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问题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7）03—0010—07
熟知不等于真知，这是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它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在一些语焉能详的理论常识中往往包含有不是真知的成分，提醒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探索的道路上，要区分熟知和真知，防止把熟知当作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真理。对一些熟知的理论常识进行重新审视，正本清源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返本开新获得真知。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我国理论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坚持这样一种共识，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近年来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简明马克思主义史》指出：“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唯物史观一道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1]64 这个观点来源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的一段话：“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2]740
这种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熟知，成为我国目前各种科学社会主义教材、普及马克思主义常识读本的既定前提。原因一是此观点由恩格斯提出，具有权威性、可信性；人们不需要对剩余价值理论的产生进行单独探讨，长此以往，剩余价值理论似乎就产生于《共产党宣言》之前，并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列宁对《共产党宣言》的高度评价，即“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3]“《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1]51。
以此来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并把它当作理论研究的熟知前提，会使我们陷入一种失去真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第一，从时间上看，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诞生于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诞生最早不超过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1867年《资本论》问世才对剩余价值理论作出系统阐述。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时间至少在1857年以后。而把它提前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时间错位。
为了论证我提出的观点，下面把剩余价值理论产生的过程简要阐述。（1）1843年末，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这一期间的重要研究成果。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还没有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由于初涉经济学领域，在《巴黎手稿》中基本是在哲学层面上对经济领域的某些现象进行批判。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只是以萌芽的形式提出过有关剩余价值的思想。（2）1850年，马克思恢复了由于1848年革命中断了两年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十几年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总结，代表着马克思50年代制定经济理论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要点，明确地把剩余价值作为独立范畴，从它的各种具体形式里抽象出来。恩格斯说：“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4] （3）1865年6月，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的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中，第一次以通俗的形式公开阐明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要点。1867年出版《资本论》，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学说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第二，从内容上看，依照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界定，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公认：“《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证。”“‘宣言’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对其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件。”[5] 这种熟知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恩格斯在谈到《资本论》出版时说，“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6]，这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问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尚处酝酿之中。因此，《宣言》的马克思主义诞生说满足不了由于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自身逻辑、理论发展脉络来研究，应有文本深度耕犁和追求真知的精神，澄清这一熟知的内在悖论，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本来面目。
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但并不是天生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由不科学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又是同他的世界观、政治立场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并未写过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专著，他对社会主义的阐述总是针对具体问题结合哲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理综合进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并不简单是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更多的是对同代人借鉴、批判改造的结果。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具有理论背景意义，重要的是马克思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借鉴、批判改造了费尔巴哈、赫思、卢格、蒲鲁东等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以哲学批判方式去思考那个世纪问题的中心，从而达到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起主导作用的是哲学变革，是在哲学上为社会主义奠定科学世界观的基础。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不是现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创立”[7]。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与唯物史观的诞生是一体化过程，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论特征不是维护现存世界的解释体系，而是改造世界的体系，在实践的层面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2]777。他“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8]42。有了这种基础，社会主义就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论证，诉诸武器的批判，其宗旨是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8]48。“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8]40 这些思想既是唯物史观的科学表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
这说明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它是马克思在探究唯物史观的道路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标志。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使科学社会主义由诞生走向成熟发展。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和真实可靠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进一步充实、丰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使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由抽象逐步走向具体。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应该是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它体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体化。
第一，共产主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现实生产过程，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灾难和破坏力量，它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实际上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角度指出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根本上扬弃了以人的本质作为衡量历史尺度的伦理共产主义。
第二，共产主义是消灭私有制、解放生产力的革命实践。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反对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把共产主义仅仅看做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他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8]40 如果不具备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8]44。
第三，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自《德法年鉴》以来的一贯思想，但究竟怎样定义无产阶级，在他的不同思想发展阶段上却是不一样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接把无产阶级同生产力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看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大工业所产生的那个无产者阶层走在这个运动的前面”，“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并与之对立的阶级”，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8]68—69，他“将抛弃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他的一切东西”[8]77。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决定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8]78“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种权力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倒”[8]81。
第四，马克思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事业的思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8]39，“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8]40。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事业的思想，是同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科学论断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国际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已经打破民族和国家的屏障，只有在大工业所提供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世界性联系中，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为共产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世界历史的形成离不开资本主义，但世界历史的未来并非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为人类解放及其社会发展指明了前途。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9]。世界历史的发展必将突破资本主义制度，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为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准备了必要条件。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0]86。而这些条件，正随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及其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
第五，马克思根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的思想，主张批判“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有两个绝对必需的前提。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会重新开始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二是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各个个人的存在。他认为，如果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就会造成以下两个后果：（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仍然处于地方性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于是得出结论说，“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8]39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是使共产主义成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8]40
第六，“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0]89。从个人解放的含义来看，要获得个人解放，必须要打破旧式分工的限制，获得全面的社会关系。而从世界历史的内涵来看，世界历史恰好为人们获得全面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条件。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个人解放都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而同为生产力高度发展产物的世界历史与个人解放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就不可能有个人解放，反之，个人朝解放目标的接近又会促进世界历史的形成。“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8]516。而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获得解放，因此，个人解放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8]516 这种联合即是个人之间的自由联合。正是在相互联合中，每一个人都通过相互的交往而获得人的世界的全部内涵。
第七，共产主义具有经济性质。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从寻找“本质”开始的，而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8]236。“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8]79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提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见，从而剔除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带有伦理色彩的共产主义杂质，并与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五点。
（1）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他们充分肯定工人们在共产主义的宣传中所说的，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当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无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8]330
（2）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首先消灭私有制，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为消灭私有制准备着历史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而私人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8]516。“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8]76。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对消灭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作出了深刻的论述。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让每个人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但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内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第一次作为大工业所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8]74。其次，这种占有受到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8]516。此外，“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毅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8]76—77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消灭物的关系对个人独立化和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形成的社会中，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8]37 马克思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而且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在共产主义者那里，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对立的基础消失了”[8]239
（3）对整个社会生产实行计划调节。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贸易就“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趋于衰亡。因此马克思主张，“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8]40。
（4）对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马克思曾经认为，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只是这样一种生产和交往的组织，在那里人们可以实现一切正常的需要的满足。他们反对在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实行按能力计酬的原则，而主张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他们明确地说：“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8]637—638
（5）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统治。资产阶级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产阶级，同时把原先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和等级不同的地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
马克思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8]78 “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有“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8]84—85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体化。它的深刻内涵在于：（1）时代精神与时代课题的统一。青年马克思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是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共产主义从何而来。回答解决这一时代课题必须着眼于时代精神，对旧哲学进行批判改造，以特殊的敏感和洞察力在历史深处把握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社会主义不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就不能由空想变为科学，唯物史观不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也不能成为时代真理。（2）实践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统一。实践唯物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状况”进行改造，并使之革命化。这与共产主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实践是一致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共产主义实践是实践唯物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方式实践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解读马克思，它的理论价值在于澄明：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由空想变为科学的，而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同步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指明了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则从基本原理和内容上对这一趋势、必然性作了深刻的展开。
这样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有助于我们真实地再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思想进程。（1）“两块基石”说的前提是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时间推迟到19世纪50—60年代以后，其佐证是剩余价值理论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整表述出来的，恩格斯也有言，即社会主义，在《资本论》中才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2）与此相联系，“两块基石”说与《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相悖。《共产党宣言》问世于1848年，发表的时间在剩余价值理论产生之前。《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成熟、发展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是唯物史观，它从社会物质生产力、生产方式是每一时代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出发，论证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进一步贯彻、发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唯物史观的创立，为科学地解剖现实社会提供了认识工具，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完成伟大的革命、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创造了条件。这样理解有可能更贴近青年马克思。（3）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构成上，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从实证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提供了科学佐证。它应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中，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角度，它则不在基本的要件之中。
因此，从传统的、熟知的认识中，开辟一种新的观念，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需要准确地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的思想状态。切勿不经过读原著，不细心研究，就人云亦云地跟着熟知走，丧失了理论工作者应有的严肃、求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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