《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吕氏春秋·先识》则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其实，20世纪的考古发掘表明，饕餮纹在距今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已经出现。由于这种纹饰屡屡见诸各种古代器物，因而自金石学兴起之后，历代对之作著录或研究者不乏其人。与这些学者主要凭借文献资料作考证不同，处在西学东渐大潮中的孙作云，试图从神话学、民俗学等现代学科入手对之进行解读：“此种美术花纹，在昔皆视为考古学所研究之课题，著录考证，代有其人，然于此种花纹造作之由来，殊少得当之解释。愚年来颇治神话学与民俗学，窃思若能由神话学探索此种花纹之神话的意义，由民俗学解释此种花纹之原始的性质，当为极饶兴趣之事。”其具体方法，则是“由古书上之记载，合之古器上之材料，参以初民社会之风俗，推衍比勘，以求一解。”[8](P299)应当承认，包括饕餮纹在内的各种古代器物纹饰，在铸造的当时很难说是一种纯粹的装饰图案，其中极有可能蕴含着古人种种复杂的精神寄托。如果单纯从艺术或审美的角度对之作研究，无异于缘木求鱼。孙作云能够从神话学、民俗学角度对此尝试作解释，确实是一种洞见。
二、图腾理论与神话图像研究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孙作云是较早对神话图像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此之前，尽管闻一多、何联奎、常任侠等人的研究中已涉及神话图像，但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神话图像进行专门研究，孙作云应当是第一人。20世纪40年代，孙作云相继发表《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说鸱尾——中国建筑装饰上图腾遗痕之研究》《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其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对出土器物与建筑装饰中的神话图像进行解读。实际上，孙作云这些研究是其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这几年所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的研究，主要的是从图腾制度的遗痕（survival）诸方面下手。……我所作的遗痕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方面：一是书本上的，二是实物上的，三是风俗上的。书本上的遗痕又可以分为三种：即语言文字、历史记载、神话传说。实物上的遗痕也有三种：即实物形态、图案花纹、装饰美术。风俗上的遗痕也可以分为三种：即民间信仰、风俗制度、民间艺术游戏。”[7](P516)上述有关神话图像的研究，显然属于其中第二方面。
在古代器物上，时常可以看到一种鸟首人身或人身鸟翼的形象，孙作云称之为“羽人图”。以现代科学理性的眼光来看，这种形象自然是荒诞不经，匪夷所思。不过孙作云认为，古人绘制这些图像并不是存心欺骗后人，相反，“他们老老实实地一丝不苟地画出他们心目中视为当然或无人不知其然的东西。他们本着他们的宗教迷信实际生活而如实地表现来着”[9](P561)。今天的人对这些图像之所以无法理喻，就在于“我们的社会不与彼同，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与彼同”[9](P561)。因而，具备了文化人类学与神话学知识的孙作云，试图回到古人的精神世界，对这些形像背后的信仰底色进行还原。
孙作云首先依照时代次序对羽人图的“演变程序”作了仔细考察，接着又对古代神话传说中与“羽民国”或“鸟民国”有关的故事进行了梳理。在将羽人图与羽人传说进行比较之后，他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比如，《山海经》之《海外南经》《大荒南经》《海内经》中，均有对“羽民”的记载，其体貌特征可以概括为“长头”“长颊”“鸟喙”“身生毛羽”“有翼”“鸟首”几个方面——这些特征与容庚所编《武英殿彝器图录》、《宝蕴楼彝器图录》中战国时代“猎纹壶”上的羽人形象完全吻合。孙作云由此认为：“我们可以武断地说《山海经》这一段记载就是这些图像的说明，至少原始的《山海图》画这段画，就是像猎壶上所铸的那个样子。我想原始的《山海图》和猎壶上的图像当系出于一本：即出于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9](P584)在笔者看来，说《山海经》中的记载就是对猎壶中图像的说明，未免过于坐实。不过，认为《山海图》和猎壶上的形象出于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当不会有太大争议。
《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其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是孙作云20世纪40年AI写作成的系列论文“鸟人三考”之一。论文于1943年秋开始动笔，至1947年7月完成，期间五易其稿，最后发表于《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第1期。这篇论文最大的特色，是对古器图像、神话传说及其文学表现进行系统的考察，用作者的话说：“古器物上的鸟人图和神仙图（羽人图）除可与神话传说相印证之外，又可与许多文学作品的内容或思想相对照相发明。”[9](P587)
从解释的理论资源来看，孙作云主要依据的也是传入国内不久的图腾学说。在这篇文章开篇，孙作云便援引前人的话说：“世界古今未开化民族多于器物上雕镂动物花纹，论者谓为各族图腾崇拜（Totem Cult）之表现，盖藉此以达到个体与图腾之间一化（Assimilation of Totem）。”[8](P299)言下之意，先秦古器上的纹饰与“未开化民族”器物上的花纹一样，也是图腾崇拜的表现。不过，问题到此远没有结束：即便如其所言，图腾信仰在古代中国普遍存在，先秦古器上的饕餮等纹饰，又是何种图腾信仰的产物？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又回到了孙作云早年有关中国古代图腾社会的宏大假说：“中国古代器物花纹以蛇纹为最早，此种花纹应用最广，至今弗替。愚意此种蛇纹即中国蛇族——即以蛇为图腾的氏族之族徽。余于1940年撰《蚩尤考》，论蚩尤之族以蛇为图腾，又论鲧禹为蚩尤之后，则此种蛇纹当为蚩尤或夏人图腾之遗留。”[8](P299-300)在各种蛇纹中，孙作云又判定饕餮纹出现最早。接下来，他从“缙云氏之不才子”的得名缘由、饕餮与蚩尤“性俱贪”、饕餮蚩尤“俱象蛇”、饕餮纹旁多附以刀纹与蚩尤“造五兵”传说的比较、饕餮与蚩尤“俱为畏图”、《左传》所载禹“铸鼎象物”之传说等六个方面，得出饕餮即蚩尤的结论：“铜器花纹中之饕餮纹本为蚩尤之图像，其初为夏民族之图腾而兼部落酋长之像，其后降为一般的美术花纹。”[8](P318)至此，借助于民俗学与神话学知识，饕餮纹的原始含义最终得以呈现。在此基础上，孙作云还对饕餮纹与其它龙蛇花纹的关系作了考察，以探明饕餮纹在后世的演进规律。大体而言，其演进主要遵循两条路线：一条是由简趋繁之“精进式”，比如铜器上的夔纹、蟠龙纹、虬纹等；一种是由繁趋简之“堕落式”，比如铜器上的“牺首”纹、玉饰中的“饕餮头”形乃至“石敢当”、兽面瓦等。
《说鸱尾——中国建筑装饰上图腾遗痕之研究》发表于《留日同学会季刊》1945年第6期。这篇文章中，孙作云对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上经常出现的鸱尾造型作了考察。按照通常的看法，鸱尾的原型为凤鸟，孙作云却认为，“鸱尾”实际上是对“蚩尾”的讹误：由于音误，古人错将“蚩”写作“鸱”，后来的人便以之为鸟，因此才有鸟首或鸟羽造型。根据他的追溯，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蚩尾的记载，最早出自东汉赵晔所著《吴越春秋》之四《阖闾内传》：“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鱙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虽不能说越地是鸱尾的发源地，但至少可以说越地盛行蚩尾。所以越人勇之尚保存关于蚩尾的较原始的传说和意义。”[7]524问题是，为什么会在越地盛行这种建筑装饰？孙作云依然从图腾信仰的角度对之作出解答，并举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柱”作为参证：“我们知道越人自称为大禹之后，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封于会稽以奉禹祀。而我说夏禹是蚩尤之后，其民族以蛇为图腾，那么在屋顶上所建置的两龙角不是和他们所崇拜的图腾有关系吗？这种在屋顶上特有的建筑装饰其先或立于门前，类似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柱’（Totem Pole），其后才移于屋上，以为装饰，兼取其水火相胜之意，以避火灾，这样便构成后代蚩尾的意义了。”[7](P524)通过图像学的比较分析，孙作云进一步认定蚩尾为饕餮纹与夔纹的演化形态。
我们试想我们的古人为什么要把乌与日混为一谈呢？为什么不说骆驼或黄牛驮着太阳在天上慢慢走呢？我以为这大概就像澳洲土人的例子一样，就是把日头当作此族的副图腾，其主图腾为乌，其副图腾为日。到后来因为社会进化了，图腾崇拜停止了，人们遂将错就错地把记忆与传说之中的乌与日的关系混而为一，便说日头是乌鸦，或说日中有三足乌。如澳洲土人说日为袋鼠，月为鳄鱼一样。[9]613
此外，孙作云还对古器物上的羽人图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进行了考察。在他之前，胡厚宣、闻一多曾先后提出楚民族源于东方的观点。孙作云在此基础上作出推论：楚民族可能与源自东方的殷民族为一系，因而《楚辞》中所包含的神话思想属于东方系统，《楚辞》中的神话传说与《山海经》、《淮南子》亦为一系；既然《山海经》里有羽民或鸟民的记载，《楚辞》中也应当有相应的记载。孙作云首先注意到《离骚》中的游仙部分，认为其中虽未直接写到羽人，但主人公的乘鹥飞升与羽人图像及神话同为图腾观念的体现：“简单地说起来，就是因为鸟种族（Bird tribe）的人，为了与鸟图腾同一化，要学鸟的动作，又相信死了以后要变成鸟，基于这种原因，所以在后代才发生人要变成鸟（至少是一半变成鸟）或骑着鸟就可以飞升的观念。不用说图像上的鸟人图，神话中的半鸟半人的怪物，以及文学上这种飞升思想皆是这一种制度或信仰的三个不同的方面的表现。”[9](P589)不过，孙作云更为重视的，则是《远游》中关于羽人的直接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通过一番仔细考辨，孙作云得出“丹丘”位于成山（今山东半岛尖端）的结论。在古人心目中，这一地方也是日出之地。至此，孙作云又回到了前面已讨论过的猎壶上的鸟人图问题：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在鸟人旁边铸一个黑点？他认为，这正是由于“仍羽人”须在“丹丘”的缘故：“丹丘为日所出之地，实即等于‘日’，所以后人即使在铸器上，也像文字修辞上一样，对于这一点不许遗漏，而必需连类及之，这样就成了猎壶上‘羽人’旁边的黑点（日—丹丘）了。所以，《远游》篇这一句——‘仍羽人于丹丘’，不但直接触及《山海经》的‘羽民’，而且间接触及了猎壶上的‘羽人’。”[9](P596)不过，问题到此似乎仍没有结束：为什么“仍羽人”须要在“丹丘”？这里再次涉及中国古代的图腾信仰问题。孙作云注意到，澳洲土人的图腾崇拜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氏族图腾之外，往往把自然界的一切物象分属于氏族图腾之下予以崇拜，这些被崇拜的自然物象即人类学家所谓的“副图腾”。从中国来看，类似的现象也存在。比如，以鸟为图腾的东夷，同时又以日为副图腾，其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关于“三足乌”的传说。孙作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排比，认为这一传说的较早形态应该是《山海经》中“十日皆载于乌”的记载，后来才演化为“日中有三足乌”的传说，从而得出结论：
有了上述认识，再来审视猎壶上的羽人图，便会有新的发现：图中的鸟人长颈乌喙，长翼，显然是一只乌，其近旁的黑点则为日。据此可知，猎壶上的羽人图与汉画像石及汉以后壁画墓中所绘的日中三足乌图，当属于同一系统。换句话说，猎壶上的羽人图是后世日中三足乌图像（传说）的原始形态。
消防中介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也能带来许多优势。 第一，消防中介组织能够给予政府技术上的支撑，由于消防安全问题日趋复杂化，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公安部门的技术难以满足当前变化多端的环境形势，需要依靠消防中介组织的先进专业技术，才能更大程度杜绝安全隐患，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第二，对于消防监督执法部门而言，借助消防中介组织的力量，通过合理有效的管理，可以弥补当前消防监督力量不足的局面。
由于物体具体滑落没有固定时间，一旦线路重合时，物体还没有脱离输电线路，保护装置将视其为永久性故障，导致线路重合失败。
三、结 语
毋庸讳言，孙作云从图腾理论出发，对中国古史传说、戏剧起源等问题所作的阐释，明显具有很大的想象成分。后来的研究者如刘锡诚、朱仙林等，都曾指出孙作云对于图腾理论的“泛化”。① 参见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3页；朱仙林：《孙作云图腾神话研究解析》，《民族艺术》2011年第2期。 其实，孙作云本人对此并非没有察觉。在《说羽人》一文中，孙作云便说过：“我们对一切上古的问题都是试探的性质，即使说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9](P629)笔者以为，这句话应当不仅是针对此文中的具体问题（即“秋千戏”的起源）而发，也是孙作云对自己古史传说研究的一种辩护。诚然，古史传说沓渺难稽，后人的研究不啻是一种“猜谜”。不过，如何在展开“大胆想象”的同时，又能将之约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不仅是对神话图像研究的考验，也是中国现代学术长期面临的一道难题。应当承认，孙作云利用古器图像、神话传说及其文学表现互相参证的研究方法，确实突破了传统文献考据的局限，因而给文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约半个世纪后，国内学者提出文学人类学“四重证据法”，即综合运用传世与出土文献资料、民族志资料以及图像、实物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反观孙作云的上述研究（尤其是最后一篇文章），便会发现，“四重证据法”在其中已有初步的体现。
参考文献：
[1]闻一多.致孙作云[M]//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孙作云.说龙凤——读闻一多先生《龙凤》篇[M]//孙作云文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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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作云.中国古代图腾研究[M]//孙作云文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7]孙作云.说鸱尾——中国建筑装饰上图腾遗痕之研究[M]//孙作云文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8]孙作云.饕餮考——中国铜器花纹中图腾遗痕之研究[[M]//孙作云文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9]孙作云.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其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M]//孙作云文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Totem Theory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History:A Study of Sun Zuoyun's Mythological Images
SU Yongqi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128,China)
Abstract: Sun Zuoyun is one of the early scholars who studied Mythological Images in th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In the 1940s,Sun Zuoyun published 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Mythological Images of unearthed artifacts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such as The Study of Gluttony,The Talking of the Owl Tail,and The Talking of the Feather Man.Furthermore,the study of mythological imag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un Zuoyun's“re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history”with totem theory.The mythological images left over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re not weird fiction and imagination,but the counterparts of specific totem beliefs in Sun Zuoyun's theory.
Key words: Sun Zuoyun；totem；mythological images；re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history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9）05-0010-05
收稿日期： 2019-8-15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学人类学中国范式与中国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9J018）；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本土传统与西学资源研究”（项目编号：17JK0632）。
作者简介： 苏永前（1978～），男，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神话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