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大众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4-0045-06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过渡，文化领域的一大景观是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经济领域则是市场大潮拍岸而来。这两者似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作为基础当然是决定性的因素，起着制约的作用。但文化也非常重要，政治思想领域的变化也不可缺少。例如，市场大潮的兴起固然有其自身内在逻辑，但人的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小平南巡讲话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精英文化的衰落也同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有某种关联，当然只是契机的作用。政治与文化的变化必须在社会经济中找到呼应和支撑。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总之，那股以启蒙为己任，以改革为号角，以居高临下唤醒大众主体意识为鹄的，从而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伴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洪流而生，在风云激荡的80年代纵横驰骋，但最后风头出尽，盛极而衰。昔日的启蒙骁将偃旗息鼓，或远渡海外，或从政经商乐不思返，或钻到故纸堆里不愿出来。与此同时，昔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却乘机崛起了，而且声势日盛，大有压倒一切取而代之的气势，精英文化则雄风不再。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一次深刻的转变，其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迄今仍在继续。
市场大潮的兴起
市场大潮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有历史意义的现象，其深远影响也许很多年以后才能充分看出。此前的中国经济主要有两大传统，一是自然经济，二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虽古已有之，但一直不发达。重农轻商，重本抑末，既是历史的传统，也是历代封建王朝奉为信条的既定方针。即使是建国以后，也是自然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特别在农村。而城市主要是计划经济居支配地位，当然主要在1956年以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工矿企业清一色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质是公有制或国家公有制，国家机关根据计划设想的社会需要下达生产任务，调节分配和流通。但其实社会经济是一个无限复杂的开放系统，特别在当代，设想用一个详尽无遗的计划把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事无巨细统统纳入预定的轨道，肯定会陷入空想，除非有拉普拉斯式的精灵或妖精存在才可能驾驭。但妖精之事本属虚妄，拉普拉斯今天已成为机械决定论的代名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已经把社会搞得全无生气。人心思变。当然，变不是不要计划，当代社会即使是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以后也知道要有宏观调控，但那是市场已相当发育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的市场从未充分发育，上述两传统又积淀深厚，要实现现代化和跟上世界潮流，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就更为迫切。因为只有市场才能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充分的信息、动力和人才，合理配置资源。但中国的国情是意识形态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计划经济即属于这样的理念。过去对此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思想解放的洪流和实践标准的讨论已为此提供了可能。更何况还有邓小平的重要指示，特别是1992年南巡讲话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衡量姓资姓社的标准，终于为冲破禁锢提供了强大推动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国情下小平的话仍一言九鼎。这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看，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的因素已经在到处发展，并显示其优越之处。农业产品的商品率越来越高，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城里的企业也得面向市场，还有很多个体的民营的企业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而在市场经济之中如鱼得水。正是它们为日后市场大潮的崛起奠定了雄厚基础。上述诸方面因素结合到一起，终于促成90年代市场大潮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时至今日，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不可忽视，不可抗拒。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的影响可以说至深至巨，精英文化衰落与大众文化兴起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精英文化的衰落
90年代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精英文化衰落。过去，精英文化一直处在话语的中心，士大夫知识分子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承担者和价值观念的捍卫者。即使在有的朝代他们遭到排斥，那也只是个别权势人物的一时之举，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与观念的承担者的地位仍无可替代，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文化对之作出有力的挑战。士大夫作为知识精英也勇敢地负起了自己的责任，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将以斯道觉斯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道统”与“学统”，都充分表现了他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知识分子即使处逆境，居陋室，一瓢饮，也如孔颜乐处，因为他们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即有道统作为精神上的支撑；学统则提供知识和学理上的资源。而大众也的确对这两大传统又敬又畏，即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普通百姓是没有什么自己的立场的，就像那随风倒的墙头草。君子士大夫则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风的责任，把自己的思想观念适时地向草吹拂。甚至君王们对之也有几分敬畏之心。当他们发现这些观念的传播不仅不会危及反而可能有利于自己统治时，也奉儒家为正统，封死去多年的孔子为空头素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直到五四运动把矛头指向孔家店，它才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但受到挑战的是儒家的观念，而非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承担者和代言人的地位。换言之，精英知识分子仍居文化的中心，不过由于时代变化，占主流地位的是一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传播西方启蒙的理念，如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有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即革命的理想。这两种观念的差别当然很大，强调重点也各有不同，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地位则一，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仍无根本的改变。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写出的作品往往万人捧读，洛阳纸贵，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还有《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都曾产生轰动性的影响。刘心武说自己曾是很中心的人物，确乎如此。那个时候的文学书籍动辄印上几十万，上百万册也很平常。哪像现在，除了复习材料，印几万册就算不错了。
90年代情况急转直下，因为文学，这里说的当然主要是精英以卫道言志为己任的严肃文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在急剧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大众也就有了市场，也就有了钱和生命。许多刊物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垮了。还有许多“老大嫁作商人妇”，生存了下来，有的已经发达。如有人对以前曾登过不少好文章的南京《青春》杂志沦为地滩文学大惑不解，说“《青春》杂志怎么啦？”其实这正是当前精英文化衰落和大众文化崛起的一个缩影、佐证和象征，精英从主流退居边缘，文学在市场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
记得数年前《文学报》曾登载过这样两个故事。一是说有四个毕业自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大学生几年前分到同一单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热爱文学。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为一个作家常争得声嘶力竭。深夜他们在唯一亮灯的办公室坐着谈着，颇有点“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味道。半夜从某个人家里出来，越想越觉得生活有奔头，如珠妙语在彼此刺激下随着才思不断迸发。但最终随着时间推移和市场大潮冲击，他们忽如鸟兽散。一个中文系的去了美国，一个历史系的当了处级干部，权力不小，但整日事务缠身，再无谈文学的雅兴。一位下了海，钱赚了一点，但同样的忙。只剩下一位捧着莎翁的《哈姆雷特》，茕茕孓立，形影相吊。这大概就是文学爱好者的当代境遇。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20多岁的安徽农村姑娘，爱读书，尤对鲁迅与沈从文着迷。她看书看得越来越兴奋，也越来越孤独。她家里很穷，爸妈不停地叫她干活，但她不愿干，看谁也看不惯，看谁也俗气。她不想同人说话，别人也不理解她。她觉得生活既美好又悲惨，美好是别人的，悲惨是自己的，世界好像是一个既吸引她又拒绝她的神秘之境。于是她一个人来到上海，可是到了上海也没找到人同她谈鲁迅……
这两个故事不要什么注解了，文学爱好者乃至精英文化的命运已昭然若揭：如果不能融入当代生活，必然会遭到生活的拒绝。由此不难理解，80年代曾不断产生轰动的新时期文学为何至90年代突然偃旗息鼓。这个现象正如文学家冯骥才所描述的：
不知不觉，“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淡薄。那个曾经惊涛骇浪的文学大潮，那景象、劲势、气概、精髓，都已经无影无踪，魂儿没了，连那种“感觉”也找不到了。何必硬说“后新时期”，就当明白地说这一时代已然结束……“新时期文学”……使命也已完成。
“新时期文学”以它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魁力……吸引了成千上万读者。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作家一同思考，到寻根文学、实验文学，与作家一同审美或审丑。“新时期文学”拥有属于它的雄厚的读者群。每一文学运动都离不开信徒般的读者推波助澜；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有着特定的阅读兴趣和审美内涵。如今，“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已然涣散，星河渐隐月落西，失去读者群的“新时期文学”无疾而终。
一年来，市场经济劲猛冲击中国社会。社会问题性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等变化剧烈，改变着读者，也改变着文学。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作家面临的压力也不同了。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是奋力争夺自己，现在则是如何保存自己。一切都变了，时代也变了。
时代终结，作家依在。他们全要换乘另一班车。但是下一个时代未必还是文学的时代。历史上属于文学的时代区区可数，大多岁月甘于寂寞。作家将面临的，很可能是要在一个经济时代里从事文学。一个大汉扛着舢板寻找河流，这是我对未来文学总的感觉。[1]
冯先生的论述很精彩，但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其意义恐远非此十年，也远非一个短短的文学时代，而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即精英文化衰落与大众文化崛起。春江水暖鸭先知，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感性显现最直接最敏感也最迅速地反映了这一变化。其他属于精英文化的东西，如哲学等人文科学也同样出现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化，不过因为在社会上影响相对较小，不那么引人注意罢了。例如，在哲学领域出现众所周知的“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工作者相对贫困乃十分自然之事，因为哲学烤不出面包。虽然据说它能够“提供上帝、自由、不朽”，但这些东西毕竟有些玄虚，大众更关心“实”的东西。即使哲学家也须混饱肚子以后才能谈天说地。古希腊的哲学家因为有奴隶劳动才能徜徉在逍遥道上谈公义，讲至善，论述世界的本质。古代社会后期和中世纪前期基督教盛行，人们关心出世也是因为此岸生活了无乐趣。不像现在，诱惑多多，此岸享福还来不及，哪顾得上死后种种。不错，改革开放前哲学曾在社会上走红，但那实不能说是一种正常情况，而只是极左路线宣扬空头政治的需要，哲学被当作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沦为替极左政治论证的工具。80年代这种情况当然有了根本的改变。哲学于是从天上降到人间，甚至在人间也饱受冷遇。普通人不关心抽象思辨的哲学问题，对形上的东西没有兴趣，虽然在大专院校的课堂上政治课依旧，但效果甚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这对哲学发展未必是坏事，真正的哲学只有摆脱对政治和权力的依附才能发展，在当代还要摆脱对市场与金钱的依附。但是，要取得社会的关注和居于文化的中心地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受冷落和遭贫困几乎是哲学工作者的宿命，甚至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是如此，要搞下去就必须耐得住寂寞。这样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真正有志于哲学等人文学科的人会留下来，这对学问的发展和净化无疑是件幸事，坚持下去，说不定能搞出真正有哲学意识和原创性的著作出来。但另一方面，人不可能生下来就注定成为哲学家。绝大多数人都是可塑之才，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不过由于后天影响和个人不同机遇，才选择了所操之业。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不向某行业倾斜，或对之极不重视，那么优秀人才就很难为之吸引，长此以往，就难逃衰颓之势。也许，当前学界对精英文化衰落的远虑近忧正在这里。
大众文化的崛起
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精英文化的衰落是意义同样深远的现象，也许还更大些，因为它代表现在，说不定还代表未来，至少部分如此，而精英文化的兴盛则属于过去。
所谓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以娱乐为主要功能，并辅之以现代传播手段和经营、生产方式的文化。大众过去就有，文化也与历史同在，甚至大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化也一直存在，但不占主体地位，更未同现代的经营和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因此，真正意义的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我国主要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兴起的。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有着一系列的历史条件。
首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从政治的角度看表现为非神化，非宗教化。这里说的神化和宗教化都是一种借喻。事实上与西方民族相比，国人的宗教感历来都不强。但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多方面的引导，群众对革命信仰确实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对领袖则有着近乎对神一样的崇拜。其产生的恶果已众所周知，无需多说。因此改革开放后破除个人迷信和偶像崇拜构成了社会世俗化的第一步，也可以说第一方面，虽然更大的变化还在其后。价值追求与生活方式从理想到现实，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性到感性，就属于这样的更大的变化或世俗化。其集中表现是从禁欲主义到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或大胆追求现实的幸福与感性的快乐。过去除对领袖的神化崇拜以外，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高于一切，个人与之相比真是既渺小又卑微。除了顶礼膜拜以外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个人只有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组织和整体的目标，自己是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利益和要求的，事实上是过着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要求实现现实幸福的世俗化潮流，这与西欧文艺复兴有某种类似，虽然在细节上有很多差异。陶东风先生认为中西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不同，从90年代看有些道理，80年代似乎不能这样说。
其次，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为大众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氛围。过去，极左路线束缚着人们的精神，脱离政治被视作极大的恶，而政治主要被理解为革命事业和阶级斗争，轻松娱乐一律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应予摒弃。在此情况下大众文化不可能有什么独立自在的意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这些禁锢，人们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才有了日后大众文化的一番繁荣景象。
另外，还有市场推动，利润动机，文化产业的兴起，现代科技手段和传播媒介的作用等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均是推动当代社会大众文化繁荣的强大动力，因篇幅关系不一一细述。
具体说来，大众文化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通俗性。大众文化通俗易懂，因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其实俗文化什么时候都有，但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上升为文化的主流。而且俗与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如《诗经》中的许多爱情诗在当时无疑是通俗的，如今是标准的雅文化和严肃文学。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现代派文学在当时不登大雅之堂，如今已为学院派所接受。在我看来，大众文化所“通”的“俗”，除通俗易懂外还有这样几层含义：世俗、媚俗、庸俗、鄙俗。
世俗主要指俗人的追求，即普罗大众和平民百姓的爱好与追求。这种追求天生是倾向于感性的，爱好感官欲望的满足。欲望有很多，感性的东西也五光十色，但落到实处主要是钱和性。钱能买到所有这些能满足感官欲望的东西，性则是最强烈最刺激的感性对象。大众文化纷纭万象，不离其宗，钱与性，此为世俗的焦点，大众关怀的所在。这些东西并不绝对就是坏的东西，追求感性的快乐实乃植根于人性深处的追求。禁欲主义时代几乎摒弃所有的享乐，实是违背人性的行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曾肯定人对感性世界的全面占有，这种占有是实现完整的人性之需要或体现。问题在于不能强调得过了头，不能用此否定理性的价值。大众文化很容易有此倾向，因为它以反映大众的追求为己任，而不愿意或不能够像精英文化那样力图用自己的观念去影响大众。恰恰相反，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它反而竭力宣扬或迎合大众。从此角度看，它天生就是媚俗的。它没有批判性，因为它没有立场和理想，或者说它的立场和理想就是无批判地附和大众、讨好大众，以赚取白花花的银子。这种无批判的迎合很容易走向庸俗、鄙俗、低俗或低级趣味。这方面例子很多，兹不赘述。
娱乐性。大众文化轻松愉快，娱人耳目，悦人身心，有娱乐性的功能。它不追求高深的学问，也不受制于什么崇高的理论，没有什么心灵的重负和十字架。它只追求快乐，或给大众带来快乐。正因为如此，大众才愿意慷慨解囊，让文化商赚得盆满钵漫也心甘情愿。这也与时代的精神相合，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必然也是享乐主义精神流行的时代。人们纷纷摒弃抽象的理想、玄妙的神学、超验的终极关怀，而关心此岸的幸福、现实的快乐。大众文化迎合这一潮流，并为之推波助澜。娱乐性功能是其基本要求，也是其表现。电影、电视、报刊、杂志、广告、流行歌曲、畅销小说等，只要是大众喜欢的，无一不具有此项功能。相应地，电影电视明星、歌星、球星、导演、音乐制作人、畅销书作家或写手，取代了昔日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大师和道德圣徒的位置，成为新时代的文化英雄。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将军和银行家取代了昔日贵族和帝王将相，成为时代骄子。今天银行家当然还是社会风云人物，那是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则是大众文化明星及其制作者的天下，他们是时代的英雄和大众的宠儿。不过现在经济与文化已不能截然分开，文化渗透了经济，经济在打文化的牌。总之，银行家、当红明星和文化商携起手来一起向大众使出媚眼，大众喜欢什么他们就表演什么、生产什么、投资什么。大众当然喜欢感性的东西，追求感性的快乐。于是他们也以制造感性快乐为己任，格调与情趣再低也在所不惜，制造了当代大众文化一个又一个狂欢节，媚到极处，甚至充满肉欲，以满足观众的窥淫癖。当然，在大众看到肉欲的地方，明星和商人都看到了钱。钱和欲是推动娱乐型的大众文化繁荣兴盛的不竭动力。
消费性。大众文化是消费的文化，大众是消费的主体，文化是消费的对象。无论这些对象过去有多么显赫的地位，如文学艺术被称为女神，诗歌是皇冠上的明珠，哲学被称为科学的科学，理性则是世界的立法者，如今统统低下高贵的头。市场成为当今社会的主宰，大众则是市场最广大的消费群体，可以说是市场的主宰。因此昔日的诗艺女神老大嫁作商人妇，向大众低头，献媚邀宠，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大众既然获得全胜，也就当仁不让地把艺术家、文学家、演员歌手明星和小报记者、大报的通俗专栏作家的几乎所有作品来者不拒，一一拿来消费受用。这些作品全都是作者揣摩大众心理即兴创作的，其中虽有优秀之作，但大多数是即时消费，一用即扔，只图当时的快感，并不想回味无穷，追求不朽和永恒。因此只能是一些文化快餐，是语言自来水和文字麦当劳一类东西。这些东西是被批量生产出来的，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或通过走向市场大众消费获取利润。于是文化成为产业，成为商品，大众作为消费主体则成了上帝。当然，从个体或微观角度看，大众的地位仍很卑微，影星、歌星、球星、名作家、名记者、名导演仍是他们心目中高高在上的英雄。这些时代骄子向崇拜他们的人摆臭架子也不鲜见。但对于整个大众群体就不同了，他们必须想方设法献媚邀宠，讨好大众，当“大众情人”，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那就不仅是自绝于人民，而且是自绝于金钱，而在市场经济中钱总是不会嫌多的。
平面性。大众文化既然是消费的文化，一用即扔，即时享用，就不可能是什么深度性的文化。深度主要指思想深度，即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超出一般的现象层次，超出个体的感官欲望与感性享受，追求更高更深更有价值的东西，如理性、道德、真善美的理想和绝对无限永恒等终极价值。杰姆逊认为存在四种深度模式，即黑格尔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明显”与“隐含”，存在主义的本真与非本真，符号学的能指与所指。其实类似的还可以列举出一些，如基督教的罪与救赎。在我国主要是三大传统，即儒家的传统，西方启蒙传统以及革命的传统，特别是革命传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文革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政治开始淡化，极左的东西受到唾弃，但该传统的主流地位仍无可争议。然而所有这些深度模式在当代无景深的大众文化中都被消解了。大众文化似乎不要理想，不要价值，上下平直，时空消失，人只是活着而已，或迷失在当下的快感之中。当然这是极而言之，其实大众文化中仍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并根据这些对剧中人物褒贬臧否，甚至替天行道，惩恶扬善。但天不是超验的上帝，而是此岸的大众。大众的价值系统是它们的价值系统，即以大众之是为是，大众之非为非。大众总是现实的实用理性占主导地位，重视追求功利和感性的东西，不关心高深玄妙的东西，对过于崇高的理想与价值也无兴趣。大众文化更有意识地迎合这一点，渲染这一点。它创造了一个个郎才女貌、才子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而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以廉价满足小市民的审美快感。这几乎就是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全部深度。类似的模式一再重复，故事的结局一目了然，这样的文化其思想深度有与没有也就差不多了。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鼓吹“时空距离消失”和“平面无深度”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走红，为何当年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的大作家王蒙如今呼吁“告别崇高”，而发表《班主任》首开新时期文学先河的刘心武提出“直面俗世”。这些大作家并非拒斥一切理想，他们也许对极左政治的理想与崇高泛滥成灾不满，但更多的无疑是认同大众的现实追求。这种追求同以往的各种深度模式相比，无疑是当下的、直接的和平面的。
复制性。大众文化平面无深度的特点很大程度上与其复制性的特点有关，当然反过来说也一样，大众文化诸特点本来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复制，一方面因为模式相似，便于复制；另一方面因为文化成为产业，成为商品，因而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将之一批批大量生产出来，以便为文化商带来可观的利润，也为大众带来大批可供消费的“文化快餐”。过去，文化是精英们高度个体的活动，他们的产品带有他们个性的印记，难以重复，也难以替代。这正是精英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大众对之敬佩不已的地方。西方宗教改革前，识字的人都很少，《圣经》也不许随便读，文化为上层阶级所垄断。中国古代虽然有教无类，但一直是识字的人少，不识字的人多，平民百姓对文字本身有一种敬畏感。在此情况下文化只能是有闲阶级的专利品，不可能普及为大众所用。这样做也缺少技术上的手段。所有这些在当代社会已不成为问题。文字和教育日趋普及，现代传媒和高科技手段更能迅速而成本低廉地将之传播到每一个角落。虽然精英们靠着对价值理念和深度模式的垄断仍把统治权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在市场经济兴起以后很难继续下去了。理想主义的神秘光环已遭亵渎，追求享乐的潘多拉盒子已被打开，市场经济的兴起更为之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动力，还有高科技的手段，现代产业制度的介入，都为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提供了可能和推动力。这种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当然是复制的，就像其他标准化和制式化的工业产品一样，这种复制的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与以前相比当然缺少个性和创造性，但它却能够普及，能够便于普罗大众的消费，而不像过去只是精英的孤芳自赏。从此角度看，这样一种现象是进步，是文化的民主化；同时亦是倒退，是个性的毁灭和沉沦。是好是坏，全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虚幻性。大众文化给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带来快感，这是它的一大功绩，但遗憾的是这种快感却是虚幻的。本来文化产品作为人造物与现实就有一定距离，也可以说有一定的虚幻性，但在大众文化中这种虚幻却被大大放大了。因为大众文化着重表现的是感性的东西，现代科技又辅之以各种高超的手段，使它能惟妙惟肖地提高到似真地享受，如电影、电视、广告等。而传统的文化产品则重理性，重价值，重说教，也重个性，因此文化的受众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对象的差别和距离，一般不会迷失其中。而现代大众文化则以审美距离消失著称，如广告中的产品常常同美丽的场景和美丽的形象在一起，暗示你能得到类似的享受，刺激你的购买欲。而电影电视报纸传媒更以满足大众的窥淫欲和窥私癖为基本手段，同时也廉价提供惩恶扬善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故事，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慰。这也不同于传统的文学，以悲剧为更高的审美形式，以表现人性的冲突和毁灭给人以心灵的撞击，并鞭挞黑暗，抨击丑恶。在这里，人间的矛盾和欠缺一一化解了，几乎不会留下什么遗憾，虽然现实生活中的憾事和丑恶依然如故。因此，大众文化诚然能给人带来一定的抚慰，但代价还是嫌大了些，它的非现实性、无批判性和虚幻性客观上具有一种保守性，有利于既存的秩序。它充其量是一个令人短暂高兴的“白日梦”，仅此而已，我们也不能要求更多。正如尹鸿先生所言：文化工业用令人兴高采烈的预购，来代替现实中陶醉和禁欲的痛苦。“这种梦幻的享受，助长了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于是大众们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安全的梦境之中，逃避对于现实的介入，逃避对于必然性的束缚的实践的改造。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它是一种逃避，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行动，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2](p.22)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大众文化承担起改造世界的重担，但既然它取代精英文化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就不能不对之有所批评，否则若整个社会都沉浸到大众文化中不能自拔，大家都唱《后庭花》，肯定不行。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90年代知识分子第一次大争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正是围绕此展开的。对此当另文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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