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尔富尔危机透视气候变化下的生态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论文,透视论文,气候变化论文,冲突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全球变暖尚存有争论，但气候因素在过去几十年在某些地区的确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影响了当地的自然、人文面貌。环境因素正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治理过程，成为考虑发展问题时不能被忽视的方面。达尔富尔问题就是本世纪初一次凸显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区域尺度上的生态危机。与苏丹内战中明显的宗教差异、南北隔阂不同，达尔富尔地区的农牧民大多信仰伊斯兰教，长久以来以不同的劳作方式繁衍生息在苏丹西部，他们的冲突不是源自信仰的对立，而是更多地与资源争夺相联系。土地退化、资源环境恶化，扩大了农牧民之间种族（血缘）和生产生活方式（地缘）上的罅隙，使之成为对立双方彼此区分的标准。如果抛开种族因素，这场引起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地区冲突始于土著居民与外来生态移民矛盾激化和对抗升级，苏丹政府采取的一些举措未能使之得到有效制止，反而导致危机国际化。本文将从危机发生的自然背景（萨赫勒地区气候变化和长期干旱）和人文背景（苏丹内战、民族历史和独立后的国家建设）分析入手，探求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资源冲突的驱动过程和解决途径，以为其他国家农牧交错地带的治理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达尔富尔危机的演变过程
达尔富尔危机始于2003年2月，以当地黑人居民开展反政府武装活动为开端，在随后的对抗中武力不断升级。追溯这场冲突的矛盾根源，是达尔富尔的环境难以承载本地居民与外来生态移民的共同需求，由此引发双方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危机的演进过程如下图所示。
达尔富尔危机的演进过程图
自然环境变化是最先对当地经济系统施压的外部影响因素。20世纪后半叶，受热带海洋洋面温度异常的影响，萨赫勒地区气候波动频繁，对这一地区仰赖自然环境的农牧业生产造成灾难性后果。①由于降水持续偏少，达尔富尔农耕区作物产量显著下降。同一时期，撒哈拉沙漠边缘南移，迫使牧民南迁，进入到农耕生产地带。因而，传统的农牧地域格局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出现改变。一方面，由于最近一轮干旱气候剧烈而持久，牧民不能像以往应对短时环境压力那样很快重回牧场，同时在牛、羊肉出口的刺激下，牧民有扩大畜群的冲动。另一方面，农耕生产显然不可能对新增需求做出迅速调整。由此，原来资源共享的局面随着牧民滞留时间的延长和迁入人口的增加而被打破。这时人均粮食占有量是一个关键指标，如果当地储备不足，为避免粮食危机就需要外部提供支援。不幸的是，苏丹政府无力供给赈灾物资，国际援助还要等待很久，而且本地庄稼收成的前景尚不乐观，事态的紧迫性使粮食增产等长效措施难以奏效。达尔富尔这一地区在短时间内不能实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农业危机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资源争夺。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资源占有量命运攸关，冲突难以平息，武力争夺成为利益不可协调时的非理性选择。
达尔富尔危机的自然与人文原因
（一）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
1.萨赫勒带气候及地表植被变化 达尔富尔危机是在萨赫勒地区干旱一再反复的背景下发生的。萨赫勒带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是热带沙漠向热带草原的过渡带，涵盖苏丹中部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该地区降水连续低于平均值，引发干旱，同时人类的反馈作用扩大了降水的波动效应，加剧了干旱的持续。1972～1973年灾情达到顶峰，之后降水逐渐增多，但1983～1985年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受其影响，沙漠边界显著南移。此后不久，萨赫勒地带在1991～1992年又开始出现干旱。90年代中后期，萨赫勒地区植被状况有所改善，但在进入新千年后又重现干旱迹象。
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对北赤道地区的大西洋气候波动有强烈影响，如果恰与强潮汐周期重合，就容易引发北非地区的干旱。②与厄尔尼诺现象和潮汐强度变化的周期波动规律相对应，干旱的重复是北非降雨量年际变化剧烈地区气候特征的一部分，而非异常事件。同样，干旱过后的雨量回归正常水平，也不能视为问题的解决。③
长期承受的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风险，对于达尔富尔的农牧生产一直是严峻的挑战。任何外在诱因的成熟，都可能打乱当地生产生活的资源供给链条，引发内部冲突。
2.农牧交错带地理条件的限制 达尔富尔地区具有典型的农牧交错带特征，生态环境脆弱多变，除自然自身演变以外，人类经济生活也会影响自然植被的变化，进而使农牧交错带发生南北位移。此次达尔富尔危机的爆发与该地区的地理属性密不可分。
苏丹位于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境内气候界限不明显，基本呈东西带状分布。降水量从最北端年均不足25毫米递增到最南端2000毫米以上，相应的自然带从热带沙漠向南过渡为热带草原、热带森林。除红海山脉东麓及沿海以外，苏丹北部为沙漠气候区（北纬19°以北），中部为季风气候区（北纬19°～北纬9°），南部为赤道性气候（北纬9°以南）。如果没有充足水源，首都喀土穆（北纬15°37′）以北地区不能发展种植业，也难以放牧。④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农牧业生产都受到很大的地域局限。作物种植主要集中在河谷等靠近水源的地方。牧业发展受制于植被、虫害的季节移动，大多采用游牧方式。从纬度看，达尔富尔（北纬20°～约北纬10°）地区从北苏丹南部延伸到中苏丹，兼有荒漠和草原气候。其北部分布着放牧骆驼的卡巴比什、柏柏尔和扎加瓦等部族，中部马腊山区聚居着从事定居农耕的富尔人，南部白卡尔人主要从事牧牛经济。农民一般在山上修造梯田，采用轮作的粗放耕作方式。由于北纬18°以北难以提供足够的牧草，北纬13°以南的水湿环境滋生蚊蝇，威胁人畜安全，北部牧驼人在其间游牧，⑤途中会穿越中部农耕区。由于很少种庄稼，除肉、奶以外，牧驼人需用骆驼或羊换取其他食物，和当地农民有商业往来。若发生纠纷，一般请部落酋长出面协调解决。
总的来看，达尔富尔地区的经济活动受制于雨量差异，农牧民形成了相对固定、相互交叉的生存空间，呈现出清晰的地域格局。三大群体的自力更生和彼此间有限贸易是地区经济的平衡所在。具备强大历史惯性的社区结构往往过于固化，难以应对新变化。气候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颠覆达尔富尔传统农牧业地理分布格局的外部力量。持续干旱对农牧交错带南北摆动的影响使人口被迫集中在中部狭窄的农耕区，农牧民的生存空间大大重叠。激增的人口密度很可能使环境负荷超出了其脆弱的承载限度，进一步加剧资源压力和环境退化，更易促发冲突。
（二）人文社会方面的原因
环境变化的影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系统对外界变化的反馈过程。气候变化可以作为地区冲突的诱发因素，但并不直接构成这种结果。除自然因素以外，诸如农业开发、政治等因素对萨赫勒地区干旱的影响不应被低估。从达尔富尔危机的进程看，事件发展的关键是能否避免农业危机的发生，而这要看当地经济系统抵御环境风险的能力。萨赫勒地区剧烈的气候波动已是明显的事实。⑥这一地区降水量常年小于蒸发量，作物种植需要靠灌溉来弥补雨水的不足。由于受设施和农业技术的局限，达尔富尔农业的产出效益严重依赖于自然作用，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弱。直至20世纪80年代，轮作制仍然是苏丹草原带（北邻萨赫勒地区）的主要耕作方式，不仅造成浪费，也容易引起土壤侵蚀和肥力减退。另一方面，为躲避萃萃蝇等虫害瘟疫，牧民长期采用季节性游牧的消极防病方式，草场利用不尽合理，过度放牧和草场利用不足同时存在。⑦由此，当地的生产方式不但无力规避大范围的自然灾害，也抑制了农牧效率的提高，难以实现社会财富的稳定积累。如果连遇灾年，生存挑战就迫在眉睫。达尔富尔危机的发生缘起自干旱对农牧生产的影响，但其延续和扩大却是内在的根植于物质生产基础的薄弱与动摇，然后波及社会活动的其他方面。
达尔富尔自身治理能力的局限是历史长期积淀使然，既有殖民时代的阴影，也有现代国家建设中新生成的影响。
1.历史遗留因素的后果 (1)殖民时期南北分治的影响。苏丹的社会发展在殖民地时期留下了诸多隐患，治理结构的先天不足为后续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中地区隔阂尤显突出。英帝国曾于19世纪70年代初渗透到尼罗河中上游地区，并在镇压马赫迪起义后以“英埃共管”的名义在苏丹建立殖民统治，在随后半个多世纪人为制造了苏丹南北的很多矛盾。⑧南北隔阂严重地阻碍了苏丹民族国家意识的成长，并为日后内战埋下祸根。苏丹第一次内战就起因于南方赤道军不愿到北方换防而引起的哗变。此外，北方为消除地区语言、宗教差异而进行的阿拉伯化运动激起南方不满，屡起战端，成为苏丹国内难以弥合的裂痕。经济实力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也影响了落后地区人们在政府中的作用，致使苏丹北方政治势力强大；地区政策倾斜明显，加剧了区域矛盾。达尔富尔危机虽不属苏丹内战范畴，但难以脱离国内战乱的影响，且同样是落后地区居民为争取资源权益而爆发的区域冲突。这一地区发展滞后的渊源也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时期的长期被忽视。(2)天文线疆界的负面效应。疆界问题增加了苏丹国内治理的困难。北纬15°40′以北的苏丹西北疆界是按天文线划定的，却没有考虑到自然和人文状况的地理联系。达尔富尔正处于这一地区。这种不具备通常地理学意义的政治边界，既不能满足新独立国家捍卫主权和国境的要求，也对政府权威产生挑战。很多部族每年要越境迁徙，千百年形成的游牧路线更使人们遵从习惯，以致对不设防的疆界置若罔闻。更为严重的是，普遍的迁徙现象使走私、潜逃和越境抢劫等都难以控制，纵容了越境的不法行为。⑨由于同一部族往往分割在不同国家，一旦发生事端，容易引起邻国的关注和介入，扩大事件的影响范围。因此，达尔富尔危机的国际化与天文线疆界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2.民族整合和国家建设方面的影响 (1)民族整合的不完善。生态迁移如果限定在同一文化地理范围内，则至多只会发生资源冲突，而非种族冲突。只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自己和他者的认识才会成为各自联盟、分化对立的条件。因此，达尔富尔种族冲突的发生是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地区民族整合不够充分。从苏丹居民的分布看，北纬11°～12°一线以北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或阿拉伯化的其他居民，由于他们长期与黑人通婚相互之间肤色会有差异。该线以南多数为黑人，体形和生活方式上与北方居民差异很大，大部分是多神教徒，只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和基督徒。⑩历史上，苏丹北部由基督教向伊斯兰教的更迭过程（参见表1）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融合。近代苏丹的民族起义、资本化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深化了这一过程，到19世纪末苏丹各大城市开始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地域和文化的北苏丹民族。(11)当苏丹人民团结在民族解放旗帜下之后，一个民族国家实体的苏丹才最终出现，但苏丹的独立过程是相对和平的，未经历民族主义号召下的浴血抗争，因此，仍面临进一步民族整合的任务。然而，苏丹独立后现代化进程缓慢，广大人民没有摆脱贫困，新生国家的建设过程未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民族热情和实现居民之间观念与情感上的接近，民族融合未得到深入推进。(12)
(2)独立后国家建设的失误。苏丹是一个传统农业国，至少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收成直接决定了苏丹百姓的生计水平和福利状况。作为苏丹大部分民众赖以为生的基本资源，可利用土地质量、数量上的显著变化对基层民众生活的冲击相当大。因此，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严重地影响了苏丹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然而，苏丹政府长期对农业投入不足，尽管近年来重视农业发展，但农业的投资量仍然不足工业领域的7%。(13)
受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苏丹经济发展缓慢，但其资源条件是比较优越的。该国境内约1/3的国土可作耕地，目前仅开发20%，大量可耕地被闲置。此外，该国牧场面积达24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约为25%，尚有大量农林、畜牧资源待开发。(14)包括尼罗河在内的多条河流为农耕提供了良好的灌溉水源，苏丹传统上大宗出口的农产品有棉花、芝麻、花生、阿拉伯树胶，以及畜产品牛羊肉等。此外，该国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目前已探明的矿藏有铁、铬、铜、锰、金、银、铀等，其中铁矿储量约3亿吨、铜矿900万吨、铬矿70万吨、银矿约900万吨。苏丹的石油储量十分可观，地质储量在100亿桶以上。(15)在中国的积极帮助下，苏丹于1999年实现石油出口，不但扭转了长期石油进口的局面，也使经济状况好转。(16)遗憾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没有给苏丹人民带来富裕的生活，却成为武力斗争中的新焦点。受本国资金技术的限制，苏丹的石油开发、管道建设，以及提炼加工都主要是由外国公司完成的。外国公司的作业人员和设施为此常受到反政府武装的袭击，最早在苏丹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雪弗龙和道达尔公司就因此撤出在苏丹的业务。如何分配资源开发的收益在苏丹国内仍是一个问题。
农业领域的利益分配也面临严重的不合理问题。土地所有权在殖民地时期主要由各部族掌握，独立后土地收归国有。20世纪70年代随着农产品贸易的兴起，苏丹出现一轮机械化农场的圈地运动，且由于经营粗放，农场扩张由北方延伸到南方，造成土地大面积退化。(17)游牧民传统的迁移路线由此受到破坏，被挤出草地的游牧民开始大批向其他地区迁移，导致国内移民数量激增（参见表2），涌向城市的人很多成为流浪者，另一些则成为其他族群聚居土地上的外来者。随着外来者的增多，最初友善的空间共享难以为继，演变为双方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国内治理政策的不合理，尤其是分配制度的缺陷，降低了人们面临外部变化时的选择余地。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效率）的迟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退化问题，也能够回答达尔富尔为什么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会发生如此烈度的危机。
结论
达尔富尔危机可以简短地描述为：“外来生态移民与土著居民争夺生产、生活资源”，其背后的推动因素是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退化，本质上是一场农业危机，是一国内部治理问题国际化的产物。该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发展。旱灾或许不可避免，但并不必然导致饥荒。相对于20世纪自然条件最困难时期，苏丹已经具备较优越的治理条件，石油财富也扩展了可供选择的政策空间。加大农业投入、提升生产力水平并改善资源分配制度，将帮助苏丹政府缓和内部矛盾。从长时间尺度看，人类对环境压力的反馈效果最终取决于经济生产潜力。气候变化导致的外部压力也可能加快生产潜力的释放过程，迫使人们走向集约化道路，找到与新环境相适应的活动方式。
基于生存权利方面的考虑，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资源，这种要求应视为是正当的。因此，达尔富尔危机不适合运用是非判断来看待，因为冲突双方都有无奈性。外来生态移民对土著居民的驱逐不同于开疆拓土的帝国式扩张，而是基于对生存资源的分配要求；当外来生态移民的要求受阻时，其回旋的余地有限，容易选择极端方式。基于同样的原因，生态冲突的解决更为困难，但我们也应看到，理性的生态难民应该有效地控制欲望。
全球气候变化是否是一种长期趋势尚无定论，但气候变暖的影响很可能在今后几十年里继续扩展。由于诱发达尔富尔危机的因素在相当广阔的地域上仍将存在，类似事件难说不会重演。我们应该看到，治理性质的问题是不能诉诸暴力来解决的，国际层面的制裁和谴责也无助于最终解决问题，而是应该充分考虑当事国的复杂形势和困难，并现实面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人道主义危机地区既需要紧急的物质援助，也需要长期的发展规划。这对于一个物资、技术匮乏的国家是难以办到的，但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可以实现。
注释：
①See Mohamed Suliman,Civil War in Sudan: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Degradation,Institute for African Alternatives UK,Environment and Conflicts Project,1995.
②参见杨冬红、杨学祥：《强潮汐南北震荡型的厄尔尼诺决定非洲干旱》，http://www.envir.gov.cn/forum/20068582.htm.
③See K.Tilahun,"Analysis of Rainfall Climate and Evapo-transpiration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of Ethiopia Using Data over the Last Half a Century",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Volume 64,2006,pp.474-487.
④参见［埃及］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西亚德、穆罕默德·阿布德·基纳·苏奥迪著；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苏丹地理翻译组译：《苏丹——自然状况、人口结构和经济建设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0～56页。
⑤参见［法国］皮埃尔·古鲁著；蔡宗夏、刘伉译：《非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9～262页。
⑥See Ping Chang,Yue Fang,R.Saravanan,Link Ji and Howard Seidel,"The cause of the fragi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cific El Ni 
and the Atlantic Ni o",Nature,Volume 443,21 September 2006,pp.324-328.
⑦参见申维丞：《中西非苏丹草原的农牧业结合问题》，世界地理学术会议论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图书馆资料室藏，1981年9月。
⑧英国殖民当局在苏丹“南北分治”的主要措施有：(1)对南方封锁。北方商人未经官方批准不得进入南方；南方居民也无权到北方去。(2)在南方传播基督教，办教会学校，把英语作为南方的正式语言和学校教学用语，限制使用阿拉伯语；在北方对伊斯兰教任其发展。(3)将南方划分为3个行政省，可与乌干达和肯尼亚单独往来，并策划组建地方军事武装——赤道军。在北方引入文官治理，但在南方保留了被削弱的部落首领统治。(4)关注北方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投入，忽视南方发展，坐视南北社会经济差距的拉大。(5)殖民统治后期，南方各省省长单独开会，不再出席喀土穆的省长年会，并在南方另设总督。苏丹独立前夕，英国只与北方代表谈判，把南方代表排除在外。
⑨参见［埃及］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西亚德、穆罕默德·阿布德·基纳·苏奥迪著；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苏丹地理翻译组译：前引书，第1～6、50～56页。
⑩参见［苏联］N.N.里亚比诺夫著；亚哲译：《苏丹》，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
(11)［苏联］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斯米尔诺夫著；杨郁华、邓思慈译：《苏丹》，载《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15页。
(12)参见刘辉：《民族主义视角下的苏丹南北内战》，载《世界民族》，2005年第6期，第17～26页。
(13)张益俊：《苏丹农业希望牵手中国》，载《国际商报》，2007年2月6日。
(14)http://www.99sj.com/Article/3938.htm.
(15)贺文萍：《苏丹：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载《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06年第1期。
(16)参见吴富贵：《苏丹的自然环境与石油工业》，载《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4期，第31～33页。
(17)参见姜恒昆：《保持统一还是走向分裂：苏丹内战研究》（博士论文），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馆藏，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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