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历史上的直接“三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台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闽台历史上就一直存续着直接“三通”，即通航、通商、通邮。其背景尽管千差万别，但规律基本一样，直接“三通”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一、闽台历史上的直接通航
福建是大陆距台湾最近省份，地缘关系最密切。闽台仅隔不宽的海峡，最窄之处（台湾新竹与海潭岛之间）仅为130公里，厦门港—高雄港306公里，福州港—基隆港276公里，湄洲湾港—台中港196公里。福建台湾港口远则朝发夕至，近则朝发午至，一天可以往返。两门两马则距离更近，厦门—金门仅2.3公里，马尾—马祖46公里。福建直航台湾便捷的特殊位置，“直接三通”后将大大节约运输成本。福建货物直航台湾比经香港绕道航程缩短2/3。因此直航将提高福建外贸出口的竞争力，增加福建的出口渠道，有利于福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闽台一旦率先正式直航，福建与台湾位置优势更会突显出来。福州、厦门两港可转运华中地区的货物，福建在两岸经贸关系中将成为中转枢纽。届时福建将成为两岸经贸人员交往的最重要的通道和基地。
福建海岸线绵长曲折，北起福鼎沙埕的南关山，南至诏安宫口的两端，直线长度535公里，曲线长度3324公里，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度的18.3%，全省有自然港湾125个，其中沙埕、三都、罗源、福州、湄洲、泉州、厦门、东山等八大港湾，水域深阔，终年不冻，能纳万吨以上船舶。沿海地区较大的冲积平原——漳州、福州、兴化、泉州等是福建交通的要冲，舟楫往来、货物集散和旅客进出的基地。福建省的港口资源是一大优势。海岸线漫长，达3324公里，居全国第二位，有多处天然深水良港，并有良好的避风条件，能满足5～10万吨，甚至30万吨级船舶进出的港湾。目前，已建成海港54个，码头泊位399个。其中货运泊位联部325个，客运泊位65个码头，最大靠泊能力为10万吨级原油码头，还有5万吨级的散粮码头，2万吨级的煤码头，以及集装箱、杂货码头和客运码头。
台湾是一个岛屿省份，岛屿众多，海岸线长。台湾本岛海岸线就有1566公里，包括了东部、北部、西部与南部等四个不同海岸。
台湾港口主要分布在西部海岸。如彰化鹿港、台南布袋港、南部安平的鹿耳门、高雄港等。
春秋时期以前，福建属百越之地，七闽部落活动在这一荒服之境。他们在与江海险滩波涛的搏斗中，锻炼和造就了“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的特长。战国末期，越国败于楚，其后裔入闽。自无诸立闽越国，它与中原先进地区有了交往，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许多先民逐步变成“以船为家”的早期船民。
三国时，福建不仅有了沿海航线，而且开辟了从大陆到台湾岛的航路。三国时的夷洲，即今台湾岛。孙吴一支万人船队，横渡台湾海峡，到达了夷洲。其出航地点虽未见记载，但船队的蒿工楫师，都是闽粤之人。
隋代，隋朝政府至少有3次对台湾的航海活动：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派遣虎贲郎将陈棱率兵万余人，由义安郡（今广东潮州市）启航，横渡台湾海峡与南海之间水域，先至澎湖，后到台湾，前后共费时月余。隋王朝接连3次浮海去台湾，均因福建南部尚未开发，而发自广东。但有记载，当隋之时，地方政府曾携回台湾人5000户，令其居于福建福庐山（今福州福清县），明代尚存其裔。
南宋乾道年间已定期派兵到澎湖巡防了，后因“更迭劳扰”、“劳费不资”，汪大猷才亲临其地，并且建造兵营二百间，留屯水军，进行长期的驻守。
元朝统治者不仅驻兵澎湖，而且还进一步招谕台湾。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海船副万户杨祥，请求带兵六千人去招降，朝廷从其请。到成宗元贞三年（公元1297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再次请求诏谕，元朝政府批准他的要求，同年9月，高兴派遣省都镇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率军赴瑠求国招谕，由于这次规模较小，仅生擒俘虏一百三十余人而返。
勇于开创的福建海商，在与明政府不断斗争中，探索、总结了不少远洋航路（当时称“针路”，因其以指南针辨别航向而得名）。有纪录在史的有52条。这些航路多从漳州月港起程，其中经澎湖至鸡笼（台湾基隆港）、淡水（台湾淡水港）是最繁忙的航路之一。
闽、台隔海相望，福建沿海处处可以登岸，为福建百姓东渡提供了有利的航海交通条件。康熙年间，海禁尚严，闽台往返船只，须经厦门出入盘查；厦门至澎湖，须官兵护送，大大限制了闽台交往。至雍正十年（1732年）始允许有“田产生业”者，向地方官申请，然后报批准，“填给路引”，携眷赴台。自此，大批携妻带子、举家搬迁成为移民台湾的特点。以往闽人赴台多是单身前往，不时返乡，属于临时性质。而今携妻带子在台湾定居，则作长期打算。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汉民达241217户，人口逾200万。较之郑氏集团统治台湾时，150年间增长10倍。
19世纪60年代台湾诸港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外国轮船开始驶入，往来闽台各口岸间，促进了闽台两岸海上交通的发展。同治六年（1867年），先有英商德忌利士公司的“台湾”号轮船，行驶台湾、厦门之间，但因船小，不久撤走。同治十年（1871年），该公司则以“爹利士”、“科摩沙”、“海龙”和“海门”等4艘轮船，分别行使香港、汕头、厦门至台湾的安平和淡水两线。继则光绪七年（1881年），福建船政局“官轮商雇”的“永保”、“琛航”两艘轮船，亦循环往来于福州、厦门至台湾淡水、安平之间。及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有国营招商局两艘轮船，兼航厦门至台湾之间。此外，还有不定期外轮常川航行于福建、台湾各港口之间。如台湾南部的打狗（今高雄）港，1869年只有1艘轮船到港，1871年增加为10艘，到了1876年达到41艘。
据不全面的统计，从光绪元年至十九年（1875～1893年），仅厦门一港与台湾往来的旅客，合计为232631人次，按前后19年（中缺一年）平均每年为12924人次。其中，从厦门到台湾者，平均每年为6397人次，从台湾来厦门者，平均每年为6527人次。
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从此，台湾及澎湖列岛的航运与贸易，全被日本统治者所控制与垄断，但由于闽台之间长期以来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加以台湾居民中祖籍福建的约占80%以上，两岸人民之间的互相往来、互通有无的关系仍然继续存在而且不断发展。
据记载：1895年至1940年的43年间（缺1928、1929、1930年）仅厦门口岸出入台湾人数统计为：出共计32.4803万人次；入共计42.2916万人次，平均每年与台湾往来的旅客为17388人次。①
二、闽台历史上的直接通商
1980年7月，台湾考古学者在台湾台东县卑南乡发现许多两千年前的古石器、古陶片及古玉器，经过研究，确认其为大陆南方古越族所特有。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派遣虎贲郎将陈棱率兵万余人，先至澎湖，后到台湾，前后共费时月余。据称：“隋军至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②”。“可见隋朝舟师抵达台湾之前，大陆与台湾民间已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③”，才有初见船舰，以为商旅之状。这说明：
其一，进一步说明与隋军作战的这个族群，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经济上已懂得贸易交换，交换的对象主要来自大陆。
其二，这说明海峡两岸间存在着一定的民间贸易往来。三国至隋的三百余年间，大陆战乱仍频，在文献上关于大陆人与台湾来往的记载较少，但不能排除民间的小规模的来往，只不过这种来往是民间的，规模又小，因而罕见于史籍。
至唐代，福建居民与台湾居民的经济交往也进一步密切。唐中叶，有一名进士学者叫施肩吾，广闻博识，曾亲临台湾，目睹台湾现状，回大陆后作诗多首以记载台湾之行，其中一首为《岛夷行》，诗曰：“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群处无相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盐水。”在当时的台湾已出现所谓“鬼市”，即黑市，也就是走私贸易，说明当时闽台两地海上货物交流已很频繁。
近年，考古学家在澎湖发现了数处“宋墟”，其中白沙乡的一处完整房基长13米，宽5米，建材多出自福建，年代约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宋代的陶瓷残片及元宝、钱币等。
澎湖地处海路要津，元代方志说，当时到此的商船，“岁常数百艘”。
宋元时代人们依然按照隋代的称呼称台湾为琉球。虽然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与《宋史外国列传》的“流求条”是以《隋书》为基础加工而成，但对于方位却明确得多了：“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诸蕃志》还加上了新的内容，说“土人间以所产黄蜡、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屿。”
南宋时，宋朝军队正式驻守澎湖，并将其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这时，在传统南海航路以外，中国水手们又开辟了一条由福建直通吕宋、苏禄、婆罗洲（今加里曼丹）诸岛的新货运航路。澎湖位于这一航路中途，时有商船停泊，出现了“工商兴贩，以乐其利”④。
福建海商在国内沿海广泛进行航海贸易，台湾淡水、鸡笼二港又为福建海商两个活动据点。傅元初《请开洋禁疏》称：“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曰台湾省，与红毛番为市，红毛据之以为窟穴。自台湾两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持货私至鸡笼、淡水之间地，与奸民阑出者市货其地，一日可至台湾”⑤。
郑芝龙在台湾所经营的海上贸易活动非常活跃，早在他从台湾攻回福建（1626年）之前，就已“置苏杭细软，两京大内宝玩，兴贩琉球、朝鲜、真腊（今柬埔寨）、占城（今属越南）、三佛齐（都城在印度尼西亚巨港）等地”。
由于海商们的频繁活动，当时福建与台湾的货运联系是密切的。据统计，从1636年11月至1638年12月共2年零2个月，由福建往台湾的贸易船有1014条，台湾回福建的贸易船672条。其中虽然有的是渔船，但当时的渔船也兼营贸易，所以都按贸易船统计。
公元1644年（崇祯17年） “淡水已出产大量之琉磺，由于中国有战事，故多输往大陆，本年初有大小帆船30艘，为装运琉磺而开来淡水”⑥。
台南、凤山及嘉义一带居民，有筑鱼□养殖“虱鱼目”的习惯。而“虱鱼目”最好的饲料来自福州的茶籽饼（俗称“茶丘”，即茶籽榨油后所剩之渣粕）。古田、闽清、侯官、永泰各县盛产茶丘，且质佳，集中福州后输往台湾，每年约有四五千担。
当时，闽台往来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运米，可博赢利，故急公乐运，其定例：梁头宽2丈以上者，配运180石；宽1.6丈以上者，配运130石。直至乾嘉之世，仍在继续，未尝间断。
在五口通商前，福建沿海木帆船商运仍有所发展，从厦门港出航，东向可对渡台湾。一年之中，船舶可往返数次。
自实行闽台指定口岸贸易政策后，闽台地缘优势得以发挥，闽台间的物资交流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
在清代前期闽台间物资交流中，台湾主要提供的是农副产品。《闽政领要》云：台湾“其种植者稻、粟而外，更有栽种糖蔗、番薯、芝麻、落花生、绿豆等项，以资民用。丰收之岁，所产米、粟除供台澎等处民食外，其余粟石运至内地，接济漳、泉民食。”“至台北一路出产米谷，泉、漳地方终岁民食，仰赖于彼□仔各船赴北赂贩运。”
成书于康熙年间，由陈文达编纂的《台湾县志》在对台湾海道的叙述中有如下记载：“台湾地极东南，上通江浙，下抵闽广，来往商艘，岁殆以数千计。”这里指的显然是康熙年间大陆与台湾的通商航运情况。
雍乾时期，台湾与福建一省的贸易的商船，亦有千艘。贸易商船有“糖船、横洋船，材坚而巨大者可载六七千石。”由于台湾同大陆的通商贸易经营获利丰厚，台湾海商往返大陆一次，“获利数千金”，使台湾海峡出现了“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的盛况。仅台湾府治一地，即有贸易商行二十余家，商船一千多只。
乾隆末年，台湾与大陆的贸易达到了新的阶段，仅粮食一项，台本产各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商运常百万，江、浙、天津亦至。”⑦如此巨额的粮食贩运，即使全部使用运转量达三千石的横洋船，每年仅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运粮船只，亦当需有五百艘次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无从计数的走私粮食的“编港船”。连横的《台湾通史》指出：“雍乾之间，商务大盛，帆樯相接。”
闽省供给台湾的商品十分丰富，几乎包括除了粮食以外的其它各种生活和生产必需用品。台湾“百货皆取资于内地。”
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台湾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煤炭产量，在基隆附近的八堵地方，设置机器开采煤炭，年可产煤约140～150万石（合7.0～7.5万吨）。遂在上海设立“台湾煤务公司”，自售煤炭，并于厦门、汕头、香港等地，托商代销。每年运至福州、厦门的煤炭，多者30～40万担，少者10余万担。
19世纪末，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29年国民政府逐步收回关税主权，2月1日实施进口新税则，大幅度地提高了关税税率，日本人则纵容走私分子以台湾和福建沿海众多岛屿为基地，组织走私集团，走私高税物品，形成20世纪30年代福建沿海走私高潮。走私物资以进口白糖、煤油、毛料，出口以中药材和白银为主。卸货地点有连江的黄歧、马祖，福清的高山、海口，惠安的秀涂、崇武等上百处，其中福清的高山是最为著名的走私巢窟。在走私猖獗时期，来往于闽台之间的走私船每天达数十艘，从海上走私出口的银元平均每月四五百万元之多。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有外国船舶由厦门将鸦片转运至台湾销售。咸丰四年（1854年），葡萄牙的快速帆船，经常往来于厦门至台湾之间，将鸦片夹以少量货物混进台湾，而换回大米。
除了福州港、厦门港及宁德三都澳港与台湾有直接的通航贸易外，泉州地区的秀涂、獭窟、崇武、蚶江、深沪、安海、东石、洛阳，龙溪地区的石码，惠安的崇武等港，亦有与台湾的台北、基隆、新竹、台中、鹿港、新营、布袋嘴、台南、高雄等地进行海上交通贸易。
随着闽台海运与贸易的增进，位于九龙江出海口的龙海对台湾的航运与贸易业务也日益扩大，当时，龙海行驶台湾的三支大桅杆的木帆船、载重在50吨至70吨的共有110多艘，运载去台的货物有纸箔（花金）、杉木、红糖、红料（砖、瓦）、陶器（大缸）、瓷瓶等，运回的货物有白糖、糖水、樟脑、面粉、生油等。⑧
三、闽台历史上的直接通邮
福建古属东越地区，秦统一中国，置闽中郡，中央政权始达福建。唐设福建经略使，是福建命名的开始。历代政制虽有不同，而疆域没有多大更改。台湾古称夷洲，隋代改称流求（亦称琉球）。至明末崇祯年间，始称台湾，在公元1885年建省以前均隶属于福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历代王朝在传送公文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古代通讯机构的名称很多，通称“邮驿”。它除了为官府传送公文外，还要为来往官吏提供交通工具，招待食宿，运输公物等。福建通信，源远流长。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馀善在浦城仙楼山巅及汉阳城设烽火台起，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福建地处东南海隅，山高路隘，开发较晚。据最早记载，唐代始有邮驿设置。（古代邮驿是传递公文政令和接待来往官司吏的交通机构，福建自秦汉设治以来，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使往返，自有常设机构来处理它，但缺乏完整的记录。）由于境内地势崎岖，林深苔滑，地广人稀，修路不易，初期驿运偏重于水路。五代王审知主闽时，福州有登镛门邮驿，兴化府有迎仙驿和太平驿，有的称它为待宾馆和枫亭馆。
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福建成为后方重地，驿运设施渐趋完善。30里有驿，非通途大道叫馆，其下设有亭、铺。驿、馆有马递、步递和急递。驿、馆、铺配设的员役叫做“供申”、“节级”、“铺丁”。全省共有42驿，8馆，1亭，12铺。
元朝称邮驿为站赤（蒙古语译音）。站赤之间运输，陆上用马、牛、驴或车；水上用船。福建全省有30驿，10站，23铺，驿路与宋朝略同。
明朝，福建全省邮驿有41驿，653铺和11个递运所。其中水驿置20艘或10艘，偏路置7艘或5艘。
而据《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记载当时台湾情形：“夷洲地处深山大洋，聚落星散，没有君长制，但有十五社氏族居住该岛。多者有千人一社，少则五六百人一社。无徭赋。以女子多者为雄，听其号令。虽居海中，酷似畏海，不善操舟”。至清代台湾交通邮运才出现根本变化。
清朝邮驿归兵部管理。福建邮驿按“九府”（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和福宁府）、“二州”（龙岩州和永春州）设立驿站，共有59驿、9站、788铺。
据记载，台湾在清代设治后始有邮驿出现。共设置47铺。⑨
有关雇用夫役待遇，府铺兵稍高于县铺兵，如府铺兵年工食银为七两二钱（折268.6克），而县铺兵变只有六两（折223.8克）。工食银外，还有火把银年六钱四分至一两五钱三分（折23.9～57.1克）。说明当时急递文件也是日夜兼程的制度。
清光绪二年（1876年）在驿站之外复设文报局，利用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递送官府公文和外交文报。福建在福州、厦门和台湾府的台北、台南、基隆设文报局。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八月，法军攻占基隆，台北、基隆文报局无法与福州、厦门文报局联络，为沟通台湾与大陆文报往来，另在台湾的鹿港和泉州设立“道济公栈”以通台湾文报。
中国古代邮驿（含文报局），历代均为国家官办，只许传送官府文书，除了宋朝还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外，一般都不准付寄私人信件。民间通信，富商巨室派家丁或雇“脚夫”递信传书；一般百姓靠托人携带传递。《台湾通史》也记载：台湾自有移民以来，闽台之间“民间私信必觅长足以寄”。
由于闽南民信局多系专营或兼营国外华侨银信业务，因闽南方言，称信为批，亦称侨批局或批局。主要由于出国华侨，思念家乡，为与祖国亲友互通信息或汇寄银钱，起初多托人捎带，久之，逐渐形成专业的侨批局。侨批局大大便利了闽台与海外的邮运。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占领福建省台湾府恒春半岛南端，清政府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为钦差巡台，率水师前往增援。沈到台湾巡视后，在“会筹台湾大概情形折”内奏称：“台湾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这才首次获得清廷批准，开始筹办电报。
1877年5月8日，丁日昌制定出修建电报的具体方案：“台湾南北路途相隔遥远，文报艰难，设立电线，尤为相宜。臣现拟将省城前存陆路电线移至台湾，化无用为有用，一举两得。并拟即派学生六品军功苏汝灼、陈平国等专司其事，定于四月动工。先由旗后（今高雄）造至府城，再由府城（今台南）造至鸡笼。目前暂不雇用洋人，……”1877年5月26日，丁日昌制定的修建电报的方案奉旨施行。
丁日昌所依靠的技术力量是原为筹办福厦电报而设的电报堂培训的学生。至于器材，完全是把福州库房中保存下来的移到台湾。负责修建工程的具体负责人是武官沈国先。1877年8月18日动工，同年10月11日完工。由于经费不足，只修了从台湾府到旗后的一段，在台南、安平、旗后还设了三处报房。电报线全长95里。这条电报线的建成，引起各界的重视，英文《北华捷报》说：“打狗地方（即高雄）已建立了电报，并由中国人掌管。……这些都是在福建巡抚丁日昌在任时的措施，他确实打算大规模经营并开发台湾的资源”。英国人寿尔访问台湾后指出：丁日昌“用一条电报线把首邑台湾府和打狗港连接起来，并筹划用铁路联络两城”。可见，这条线路虽然不长，却是中国自己修建，由中国人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邮电史的新篇章。⑩
1886年11月台湾与福建分开，正式建为一个行省。台湾巡抚刘铭传在任期间，积极开办闽台邮运事业。于1886年，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和电报学堂。于1887年4月，基隆、沪尾至台北电线开工。9月，先敷设台北沪尾至福州川石的170里海底电线，实现了福建省与台湾省的电报联络。又安设了澎湖至安平的53里海线。12月，由台南接办陆路电报线，经彰化而北。1888年3月13日，陆路电报线接通。总计水陆设线1400余里，分设川石、沪尾、澎湖、安平水线房四所，专备飞捷轮船按月巡查维修海底电线。闽台海底线的自主铺设，加强了台湾与内地的联系，对台湾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台湾的通信在近代之前，用驿站制，每十里设一铺，派铺兵传递公文，昼夜行300里。民间至光绪初年才有信局，与厦门、汕头、香港通信。外国人的邮件从台北、台南、基隆通厦门、福州，转上海、香港等地，由领事馆办理。
1888年3月12日（光绪十四年正月三十日）在台湾全省创办了官府、商民都可使用的近代国家邮政。这也是我国独立自办近代邮政的开端。
台湾邮政是在原来驿站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管理全省邮政。改省内各地驿站为邮站，将原来的驿站头目、站书、兵丁改为邮站工作人员。
台湾邮政总局在1888年5月前发行了两种邮票。一种专供官府文书贴用，记重量不计邮费，标有“台湾邮票”字样；另一种专供商民使用，标有“邮政商票”字样，记重量也计邮费。
发往大陆信件交由大陆相关口岸的海关邮政传递。为方便两岸邮运，台湾邮政总局还购置“飞捷”、“南通”二艘轮船，定期往来于厦门、福州及上海、广州等地。此前，1887年，福建巡抚岑毓英就争取到船政大臣支持，派发“琛航”、“永保”轮往来厦门——台湾之间。为通信快捷，之后又增派“伏波”、“万年清”号轮往来闽台之间。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清政府战败，根据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台湾人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在黑旗军首领刘永福领导下曾建立过地方政权，继续抵抗日本侵略者，于1895年还发行过“独虎图”邮票，在闽台等地使用。(11)
1900年（光绪二十五年、日明治三十二年）十月间，日据台湾时代的大稻埕电信局收买经由台湾淡水——福州川石山间海底线与我川石山东部扩张电信公司电信局通报，同时公布：“该海底线限用于台湾之收发电报。”并自是年十一月六日起开始使用该线路通报。
台湾官办邮政，始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后，参照大陆旧制创办铺递以传递军书与县治公文。民国5年（1916年）9月，台湾的石田洋行以海顺丸航行于基隆（或淡水）与福州之间，运送来自台湾的邮件。据《台湾省通志·经济志·交通篇》记载：民国23年（1934年）4月至民国24年3月，福州发往台湾信件计2257件。同期台湾发往福州信件2269件。
日本占领台湾后，两地邮件先是由英国太古洋行运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月，改由日本大阪商船会社运送。民国16年由基隆、福州线（每月4次）运送。
抗战胜利后，福州发往台湾省的邮件，则利用海军军舰和商船运递。由于舰船以及轮船航班不定期，福州发往台湾的邮件，有时由上海转运，或由福州—台北航线班机运邮。
注释：
①详见《闽台关系资料》表304页。资料来源：《厦门海关报告》附表（三）、（四）。
②汪大渊：《岛夷志略》澎湖条。
③高拱乾：《台湾府志》卷3。
④明人董应举：《崇相集·福海事》。
⑤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四《艺文》。
⑥明人何乔远：《闽书》卷六《方域》。
⑦《福建航运史》卷34。
⑧《福建航运史》卷45。
⑨《福建通志邮驿志》卷33。
⑩《中国邮传志》下册第367页。
(11)《中国邮传志》上册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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